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宅基地小產權房研究報告目錄一、緣起-閑置與稀缺的矛盾 4二、宅基地之困-土地制度演進的產物 51、產權有限性 72、宅基地規模 8三、流轉形式探索 101、地票交易模式 102、置換模式 12（1）上海宅基地置換 13（2）天津巿宅基地換房 13（3）浙江嘉興“兩分兩換” 143、轉權退出模式 15（1）江蘇蘇州農村宅基地退出方案 15（2）深圳退出方案 16（3）浙江溫州、義烏農村宅基地退出方案 174、合作開發模式 18（1）都江堰“味江模式” 18（2）龍華模式 195、直接流轉模式 19（1）廣東模式 19（2）成都模式 206、模式的選擇 20四、宅基地變革未來式探討 211、區域差異分析 212、改革路徑與意義 23一、緣起-閑置與稀缺的矛盾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城鄉房地產業發展程度表現參差。一方面，城鎮房地產行業經歷制度改革已經進入成熟發展階段，城市建設用地隨城市發展更新不斷增值且日益稀缺，而另一方面，農村房地產受制于土地制度仍然處于非市場化階段。隨著城市化進程的逐步深入，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依附于土地的農村人口比例逐漸減少，空心村現象普遍，形成了城鎮建設用地稀缺與農村土地閑置的矛盾，癥結在于人口的流動與土地難以流轉的矛盾，這也直接導致城鄉之間，承包經營權及宅基地使用權私自流轉相當普遍。正因如此，農村土地流轉也成為近期備受關注的政策議題。從2023年5月深圳土地改革方案出臺，至今年1月國土部明確表示穩步推進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均旨在達成農村土地集約利用。而實際上針對于經營權，成熟的流轉方式已經在南海、東莞、浙江等地形成范本，主要將承包經營權獲打包轉讓給更有效率的其他運營商運營，或者以物業投資租賃方式出租集體土地，農民以股東身份獲得收益。對于土地使用權的實質性流轉則仍在探索中。我們認為，從宅基地流轉角度出發研究對于土地矛盾問題更有意義，由于在十八億畝的耕地紅線下，從農用地流轉探討對于建設用地稀缺問題的解決路徑顯得綿薄，而宅基地本身即建設用地，實現流轉的意義更為深遠。同時，從利用效率角度，宅基地與城市建筑用地在人均面積以及容積率角度相差懸殊，流轉將更易于土地優化配置。在城市邊界持續擴張的今天，宅基地業已或即將進入城市設計空間，是為本文緣起。二、宅基地之困-土地制度演進的產物宅基地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保障農戶生活需要而撥給農戶建造房屋及小庭院使用的土地，用于建造住房、輔助用房(廚房、倉庫、廁所)、庭院、沼氣池、禽畜舍、柴草堆放等。基于目前相關法規，宅基地的所有權屬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戶只有使用權，不得買賣、出租和非法轉讓。然而宅基地產權屬性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較大的變化。從農村土地制度歷史沿革來看，由建國初期土地私有制演變為集體所有制，轉折點始于社會主義改造，在這一階段，農民所有的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均以入社的形式逐步演變成集體所有，然宅基地因“可不入社”的規定仍然保留私有屬性，直至1962年才進入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階段。從土地制度的演進來看，對于宅基地的定位由最初的私有制至最終以憲法形式確認為集體所有制，跨越三十載——在1954年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宅基地并未隨大多數土地收編為集體所有，政策曖昧期宅基地規模明顯增長。兩權分離政策明確后，針對性法規主要集中于使用權規范方面，用以區分和管理非市場化的宅基地，與市場化建筑用地。由此，也使得宅基地呈現其最突出的特點，即產權有限性。1、產權有限性農村宅基地產權是包括宅基地的所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置的一組權利束，其內容包括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宅基地使用權。農村宅基地歸農民集體所有，宅基地使用權歸依法取得的農民所有，是所有與使用權相分離的、一戶一宅的農村宅基地使用制度，產權分屬不同主體是其最大的特征，同時，宅基地產權的這兩種形式也都存在明顯局限性。所有權方面，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界定和保護，這種集體所有更多地體現為名義上的所有，具體表現在：一是在實際所有（控制）上權屬不清，農民集體經濟組織形式多樣，有組、有村、有鄉、有鎮，組、村屬于村民自治的集體經濟組織，而鄉鎮則是一級政府，這給所有權的界定和保護帶來了相當大的法律難度；二是所有權發生轉移時得不到很好的保護，雖然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條規定，依法改變土地權屬和用途的，應當辦理土地變更登記手續，但事實上，遷村并點以及發生其它行政區劃調整時，這種宅基地的集體所有權往往得不到很好的保護；三是土地所有權認定上缺乏標準，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縣級人民政府登記造冊，核發證書，確認所有權，這實際上是把確權的權力交給了縣級政府，這使得土地所有權的認定往往是一種博弈后權衡的結果；四是農村宅基地一旦確定為農民所有，就成為一種終生契約，農民集體經濟組織對宅基地的處置權就無法有效行使。在使用權方面，宅基地使用權被定義為用益物權，即非所有人對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的權利。然而實際上，農民在占有、使用、收益等方面，同樣有面臨各種限制。產權有限性意味著土地價值難以體現，在土地資源日益稀缺的當下是一大障礙。2、宅基地規模正因為政策經歷變遷，同時產權具有限性，目前全國范圍內的宅基地規模較大，同時利用率較低。由于缺乏對農村宅基地總量的直接統計數據，我們通過農村居民點的數量和農村居民點中農村宅基地用地比例大體推算農村宅基地數量。全國農村居民點用地面積從1996年的1645.73萬公頃增加到2023車1657.47萬公頃。根據村鎮規劃標準，以宅基地面積占居民點用地面積55%計算，得到全國宅基地面積和農村人均宅基地面積分別從1996年的905.15萬公頃增長到2023年的911.61萬公頃。由于近期缺乏公開的統計數據，我們在2023年數據基礎上，根據近年城市征用土地面積測算，預計2023年底全國宅基地面積在850萬公頃左右，全國戶均面積約400平米。分區來看，規模最大的省份在河南、山東、四川、安徽等地，中部地區整體規模都較大。而以利用率角度來看，新疆、內蒙古及黑龍江戶均面積最大，同時容積率最低，宅基地利用率最低。而利用率較低的區域，分布于北方的密度更高。三、流轉形式探索由于現行制度，宅基地的流轉較為困難，而隨城市化的持續深化，農村人口相對減少，對于宅基地的吸納能力也逐步削弱，宅基地閑置與城鎮建設用地緊缺成為越來越顯著的矛盾，這也是各地紛紛探索宅基地流轉的動力。1、地票交易模式2023年12月，在中央有關部委支持下，重慶開始試行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地票交易，即通過宅基地置換建設用地指標方式，在農村空置等低效率使用的宅基地與城鎮建設用地之間搭建供需平臺。重慶市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地票交易的基本過程為：農民讓渡宅基地使用權，將宅基地復墾為耕地并經驗收合格后，產生等面積的建設用地指標；不同復墾項目產生的指標，在交易所被打包組合成地票，政府制定地票基準交易價格，進行公開交易；開發者通過競標購入地票，選擇符合城鄉規劃和土地規劃的相應耕地，擬做自身建設項目；政府運用其征地權，將開發者所選耕地征轉為城鎮建設用地；對該建設用地實行招標、拍賣、掛牌，實現指標落地；該開發者如果在指標落地時競標失敗，則地票按原價轉給竟標成功者；地票沖抵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和耕地開墾費。”需要指出的是，為了實現宅基地的生存保障功能，根據2023年12月1日實施的《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地票交易應適用于“擁有其他穩定住所、穩定生活來源”的農民家庭。“地票交易”以復墾形成建設指標的方式，將宅基地轉化為一種權證進入市場，達到了擴充建設土地的目的。由于地票競得者有權選擇征用土地，這一方式將實現指標在發達城市地區與落后農村地區的流轉，因此地票模式將實現三個目的：保護耕地資源、土地資源集約化以及城市反哺農村。自2023年地票制度形成，近年交易規模逐年提升，2023年交易規模逾3500萬平，交易額達128億，均價同樣持續上升，2023年均價達366元/平米。但是地票制度的不足在于地票使用階段程序繁復，開發商雖具有一定選擇權，同時需要當地政府的支持，地票落地較有難度。2、置換模式所謂“宅基地置換”就是指通過對郊區農村宅基地置換及科學合理的規劃，將區域內原有散落的農宅全部拆除，集中建設新型住宅小區，農民通過貨幣置換、異地住房置換、異地宅基地置換等方式購置，從而達到變傳統的自由分散村落為現代標準的規劃小區、改善農民的居住環境及實現二地集中、節約土地資源的目的。（1）上海宅基地置換2023年，上海巿政府在郊區劃定15個村進行宅基地置換試點，并出臺“兩個意見”（即《關于加強本巿郊區宅基地置換試點土地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和《關于加強土地管理，促進本巿郊區宅基地置換試點的操作意見》）指導和加強農村宅基地置換工作。上海巿宅基地置換試點的特點為“零基價置換、零土地批租”。即對于集體經濟較強的農村，農民以其宅基地及房屋置換新建住房的，以建筑面積1：1入住新建住房。對于集體經濟較弱的農村，根據農民原宅基地上房屋的評估價格，實行貨幣補差（凡愿意放棄宅基地的，可按地上建筑物評估價加上宅基地地基價給予補償，宅基地不足180平方米的，以180平方米來補償）。這種模式是目前政府所提倡的、上海郊區未來農民宅基地流轉的主流模式。（2）天津巿宅基地換房天津巿從2023年下半年開始積極探索“以宅基地換房”建設新型小城鎮和新農村的路子，并展開了試點工作。其大致流程可以簡述如下：區（縣）政府編制總體規劃，報巿政府審批；組建小城鎮投融資機構，負責小城鎮建設；巿國土管理部門下達土地掛鉤周轉指標；農民提出宅基地換房申請，與村委會簽訂換房協議；村委會與鎮政府簽訂換房協議；鎮政府與小城鎮投融資機構簽訂總體換房協議；投融資機構投資建設小城鎮；小城鎮農民住宅建成后，由村委會按照由全體村民同意并通過的分房辦法統一分配；農民按照分配住宅進行搬遷；搬遷后按照土地掛鉤周轉指標數量對原宅基地進行土地復墾和土地整理，多余的村莊土地面積即為實施“宅基地換房”節約出的建設用地，一部分整理后進入土地巿場拍賣，用土地收益彌補小城鎮建設資金缺口，另一部分作為儲備用地以供今后發展之用。（3）浙江嘉興“兩分兩換”浙江嘉興在宅基地流轉方面也進行了大膽探索，實行“兩分兩換”方案，其中“兩分”即“宅基地和承包地分開，搬迀和二地流轉分開”，兩換即“宅基地置換城鎮房產”，“土地承包經營權置換社會保障”。2023年，嘉興成為浙江省統籌城鄉發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率先改革戶口制度，取消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分類管理模式，城鄉居民戶口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同時在南湖區、平湖市等地實施“兩分兩換”工程試點，推動農戶向城鎮集聚和土地承包經營權成片流轉。嘉興巿在宅基地置換城鎮房產上的具體做法各鎮因實際情況不同而各有差異，置換方式大致可分為置換城鎮住房、置換產業用房和貨幣補償等三種方式，農戶可自主選擇單一或不同組合的安置模式。從實際效果來看，浙江嘉興“兩分兩換”試點使農民離開宅基地和承包田而成為城鎮居民，極大地促進了農村土地的整理和流轉。因此，浙江省決定將全省推行農村集體土地入市，推廣“嘉興模式”。3、轉權退出模式現行宅基地管理制度一方面限制了農村宅基地向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流轉，另一方面宅基地的退出機制嚴重缺失，無法適應當前快速城巿化、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鎮遷移及要求土地高效集約利用的新形勢。（1）江蘇蘇州農村宅基地退出方案2023年4月30日蘇州市政府頒布《蘇州市宅基地管理暫行辦法》，其中對農村宅基地退出方面做了明確規定：進城農民的住宅符合規劃的也可以將宅基地征為國有，由宅基地使用權人補辦出讓手續并按土地評估價的40%向政府補繳土地出讓金后入市交易。”換言之，在城市規劃已確定為居住區范圍內的農村宅基地經政府征為國有土地后，其上農村住宅便可納入城市房產管理，同時農民只需補交相應土地出讓金，就可以將住宅在房產巿場中直接交易。（2）深圳退出方案深圳作為國內首個土地全部國有化的城市，2023年展開新一輪土改。此次方案在集體土地確權及流轉方面均嘗試重大突破。改革重點為完善國有土地制度，彌補土地征收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包括指“土地確權及違建處理問題”、土地轉性、市場建設等。改革突出三點，一是以明晰土地產權為核心，健全土地權利體系；二是以市場化為導向，實現土地要素的自由流轉；三是以城市發展為目標，創新土地利益的共享機制。確權作為改革工作的第一步最具挑戰。由于在國有化過程中，原本因收歸國有的390平方公里建設用地仍被原村民所占用，隨著深圳城市更新的不斷深化，土地資源溢價提升，確權難度逐步加大。2023年深圳發布的《深圳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農村城市化歷史遺留違法建筑的處理決定》中規定，原村民在100平方米宅基地上建的建筑面積為480平方米的房子，以及利用100平方米工商用地建的房子，有望在補交部分地價后，獲發房地產證。除此之外，則可能被拆除或沒收。“處理決定”指出，對于非法占用已完成征、轉地補償手續的國有土地，嚴重影響城市規劃，又存在嚴重安全隱患的，予以拆除；不違反城市規劃，或者違反城市規劃但可以采取改正措施加以利用的，予以沒收。2023年土改方案中提出將出臺上述處理決定配套文件，推進確權執行。（3）浙江溫州、義烏農村宅基地退出方案浙江溫州對農村宅基地退出方面的規定是：城鎮規劃區內的農民轉讓房屋，其宅基地先由市、縣政府統一征為國有，然后參照國有劃撥土地使用權轉讓管理辦法辦理出讓手續；城鎮規劃區外的農民轉讓房屋，如轉讓雙方均為農業戶口且戶籍同屬一個縣（市、區），且受讓方在該縣（巿、區）無宅基地，允許轉讓，如轉讓雙方不符合上述條件的，依照城鎮規劃區內的農民房屋轉讓程序辦理。轉讓方出讓宅基地使用權后不得再申請宅基地建房。浙江金華義烏則將農村宅基地分為城區型農村宅基地和城郊型農村宅基地兩類。對城區型農村宅基地，只要取得產權證就可以流轉，無流轉對象、流轉條件、流轉方式等的限制：對城郊型農村宅基地，其上未建房屋的，只要權屬合法并取得產權證即可流轉，其上建有房屋的，只有經過登記的宅基地才可流轉。對于具體的流轉管理，采取將流轉的集體土地先依法征為國有，按國有土地出讓、轉讓、抵押、出租的程序和方法辦理。4、合作開發模式（1）都江堰“味江模式”2023年汶川地震災后，災區政府積極探索以“宅基地聯合建房”的方式，鼓勵和吸引社會資金參與災后重建，推動災區和諧發展。其中比較典型的是都江堰巿的“味江模式”。都江堰巿引資北京昊海立德公司參與青城山鎮味江村12組的災后恢復重建。在全組16戶農戶同意的前提下，該公司整體開發2319畝宅基地，除為每位村民提供40平方米住房和相應的公共服務配套設施外，節余出20畝宅基地用于開發旅游項目；另外租賃300畝的耕地和林地作為項目實施地，按每年每畝400公斤大米和200元租金，直接交付給流轉農戶；項目合作期限為70年。在宅基地產權方面，根據成都巿《關于重災區災毀住房聯建等有關事項的通知》和《都江堰巿人民政府關于加快災后農村住房重建的實施意見》的規定，受災農戶與聯建方共同向市（縣）國土資源局提出土地登記申請，由市（縣）國土資源局對受災農戶的原宅基地使用證進行變更，為受災農戶自住用地發放集體建設用地使用證，取得方式為“劃撥”，土地用途為“住宅”；為聯建方使用的剩余集體建設用地發放集體建設用地使用證，取得方式為“出讓”，土地用途為“非住宅”，土地使用年限參照國有建設用地出讓年限或自行協商確定，聯建方可以取得相應房屋及其宅基地的產權，并可流通、買賣，但是宅基地所有權仍然歸屬于農村集體所有。實踐中，已有聯建戶領到了《房屋所有權》和《集體土地使用權》，并可流通、買賣。（2）龍華模式2023年，龍華村開始推進農村宅基地置換，具體做法是：政府先對農村宅基地的集體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進行確權頒證，然后統一規劃建設農民新居——龍華社區，農民以整理出的部分宅基地置換新建公寓和商鋪，其土地性質為集體所有，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間可以交易。此外，成立龍華農民股份合作社，農民以其剩余宅基地、自留地、集體非耕地的使用權入股。合作社下設成都龍華股份，對龍華社區集體資產進行置業、投資、建筑、物管、園林景觀和廣告經營，年底進行股份分紅。此外，龍華村還打破行政區劃，結對整合地處龍泉山深處的大蘭村，兩村共同組建龍華股份公司。大蘭村民在自愿流轉宅基地權益的前提下，申請加入股份公司，搬遷入住龍華社區，與龍華村民享有同等權益。大蘭村舊房由公司統一拆除、統一復墾，并進行生態休閑旅游項目開發。5、直接流轉模式（1）廣東模式早在2023年，廣州市就曾提出通過補交地價，使宅基地使用權和房屋進入巿場進行交易的方案，但因具體操作問題，未能正式實施。2023年10月廣東省政府頒布《廣東省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規定，農村集體土地將與國有土地一樣，按“同地、同價、同權”的原則納入土地交易巿場。2023年2月廣東省囯土資源廳草擬了《關于加強農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并上報省政府審批。根據《通知》內容，在堅持“一戶一宅”原則的前提下，農民合法的農村宅基地將被允許上市流轉，以使農民分享宅基地使用權出租、出賣、出讓獲得的利益。（2）成都模式成都巿在農村產權交易方面積極探索，率先成立了農村產權交易所為林權、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房屋產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農業類知識產權、農村經濟組織股權等農村產權流轉和農業產業化項目投融資提供服務。根據“地隨房走”原則，農村房屋產權進入市場交易，宅基地使用權勢必隨之流轉。2023年8月成都市出臺《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規定：農村宅基地在嚴格執行“一戶一宅”的法律規定下，宅基地使用權由區（市）縣人民政府登記造冊，并在核發集體建設用地使用證或宅基地使用證的前提下進行流轉。并規定農村村民出賣、出租住房后，不得再申請新的宅基地。6、模式的選擇縱觀以上五種主要流轉方式，盡管廣東省在宅基地直接流轉方面積極探索，但目前仍然未成規模——因其需沖破的政策樊籬仍較深厚。而其他不管是地票模式、置換模式還是轉權退出模式，均需國家征收土地的環節從而使得宅基地市場化。在具體方式選擇上來看，地票模式因其在城鄉建設指標流轉方面更具靈活性，對于仍處于中心城區人口集聚期的區域而言更具借鑒意義；置換模式以及轉權退出模式往往與城市化率快速增長、城市邊界迅速擴張并行出現，宅基地流轉作為農民轉市民的輔助政策；合作開發模式未對產權進行變更，而是以類似股份制的方式集結零散宅基地用以物業出租，這對于包括工業等產業線豐富的城市將能夠形成有效供給，同時讓農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四、宅基地變革未來式探討1、區域差異分析對于未來宅基地制度的變革動力，我們認為主要來自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發展過程中，城市建設用地相對緊缺程度的加深，一方面農民比例的下降促進對于宅基地變革，另一方面由此導致的地價上漲驅動地方政府實施集約化配置措施。為考量區域之間的改革動力差異，我們從人均宅基地與人均居住面積、地方土地財政依賴程度以及城市城鎮化率三個維度進行縱向比較。人均宅基地與人均居住面積的比例反映城市用地相對稀缺程度，因此比例越高意味著宅基地實現流轉越有價值；地方土地財政依賴程度通過土地購置費占地方財政收入比例，這一方面能夠體現當地地價水平，同時也能衡量由地方財政角度體現的政府改革驅動力；城鎮化率水平體現城市的發展階段，對于城鎮化完成程度保持上行趨勢的城市，宅基地制度的加速完善將更利于城市的更新擴容。從以上三個方面，我們認為宅基地流轉制度的完善，如下幾個省份受益程度會更為顯著，包括安徽、海南、湖北、黑龍江、遼寧、吉林等區域。2、改革路徑與意義宅基地流轉制度的完善一方面能夠沖破二元土地結構優化城鄉間土地資源配置，同時對于已經不再依賴土地作為收入來源的農民而言，能夠通過宅基地流轉，共享城市化進程中土地增值帶來的收益。盡管各地在流轉方面做出各種政策嘗試，但有許多嘗試并未成規模，甚至于被叫停，如成都地票模式，因在地票落地環節可不持票競拍的制度，以及地票收入傳導至農民收益的不完善而在2023年即被叫停；廣東嘗試直接流轉政策也一直處于擱置狀態，從目前局勢來看，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缺乏是政策方面的引導——缺乏在土地確權、征地標準以及流轉制度方面的全國性法規。12年底，國土部屢屢表態在集體土地制度有所準備，這將為未來土改指明道路。

2023年IPTV行業分析報告2023年4月目錄一、IPTV真正受益于“三網融合”、“寬帶中國” 31、三網融合：網絡運營商推動IPTV的動力 32、寬帶中國：IPTV高清化及增值業務的增長引擎 43、與有線電視的競爭：捆綁銷售、一線入戶優勢明顯 6二、以“合作”姿態在產業鏈中占據有利地位 71、政策監管已趨完善穩定 72、合作心態開放，促進多方共贏 83、積極持續投資影視內容形成積累 9三、未來增長看點在IPTV挖潛與OTT擴張 91、IPTV增長依靠增值業務提升ARPU 92、機頂盒“小紅”領先布局 113、IOTV：發揮IPTV與IPTV的協同效應 12一、IPTV真正受益于“三網融合”、“寬帶中國”1、三網融合：網絡運營商推動IPTV的動力我國“三網融合”方案提出、試點已有多年，從目前三網融合進程中來看，電信系更占優勢，IPTV是電信系進入視頻領域重要的成功戰略。電信系網絡運營商在現有網絡上開展IPTV視頻業務也非常平滑。我國擁有超過4億多電視用戶，網絡用戶近2億，寬帶網絡用戶為IPTV的潛在客戶。三網融合試點的第一階段（2023-2021年）已經收官，即將邁入推廣階段（2022-2020年），第二批54個試點城市已經包括全國大部分重要省市，覆蓋人口超過3億。在電信、視頻網站、廣電等各利益方的參與下，我國IPTV用戶數已從2022年的470萬戶發展到了2021年底的2300萬，成為全球IPTV用戶最多的國家。預計未來兩年仍將有40%-50%的增速，2022年底用戶數有望達到3400萬的規模。2、寬帶中國：IPTV高清化及增值業務的增長引擎帶寬決定著IPTV是否能夠實現高清內容的傳輸，進而決定IPTV的用戶體驗。今年四月工信部、國家發改委等部委發布《關于實施寬帶中國2022專項行動的意見》：目標2022年新增光纖入戶覆蓋家庭3500萬戶，同時寬帶接入水平將有效提升，使用4M及以上寬帶接入產品的用戶超過70%。各省級網絡運營商也反應迅速積極，出臺相關規劃。IPTV業務作為電信運營商推動寬帶升級服務的重要賣點。運營商的推廣積極性高。例如2020年上海電信發布的＂二免一贈一極速＂的＂城市光網＂計劃，與百視通聯手推出IPTV3.0視頻業務，共同發力高清IPTV業務。電信與百視通的合作使得此次寬帶升級實施順利，上海IPTV用戶也發展到了百萬規模。而帶寬約束被打破后，高清點播也將成為IPTV增值業務的重要增長引擎之一。從IPTV存量的廣度上來看，我國IPTV當前的區域性明顯，集中在上海、江蘇、廣東等經濟發達地區，其中僅江蘇一省就已經發展了430萬的客戶規模，占比18.9%。這種情況與中國電信在發達地區寬帶基礎建設優異相關。西部和北部地區市場依然廣闊，有待于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的發力。寬帶及光纖業務作為中國電信目前最為核心的一塊領域，其市場領先的優勢由來已久，相比而言，覆蓋了大部分北方省市的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的積極性是行業的最大變數。2021年以來，兩家公司都在寬帶業務方面積極發力，以中國移動為例：2021年中國移動新增FTTH覆蓋家庭超過180萬戶；使用4M及以上寬帶產品的用戶超過50%；新增寬帶端口320萬個；新增固定寬帶接入家庭超過120萬戶。3、與有線電視的競爭：捆綁銷售、一線入戶優勢明顯IPTV最直接的競爭者是各地的有線電視。價格上來看，由于歷史原因，我國有線電視網的公益屬性導致其價格相對較低，這也成為有線電視網絡市場化程度低、升級換代困難，“三網融合”中競爭能力弱的原因。IPTV基于IP網絡傳輸，通常要在邊緣設置內容分配服務節點，配置流媒體服務及存儲設備，而有線數字電視的廣播網采取的是HFC或VOD網絡體系，基于DVDIP光纖網傳輸，在HFC分前端并不需要配置用于內容存儲及分發的視頻服務器，運營成本大大降低。但帶來的問題是如要實現視頻點播和雙向互動則必須將廣播網絡進行雙向改造。從技術角度看，IPTV成本較高，難以與有線電視比拼價格。但IPTV的優勢在于可以直接利用互聯網，而與寬帶的捆綁銷售能夠大大降低客戶對價格的敏感度。在各地網絡運營商的支持下，IPTV與寬帶捆綁營銷，對于用戶來講，更像是寬帶贈送的增值業務，收費模式則可以訂制，包月、按頻道等，靈活而更有針對性。而“三網融合”進程中的電信系寬帶接入商的強勢，使用戶在互聯網光纖一線入戶后，較為自然的選擇IPTV作為電視方案。二、以“合作”姿態在產業鏈中占據有利地位1、政策監管已趨完善穩定由于電視內容播控屬于國家宣傳范疇，監管較為嚴格。根據廣電總局43號文規定，IPTV集成播控總平臺牌照由中央電視臺持有，而分平臺牌照由省級電視臺申請。廣電總局要求通過IPTV集成播控平臺及各地分平臺來達到“可管可控”的方針。與央視的合資公司正式落地將解除市場對百視通IPTV業務政策性風險的擔憂。過去擁有IPTV全國性運營牌照四家分別是：上海文廣（百視通）、央視國際、南方傳媒、中國國際廣播電臺。5月18日，百視通和央視IPTV合資公司“愛上電視傳媒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冊正式成立，成為全國唯一中央級集成播控平臺。其中百視通股權占比45%。合資公司同時減少了與地方臺和有線網運營商的溝通成本。IPTV的發展對地方電視臺和有線網絡運營商的沖擊最大，43號文再次強調IPTV總分二級播控平臺的落實，城市臺喪失了內容的運營主導權，收入分配權掌握在省平臺手中；而IPTV是網絡運營商直接搶占了有線數字電視的客戶。CNTV在廣電系統內有良好的關系，能夠有效降低溝通成本。2、合作心態開放，促進多方共贏公司一方面與CNTV合資成立全國集成播控平臺，另一方面在與中國電信為主的網絡接入運營商的的長期合作中建立了良好的伙伴關系和市場經驗。長期的市場運營環境使電信運營商在產品推廣、業務計費、系統維護、客戶服務方面有相對廣電系統比較顯著的優勢。百視通合作心態開放，在與電信運營商和電視臺的長期合作中積累了市場經驗。從歷史上看，在IPTV市場的第一輪搶占中，機制靈活的百視通通過與電信運營商合作，迅速地搶占了市場；而具有顯著資源和內容優勢的CNTV卻受體制制約，用戶開發非常緩慢；IPTV市場最終形成了以百視通用戶為主體的局面，為統一播控平臺合資公司中具體條款方案的商定創造了條件。百視通與其它牌照商也有較多合作，如2021年5月，百視通與國廣東方宣布啟動互聯網電視業務全面發展合作，利用其國際資源加快自己的國際化策略。百視通與終端制造商的合作：1）一體機：2020年4月，百視通聯合海爾推出卡薩帝電視。此外，公司與康佳、三星、夏普均有智能電視方面的合作。2）互聯網電視機頂盒：2021年1月，百視通與聯想共同推出了互聯網電視機頂盒A30。3、積極持續投資影視內容形成積累隨著產業競爭的激烈，最終影響用戶選擇的還是內容之本。百視通注重在影視內容上的投入，每年在內容上的投入約為3-5億，持續的投入建成了較大的網絡視聽版權庫，節目總量超過40萬小時，其中高清節目總量超過5萬小時，覆蓋了70%的熱播劇和國內外強檔電影。以美國的Netflix為例可以看到精品內容的重要性，2022一季度年Netflix業績大幅超預期，自制劇和獨播劇是重要推力，根據Netflix的統計，平臺上最為熱播的top200部劇中有113部為獨有，尤其是2月1日獨家上線13集的自制內容“紙牌屋”受到熱捧為網站吸引了大量流量。三、未來增長看點在IPTV挖潛與OTT擴張1、IPTV增長依靠增值業務提升ARPU百視通70%以上的營業收入來自IPTV業務，2021年該項業務營收達到14.2億，同比增長73%。截止2021年末，公司IPTV用戶數已達1600萬，同比增長60%；ARPU值增長8.3%，達88.62元/年。不同于網絡視頻用戶，電視用戶轉換成本高，客戶粘性大。根據CSM和艾瑞的調查，IPTV用戶有較高的忠誠度，基本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