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文獻PAGE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基本范式及其演變林國標（中共湖南省委黨校，長沙，410006）[摘要]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傳到當今時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先后出現三種不同的范式：“啟蒙-解釋”范式、“民族-本土”范式和“大眾-人本”范式。三種基本范式展現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三個主要側面或三種基本維度，它們曾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思想觀念。至今，在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傳播過程中，三種范式仍在程度不等地發揮著作用。[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范式演變中圖分類號文獻標識碼文章編號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既是個理論問題，也是個實踐問題。是理論問題就涉及到理論解釋模式；是實踐問題，就涉及到實踐應用模式。如果某種公認的模型或模式可以用“范式”來表達的話，那么，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也有它自己的基本范式。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基本范式就是指：在大眾化的過程中，先后出現的由理論、應用以及相關因素構成的相對固定的幾種主要模式和方法。這幾種模式和方法中，在某個歷史時期內或許其中一種曾主導性地發揮作用，也可能幾種同時發揮作用。但不管怎么樣，它們總呈現出相互區別的整體的獨立性。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總體路徑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因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也離不開這“結合”的總體框架。然而，“結合”畢竟是個宏觀構架，不同時代、不同歷史條件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可能不一樣，因而，關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言說方式和實踐方式也可能不一樣。本文認為，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傳到當今時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先后出現三種不同的范式：“啟蒙-解釋”范式、“本土-通俗”范式、“大眾-人本”范式。一、“啟蒙-解釋”范式：用馬克思主義啟發民眾在傳播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啟蒙-解釋”范式注重對馬克思主義文本的通俗化解釋，用馬克思主義啟發民眾，從而達到用理論武裝民眾的目的。這種范式突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語境的啟蒙性維度。在“啟蒙-解釋”范式下，理論上要求對經典文本作出合乎實際的闡發，實踐中要求一部分社會精英對社會一般大眾進行啟蒙。這種啟蒙的最佳方式是用通俗化的表達以符合基本大眾的理解習慣，使馬克思主義能迅速到達生活的最底層。因為著眼于啟蒙與教化，以致于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把“通俗化”當作“大眾化”的代名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緣于近代以來中國的文化斷裂。鴉片戰爭前后，在中國的思想發展史上，可以說是一個“真空”時段。所謂“真空”并不是說沒有思想，而是說在思想的新舊更替之際，缺乏一種普遍性、權威性的思想體系。當時盡管各種五花八門的思想或主義紛至沓來，表面上“你方唱罷我登場”，實際上是一個真正缺乏思想、缺乏哲學的年代。也就是說缺乏一種穩定的成型的大眾思想范式。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便引出了馬克思主義如何融入中國的大眾情境的問題，于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序幕便徐徐拉開。作為一種誕生于資本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要成功地被引進到經過了上千年的封建儒學思想浸潤的國度并讓他產生現實的影響，無疑是要經過適當的過濾和技術處理的，這種所謂過濾和處理的技術，也就是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根據當時中國社會斗爭的需要以作者簡介：林國標，男，湖南衡陽人，中共湖南省委黨校、湖南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教授，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民眾的欣賞趣味和理論吸納能力，而有選擇地翻譯和推介馬克思主義的有關學說。這種工作，雖然還談不上是有目的地、系統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但它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初步嘗試。要讓一種陌生的理論為一般民眾所理解和接受，首先必須進行理論上的移植和嫁接，將當時還是新穎和陌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引入中國的大眾場景，讓它們產生適度的化學反應，期待產生新的文化景觀。這就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傳播早期所形成的大眾化范式只能是“啟蒙-解釋”范式。從馬克思主義所秉有的理論本性來看，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也只能采取“啟蒙——解釋”范式。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訴求，是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完成從“解釋世界”到“改造世界”的歷史性飛躍。而改變世界的革命化實踐如脫離了無產階級即人民大眾，那是無從談起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誕生，也是在總結無產階級革命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豐富發展，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合理性作論證。它的歷史使命就在于從思想理論上武裝無產階級，爭取無產階級即人民大眾革命的勝利。“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思想的閃電一旦徹底擊中這塊樸素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徹底的德國人不從根本上進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1]所以，馬克思主義天生就是與人民大眾聯系在一起。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本性就是它的大眾性。而要使馬克思主義的大眾性得以充分地展露，就需要有一座從理論到實踐主體——人民大眾的橋梁，這個橋梁就是對理論的解釋。于是，我們就可以理解，在一個異域國度，在人民大眾理論興趣還未充分激發、民眾對自身生存境遇缺乏深度反思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要采用“啟蒙-解釋”范式了。“啟蒙-解釋”范式在實踐中是怎樣運作的呢？首先是理論的移植。中國的“啟蒙”時代，普通民眾在社會中的生存尚處于“自在”而不是“自為”“自覺”狀態，民眾并未對理論有自覺的需要。于是這便有個理論的移植過程。這個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國外闡釋馬克思主義原理的著作陸續翻譯出版，如《共產黨宣言》、《雇傭勞動與資本》等。這些譯著的出版，為先進知識分子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提供了重要條件。同時，一些先進青年到工廠礦山調查工人的勞動和生活狀況，親身到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組織工人進行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活動。“五四”前后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對理論的移植，使許多人了解了馬克思主義并進而對社會主義充滿了無限向往。移植畢竟只是一種理論的搬遷，僅僅只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初步，更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初步。把一種異域理論移植到中華大地之后，還面臨著許多進一步的問題，如理論是否適應中華文化的土壤？這種理論怎樣才能進入中國的大眾場景？因而在大眾化的“啟蒙-解釋”范式下，理論移植過后，便是對理論進行定向解釋，也即革命化解釋。這種定向解釋首先當然是選擇馬克思主義學說中有關革命或有利于革命的學說。因為中國人傳播馬克思主義絕對不是僅僅出于對一種思想學說的好奇，而是出于對一種解放之術、斗爭之術的需要。因為在一個動蕩的社會，不僅社會秩序混亂，而且思想秩序更是混亂。制度失范導致思想失范，思想失范更導致社會混亂。因此，在那個時代，最迫切的是一種能迅速整合大眾，提供對現實的解釋技術和改造技術的思想學說。這樣，當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大規模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時候，他們所介紹的往往是馬克思主義中與政治斗爭密切相關的部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與政治斗爭密切相關的學說當然是唯物史觀。對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作出卓越貢獻的首推李大釗。他根據當時社會斗爭的需要，對唯物史觀的意義、內容、有關階級斗爭的學說特別是人民群眾理論作了既全面又有選擇地介紹。在“啟蒙-解釋”范式下，理論的介紹者加進了自己的理解與解釋。即解釋者以他們所掌握的理論觀點，分析當時中國的現實問題。以李大釗為例，他在著名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初步闡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脈絡，并認識到只有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才能科學地解釋歷史。同時，他還能夠運用所掌握的理論觀點，分析中國獨特的歷史與現實問題。他是我國運用唯物史觀批判封建復古思想的第一人。他在《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一文中以大量的事實論證了宗教、哲學、風俗、習慣、道德、政策、主義等都是由社會經濟基礎決定的，都是隨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的。他在批判道德復古論時指出：“道德既是社會的本能，那就適應生活的變動，隨著社會的需要，因時因地而有變動，一代圣賢的經訓格言，斷斷不是萬世不變的法則。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綱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隨著生活的變動，社會的需求而有所變革，且是必然的變革。”[2]他又說：“新道德既是隨著生活的狀態和社會的需求發生的。就是隨著物質的變動而變動的，那么物質若是開新，道德亦必跟著開新，物質若是復舊，道德亦必跟著復舊。因為物質與精神原是一體，斷無自相矛盾、自相背馳的道理。可是宇宙進化的大路，只是一個健行不息的長流，只有前進，沒有反顧；只有開新，沒有復舊；有時舊的毀滅，新的再興。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斷斷不能說是復舊。物質上、道德上，均沒有復舊的道理。”[3]李大釗的這些言論，滲透了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其他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如陳獨秀、李達、瞿秋白等人也都有自己的解釋。隨著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深入，除了兩種不同語言符號的轉換之外，更有一個理論話語的透明性問題。由于理論話語與生活話語不一樣，所以對于一般社會大眾來說，理論話語是不透明的，難以解讀的。特別是隨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話語的非透明性問題更嚴重地顯現出來。于是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化傳播就擺上了議事日程。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武器，但是這種功能的實現卻不是輕而易舉的事。特別是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人民大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缺少文化，對于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其哲學，因為詞匯難懂，道理深奧，感到神秘，要想使人們掌握理論，必須首先使理論特別是哲學通俗化。這方面許多同志作出了貢獻。如沈志遠、陳唯實、馮定、胡繩等，最著名的當然是艾思奇、李達。尤其是艾思奇以其《大眾哲學》而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通過他們的通俗化敘事，使馬克思主義更接近人民大眾，別開生面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大眾喜聞樂見的語言，結合大眾熟悉的歷史故事，身邊的實際，深入淺出地闡明深刻的哲理，這是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人民群眾中去，并比較快地為人民群眾所掌握的重要方式。當然，通俗化不是大眾化的全部，通俗化走向極端就是庸俗化。如果全民都在用淺白的俚語呤唱著理論的詞句，那就失掉了理論本身的雅趣。但作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啟蒙-解釋化”范式下的通俗化的提出，其意義無疑是十分重大的，因為它適應了當時中國的大眾情境，也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應用。總之，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完整和全面的介紹與宣傳，是馬克思主義日益走上大眾化的表現，從一般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到唯物史觀，再到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從淺層到深層，適應了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革命由局部、簡單走上系統、有序和深刻的需要。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大眾化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開辟了一個基本的方向與路徑。他們所提供的思想財富至今仍在產生著重要的影響。特別是他們所確立的“啟蒙-解釋”范式，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范式，其所確立的基本解釋原則和實踐模式，至今仍為許多理論工作者和實踐工作者所采納和運用。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范式發揮典型作用是在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早期，盡管以后它的作用并未消失，而且是與別的范式并行地發揮著作用，但畢竟它突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啟蒙維度，適應的是文化水平落后的大眾情境，在實際工作中，這種范式往往突出了知識精英的作用，也強化了對知識精英的依賴，這有可能導致大眾創造性與選擇性的缺失，甚至有可能導致對大眾自主性的剝奪。因此，當社會情境有所改變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大眾的基本范式有必要向另一種典型樣式過渡。“民族-本土”范式：讓理論融入民族土壤“啟蒙-解釋”范式能夠很好地解決一種異域的思想理論進入一種陌生的文化氛圍和一種異樣的大眾情境，它通過理論的移植，合理地理解、解釋與通俗化的宣傳，能夠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初步地進入中國的大眾土壤，因此，它完成了馬克思主義的“進入”任務。然而，馬克思主義要成為中國當代文化，成為一種普遍性思想意識，僅僅只解決“進入”問題是不夠的，它必須充分地融入中國的文化土壤，融入中國的大眾情境，人民大眾要掌握銳利的理論武器，僅僅接觸、了解馬克思主義是不夠的，必須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他們身上的血液，成為他們的行為習慣和思維方式，要這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還必須解決接續而來的一系列問題。當引進一種新理論的時候，在起初時期，人們或許因為新奇而服膺，但一旦仔細反思并投入應用，有可能面臨一系列問題，如這種思維邏輯與我們民族的固有思維邏輯是否融洽，如果存在歧異，如何解決它們之間的“視域融合”的問題。理論只是時代的產物，它是為了解決時代面臨的問題而產生的，而一旦時代的情勢發生變更，如何做到理論的與時俱進？如何回答新的大眾提出的問題以及如何滿足新的大眾的理論的需要。毫無疑問，大眾化的“啟蒙-解釋”范式是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過程中，必須有新的理論創造。因此，時代的發展和解決新的問題的需要，使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過渡到一種新的范式，即“民族-本土”范式。這種范式就是要使馬克思主義在初步進入之后，要使之更進一步融進民族的土壤，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面對新的時代情勢，新的生存境遇和新的問題提供解決的答案。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就成了大眾化的重要途徑和必要的方法，同時，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現實化也是大眾化的重要部分和必要的方法，它們一起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民族-本土”范式的所確立的基本理論解釋框架和操作模式。大致說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民族-本土”范式應該包括如下內容：使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一個陌生民族的文化土壤中生根開花、結果，而且也使一個民族的傳統哲學與文化走向現代化成為可能，同時及時總結當代中國人民的實踐經驗并使之升華為普遍的文化精神。我們也可以采用流行的說法，叫做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敘事。本土化敘事無疑并非僅僅指以民族化的表達方式來詮釋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大眾化的“民族-本土”范式，它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要將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所積累的經驗進行理論概括，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們常常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與時俱進，就是指我們需要及時把廣大人民群眾生動的實踐所形成的經驗、所驗證的結論及時地上升為理論，補充進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去，從而豐富和完善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就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本土化敘事必須關注中國的經驗，關注中國的現實，關注人民大眾的生動實踐。因此，“民族-本土”范式的首要一環是“中國經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化。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敘事，毛澤東是一個光輝的榜樣。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原理來說明中國的現實，特別是把現實的經驗和發展規律上升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他都作出了極多極大的貢獻，如有學者指出的：“通過民族形式來實現馬克思主義，賦予其普遍原理一種新鮮活潑的并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把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一些特殊規律上升到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的高度來說明和發揮。在這兩種文化交合作用下，總結出一套關于中國問題的過去、現實與未來及其改造途徑的理論體系和實踐形態。它既非原封不動的馬克思主義，更不是文化傳統的簡單復歸。”[4]與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毛澤東非常重視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國情，在這種分析研究中，重構話語體系。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毛澤東自覺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情況，總結農民運動的經驗，寫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他的這些文章，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寫成的，同時，由于加入中國因素，因而又形成了新的理論創造，其中提出的一些觀點、原理、與方法，成了以后實踐中人民大眾所熟知和運用的基本原理與方法。他在20世紀30年代完成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更是其思想體系形成的標志，對中國革命實踐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在1938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的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5]如果說“革命理論”“歷史知識”指的是要引入先進理論，則“對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則是指針對實際運動的理論創新了。毫無疑問毛澤東思想就是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形成的，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產物，也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產物。正是通過不竭的大眾化工作，馬克思主義開始從知識形態變成人民大眾手里的“尖銳武器”，滲透到生活中的各個方面。毛澤東所開創的大眾化路徑給我們以啟發：馬克思主義如果不關注社會現實問題，遠離人民的現實生活，它要在中華民族文化和中國社會實踐的土壤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則是不可能的。馬克思曾經說過，每個時代總有屬于它自己的問題，而所謂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6]顯而易見，所謂問題實際上就是時代發展中的重大課題，而不是脫離實際、面壁虛構的假問題。只有緊緊抓住這樣的時代問題，馬克思主義才能真正融入“大眾情境”，也才能永葆其生命力。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從實踐層面講，就是革命的主要矛盾，革命的主要道路，以及建設過程中如何發展、如何建設的問題；從理論與文化的層面講，就是對當代中國大眾的生存境遇進行反思，總結出可以運用的普遍性原理。簡言之，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敘事，就是要基于中國日新月異的社會現實，作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通過創新來進一步認同馬克思主義。表面看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把解決現實問題的經驗上升為理論，進而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這些好像與大眾化沒有什么關系。實際上，從生活世界的視野來看，現實問題，就是大眾問題，實踐問題也是大眾問題，中國經驗也就是大眾的實踐經驗，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性指向也就表征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意蘊。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敘事，當然還有另外一個重要方面，那就是民族化話語的構建，這不僅僅是一個表達方式的改變問題，從深層次來看，它更是一個解釋學上的“視域交融”的問題，更是一個文化的融合問題。這又涉及到二個方面：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現代化以及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的民族化。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現代化，首要的當然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化。當馬克思主義哲學被引進中國的時候，傳統的大眾話語就面臨著被重構的問題。依賴于傳統哲學所構筑的傳統的大眾文化場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加入后，有可能引起化學反映，從而形成新的文化景觀，進而構筑新的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核心的“大眾”文化。“大眾”文化的重構，對中國傳統文化來說，是一種沖擊，也是一種提升，即通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進入而吹皺傳統哲學的“一池春水”，打破其“死水微瀾”的局面，使傳統哲學面向現代化而重新整合，從而提升它的現代氣質。在“民族-本土”范式下，中國哲學的現代化是如何進行的呢？當時影響較大的有三大思潮：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最終征服了中國大眾，占據了優勢地位。之所以如此，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中國社會面臨的主題作了積極的回應，并能夠解決所面臨的問題。這是中國的傳統哲學、傳統文化所無法辦到的。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引領下，中國傳統哲學、傳統文化也開始走向大眾、干預生活，重塑自身形象，并向現代思想學術靠攏。因此，在與多家思潮的交流與互動中，中國傳統哲學找到了自身的“境像”，從而完成了自身現代化的第一步。在完成了第一步的基礎上，通過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深度交融，中國傳統哲學也逐步發現了自身的現代性因子。因而更發現了自身在現代化中所應該而且可以擔當的角色。中國傳統文化的自主性開始增強。人們發現，中國傳統哲學與馬克思主義有許多可以溝通的地方，而且正是這些，構成了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堅實的文化和心理基礎。隨著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真正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它也逐漸構建了一種新的文化意義上的大眾情境。過去傳統哲學所主導的大眾情境已被馬克思主義哲學所主導的大眾情境所取代。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吸取傳統哲學的有益成分，把之納入新的大眾情境，使之成為馬克思主義文化體系中的一個部分，提升了傳統哲學的現代品質。傳統哲學的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是同步而又相向的過程。在“民族-本土”范式中，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很大程度是通過類似宋明理學家“出入佛老”的方式來實現的。中國許多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精英，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瞿秋白等人幾乎都是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背景中走出來的。毛澤東的傳統中國哲學修養，使他比其他人更能成功地推進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他根據中國的實際改造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當然這個實際包括了革命的實際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實際。毛澤東善于運用民族化的話語來解釋馬克思主義，比如，儒家哲學的“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等經過他的改造成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經典思想表述。由于類似的種種改造和解讀，儒家哲學的許多思想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所用，從而使得馬克思主義在大眾化的過程中具有了更加民族化的形式和內容。有一點是不能不提到的，就是在“民族-本土”范式下，有一種基本的大眾化的技術性方法，好比“啟蒙-解釋”范式下的技術性方法是通俗化表達，“民族-本土”范式下的技術性方法則是語言的民族化表達。通俗化表達與民族化表達是不一樣的，通俗化表達是指語言的生活化，語言與日常生活、底層群眾靠攏，而民族化表達則是向民族文化，向民族思維、欣賞、閱讀習慣靠攏。這方面，毛澤東同樣做出了榜樣。他十分注意用傳統哲學的某些命題、成語、文學典故、民間格言解釋現代哲學原理。《毛澤東哲學批注集》在談到對立統一規律及其相互滲透時，曾引用《老子》所說：“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7]又用“一分為二”說明對立統一規律。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談到研究戰爭規律時，引用《孫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說明全面認識問題的重要性。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在談到研究問題忌帶主觀片面性時，舉了《水滸傳》中宋江三打祝家莊的故事，他很通俗地揭示了故事中蘊含的豐富哲理，使人們對唯物辯證法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這種“古為今用”的作法，既有助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民族化，又能賦予這些古代思想資料以現代內涵。三、“大眾-人本”范式：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社會價值體系的多樣化發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又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我們既要重視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與普及工作，使它更容易被大眾所接受和認同，更應重視和加強理論創新，使馬克思主義真正能夠代表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更能引領大眾的發展方向。多年來，我們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過程中，積累了不少經驗，也收獲不少教訓。時代在發展，觀念在進步。如今，不少理論的基本概念隨著時代的前進已被不斷修訂。那么，我們曾經所確立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模式和方法，是否也應該不斷修訂呢？在時代語境中，馬克思主義在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也應該在基本觀念和基本方法上有所改進。如果說，“啟蒙-解釋”范式解決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進入”問題，“民族-本土”范式解決的是馬克思主義融入民族土壤、被大眾更深層的理解和運用的問題，那么，“大眾-人本”范式則需要解決馬克思主義的與時俱進，它的時代性發展的問題。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解釋者和傳承者是一代一代薪火相傳的，這前后相繼的代際傳播主體，所挾帶的時代問題是不同的，馬克思主義不能不面對他們連續不斷的反思與拷問。這樣，馬克思主義就必須在保持其固有精神的前提下，隨著時代的變革而變革。同時，在革命的情境下我們往往更多地注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從而出現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傾向。在革命的語境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往往是通過精英-大眾的方式來進行的，這種方式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認識論模式的基礎之上，它把普通民眾當作被教化、被改造的盲目的客體，這往往有可能導致知識精英由于對知識和話語的壟斷而脫離民眾，也導致曲解馬克思主義的可能。因此，在馬克思主義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其大眾化的主題不能不有所調整，其范式也不能不有所轉換。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一方面固然是一種思想理論的移植過程，另一方面也是這種思想理論被重新理解和被重新詮釋的過程。同樣，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一方面固然是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大眾，另一方面也是人們大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更新觀念，重新理解和解釋馬克思主義。隨著革命戰爭的結束，建設時代的到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也面臨著新的主題，如果說戰爭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是把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作技術化的理解，即賦予人民一種精神武器，那么，建設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則是把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作文化的理解，即大眾化不僅僅是一種解釋的技術，更是一種對現實的文化觀照，一種民眾精神的提升和高揚。建國初期，由于我們未能及時針對新的形勢和情況，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主題進行轉換，仍用革命時代的理念和做法來處理新時代的大眾化，使大眾化變成一種意識形態的斗爭。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把民眾精神提煉的過程變成了一種相互傷害的沒有硝煙的戰爭過程。試想，當時代變化了，大眾的外延擴大了，而一些被教條化的基本原理并未隨著實踐的變更而有所改變的時候，大規模、強制性乃至灌輸式的大眾化的結果，無非導致個人崇拜的產生和民眾思想的枯乏。因此，步入新的時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基本模式和基本理念應該有所改變。當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這種情況則有了根本性的改變。鄧小平理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主題作了重大的轉換，即從過去注重對理論的大眾化傳播轉變成對理論本身的大眾性要求。根據社會利益主體日益多元，社會分層愈益廣泛，大眾越來越普遍化的現實，鄧小平理論強調馬克思主義要反映和關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今天，我們始終強調馬克思主義的與時俱進，這就意味著，我們一方面繼承了革命時代以來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傳統，即向人民群眾宣傳和解釋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另一方面，我們比以往更加注重馬克思主義本身的革命與發展，一種固步自封的思想理論，不能稱為大眾化的理論。我們這個時代，新的范疇與概念不斷涌現并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觀念和行為。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這正是開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新篇章的標志。這些命題挾裹著時代的信息，補充和發展著馬克思主義。毫無疑問，我們可以把當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稱之為大眾化的馬克思主義，是因為當代的馬克思主義通過對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的強調，突顯了“人-大眾”的價值與主體性，反映了時代性的人民大眾的實踐之深度與廣度、大眾生存狀況及全面發展的要求，真正弘揚了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本性。因此，在“大眾-人本”范式下，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就要始終使馬克思主義保持其固有的本性，即人民性和大眾性。那么，新的時代，如何使馬克思主義永葆人民性呢？要始終保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不斷解放思想，改變因循守舊的精神狀態，真正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用發展的觀點看待事物，用科學的求實的態度去研究事物在發展變化中表現出的新特點。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評價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如果一種理論，一種哲學所倡導的社會發展方式、社會管理制度能夠讓人民大眾更廣泛地得到實惠，更多的權益得到保障，那這種理論，這種哲學將會日益深入人心，得到人民更廣泛的擁護和欣賞，這就是一種最好的理論大眾化。鄧小平理論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這是這樣一種模式。當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突出人民大眾的主體地位，強調大眾的主體性。當然，這里的主體，既是權利的主體，同時又是責任的主體。在當今中國的現實生活中，還存在著人民群眾被邊緣化的傾向，許多人分析、思考和解決問題，缺乏大眾意識、大眾觀念和大眾維度。其實，人民群眾是一切活動的主體和承擔者，又是一切事物最終的根據和本質。過去我們往往較多地關注大眾以外的世界，而對大眾本身的世界關注不夠，現在，反映時代精神的理論，理應關注大眾的生活世界，關注普通人的生存與發展的命運。以人為本的提出，站在更高的高度對人民大眾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主體作用與地位的肯定。它要求我們應對現實社會中一切違背人性發展的不尊重人（大眾）的現象進行改革和超越，不斷推進人（大眾）的全面發展。要求關注人民大眾之間作為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