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壞帳處置囚徒困境與鼓勵設計

摘要：本文重點分析了壞帳處置的囚徒困境起因于外部的“隱形合謀〞和內部的風險；而大行其道的虛假依法收貸雖是單個風險責任外部化的個體最優行為，但卻將整個金融壞帳處置直接導入了低效、無效甚至負效率的福利損失狀態。在給定外部風險前提下，解決這一問題的落腳點在于繼續深化金融機構內部改革。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消除金融壞帳處置中的道德風險問題。在高度責任心下確立靈敏多變的壞帳處置策略，以適應、引導和改造外部，在變化中尋找和把握稍縱即逝的時機，進步壞帳處置效率。一、引言：轉軌時期金融壞帳處置的遞減效應

有人曾形象地把金融壞帳比喻成“正在融化的冰糕〞，意思是說，其邊際處置效率必定是遞減的。而近年來企業逃廢、多頭開戶和公款私存等問題的普遍存在，又使得金融機構連個“冰糕影子〞都難見到。于是，依法收貸這種“非常手段〞成為主要壞帳處置手段被金融機構廣泛運用。而實際運行中的依法收貸卻有虛實之分、真假之別。真實的依法收貸，意在靠自身力量處置壞帳、盤活資產；而虛假的依法收貸或為謀求政績，或為爭取呆帳核銷指標，為風險責任外部化做準備。但不管真假，依法收貸畢竟都是要通過手段認定企業手中“風險后的剩余資產〞，o的控制權，所以，自然就產生了金融機構依法收貸與企業處處設防、盡力抗爭的行為沖突，使得環境更加復雜，效率進一步遞減。本文分析了某銀行在生存壓力下一些“獨特而有效〞的風險處置做法。從中得出了在困境和沖突之下仍可尋求到權衡折衷時機的政策結論。本文將分四個層次展開：第一個層次，重點分析外部的“隱形合謀〞與內部的虛假依法收貸交互作用，共同將金融壞帳處置導入低效、無效甚至負效率的被動狀態。第二個層次，從理論上討論虛假依法收貸行為導致了風險處置的個體最優行為與總體福利損失；第三個層次，引入實證，分析某銀行行為與企業(政府)行為的變化及交互作用獲得了折衷囚徒困境的結果；第四個層次，導出深化金融機構內部改革的政策結論。

二、從囚徒困境到內外交困：“隱形合謀〞與虛假依法收貸行為及其效率

博弈論在納什議價模型(NashEquilibrium)中講述了這樣一個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兩個議價人在都清楚對方議價條件的情況下，各為獲得此消彼長的最高收益而要價過高(極端行為)，結果會談破裂，雙方一無所獲。通常，圍繞金融壞帳問題也出現了這樣兩對囚徒困境：一對是企業逃廢金融債務以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與金融機構竭力抵抗的困境；一對是金融機構依法收貸行為與企業為生存而抗爭的困境。之所以定義這兩對行為為囚徒困境，原因在于銀行索償與企業賴債都是嚴格利已的行為，最后卻導致了魚死網破的最壞解。本文所要討論的，就是金融機構在依法收貸中與企業(政府)形成的囚徒困境。

(一)外部的“隱形合謀〞使囚徒困境演變成剛性的“依法收貸困境〞。依法收貸是金融機構借助法律手段收回貸款或保全貸款權益。但目前，有幾個因素與依法收貸活動并不和諧：一是各金融機構對劣質企業普遍施行的只收不貸的限制性信貸策略，銀企聯絡比以往疏遠了，關系不融洽；二是企業賴以維持生計的“風險后的剩余資產〞缺乏以兌現所有的金融債務，且仍然存在惡意逃廢金融債務的道德風險；三是企業(政府)與金融機構對風險與價值的判斷有出入，金融機構認為企業已難以為繼又賴帳不還，只能依法收貸了，而企業與政府并不以為然，各打各的算盤，各有各的利益。基于此，許多企業最擔憂依法收貸成功，因為一旦成功，就意味著企業要將僅有的一點有效資產變現給金融機構而后被無情拋棄。沒了僅有的一點物質根底，企業自然就斷了生路，經理人員將失去企業控制權收益，員工將失業，政府部門的收入等也將因此而減少，所以，依法收貸對企業和地方具有極強的負放大效應和殺傷力，而金融機構的剩余損失也將難以彌補。顯然，這是一種“魚死〞與“網破〞的囚徒困境。為了生存，企業與政府部門最理性的選擇就是聯手予以封殺，讓依法收貸方案落空。于是，在一致利益的驅使下，就首先有了企業與政府部門最初的合謀行為。但最初的合謀行為能否如愿，還要取決于兩個根本條件：一是能獲得司法支持，二是逼迫當事人就范。所謂“獲得司法支持〞，無外乎是盡量尋找金融機構在信貸手續、訴訟時效等方面的破綻和缺陷，盡量尋找到可以利用的法律法規的空隙或者為難以執行“造勢〞。所謂“逼迫當事人就范〞，就是向金融機構施壓，逼迫其做出符合合謀人所預期的妥協與讓步。但這一切，都不能少了司法部門的“配合與參與〞，這樣，最初的合謀行為就演變成目前常見的企業、政府和司法部門三方“隱形合謀〞的場面。而且，這種“隱形合謀〞越來越嚴密，越來越強化，越來越具有剛性，幾乎到達了對企業資產的完全控制；他們設關布卡，張好口袋，單等金融機構往里鉆。事實也充分證實，金融機構在依法收貸中根本上陷入了一種“敗訴多、執行難和贏了官司輸了錢〞的困惑狀態。可見，外部的“隱形合謀〞，使囚徒困境晉級為剛性的“依法收貸困境〞，足以將金融機構牢牢“套〞于其中。

三、硬約束與軟制度：金融壞帳處置的個體最優行業及其后果

學會利用手段維護自身權益、盤活資產是進步的——種表現，而且，真實的依法收貸確實也在壞帳處置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獨特作用。但是，處置金融壞帳是種特殊的“風險交易〞，而且，依法收貸要面比照—般交易行為更為繁雜的硬性約束條件。

四、生存壓力下的行為優化：一家困境的故事然而，同樣是處置金融壞帳，卻在一個即將被降格處理的某縣級銀行身上發生了行為優化。

五、性評論：內部壓力的鼓勵效果

這家銀行的故事在不良資產處置中也許只是一個特例，但是學的在于尋找其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合理內核，即它為什么有積極性把事情做好。我們發現，“降格〞是一個極具威脅的約束，這種威脅致使銀行無法把責任外推而自己不受損失，因此形成了有效的鼓勵。說到底，銀行面臨外部約束(地方政府偏袒企業，借款人傾向逃債)時，假如內部約束足夠強硬，那么可以改變銀行的行為。

例如，在飼料公司一案中，假如不是銀行精心設“計〞把縣糧食局拽進局內，假如不被該銀行新增270萬元貸款的會談承諾所感化，康達公司壓根就不會承接237萬元的壞帳。在第一水泥公司一案中，假如不是“刻意〞事前同那這家民營企業長達30天的艱辛會談和漫長協商而放“馬后炮〞，假如不及時給予300萬元的貸款扶持，385萬元債務極有可能一“拍〞了之而不會名正言順地記在這個AAA級民營企業的名下。同樣，假如不負責任地將造紙廠114萬元不良貸款列入破產程序，或者不以優惠利率讓利于結合化工公司，金融債權和債務擔保都無任何實際意義。因此，鼓勵優化了銀行的行為。

這一故事告訴我們的兩方面的信息：第一，在現有的框架下，仍然普遍存在著許多有效的處置金融壞帳的時機；第二，金融壞帳處置中的外部沖突和內部困境都是有條件的，通過內部鼓勵設計是可以拆衷和削弱的；所以，我們的結論是：在金融壞帳處置問題上，應將目光由外部轉向金融內部，繼續深化金融改革，力爭激活金融機構內部的多個內生變量。當務之急，是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開展風險，制定合理規劃。各金融機構應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開展一次由、審計等部門參加的徹底的風險狀況調查，目的在于公正、客觀、準確地界定金融壞帳的分布狀態、變化趨勢和風險程度，據此制定出本系統較為科學合理的壞帳處置規劃，并將其進展細化和分解，作為指令性方案下發各層面貫徹落實，以改變目前壞帳認定的虛假性和處置規劃的隨意性問題。

(二)改革內部管理制度，堵塞風險責任外部化的破綻。在確保不發生新的信貸風險的前提下，根據金融壞帳處置的數量、進度和難易程度等確立一個按比例提取勞動報酬的相機合約，把部分利益真正兌現給奉獻者。要盡快改進呆帳準備金管理制度，施行按金融壞帳實際處置數額分配呆帳核銷指標的做法，既可以呆帳核銷指標作為手段正向鼓勵在壞帳處置中的奉獻者，又可以較好解決目前不盡合理的指標分配制度所引發的風險問題。要強化監視管理，對于消極等、靠、要以及以貸收息、貸新還舊等弄虛作假行為給予嚴厲的處分。

(三)賦予更多的壞帳處置手段，鼓勵施行彈性策略。雖然目前仍然普遍存在著處置金融壞帳的市場時機，但它卻稍縱即逝。因此，要在信貸權限、讓利、降息、協商、溝通等方面賦予各層畫更多的風險處置自主權，鼓勵開展債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