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文化遺產保護的政策、理念與法規

〔〕G122〔〕A〔〕1674-0890(2013)03-015-08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03年10月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非遺公約》)以來，得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支持。中國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早在2004年就已批準政府加入，到2006年已有107個國家同意簽署該公約。然而，包括美國、德國、英國在內的一些歐美國家卻遲遲沒有加盟，原因何在?本文將從德國的政體、法律機制和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出發探討此問題，并對其近年來籌備加入《非遺公約》的過程與現況進行介紹。德國政體與法律機制德國，一般指1949年建立的聯邦德國(西德)以及1990年通過東西德和平統一而建立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顧名思義，它和美利堅共和國一樣，是一個聯邦制的國家。也就是說，任何政治與法制方面的重大決定，都必須由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共同商議后才能得到確立。這一關系明顯地體現在了“聯邦共和國”(Bundsrepublik)和“邦州”(Bundesland)①的概念當中。“邦州”(以下根據中文習慣直接稱“州”)是聯邦國家之下最重要的行政機構。聯邦參議院(Bundesrat)是州與聯邦之間的最高合作機構，它的成員由每州政府選派的代表組成。參議院與聯邦眾議院(Bundestag，由民眾直接選出代表組成的國會)，共同構成了國家最高的立法機構。一些法律即便在國會審核通過，但如果沒有得到由各州政府代表組成的參議院的同意，也不能得到確立。各州政府往往通過這一方式來保障本州的地方利益。各州之內也擁有自己的立法機構，即州議會。州級機關之下的行政單位為區縣(Kreis)和鄉鎮(Gemeinde)，但二者之間是并列的，沒有從屬關系。這些下屬機構只負責法律的執行，但可以出臺相應的執法細則。就文化保護而言，它們是直接的監管機構，必要時也可采取一些強制性措施(如借助于公安機關)，以確保法律制度得以執行。在行政系統之外，通過《基本法》(憲法)和《公民法典》的條例規定，還存在著一些代表公共權益的非地域性組織，如教會和正式登記在冊的各種民間團體。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處于基層的每一個個體的公民。他們是文化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且擁有相關的權力與義務。其中也包括目前生活在德國的、大約占總人口10％的非德國籍外國公民。德國的部分法律也適用于他們。概念術語和理念以下列舉的，是一些在德語法律文獻中經常出現的、與文化保護有關的術語。我們試圖從德國人的視角和理念出發，對這些概念進行解釋。②1.當事人(Akteur)在法律場上，當事人既可以是實體機構，也可以是個人。他們因其行為而干預到法制體系及其執行。在國際層面上，當事人即為主權國家、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NGO)和教宗。在歐洲層面上，當事人與上述組織有部分重疊。在國家層面上——就德國而言——當事人即為各聯邦州、教會、民間團體或民間法人。2.層級(Ebene)法律意義上的層級指的是彼此相互關聯的政治與社會組織，如民族國家、國家聯盟(由許多相鄰國家締結而成，主要指歐盟這樣區域性的聯盟)、全球性的國家聯盟(和文化相關的主要有聯合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牙公約、國際法庭、其他國際民事方面的公約)。在德國，民族國家以下的層級有邦州、地方聯盟、城市、區縣與鄉鎮。3.法理(Rechtsdogmatik)與規范體系(Normensystem)此二者制約著法制法規、法律組織及其相互作用。規范體系指的是在文化財產范疇內生效的法制法規的整體及其內在關聯，即以文字形式公布的正式通過的相關法律文件。法理指的是關于有效法制規范整體內部的關系及其內容的學問。法理的研究意在發現個別條款之間的關系，并由此上達法律體系的建立。目的在于確立穩定的結構，以及切合正確的法制規范關系的內容條款。4.危害(Gefaehrdung)和以下三種危害類別相關的文化遺產保護顯示出不同的保護維度：實質的危害；文化關系的破壞；文化價值的削弱或破壞。5.權限(Kompetenz)權限指的是賦予當事人的執法以及監督執法的權力。6.文化遺產(Kulturgut)③文化遺產的主要特征：(1)人類性。只有經過人類創造的東西才能稱其為文化。(2)社會性。只有那些有效性超越了個體的東西才能算作文化；(3)精神性。即通過精神作用而創造出的文化元素。此外還有：(4)表現性；(5)歷史性；(6)變遷性；(7)公共性；(8)文化認同性。文化遺產可分為：(1)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可移動的和不可移動的、單體的和群體的物體。它們由人類所創造并為其所改變，帶有人為的痕跡且反映出人類文化的發展進程，從而具備了歷史的、藝術的、科學的和其他的文化價值。這一定義包含了以下概念：“物體”：用以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音樂，舞蹈，文學，習俗等)相區別。“可移動的和不可移動的”：在歷史發展的早期階段，只有不動產才被看成是文化遺產；但在今天，可移動的物體也被視為文化遺產而得到保護。“單體的和群體的”：一些文化遺產的價值只有通過一群物體的同時存在才能得到體現。這一認識也是只有到了現當代才成為共識。過去的博物館經常把物品拆解開來單獨展出，從而有時會使得文化產品喪失其光彩和魅力。不過在城市景觀以及建筑群方面，人們很早就已認識到了它們的群體性特征，因此在歐洲也很早就出現了露天博物館的形式。“由人類所創造并為其所改變，帶有人為的痕跡且反映出人類文化的發展進程”：文化必定帶有人為的因素。文化遺產也必定要和人有關。這點強調了物體是由人創造的，但并不盡然——有些物體是人類對自然物加以改變(如洞窟繪畫、景觀造型)、加以鑄造(如自然科學的標本搜集)的結果，或是被人們賦予了美學的和宗教的價值(如麥加的玄石)。在這三種情況之外，還有一些物體盡管是純天然的，但也能反映出人類文化的發展進程，包括一些考古發現的自然物，如石器時代為人所殺的動物，或者甚至是人類自身，如木乃伊。它們都能映照出人類的文化發展史。“具備了歷史的、藝術的、科學的和其他的文化價值”：所有這些物體只有被一個社會(不是個人!)賦予了相關的文化價值之后才能成為文化遺產。這就要求社會必須對一種事物的文化價值做出評價。(2)非物質文化遺產。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與物質文化遺產相對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被各社區群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④在德國人的心目中，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物質文化遺產一樣，也是文化的組成部分與表現形式，因此也需要得到法律的保護。但其保護方式有所不同，傳統上主要以保護知識產權的形式(如音樂、文學、建筑)，以及通過各種形式的贊助，并且經常和某種物質性的文化表現形式聯系在一起。譬如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雖然是一種非物質的文化遺產，但它的演奏卻必須有一份書寫的樂譜作為基礎。7.文化遺產保護文化遺產的保護一般通過預防(在可以預見的危害發生之前)、復原和鎮壓(對于危害文化遺產行為的制裁)措施。與預防性保護措施相關的概念有“文物古跡保護”(Denkmalschutz/Denkmalpflege)⑤和“家鄉文化保護”(Heimatschutz/Heimatpflege)。在物質文化遺產方面，問題較多的是復原措施，因為復原往往導致新創或失控的模仿。1950年代，德國人曾針對法蘭克福老城區的羅馬貝格廣場的修復問題進行過大規模的討論，結果不了了之。從法律角度來看，復制一件已被毀壞的文化遺產其實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來自肇事者的經濟賠償實際上只能被用來采取其他的文化保護措施。機構層級及相關法規和文化保護有關的機構層級及其所制定的現行法規有：1.聯合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應該指出的是，達成文化遺產保護之國際共識的努力并非始于聯合國的成立，而是早在1889年，國際社會就曾在巴黎召開“藝術品和文物古跡保護國際大會”(Congrèsofficielinternationalpourlaprotectiondesoeuvresd’artetdesmonuments)，并做出了如下決議：“藝術品和文物古跡屬于全人類。因此每個政府都必須指定專門人員，對每個國家所擁有的文物古跡進行研究，鑒定出有哪些在發生戰爭的情況下需要通過國際公約得到保護。”⑥顯然，“世界文化遺產”的概念這時就已經誕生了。然而，相應的國際公約卻在半個多世紀以后才正式出臺，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締結的一系列公約和條例：《關于在武裝沖突中保護文化遺產的海牙公約及其實施規定》(1954)、《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遺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1970)、《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72)、《宣布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條例》(1998)、《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2001)、《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2005)。⑦2.歐洲聯盟歐洲聯盟(簡稱“歐盟”，即前“歐洲共同體”)原來只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共同體，最早成立于1957年。現在已發展成為包含了幾乎所有中西歐國家、涵蓋了3億人口的區域性國際聯盟，并且擁有自己的立法機構。歐盟頒布的與文化保護有關的法律有：《關于對歐洲不可移動文化遺產的有效保護的法律框架草案》(1970)、《歐洲文物古跡保護憲章》(1975)、《有關與文化遺產相關的違法行為的歐洲協定》(1985)、《關于文化遺產出口的規章》(1992)、《關于歸還從歐盟領地非法帶走的文化遺產的綱領》(1993)、《關于社會文化遺產價值的框架公約》(2005)等。此外，1995年，歐盟還締結了一份《關于保護少數民族的框架協定》，要求成員國“在必要情況下采取適當措施，以在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推進本國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之間事實上的完全平等。”⑧這雖然是一種社會措施，但在事實上也能起到保護文化遺產的作用。頒布于2000年的《歐盟基本權利憲章》雖然不包含專門針對文化的條款，但其中有關人權(第一條)，思想、良知、言論與宗教自由(第十、十一條)，藝術與科學自由(第十三條)，教育權利(第十四條)等的條款都有涉及文化。3.聯邦國家由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頒布的相關法律主要有：(1)1955年8月起生效的《保護文化遺產以防流失法》及其頒布于1998年的修改案；(2)《在武裝沖突中保護文化遺產的法規》，生效于1967年，并于1971年被修改；(3)《關于聯邦法規中應顧及文物古跡保護的法規》，1980年6月起生效，其中涉及對現存各類聯邦層級法典的修改；(4)《文化遺產歸還法》，1998年公布生效；(5)《關于實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11月14日發布的有關禁止和防止文化遺產的違法進口、出口和轉讓之措施的法規》，自2007年5月起生效。另外還有德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頒發的兩項決議：(1)《關于保護文化遺產以防偷盜和違法出口的決議》，2003年7月通過；(2)《關于德國境內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世界遺產的決議》，2006年6月通過。在官方組織之外，一些全國性的民間組織如“地方文物古跡保護者協會”(VereinigungderLandesdenkmalpfleger，簡寫為VdL)、“德國文物古跡保護國家委員會”(DeutschesNationalkommitteefuerDenkmalschuetz，簡寫為DNK)、“德國家鄉與環境聯盟”(BundHeimatundUmweltinDeutschland，簡寫為BHU)也出臺了各種與文化保護相關的建議，如1988年由VdL頒發的《農村地區的文物古跡及文化遺產》、1996年由DNK頒發的《關于德國文物古跡保護現狀的建議》和BHU于2011年為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倡議而發出的通知《認可與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總體來看，由于文化保護原則上被看成是各個邦州的事務，所以在德國聯邦國家這一層級較少相關的法律規范。例如有關文物古跡保護(Denkmalschutz)，在德國就沒有全國性的法制規章，而只有每個邦州自行制定的“文物古跡保護法”(Denkmalschutzgesetz)。即便是作為民族語言和官方用語的德語，也不像在法國等其他國家那樣受到憲法的保護。這是因為德國的憲法強調所有公民——無論其族源、宗教和語言——之間的絕對平等。然而卻另有一些法律專用來保護特殊職業如新聞界人士、醫生、律師和神職人員的言論自由或緘默權。也就是說，這些職業的從業者有權力接觸并使用某些信息，或沒有義務傳遞所得知的信息。這當然與一般性的公共信息和文化遺產無關，而只涉及個人，是出于保護個人隱私權的需要。此外還有一些全國性的旨在保護文化遺產的基金會，如位于柏林的“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StiftungPreussischerKulturbesitz)⑨和位于薩爾州哈勒市的“國家文化基金”(KulturstiftungdesBundes)⑩。“邦州聯盟文化基金”(KulturstiftungderLaender)(11)是一個由各州出資并受其監督的機構，會址設在首都柏林。4.邦州作為地方政權的邦州政府對于本地的文化遺產十分重視。早在聯邦國家成立之前，即1818年后的德意志聯盟及1871年后的第二帝國時期，當現在的邦州還都是各自獨立的主權國家時，就已經出現了與文化遺產相關的法律，如1818年由黑森-達姆施塔特大公國的君主路德維希一世頒布的《關于保護現存文物古跡的最高法規》。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在北威州的利珀縣(Lippe)出現了第一部地方性的《家鄉文化保護法》(Heimatschutzgesetz)，主要指的是對于建筑物和自然景觀的保護。1929年梅克倫堡-什未林大公國頒布了一部《文物古跡保護法》。漢堡州也早在1920年就頒布了一部《文物古跡和自然保護法》，1973年經修訂后得以重新頒布，改稱《文物古跡保護法》(Denkmalschutzgesetz)，此后又經多次修改，最后一次改定的時間為2007年。其他各州也大都擁有自己的相關法規，如2009年巴伐利亞州頒布的《文物古跡保護和養護法》(GesetzzumSchutzundzurPflegederDenkmaeler)。為確保法律的執行，也有一些邦州將相關權力賦予行政機構，如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在1826年11月21日發表了一份“最高決議”，規定在未預先獲得區縣政府同意的情況下任何人不得隨意對公共藝術品、其中特別是教堂和其它建筑物加以改動。(12)1999年，薩克森州出臺了《關于索布人在薩克森自由邦之權利的法則》，這是一份針對居住在本州內的斯拉夫語系少數民族以保障其權益的法規。由于薩克森州的居民多數信仰基督教新教，所以該州還與羅馬天主教的教宗簽署了保護身為天主教徒的索布人的權益及其文化的合同。同樣有索布人居住的布朗登堡州也有類似的法規。由于邦州是土地及各種公共建筑物的實際占有者，它們也擁有1818年后逐步被國有化的城堡、花園等，以及那些被古老貴族家庭出售給州政府的物質文化遺產。為方便管理，一些邦州成立了專門機構，如黑森州的“黑森的州屬城堡與花園”(StaatlicheSchloesserunGaertenHessen)和柏林的“普魯士城堡與花園”(PreussischeSchloesserundGaerten)等管理機構。(13)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任務主要由各州的家鄉文化保護協會來承擔，如“巴伐利亞州家鄉文化保護協會”(BayerischerLandesvereinfuerHeimatpflege)。這雖然是一個民間性質的組織，但其70-80％的運營經費都來自州政府的財政撥款。(14)它們代替政府行使保護和促進地方文化發展的職能。5.城市、區縣和鄉鎮(15)城市、鄉鎮和區縣負責具體規劃如何促進和保護文化及其代言人。城市、區縣和鄉鎮不僅需要出資，而且要為各種文化活動提供公共設施，負責在舉行城市慶典和節日巡游時實行交通管制。德國各地特別強調，在對待本地人和外國人的文化團體時要做到絕對平等，不能存在任何歧視。針對外國移民，每一城市除設有對其進行行政管理的“外國人局”(Auslaenderamt)之外，還在市政委員會下設有“外國人委員會”(Auslaenderrat)或“移民委員會”(Migrationsrat)，以保證外國移民的話語權。6.文化承載者：教會、學校、民間團體和個人德國最大的兩大教會組織是基督教新教和羅馬天主教的主教管區。此外還有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團體。根據德國憲法中確保宗教優先權的條款，教會組織在管理其物質與非物質的宗教遺產方面擁有自主權。包括大中小學在內的學校也通過支持學生參與各種業余文化團體及活動，以達到宣傳和保護文化遺產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北萊茵州的帕德博恩(Paderborn)大學，目前已設有德國第一個“UNESCO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業，教椅的擁有者是一位藝術史專業出身的女教授，名叫伊娃-瑪麗亞·森(Eva-MariaSeng)。但更為活躍的卻是社會上的各種民間團體，多以協會的形式出現，涉及的內容五花八門，大到人權、環境保護、家鄉文化保護等主題，小的則可具體到某個地方性節日或民間樂器，如狂歡節促進會、長柄號角愛好者協會等等。加入《非遺公約》的籌備工作德國是聯合國、歐盟等世界組織的成員，在保護物質文化遺產方面不僅擁有悠久的傳統、先進的理念和完備的法制體系，但在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遺公約》這件事上卻和美國一樣步履緩慢。這顯然與上述的多元化權力結構有關，同時也和德國人嚴謹認真且充滿懷疑精神的思辨性格不無關系——前者使得聯邦國家在文化保護領域難以迅速地做出統一決策，后者則或多或少地影響了人們積極思變的主觀能動性，在接受新事物時往往趨于保守。在面對“德國是否應該加入《非遺公約》”這一問題時，大多數德國人一方面相信現有的法律機制與框架已足以保護本國的傳統文化并促其發展，因此不需要進一步采取各種強化措施；另一方面，和中國的文化管理行政化和中央化的趨勢不同，二戰以后德國的文化政策一直傾向于文化遺產的公共化和社會化，即把文化遺產看成是屬于社會的公共財產，它的保護與繁榮也應盡可能地由社會力量特別是私人和民間團體來支撐。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2年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成員國，德國目前雖已有37個項目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13個項目進入了“世界記憶遺產名錄”，但不論是科隆大教堂、萊茵河中游河谷還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或《格林童話》，它們在成為“世界遺產”之前和之后的狀況都沒有太大的變化。在德國人眼里，這些項目在德國國家與地方的文化保護措施中都早已享有優先權，因此不必采取其他措施對其加以特殊保護。成為世界級文化遺產唯一的好處似乎只是，在進入世界名錄之后，來自世界各地前來參觀的旅游者大為增加了。盡管如此，近年來受到國際上有關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呼聲和行動的影響，德國的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積極地探討加入聯合國非遺保護公約的必要性問題。事實上早在2005年和2006年，德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就已開始了有關德國是否應該加入該公約問題的討論。他們通過舉辦各種研討會的方式，向一百多位來自經驗文化學、人類學、歷史學、音樂人類學、博物館學等學科的專家學者，以及從事文化藝術、博物館、檔案、文物保護、影視、民間文化、民間藝術和手工藝行業的人士進行咨詢。并于2006年年底將討論和咨詢的結果形成文字，在2007年第1期的《今日UNESCO》雜志上發表。這份文件有一萬多字，內容共62條，第1-7條首先介紹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遺公約》，歐盟內部對此展開的辯論，和不同國家的反應。第8-23條介紹了《非遺公約》的執行情況、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和分類、保護的目的、提名的條件。第24-28條是專家學者們提出的有關實施《非遺公約》的一系列問題：(16)(24)德國國內外對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方式對于歐洲和德國未來文化的發展意味著什么?地方性集體記憶的持續穩定的結構是否在其中扮演角色?在創造性的發明與保護之間應怎樣保持一種持續的融合和平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理念能在多大程度上對此有利?(25)在一個后現代的工業社會中，將第2條中列舉的“口承傳統、技能、手工藝、集體表演實踐、儀式、習俗和節慶以及文化空間”引入國際交織的知識網絡究竟意味著什么?應怎樣評估由此發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舞臺重置、美化和“事件化”(Eventisierung)?(26)換一種視角來看，外來文化因子的接受和民族間的文化交互影響將在德國國內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前景中扮演何種角色?目前在多大程度上已存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跨文化以及超越文化的形式?還是這只不過是對于來自其他地理區域和時間的集體表演實踐、儀式和節慶的一種舶來的“注釋”和舞臺重置?(27)德國的哪些文化表現形式應該成為全國名錄的一部分?非物質遺產的哪些主題、設問和因素是重要的，哪些將在未來占有比重?哪些特別適合被提名收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性名錄?(28)目前有哪些正處于萌芽狀態的德國和歐洲未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否存在也應被考慮在內的相關的依附于傳統的文化創新，比如流行的青年文化現象(饒舌，俚語詩，多媒體)?針對這些問題，專家們在第29-34條中給出的答案是：(17)(29)文化多樣性是一個社會富有創造力資源的表現。每個社會都內存多樣性的潛能，需要別人去注意、珍惜和認可它。尤其是對于活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言，它們多數都和地方性和區域性的特殊影響與發展相關聯。(30)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建立文化認同十分重要。人和人的身體，作為文化遺產形式的載體，在一代又一代的知識的習得與傳承中扮演重要角色。文化實踐的習得主要憑靠外表的模仿。這樣一種文化傳遞的方式擁有改變的潛能，從而造就了文化的生命力。(31)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教育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此，正規的、不正規的和非正式的習得同等重要。和別樣性(Alteritaet)打交道的經驗可以促成一個人的成熟和開明性格。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必須在學校教育和跨文化學習中占有一席之地。對全部基數(Fundus)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表現形式進行挑剔的選擇，并不只是一個教育的可能性問題。與此相應，打開通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門道也是一般性教育和終生教育的重要任務。(32)社會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接受是一個重要指標。和親身實踐禮儀、舞蹈、游戲、節慶等的人們之間的密切聯系必須保持清晰可見。他們是文化記憶的組成部分，并通過其行為不斷地對其加以更新。公民自發的組織、協會和團體將促成有關文化技術及其條件的知識。這也關系到對于質量本質的認知能力的發展與保持。(33)博物館化的危險的確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倡的保護不應該導致對于新的動力或這些文化形式的繼續發展的抑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標志就是即興創作和改變。(34)在全球化的時代，面對急劇的社會變遷，正面地評價“老的”和“舊的”東西就意味著一種挑戰。文化資源喪失的可能變成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興趣愈濃的一種動機。但瀕危這一條標準卻不能因此凌駕于其他方面之上。“瀕危程度”問題以及相關的時間要素尤為棘手。通過民俗學的研究，這樣的警告早已為人所知。對于“瀕危的文化形式”應該加以最為精細的考察，視其瀕危性體現在何處，且為何瀕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許多形式，如手工藝和治療行業的經驗知識，在這個國度已部分地永久喪失，另外一些則可被定義為“相當瀕危”。報告第35-58條涉及的是非遺保護的國際與歐洲內部的合作，包括一些關鍵性概念的翻譯和統一問題，和專家們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