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思想史”芻議

F09：A0257-0246(2010)01-0074-12作為與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等處于平等地位的經濟思想史學科，與經濟學其他學科相比，一直被嚴重忽視，目前經濟思想史學科的人才流失也異常嚴重，一些高校的經濟思想史研究和教學幾乎陷入停滯狀態，該學科在全國普遍面臨后繼乏人的狀態。如何振興經濟思想史研究？基于最近20多年來現代哲學和經濟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最新進展，以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挑戰為背景，本文試圖在這方面作出初步嘗試，以便拋磚引玉，推動我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振興與創新。本文首先從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入手，通過對西方經濟思想史發展脈絡的梳理，提出一種替代性的由經濟學兩大研究傳統和三大理論體系所構成的西方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然后通過對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的主要缺陷進行剖析，分別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德國經濟學傳統的歷史淵源、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以及“新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其他主題作為基本內容，扼要討論筆者所謂“新經濟思想史”的初步設想，最后則簡要說明這種“新經濟思想史”研究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意義。一、經濟學的哲學基礎與“新經濟思想史”的基本框架戰后，在西方經濟學界出現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和西方異端經濟學之分，而西方異端經濟學內部又被劃分為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對于西方經濟思想史研究來說，這種劃分是否有其歷史淵源，它的根據是什么，它對思想史研究又有何意義，這是筆者所謂“新經濟思想史”研究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根據目前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我們可以注意到，從19世紀40年代一直到1898年老制度學派誕生為止，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解體過程中，出現了歷史學派、馬克思經濟學、邊際學派、奧地利學派和老制度學派，在這些學派中，只有邊際學派作為目前新古典經濟學的前身在戰后成為主流學派，其他學派則都是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反對者，換言之，它們都是現代西方異端經濟學的先驅。這種所謂主流與異端的分裂是否還能繼續向前追溯？挪威經濟學家賴納特的研究表明，我們還可以一直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的重商主義經濟學。①但是，這種追溯或歷史起源的根據是什么？我們可以使用科學哲學家庫恩的“范式”或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這些概念作為研究的基礎嗎？我們知道，現代經濟學家們經常使用這兩個概念對經濟學流派進行劃分，但目前的西方主流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異端經濟學中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內部都包括眾多流派，因而，這些概念難以對同一陣營中眾多流派加以概括；更為重要的是，由于“范式”和“科學研究綱領”概念一般適用于明確定義一種經濟學說，而對于長達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經濟思想史研究來說，這些概念就凸現出其靜態和非歷史的性質，因為無論是對于西方主流經濟學還是對于西方異端經濟學來說，從其遙遠的先驅一直到現代范式的思想演變，不僅存在著經濟思想的漸進式流變，而且也發生過經濟思想的革命。那么，我們使用什么樣的概念框架，才能比較科學地把握西方經濟思想史演化的脈絡呢？經濟思想史家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曾經指出，“分析工作必然要以一種分析前的認識行為作先導，借以提供分析工作所需的素材……這種分析前的認識行為稱之為想象。②有意思的是，這種想象不僅必須在歷史上先于任何領域中分析努力的出現，而且每當有人告訴我們，從某一角度觀察事物，而這個角度的來源不能從這門科學原有水平的事實、方法與結果中找到時，那么，這種想象也許會重新進入每一門已經確立的科學發展歷史之中”③。按照筆者的理解，熊彼特在這里所強調的就是世界觀或哲學基礎對經濟學研究范式的決定性影響。現代哲學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人類在認識自然和社會過程中形成了兩種不同的世界觀：一種是動態的、有機的和開放的世界觀；另一種則是靜態的、機械的和封閉的世界觀。這兩種不同的世界觀構成了人類關于世界的影像或量子力學的創建者之一薛定諤所謂的“世界的圖式”，自形成之日起，它們就通過科學傳統或文化傳統而得到傳承，從而形成科學哲學家勞拉所說的“科學研究傳統”。如果我們按照現代世界觀對西方經濟思想史進行考察，我們就會發現，至少自文藝復興以來，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中就形成了由兩種不同的世界觀作為其基礎的經濟學研究傳統：一種是從重商主義、美國學派、德國歷史學派、馬克思經濟學和熊彼特經濟學等一直到目前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現代演化經濟學綜合所構成的研究傳統，這是一種以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世界觀作為其哲學基礎的西方異端經濟學研究傳統；另一種則是從重農主義、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庸俗經濟學”和杰文斯—瓦爾拉斯的邊際革命等一直到現代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傳統，這是一種以靜態的、原子論的和機械的宇宙觀作為其哲學基礎的所謂“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傳統。在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眼中，前一種傳統被看做是異端并遭到貶斥，而后一種傳統則被視為正統并得到推崇；在其編撰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中，由于缺乏現代哲學作為“分析前的認知行為”，基本上是按照后一種研究傳統組織其編撰思路的。但是，大量的研究已經證明，對于處理日益復雜的現代經濟來說，西方主流經濟學越來越顯示出無法克服的嚴重缺陷，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陳舊的世界觀。而西方異端經濟學的先驅在其直覺意識上與現代自然科學所提供的宇宙觀具有一致性，其理論工作具有樸素的現代世界觀要素，其哲學基礎先進于西方主流經濟學，因此，這種經濟學研究傳統對未來經濟學發展的價值要遠大于西方主流經濟學傳統。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喬治斯庫—羅根所指出的，“正當杰文斯和瓦爾拉斯開始為現代經濟學奠基時，物理學一場驚人的革命掃蕩了自然科學和哲學中的機械論教條。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學’的建筑師，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設計師，看來都沒有及時地覺察到這種沒落”⑤，“確切無疑的是，關于如何超越靜態結構的課程——也許是唯一重要的課程——來源于馬克思、凡勃倫和熊彼特”⑥。因此，為了重新定向經濟學⑦和中國經濟學的自主創新，本文提出一種由經濟學兩大研究傳統和三大理論體系所構成的西方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見圖1)。按照這種新思路，“新經濟思想史”研究將重新梳理西方經濟思想史的演化過程并對各種經濟思想進行重新評價。圖1西方經濟學說的演進：兩大研究傳統與三大理論體系(簡圖)二、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的缺陷與“新經濟思想史”的創新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西方主流經濟學基本上是按照靜態的、原子論的和機械的世界觀來編撰西方經濟思想史的。如果把圖1與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中的《經濟學的家譜》(請見圖2)加以比較，這一點尤為明顯：后者基本忽略了另一種經濟學研究傳統作為西方經濟思想史的主干之一對西方經濟思想演化過程的影響，這不僅割斷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異端經濟學中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先驅思想之間的歷史聯系，而且由于缺乏經濟學多元主義的科學思維，西方經濟思想史基本上就被改造成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家譜學課程，并成為維護其統治地位的工具。當然，有人可能會說，保羅·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家譜》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一般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都要涉及德國歷史學派和老制度學派等當代西方異端經濟學的先驅思想。但是，除了挪威經濟學家賴納特以外，西方經濟思想史學界從沒有人對薩繆爾森的這種簡單化處理提出過異議，這就說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這種思維是占統治地位的。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對當代西方異端經濟學的先驅思想評價很低，這在我國，除了對馬克思經濟思想的評價外，同樣也不例外。圖2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中的《經濟學的家譜》資料來源：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微觀經濟學》第18版，內封底，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年。那么，“新經濟思想史”的創新何在呢？前幾年，我國哲學界曾經比較多地討論過“重寫中國哲學史”的問題，在這一討論中，有學者指出，所謂“重寫”就是“總體寫作思路上的實質性變化”。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比較好地概括了“新經濟思想史”的旨意所在：提高對西方異端經濟學先驅的評價并降低對西方主流經濟學先驅的評價，這無疑是一種“總體寫作思路上的實質性變化”。按照這種總體思路，對“新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框架做如下簡要說明。首先，所謂經濟學兩大研究傳統是按照韋伯“理想類型”的方法或占支配地位的思維模式進行劃分的。因此，就經濟思想史中的某種流派或著名經濟學家來說，它不可能完全具備某種傳統的全部特征，甚至他們當中的一些同時具有這兩種傳統的不同要素。例如，雖然亞當·斯密和馬歇爾的理論體系主要是以靜態的、原子論的和機械的世界觀為其哲學基礎，但他們也在其著作中容納了以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世界觀為基礎的經濟學研究傳統的一些要素，盡管這些要素在其體系中所占比例較小，但正如理查德森在對亞當·斯密作出評論時指出的，“斯密實際上給我們提供了經濟均衡和經濟演化的兩種理論”⑧。然而，在目前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中，亞當·斯密的經濟演化思想卻被嚴重忽視了，這反映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傳統即使是在處理其先驅人物上也具有支配性影響和嚴重缺陷。其次，對于重寫西方經濟思想史來說，不僅要恢復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經濟學研究傳統作為西方經濟思想史主干之一的地位，而且也要注重并不屬于這種研究傳統的某種流派或著名經濟學家有關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經濟演化思想。這是因為，盡管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并不具備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世界觀的某些要素，但就其先驅流派和人物來說并非如此。例如，雖然19世紀的奧地利學派對邊際革命作出重要貢獻，但它不僅反對杰文斯和瓦爾拉斯經濟學的哲學基礎，而且一直就是經濟學數學形式主義的堅決反對者。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之所以丟失掉其先驅者及其流派的某些多元主義思維，主要是由邊際革命受機械世界觀的嚴重影響和戰后數學形式主義革命對其范式的純化所造成的。因此，筆者所提出的現代演化經濟學綜合雖然主要是以西方異端經濟學為主，但也吸收了西方經濟思想史中并不屬于這種研究傳統的某些流派或著名經濟學家有關經濟演化的合理思想(如圖1中虛線箭頭所示)。最后，在這種新的體系結構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現代演化經濟學的綜合因為同屬于一種研究傳統，因此，它們具有相互借鑒和共同發展的前景(目前在圖1中用虛線的雙向箭頭來表示，將來有可能用實線的雙向箭頭來表示)，這不僅可以從他們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共同反對和目前日益擴大的交流中觀察到，而且從哲學基礎上來說他們也具有共同的起源：批判實在論作為演化經濟學現代綜合的哲學基礎，其主要的理論先驅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始者——卡爾·馬克思。對于演化經濟學的現代綜合來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宏大視野和深刻的結構分析是其必須認真研讀并加以大量吸收的，否則其現代綜合是難以實現的。而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來說，“新經濟思想史”研究不僅有助于克服許多人把西方經濟學等同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錯誤認識，而且也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提供了經濟思想史的靈感來源，本文下面就將專門討論馬克思經濟學與德國經濟學傳統的歷史淵源問題。然后，我們再分別討論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以及“新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其他主題，這些內容都是針對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展開的，是“新經濟思想史”研究總體思路實質性變化的具體體現。三、馬克思經濟學與德國經濟學傳統的歷史淵源按照“新經濟思想史”的總體思路，馬克思經濟學與德國歷史學派都屬于以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世界觀為基礎的經濟學研究傳統，而德國歷史學派則是源遠流長的德國經濟學傳統的產物。德國經濟學傳統誕生于“三十年戰爭”(1618-1648)結束之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300年里，一直是德國的主流經濟學。賴納特指出，德國經濟學傳統自17世紀上半葉被創建以來，在此后的300年內，對整體性的強調就成了德國經濟學和德國哲學共同的標志，與盎格魯—撒克遜經濟學傳統相比，德國經濟學的研究思路始終堅持整體主義的方法；⑨英國經濟學家霍奇遜也指出，“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與德國歷史學派都是同一哲學文化的產物”⑩，因此，圖1標明了馬克思經濟學與德國歷史學派都共同起源于德國古典哲學這種歷史淵源。此外，筆者研究發現，德國歷史學派和馬克思都是演化經濟學的先驅，而出自德國歷史學派的熊彼特則是演化經濟學的主要創始者，這就提出了馬克思經濟學與德國經濟學傳統之間是否存在著密切的歷史淵源問題。首先，德國古典哲學對馬克思經濟學的革命是否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我們知道，按照列寧的看法，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列寧的這種表述就其本身來說并沒有什么錯誤，但是，我們在理解馬克思經濟學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革命上，往往忽視德國古典哲學的決定性作用。正如我們前面強調的，哲學對整個經濟學體系的形成是決定性的，在經濟思想發展史上，經濟學說的大分水嶺總是由作為哲學家的經濟學家開始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史觀是在批判地繼承德國古典哲學的基礎上形成的，并因此成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的靈魂。由于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靜態的和機械的宇宙觀之上的，所以，如果馬克思不是首先通過對德國古典哲學的革命，那么他就不可能實現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革命；因此，他也就不可能把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合理的和有價值的要素納入以辯證唯物史觀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之中，從而實現經濟學范式的革命。其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除了來源于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它是否還起源于德國經濟學傳統？這個問題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義如此重大，我們不能貿然妄下斷語，但我們可以列舉一些例子來說明兩者之間驚人的類似性。馬克思認為，人是歷史的人；資本不創造價值；技術創新是競爭最重要的方式，也是報酬遞增和社會演化的關鍵；政治經濟學的核心主題是生產而非交易；對收入分配問題和系統協同效應的強調；發展過程中具有不同的階段和形態；歷史特定性問題；對個人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的批判；對社會生活的整體性和各組成要素之間不可孤立的相互聯系的信念以及社會是有機體的隱喻等等。所有這些觀點都無法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發現其起源，但我們卻可以在德國歷史學派中找到類似的論述。(11)事實上，一些證據已經說明，德國經濟學傳統是馬克思主義形成的重要來源。例如，據蘇聯學者考證，馬克思大概是在1843年末和1844年初有關李斯特著作的摘錄中第一次使用生產力概念的；而按照張雪魁的研究，馬克思所使用的“生產力”概念來自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1)是毫無疑問的，馬克思不僅直接繼承了李斯特的“生產力”概念，而且他把生產力作為一個理論體系來把握也深受李斯特的影響；直到晚年，馬克思仍在關注和研究李斯特經濟學，并對李斯特經濟學有了更為客觀的新認識。(12)又如，據賴納特的研究，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德國歷史學派奠基人羅雪爾的思想，羅雪爾曾好幾次引用巴貝奇(13)和尤爾(14)的著作，盡管巴貝奇和尤爾曾專門寫過與大規模工業經濟學有關的論文，但首次把這些創見納入一種整體主義經濟理論之中的卻是羅雪爾，他因此而成為深入理解技術變遷與大量生產的首位經濟學家。(15)羅雪爾的著作有26個版本，在當時的德國影響非常大，馬克思在其著作中也引用了巴貝奇和尤爾的著作。因此，一種合理的推測是：羅雪爾的著作極可能對馬克思形成和發展有關技術創新和報酬遞增的思想產生過積極的影響。正因為上述原因，賴納特指出，李斯特、馬克思和熊彼特作為對德語之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政策制定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德國經濟學家，他們在經濟發展動態視角上的觀點極其相似，如果把他們的理論與盎格魯—撒克遜經濟學傳統(這個傳統為當今世界經濟秩序奠定了基礎)進行比較，這一點尤其明顯。特別是熊彼特在其《經濟發展理論》的日文版前言中說明了他是如何探尋“經濟體系能量的源泉的，這個源泉自身將打破任何可能達到的均衡……我當初并不清楚……這些思想和目的正是馬克思的學說中所蘊涵的”(16)。實際上，熊彼特的技術競爭理論是在馬克思技術創新理論的基礎之上進一步的拓展和發展。因此，賴納特直截了當地斷定，馬克思和熊彼特的理論都根植于德國歷史學派的傳統之中。如果這種觀點能夠成立，那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源就有了兩個來源，這個結論為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許多重大理論問題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視角。退一步說，即使讀者不贊同上述結論，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德國經濟學傳統之間驚人的類似性也是具有重大理論和實際價值的。我們可以研究這種類似性是如何產生的，它又是如何導致兩種不同的理論體系，馬克思經濟學和德國歷史學派之間是如何分化的，從而在有關社會經濟重大問題上如何產生分歧，這種研究不僅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具有重要啟發意義，而且還為演化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多元的視角。此外，我們還可以觀察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繼承者都高度關注欠發達理論、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民族產業、收入分配、勞工待遇和社會保障體系等問題，而德國歷史學派強調國民經濟學并為建立世界上第一個具有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立下了汗馬功勞，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德國歷史學派在不同歷史時期面臨著非常類似的問題，因此，研究德國歷史學派如何致力于解決這些問題及可以提供哪些經驗和教訓，對解決當代中國現實問題仍是非常具有借鑒價值的。四、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研究“新經濟思想史”對目前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它忽略了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或對其進行了錯誤的評價，從而成為其嚴重缺陷之一。正如賴納特指出的，“由于經濟思想史現在已經被簡化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家譜學，所以，人們在很大程度上肯定‘無法學到’當今工業化國家以往政策的歷史紀錄。由于沒有一個諸如‘經濟政策史’的學術子學科，歐洲和北美的工業化強國現在似乎都對它們自己的過去形成了錯誤的看法，忘記了國家在帶領它們走上脫離貧困之路上所發揮的作用”(17)，張夏準也指出，“富裕國家在過去并不是在他們現在所推薦的、并常常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和制度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不幸的是，這種事實目前鮮為人知，因為資本主義的‘官方歷史學家們’已經非常成功地改寫了他們自己國家的歷史”(18)。與缺乏“經濟政策史”子學科一樣，目前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有意識地遺漏、低估或錯誤地評價曾經導致他們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也是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下面就分別以19世紀的美國學派和重商主義經濟學為例對此加以說明。首先，目前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清除”掉了在19世紀曾經存在的美國學派。在美國經濟的崛起過程中，以強調貿易保護主義、制造業立國、政府重要作用、高工資戰略和教育以及技術創新重要性為特征的美國學派經濟學作為美國經濟崛起的意識形態，對其經濟政策制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除了姚開建在其主編的《經濟學說史》中有一處提到“美國學派”(19)以及蔣自強和張旭昆等人的《經濟思想通史》曾提到“早期美國經濟學派”一詞外，我們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通過查閱中英文版經濟思想史或經濟學說史教科書共計32種，非常遺憾地發現，再沒有其他著作提到這個學派，這些教科書只是零散地提到美國學派的一些人物，如提到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有4本；提到丹尼爾·雷蒙德的僅3本；提到凱里的最多，高達14本，但其中對凱里經濟思想的介紹大都是闡述他的“階級調和論”，而對凱里有關技術創新甚至貿易保護的經濟思想卻只字未提；約翰·雷等其他重要經濟學家幾乎完全被遺忘了；更不用說目前的教科書能對美國學派在19世紀美國經濟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進行分析了。因此，我們認為，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中曾占據重要地位的美國學派基本上已經被遺忘，(20)由此產生的惡果是，“(美國)這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止實施了百余年貿易保護主義的‘頭子’確實令人震驚，因為它后來一直被認為是自由貿易的化身”(21)。為了響應中國經濟發展道路即將到來的大變革(從以外部需求、自由貿易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依附型經濟發展模式轉向以保護主義和獨立自主為特征的經濟發展模式)，并恢復美國學派在經濟學說史中的歷史地位，筆者組織翻譯了赫德森研究美國學派的專著。(22)其次，目前幾乎所有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都對重商主義經濟學進行了錯誤的批判，麻痹了落后國家對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起源及其原因進行探索的意識。在經濟思想史中，曾經存在兩種對重商主義針鋒相對的評價：一種是以亞當·斯密為代表，認為重商主義把金銀或貨幣與財富混為一談，這種看法被目前的教科書所采納，盡管有一些教科書指出了晚期重商主義是重工主義，但給人總的印象仍然是，重商主義是用來描述壞經濟學的貶義詞；另一種評價則對重商主義經濟學持肯定態度，其代表人物是19世紀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和德國“新歷史學派”的領袖古斯塔夫·施穆勒。李斯特指出，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宗旨是要建立自己的工業、自己的海運事業和對外貿易；正如經濟史學家和發展經濟學家羅斯托指出的，“在歐洲工業現代化之前的歷史中，每一個國家都經歷過特殊的、發憤圖強的階段……(這些)互相競爭的民族國家所采取的經濟政策混在一起，統稱為重商主義”(23)，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施穆勒認為，重商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國家建設的學說。經濟史確鑿的史實也說明，英國從1485年亨利七世即位到1830年工業革命完成時，一直都在實施重商主義政策。因此，重商主義是英國崛起及其工業革命誕生的重要原因，而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的錯誤評價無疑掩蓋了英國脫貧致富的真正原因，糾正這種錯誤就成為“新經濟思想史”責無旁貸的任務。就“新經濟思想史”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重商主義經濟學(15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下半葉)、美國學派(從1791年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關于制造業的報告》到19世紀末美國老制度學派誕生前)和德國歷史學派(從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構成了發達國家在歷史上脫貧致富的主要經濟學說；而長達300年之久的重商主義經濟學則包括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焦萬尼·博塔羅和安東尼奧·舍拉等“意大利國家經濟學派”(李斯特語)、英國重商主義、法國柯爾貝爾主義、啟蒙運動時期的意大利政治經濟學派、德國官房學派等豐富的內容。詳細的“經濟政策思想史”研究將說明，英國重商主義、美國學派和德國歷史學派實際上構成了支配英國、美國和德國崛起時期經濟政策的意識形態；日本的崛起雖然沒有產生可以明確定義的學派，但德國歷史學派對日本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偏愛德國模式的學派——德意志學派——對日本社會的建設產生了最大的影響，這種影響至少一直延續到1945年。日本人接受了支配德國歷史學派的獨立自主的觀點。”(24)那么，為什么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系統地忽視了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并對這些學派評價很低呢？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者來說，研究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為什么意義重大呢？首先，由于西方經濟學目前的研究對象是發達經濟，因此發達國家的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經濟思想史家并不關心發達國家在歷史上是如何脫貧致富的問題；其次，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標準，他們甚至認為這些經濟學流派不能稱作經濟學；最后，正如李斯特和張夏準一針見血指出的，這些曾經也是貧困的國家一旦躋身富國之列，它們就踢掉了通向富裕之路的梯子，(25)因此，我們不能排除一些西方經濟思想史家有意識地從其教科書中淡化、排除甚至丑化這些經濟思想的可能性。但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者特別是經濟思想史家來說，什么樣的經濟學說對于他們的國家才是有幫助的，這個問題是研究經濟學的首要問題。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推薦了與他們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截然相反的“華盛頓共識”，由此所產生的災難性后果將使人們不得不尋求替代性的發展道路。就中國目前情況而言，有歷史感的學者不難得出結論，全球化是美國支配世界的戰略工具和手段，在“華盛頓共識”的支配下，自由貿易、外國直接投資、美元霸權、全球產業價值鏈和金融開放已經成為“套在巨龍(中國)頭上的五條致命絞索”(或者稱作“五賊亂中華”)，“中美國”形象地概括了宿主(新型殖民地)與寄生蟲(新型宗主國)的關系，中國已經到了必須馬上作出抉擇的危急時刻：獨立自主還是依附型國家？近幾年來，筆者一直對外國直接投資已經大面積控制中國經濟憂心忡忡，中國重新選擇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遭遇到買辦利益集團及其主流經濟學家的巨大阻擾，但筆者相信中國人民遲早必然要作出這種新的選擇。(26)為了啟迪這種選擇過程，系統和深入地研究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就尤為迫切。筆者研究的結論是，對目前的中國來說，這些經濟思想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強國富民的經濟學說。五、“新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其他主題目前的經濟思想史界存在著一種偏重于系統的經濟學說的傾向，重點放在以特定的假定為基礎的抽象的經濟理論上，輕視那些以歷史經驗、現實觀察和實際政策為基礎的抽象程度較低的、有時可能不被視做經濟理論的經濟思想，尤其忽視了那些對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曾經產生過重大影響但卻不成系統的甚至還有待于我們加以總結的經濟思想。筆者認為，這種做法忽視了實際問題導向的必要性，因此削弱了經濟思想史研究對解決當代經濟發展問題所應發揮的啟發價值。特別是當落后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遇到非常棘手的重大問題，并試圖從發達國家處于類似發展階段時的解決辦法中尋求借鑒時，往往特別需要的就是這種以歷史經驗、現實觀察和實際政策為基礎的經濟思想。因此，經濟思想史的范圍應該有意識地擴大，“新經濟思想史”試圖增添以現實觀察和歷史經驗為基礎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思想史”作為其重要研究內容。在以現實觀察和歷史經驗為基礎的經濟思想上，卡爾·波蘭尼的《巨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1944)(27)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卡爾·波蘭尼的這本著作分析了歐美國家從18世紀市場受到嚴重管制的社會經濟狀態如何轉變為19世紀“沒有控制的”市場經濟，然后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又如何再轉變為對市場經濟進行限制和實施國家干預的過程，并把后一種轉變命名為“大轉變”。卡爾·波蘭尼提出了這樣一種理論：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是一種十足的烏托邦，它自身具有一種毀滅人類并把人類的環境變為一片荒野的傾向，因此，社會必然要采取措施保護自己。從自我調節市場體系誕生之日起，社會保護就必然成為其伴隨物。但是，自由市場與社會保護這種長期的“雙重運動”并非一直能夠保持鐘擺式的平衡，有時甚至能夠釀成重大的社會災難。例如，作為對19世紀末自由放任運動的反應，反向性社會保護運動的不同強度產生了福利國家、蘇聯社會主義、德國法西斯主義以及東亞發展型國家四種不同的社會類型，其中法西斯主義給人類社會造成空前的災難。卡爾·波蘭尼的這本名著雖然在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中“名不見經傳”，但他的上述理論不僅為我們理解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的各種經濟學說提供了一把鋒利的解剖刀，而且對于認識我國目前的社會經濟問題也具有極強的解釋力。“經濟政策思想史”是對經濟政策制訂者制訂其經濟政策的原因、目的、意識形態和所接受的經濟思想進行研究。賴納特所提倡的“經濟政策史”和我們這里所說的“經濟政策思想史”都屬于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交叉研究的領域，而且是互補的。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舉出兩個例子。第一個是美國的“進步時代”(1900-1917)。美國在“進步時代”采取了市場監管、最低工資、保護中下階層利益等許多立法和社會改革，目的是為了糾正自由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破壞性社會影響，對這些政策產生影響的經濟思想不僅來自深受德國歷史學派影響的著名經濟學家約翰·B.克拉克和理查德·伊利，(28)而且還有新聞記者赫伯特·克羅利在《美國生活的希望》中提出的“新國家主義”。雖然社會性質不同，但因為我國現在面臨著與美國那個時代非常類似的問題，因此人們為了尋求借鑒，目前對美國“進步時代”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第二個例子是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