《辛亥革命》的表述、想象及其政治訴求同學們，大家好，由張黎導演的《辛亥革命》圍繞著推翻君主，建立民主這一核心主題和意義對辛亥革命進行了再現。但我們所要勘察的一方面是《辛亥革命》所再現的辛亥革命歷史事實和歷史史詩，另一方面是《辛亥革命》是如何來展示辛亥革命的歷史記憶。也就是說，在《辛亥革命》的具體敘述中隱藏了怎樣的國家意識形態對革命的表述機制，對革命英雄的想象圖式以及表達了在當下社會語境中的何種政治訴求和意愿，“如果說電影是由一系列鏡頭組成的，它們是按一定的方式被制作、選擇和組接的，那么這些操作將為設計和實現某種意識形態的立場服務。這部影片的內涵從三個方面進行了闡釋。我先說一下第一方面一、革命表述與國家認同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者道格拉斯·凱爾納認為:媒體文化中的圖像、音響和宏大的場面通過主宰休閑時間、塑造政治觀念和社會行為，同時提供人們用以鑄造自我身份的材料等，促進了日常生活結構的形成，人們使自己嵌入到文化當中。換而言之，電影在為觀眾提供視聽元素的同時，也為觀眾提供了認知國家、民族、社會和自我的諸多材料，并通過這些視聽材料在個體精神中的滲透和灌輸來塑造個體的思維觀念和社會行為，使其在個體的認同體系中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如果按照道格拉斯·凱爾納的這種邏輯進行推演，《辛亥革命》同樣為個體提供了認知材料和認同聯系方式，并構建了關涉某一對象的態度和觀念。具體而言，《辛亥革命》為我們提供了關于中國現代革命的革命群體、革命理念、革命機制和革命實踐等一系列元素和材料，并對其進行意識形態化的意義生產，進而使我們對辛亥革命形成高度認同，使個體的國家皈依、社群歸屬、歷史認知和社會實踐具有同構性和同一性，能不能正確地反映歷史，揭示社會發展的本質，關系到人們對歷史的正確認知，對國家對民族文化的認同。而《辛亥革命》的這種革命表述和國家認同意愿在影片開端秋瑾就義中關于革命的闡釋場景中表現得十分顯著，整部影片也是圍繞著革命這一核心主題展開，并主要將其投身到孫中山這一人物身上。孫中山的革命理想主要集中在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建立現代民主共和體制和解除個體的精神奴役，實現民眾的自由、平等和博愛上。再現了孫中山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在民族危亡時機，經過反復的考量，艱辛的探索和無畏的犧牲，最終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具有現代意義的民主共和制政體，展現了孫中山崇高的革命形象和無私的革命思想和精神。正是由于以孫中山為表征的這種革命行為、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的正當性、合法性和崇高性使其超越了地域、種群、宗教和文化之間的隔閡，使人們認識到現代國家和國體的建立是個體發展、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和基礎，民族的現代化構建，個體公民身份的獲取和民主社會的建立都是與現代國家認同有著內在的關聯。這就要求，每個個體都要具有對現代民族國家高度認同的訴求，并主動將自己投放到創建現代國家的進程之中，從而使其由以封建傳統政治文化為根基的舊式國家認同向以現代政治文化為內質的現代國家認同轉變，并從封建國家專制的奴役中解放出來。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辛亥革命及其革命精神被提純轉化為一種不可辯駁的政治思想資源，一種國家社會實踐的合法性形象，一種國家歷史的精神圖騰，一種符合民主、正義和自由的標志符號，另一方面，在對民眾參與革命認同的過程中，民眾由傳統的政治附屬體上升為政治主體，即國家的主人，革命成為民眾自己的事情。而國家也恰恰是在民眾的認同過程中而重新確立了自己的合法性，至少在當時一般民眾心目中，‘革命’已深具政治正義性與合道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革命話語成為《辛亥革命》的惟一話語和思潮，改良主義、民粹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話語和思潮依舊在其中閃現，只是得到的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否定而非認同。二、革命英雄與國家神話雷蒙·威廉斯在《關鍵詞》一書中指出:在歷史上由武裝起義或暴力沖突所引起的政治爭議中，革命專指暴力顛覆。在某種意義上，《辛亥革命》就是中國現代革命暴力的展示，電影中充斥著大量的暴力場景和細節，革命本身就是最殘酷的沖突，各種人物都被卷入革命大潮之中。影片中大量殘酷的戰爭場面不斷地沖擊和考驗著觀眾的精神承受力，導演企圖用這種真實的暴力場景來還原辛亥革命的歷史本相。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否定革命的暴力和犧牲的意義，但我們需要考量的是電影描述了革命暴力的哪些內容，革命暴力與革命英雄之間有何種內在關聯，對革命英雄的暴力行為如何闡釋和解讀，革命英雄的暴力行為與現代國家神話建構之間存在怎樣的指涉和關聯。《辛亥革命》對革命英雄的塑造在某一方面主要是通過對英雄革命暴力的展示來完成，并集中在黃興這一人物身上。在影片中黃興最引起觀眾情感共鳴的不是它的革命思想和軍事才能，而是在戰場上舍我其誰的革命氣概和革命人格。在一定程度上，黃興的革命英雄氣質和革命暴力行為成為確定其歷史意義的一個標識和原點。尤其是在當黃興俯覽長江江面上14省宣布獨立的木牌的場景，更是將黃興的革命英雄形象和革命家的壯志情懷展示得淋漓盡致。雖然黃興這一革命英雄形象在線性時間鏈條上已經處于“前現代”階段，但革命英雄所進行的革命實踐、革命思想及其所涵納的價值體系卻沒有線性時間性，它以同樣的方式解釋現在、過去和將來。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把《辛亥革命》中關于以黃興為代表的革命英雄敘事闡釋為一個關于現代國家的神話敘事，黃興等革命英雄雖然是一個歷史事件，但他們卻為我們解釋現代國家的起源和意義提供了一個沒有時間限制的開放性場域和原始模型。從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創建民主共和政體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延伸到當下社會所進行的民族復興運動，我們都可以在革命英雄身上尋找到線索，革命英雄及其暴力行為與現代國家建構發生了不可分割的關聯，從而被提升為一種政治話語和國家神話。或者說，《辛亥革命》對革命英雄的塑造已經成為一種政治儀式和重塑現代國家神話的手段，通過對革命英雄的認同和宣揚使人們的精神世界產生震顫，進而對人們的情感進行喚詢，最終完成人們對革命英雄的無限崇拜和敬仰。至此革命英雄確立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與此同時，與革命英雄緊密相連的建構現代國家事業也獲得了神話的地位，“愛國的詠嘆”和“強國的夢想”在英雄身上實現對接。這種關于革命英雄與國家神話的敘事不免讓我們產生一種警惕和懷疑，在辛亥革命歷史進程中國青年學生對革命英雄的復雜情感，普通民眾對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膚淺理解，革命中心城市與邊遠農村對革命輻射效應的截然不同的反應，晚清的民主共和政體與西方現代國家政體之間的分歧與背離等問題，并不能因為革命英雄和現代國家政治正當性的建立而被遮蔽起來，至少應該在影片中留下一個思考的裂隙。三、革命女性與國家氣質導演張黎曾經表達過對《辛亥革命》的期望:希望能把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拍攝成為一部感人的、有震撼力的、有生命質感與人格氣息的好作品。張黎所期望的“感人”“震撼力”“生命質感”和“人格氣息”在某種程度上被投射到影片中的女性形象身上。無論是秋瑾對革命的無限忠貞，還是徐宗漢的剛強堅毅，林覺民妻子的無畏頑強等等，這些女性形象都對我們的靈魂構成了強烈的沖擊和捶打。但影片中的這些女性形象除了具有母親、妻子、女兒等這些女性自然身份屬性認同之外，還具有革命者的社會屬性身份認同。也就是說，影片中這些革命化的女性更加能夠引起我們的關注，她們穿軍裝、留短發，充當戰地醫生、護士，為了喚醒民眾的革命意識她們組織宣傳隊，與國民革命軍一同為了革命而奮斗。（懷抱戰士，正在鋸腿，戰士死亡）但是在這些革命女性身份認同的表象背后隱藏著深刻的意識形態話語譜系和成規。因為，身份認同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是由族群、地域、階層、性別、價值觀等多種相互排斥、對峙的因素形成的復雜的文化體系，將其放置在一個具體的社會形態之中，身份認同往往轉化為現實的階級屬性的確認。因此，身份認同的產生通常都包含了繁復的政治運行機制和國家意識形態因素，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都需要通過認同一定的身份來確定自己的位置。社會為不同的身份建構了不同的本質和價值，身份體系的重組即意味著權力機制對身份的本質和價值做出重新規定。所以，對影片中女性所具有的革命身份的探討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對國家意識形態話語的探尋。在影片中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她們都為了革命而獻身，共同支撐起革命的天空，他們的性別身份已經失去了界限，卻共同擁有革命身份。這種身份屬性和身份認同的選擇與辛亥革命的革命思想高度契合。她們完全展示出男性革命英雄所具有的特質美，成為男性革命英雄氣質的一種重要的表征和隱喻。《辛亥革命》中的革命女性身份認同就與國家氣質的建構產生了內在的關聯，并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