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2000年中國經濟史研究述評·先秦、秦漢

社會經濟形態及其變革，土地賦稅制度

殷周社會性質：在1999年底天津舉行的“中國社會形態及相關理論問題學術研討會”上，中國早期社會性質是討論的焦點之一，會后也陸續有爭鳴文章刊發。朱鳳翰《從生產方式看商周社會形態》提出，如果保留“封建社會”的提法，則中國古代典型的封建社會應是西周，商后期社會不宜稱奴隸社會，但是否封建制度，目前仍不明朗。戰國以后社會應從“封建社會”這一名詞脫離開。晁福林也主張中國沒有經歷奴隸社會，但他認為商代是氏族封建制的典型發展階段。王和提出《從突破部族社會桎梏的意義認識周初變革》。董立章認為《西周并非實行種族奴隸制》，因為殷周同祖，三代實行的是戰俘奴隸制。李根蟠從《齊語》和《小匡》的有關記載比較切入，論證了西周的士農區別，指出當時的“士”是封建等級制下的下層貴族。。

戰國秦漢的社會變革：李根蟠系統地論述了《春秋戰國農民份地的私有化和地主制經濟的形成》。黃今言比較深入地分析了《漢代庶民地主的形成及其歷史地位》。此外還有傅兆君的《論春秋戰國時期城鄉對立運動的發展與經濟制度的創新》和葉行昆的《論商鞅變法與制度創新》。

社會組織：林甘泉論述了《秦漢帝國的民間社區和民間組織》，指出鄉里具有基層行政組織與民間社區的雙重角色，分析了民間社區的公共生活、自治功能及其與封建國家的關系。王彥輝探討了《漢代豪民與鄉里政權》的關系。馬新《記兩漢鄉村社會中的宗族》認為，兩漢宗族是以父權血緣為紐帶而形成的宗法共同體，把持鄉里政治，影響州縣行政，成為相對獨立的、集政治、經濟、武裝于一體的社會單位。它是一把雙刃劍，它的勢力的發展是導致了東漢王朝瓦解的重要原因。仝晰綱也探討了《春秋戰國時期鄉村社區的變異及其社會職能》。

土地制度

：袁林推出了《兩周土地制度新論》(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00/1)，該書內容涉及廣泛的方面，力圖從新的角度提出和論述新的問題，除緒言外，全書293萬字，分六章，依次為：所有制理論問題(包括所有制問題、社會形態問題、前資本主義公社問題)、西周土地制度研究、春秋戰國時期土地制度的變革、戰國土地制度研究、“井田”論研究、國家授田制的演化和最后消亡。

李學功的《世紀回眸：井田制問題的再認識》，肯定了井田制的存在。趙云旗進行了《中國土地買賣起源再探討》，根據陜西岐山出土的銅器銘文，認為中國土地買賣起源于西周中葉恭王時期，發展于商鞅變法之后。

賦稅財政制度：

“初稅畝”這個老話題又有新爭議。晁福林《論“初稅畝”》認為，春秋時期魯國的“初稅畝”與當時該國的政治發展密切相關，它只是謀劃中的事，并未付諸實施。魯國土地賦稅制度的真正變革，是春秋晚期的“用田賦”。尚友萍主張“初稅畝”是對私田中的休閑田和非休閑田一律收稅，從而改變了以前只征收一夫百畝的稅制。。劉雪河則認為《先秦實物地租并不起源于“初稅畝”》。李根蟠《周人“百畝而徹”解》，指出“徹”法是周代實行的與土地規劃分配相聯系的、有固定稅率的一種租稅制度。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它是與公田私田劃分相聯系的限額勞役地租制，這時候的“徹”法也就是“藉”法或“助”法。春秋中期以后，稅畝制代替了藉田制，地租形態變了，但“徹”法的一些基本特點仍然保留，“徹”的名稱也延續了下來。黃天華《論秦代賦稅結構及其變革》認為秦代首創賦稅與徭役并行制，田租、口賦和徭役是其三大支柱。這方面的文章還有：劉源/商代祭祀所用犧牲的納貢與征收/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一輯1999；黃天華/論秦代賦稅結構及其沿革/廣東社會科學00/6；沈頌金/秦代漕運初探/中國經濟史研究00/4；李桓全/也談兩漢田稅的征收方式——與臧知非先生商榷/江西師范大學學報00/1等。

商品經濟與市場

涉及先秦時代的文章有：李晉鳳/堯文化與平陽商人/運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00/4；楊升南/徐祗朋/邢臺地區商文化中的商品經濟/史學月刊99/1；李雪山、黃延延/商代商品貿易探微/殷都學刊99/2；周代借貸性質的轉變/松遼學刊00/2等。

涉及秦漢時代的文章有：李埏/論中國古代商人階級的興起——讀《史記?貨殖列傳》札記/中國經濟史研究00/1；繆坤和/《史記?貨殖列傳》所展示的分工與商品經濟發展析論/思想戰線00/6；黃今言/論兩漢時期的農村集市貿易——以鄉市、里市研究為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99/4；朱德貴/秦漢時期市場的多層級性/安慶師范學院學報00/6；陸建偉/秦漢時期市籍制度初探/中國經濟史研究99/4；王剛/漢代“市租”新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00/4等。

農業與環境

農業起源與原始農業：

專著有嚴文明的《農業發生與文明起源》(科學出版社，2000年8月)，收集作者有關文章47篇。關于這方面的論文以《農業考古》最為集中。該刊每期都有“農業考古發現與研究”、“稻作起源研究”等專欄，有時還有特辟的專輯，如1999年第3期有“紀念馬家浜文化遺址發現40周年專輯”，2000年第1期“中石期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選輯”也牽涉早期農業問題，等等。限于篇幅，這里只介紹該刊以外的有關文章。安志敏的《中國稻作文化的起源和東傳》列舉了稻作起源說種種，指出不論“阿薩姆—云南”說或“東亞半月弧”說，都不象長江中下游說那樣富有考古學物證的支持。文中有中國史前栽培稻出土統計表，計有137項。朱乃誠的《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的新發現和新思考》，依據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存的新發現，提出稻作農業的起源和早詵⒄剮問絞侵行鈉鷦礎⒈咴搗⒄溝目捶ǎ吹咀髖┮蕩笤莢詮?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中國南方腹心地帶，于公元前7000年后發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區邊緣的兩湖平原西部地區和錢塘江地區，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進。關于這個問題的論文還有：郭雁冰/江淮東部地區新石器時代農業經濟淺析/中國農史00/1；沈志忠/我國原始農業的發展階段/中國農史00/2；向安強/臺灣原始稻作農業形態探研/中國農史99/2；張鍇生/中國最早的稻作與稻作農業中心/中原文物00/2；程世華/試析良渚文化農具“千篰”的用途/古今農業00/4等。

先秦農業：

高光晶的《釋“[上“劦”下“口”]田”》認為“[上“劦”下“口”]田田”是祭神與農耕的結合詞。李根蟠《從銀雀山竹書看戰國畝產和生產率》，考證戰國糧食畝產量可達每周畝二大石，勞動生產率已能做到“民食十五之谷”的水平，比西周有大幅度提高；又指出中國歷史上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業生產力提高，并不伴隨著每個農戶所能負擔耕地的增加，而是主要表現在糧食畝產量的增加。此外還有楊釗的《先秦時期的漁撈業》、《先秦時期的園藝、林業、蠶桑生產技術》和《商周時期的林業》，倪根金的《由詩經探索周代森林和林業的發展》，鳳良的《詩經所見的麥子種植》，郭睿姬的《詩經中周代水資源和水生動植物資源及開發利用》。

秦漢農業：

張齊政《從古代農書看公元前一世紀西漢與羅馬的農業生產水平》，指出漢代中國與羅馬，都是以農為本、以農立國，農業生產水平有著明顯的提高，西漢農業生產水平超過了羅馬，在農業思想上雙方都有自己獨特的方面；但中國長時期實行的是主谷制農業，而羅馬卻無意識地做到了植物生產與動物生產之間的基本平衡，奠定了以后的不同發展方向。楊生民根據大量考古資料，翔實地論證了《東周秦漢時期犁與耕作方式的變化》。陳國燦的《“火耕水耨”新探——兼論六朝以前江南地區的水稻耕作技術》，認為“火耕水耨”源于“水耕水耨”。此外還有：朱宏斌、樊志民/秦農業地域與生產結構之演替/古今農業/00/1；趙淑玲、昌森/論兩漢時代冬小麥在我國北方的推廣普及/歷史地理論叢99/2；楊際平/再談漢代的畝制與畝產——與吳慧先生商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00/2；禹平/論秦漢時期的養馬技術/史學集刊/99/2）。

作物名實考辨：

先秦秦漢古籍中的“稷”是什么作物，唐宋以來爭訟不息。李根蟠、吳舒致回顧了爭論的緣起和演變，從穗形、播種期、生育期，讀音，字源，作為“五谷之長”的地位等方面提供了《古籍中稷是粟非穄的確證》。但馬瑞江的《稷名實考》認為“稷”是高粱。沈志忠的《先秦兩漢粱秫考》則認為粱秫即高粱。

環境變遷與資源保護：

氣候史方面，李春海研究了《西周末期的干濕狀況》，根據敦德冰心記錄和金田泥炭記錄推斷西周末期為暖期，并進一步結合分析和考古學資料佐證，確定西周為暖濕期或非連續干旱期。徐云峰根據甲骨文的資料《再論“雪”字的由來及商末氣候的變遷》。周偉作了《商代后期殷墟氣候探索》。生態思想史方面，李根蟠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先秦時代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理論》，并對其理論基礎和現代意義作了探討。另有郭文韜/《月令》中的生態學思想初探/古今農業00/1；胡遠鵬、宮玉海/從《詩經》《山海經》看中國古代的環境保護/文史雜志99/5。災害史方面，楊振紅作了《漢代自然災害初探》，黃今言等作了《漢代自然災害與政府賑災形跡年表》，朱曉紅論述了《先秦諸子的抗災賑災措施》。此外還有：黃渭金/試論河姆渡先民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農業考古/99/1。

民族經濟與地區經濟

農牧界線與民族經濟：

白音查干闡述了《最初人為農牧分界線的確立》。他通過對趙長城和秦長城的實地考察和對比研究，發現趙長城是中原農耕勢力向北拓展時修筑的，更多考慮了可耕地的括入，從而有天然農牧分界上建立了人為的農牧分界線。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曉峰根據山陜北部發現的鬼族考古遺存提出《鬼方：殷周時代北方的農牧混合族群》，指出鬼族之后，戰國匈奴出現之前，在山陜北部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騎馬游牧民族。自新石器時代始，今山陜北部長期以來是原始農業的分布地區，后因氣候變化，逐漸演變為半農半牧區，遂以這種形式長期與晉南的農業區相對峙，其間出現比較穩定的半農半牧地區與純農區的分界線，即后來司馬遷所說的龍門—碣石線。張元誠分析了《西漢時期漢人流落匈奴及其影響》。還有人進行了《兩漢樓蘭道研究》。

地區經濟：

主要成果有黃今言主編的《漢代江南經濟述略》，全書分概說，人口、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農業經濟的開發及其區域特征，手工業成就及其與中原的關系，交通運輸業的開拓和管理，城市興起與商業的演進，賦役征課與人民的反抗斗爭等7章，計萬字。這是該論題的第一部專著。論文中亦不乏頗有新意者。如李小波的《鹽鐵經濟與漢末巴郡分化》，把行政區劃史與社會經濟史聯系起來考察。朱世陸的《漢武帝時期江南、嶺南經濟地位的變遷》，從政治與經濟的作用與反作用的角度，探討漢武帝加強對江南與嶺南控制前后，江南與嶺南經濟在國家經濟生活中地位的變遷。周萬利據考古發掘資料，闡述了《戰國秦漢時期西南鐵農具的傳播與分布》。淮河流域經濟的研究頗受重視，有關論文有任重的《兩漢時期淮河流域農業經濟在全國國民經濟中地位問題的探討》，李修松的《兩漢時期淮河流域農業生產述論》和《西周時期淮河流域工商業及交通簡論》。《農業考古》00/3刊登了向安強的長篇論文《春秋戰國時期楚國農業探析》的第二部分。有關論文還有：岳慶平/漢代嶺南農業發展的地域差異/史學月刊/00/4；王社教/論西漢定都長安與關中經濟發展的新格局/歷史地理論叢99/3；劉玉堂、邊湘義/夏商時期湖北地區的農業經濟與科技文化/社會科學動態00/12等。

經濟思想及其他

先秦經濟思想以《管子》研究為多。陳永漢的《管子——杰出的經濟管理學家》包括四部分：一、緒言；二、管子與《管子》；三、杰出的經濟管理學家；四、《管子》簡注及大意解說。全書計萬字。曹俊杰作了《管仲與色諾芬經濟思想之比較》，內容包括兩人對財富、勞動分工、貨幣、價格等方面認識的異同。于清華論述了《管子的市場和市場調節思想》。楊善群考證了《管子?輕重的寫作時代與理論源流》。《管子學刊》還有多篇研究《管子》經濟思想的文章。浙江財經學院財政系課題組從義利思想和理財思想兩個方面闡述了對《孔子經濟思想的再認識》。

秦漢經濟思想仍以《史記?貨殖列傳》研究為多。如許碧晏/從《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廣西教育學院學報/00/4；羅群/從《史記?貨殖列傳》看中國古代早期的市場理論/云南教育學院學報/99/4；惠富平/試論司馬遷的農業經濟管理思想/中國農史99/等。

關于本末論，李家釗的《商鞅本末觀再考察》認為，商鞅的“本”涵蓋了農業生產和對外作戰兩大項，“末”包括了農戰以外的一切羅致財富、追求顯名的行為。商鞅的“本末”觀，既是一對經濟范疇，又是一對政治范疇。王雙論述了《不抑富商大賈，力主自由放任——《呂氏春秋》的商業觀》。傅允生也有《戰國時期的農商關系與本末論》之作。王彥輝則闡述了《東周秦漢時期的工商政策與豪民兼并：兼論“以末致財，用本守之”》。

綜合性論著

重要成果有《中國經濟通史》的《先秦經濟卷》和《秦漢經濟卷》。周自強主編的《先秦經濟卷》上中下三冊，萬字，除緒論外分遠古至夏商、西周、春秋、戰國4編，內容包括農業、手工業、商業、交通、貨幣、城市、財政以及土地制度、階級關系和社會變革等內容，是迄今最為詳盡的先秦經濟史。林甘泉主編的《秦漢經濟卷》上下冊，80萬字，全書22章，分別為緒論、人口分布、農田與水利、農業生產、畜牧業、林業和漁業、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經營方式、土地繼承與土地買賣、手工業生產、手工業中的生產關系、商業與都市、產品價格、貨幣、賦稅、徭役、財政、封建國家的經濟統制政策、交通運輸、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與資產、不同階級和等級的生活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