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意義的深入思考下文為大家整理帶來的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意義的深入思考，希望內容對您有幫助，感謝您得閱讀。【原文出處】唐都學刊【原刊地名】西安【原刊期號】200302【原刊頁號】40?44【分類號】D2【分類名】中國共產黨【復印期號】200309【標題】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意義的深入思考【作者】王同起【作者簡介】王同起天津師范大學馬列主義研究所教授（天津300073）【內容提要】“三個代表”是中國共產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也是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的核心內容。從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看，它是中國文化發展兩次重大質變中后一質變的繼續和新的里程碑；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發展看，是繼武裝革命、社會革命、政治革命、經濟文化革命之后，開創了經濟革命并舉的新時期；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看，則清楚地表現為第三次輪進式發展的重要開端。?歷史地位【關鍵詞】“三個代表”/意義/新思考【正文】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必須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決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理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歷史與現實意義，對于解讀這一思想的深刻內涵、加強新世紀黨的建設，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與發展，大有裨益。從中國文化的歷史發展看，“三個代表”具有鮮明的新時代文化建設導向作用。我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文化歷史源遠流長。與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國文化生命力極強。當古印度文明遇到雅利安人入侵哈拉巴文化泯滅，巴比倫文明遭受亞述人洗劫而夭折，古希臘和古埃及文明只剩下殘存的遺跡和少量書卷時，中國文化卻不斷兼容其他異域文化，呈現出旺盛的生機與活力。直到近代，中國文化受到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沖擊才風光不再獨享。經歷數千年發展與變遷，華夏文明經歷了兩次重要的質變：一次是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推動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形成維護皇權和封建等級制度的倫理綱常思想；另一次是近代的文化探索，以新文化運動為起點，旨在尋找適合新時期發展的中國文化建設道路。前一次質變，確立了儒家學說的領導地位，并與封建制度緊密結合，統治人們思想達兩千年之久，迄今仍在社會各層面發生潛移默化的作用。后一次質變，極大地沖擊了傳統文化體系，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中國古代文化之所以能夠不斷兼容周邊異域文化而不被同化，根基于自身的先進性。我國封建社會歷史很長，社會形態比較發達，既有等級森嚴的封建制度，完備的國家機器，還有深入社會各階層適合封建社會結構運行的倫理道德觀。以儒學為代表的封建文化經過長期演變，遠遠超過周邊異邦最爾小國或社會形態尚欠完善的少數民族。因此，蒙古族和滿族入主中原后，也被儒家文化所同化，并形成更具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中華文化體系。近代以來，西學東漸。中國所面對的是社會形態相對先進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文化，不能像以往那樣將其兼容。于是，中國文化的發展就出現了錯綜復雜的中西體用之爭。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文化啟蒙運動，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徹底否定封建社會的舊道德、舊習俗、舊傳統，為中國人民展現出一條尋求光明的通道。具直接影響便是造成中國文化向“世界化”發展，即完全拋棄原有的文化傳統，全盤接受西方文明。“五四”以后，我國文化界幾度出現中西之爭，復古思想亦曾喧囂一時，但總趨勢仍是西方文化的傳播居于主導地位。中國文化大規模向民族化復歸凸顯于抗日戰爭時期。 由于全民族抗戰,極大地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文化也隨之得到張揚。如這一時期文藝領域關于民族形式的論爭，最終導致“中國化”概念的提出。同樣，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毛澤東在陜北的窯洞里構思出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偉大設想，為抗戰時期的文化乃至以后文化的發展指出了方向。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文化出現三條不同的發展道路：第一條是中國共產黨積極探索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新文化；第二條是國民黨以弘揚民族文化為名，固守舊傳統、舊道德與舊習慣；第三條是一批曾接受西學影響又對傳統文化情有獨鐘的知識分子試圖改造傳統文化，建設新儒學。由于近代國情和特殊的政黨政治的影響，戰后國共兩條不同的道路代表了中國文化發展的主要趨向，而新儒學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真正展露出鋒芒。[1]國民黨固守舊文化的道路顯然不合時宜。在世界文明日新月異、不斷發展的現代，重新祭起五四時期被打倒的諸如“忠孝節義”等封建禮儀，無非是對歷史的嘲弄或文明的倒退。中國共產黨則堅持民族化、科學化和大眾化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方向，積極探索社會主義新文化，付出了艱辛努力，并在建國后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文化狀況和社會精神風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人民打破了對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的憧憬，重新陷入求索新文化的迷茫。中國文化需要發展。發端于20世紀初的中國文化第二次革命經過近百年的探索，需要明確繼續前進的方向。跨入新世紀，江澤民同志及時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共產黨員要代表先進文化發展的方向，無疑把握住了中國文化發展的脈搏，適時提出了新世紀應該加強文化建設的任務，是頗具遠見的劃時代之舉，必將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上發揮承上啟下的導向作用。從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發展看，“三個代表”具有全面開創黨的建設新時代的深刻內涵。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領導核心。它自誕生伊始，便將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奮斗的目標，并為此付出了艱辛的探索和巨大的犧牲。圍繞這一奮斗目標，黨的建設迄今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廣大人民遭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雙重壓迫。各革命階級和階層的有志之士為謀求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但因敵人強大而都失敗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這種狀況長期沒有改變。因此，中國革命是在敵強我弱的局面下進行的。在舊中國，反動階級掌握政權和武裝。廣大人民享受不到絲毫民主權利，任何不滿或反抗只能遭到更殘暴的鎮壓。因此，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實踐中逐漸認識到武裝斗爭的重要性，自國民革命失敗后獨立自主地開展了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內容的武裝反抗國民黨新軍閥的斗爭。以后，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黨始終掌握武裝斗爭的領導權，特別注意加強了軍隊中黨的各項建設。中國共產黨以謀求全民族解放為目標，在政治上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相繼與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大資產階級部分派別結成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工農民主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不僅注意掌握統一戰線的領導權，還逐漸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與策略，有力地推動了革命戰爭的開展。為加強對革命戰爭的領導，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思想和組織建設。1940年的延安整風運動堪稱近代中國第二次思想解放。它解決了在一個農民為主的國度里，如何建設具有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革命政黨的問題，是對馬克思主義重大的貢獻。正是這場整風運動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很快贏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所以，毛澤東稱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是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這一時期，黨的一切工作都服從于革命戰爭的需要，最后奪取政權。2.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恢復國民經濟，進行一化三改，黨的建設主要是推動社會改造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誕生，黨的建設面臨新的調整與轉折。黨在政治上實行工人階段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經濟上五種經濟并存，個體私有制約占2/3，與過去設想的社會主義有很大差距。為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中國共產黨發動廣大群眾，開展五大運動，將政治斗爭與經濟發展有機結合在一起，蕩滌舊社會的污毒，使社會風貌煥然一新。經過短暫的國民經濟恢復，黨又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將個體私有經濟轉變為公有制經濟，在我國實現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根基于落后的生產力。黨的八大指出：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勝利以后，幾千年來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基本結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期間，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借鑒蘇聯的經驗，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闡述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大關系，論述了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等。但是，由于傳統社會主義的影響，片面追求理想化的社會主義，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漸漸迷失了正確的方向。3.1956-1976年，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初步探索，追求理想化的社會主義，及至發動“文化大革命”，黨的建設的重點是開展政治革命1957年的整風反右帶有明顯的政治革命的烙印。不久，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修改了八大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重新提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國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這就為片面強調政治革命，擴大黨內政治斗爭提供了依據。以后，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發動對彭德懷錯誤的批判，60年代提出黨的社會主義時期的基本路線，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在部分城鄉開展“四清”運動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全國廣泛開展思想領域內的過火斗爭等，使黨內政治斗爭不斷擴大。“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一場嚴重的浩劫，也使黨內政治斗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毛澤東試圖通過開展政治革命，揪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黨的九大確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四人幫”叫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政治斗爭壓倒一切的年代，冤獄遍地，民怨沸騰，黨的建設遭到嚴重破壞，生產力水平下降。我國進一步加大了與經濟發達國家的差距。4.1976-1997年，實行改革開放，逐漸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黨的建設堅持以經濟為中心，為提高生產力和發展國民經濟服務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國很快結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恢復和發展了黨的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方針，將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來。經濟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通過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廣大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使農業生產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城市、教育、科技等方面也進行了改革，沖破傳統思想束縛，健全各項規章制度。與此同時，逐漸加強對外開放的力度，劃定經濟特區，實行優惠政策，擴大了與世界各國的聯系與交往。在黨的正確方針指引下，廣大人民群眾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空前高漲，初步形成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各項建設始終圍繞經濟發展。如十二屆二中全會作出全面整黨的決定，主要任務是解放思想，統一認識，加強黨的建設，純潔黨風，深化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進一步明確闡述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主要內容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以后，鄧小平赴南方視察。黨的十四大完整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特別強調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號召全黨經常加強自身建設，努力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5.1997年迄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礎上，重視黨的建設全面發展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高瞻遠矚地提出跨世紀發展的宏偉戰略。江澤民同志作了《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強調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思想、組織和作風建設，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強的戰斗力，帶領人民昂揚跨入新世紀，完成新的歷史任務。十五大以后，全黨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初步形成全面發展、奮發向上、廉潔自律、加強監督和懲治腐敗的嶄新氣象。中國共產黨怎樣才能實現跨世紀的發展？2000年初，江澤民總書記在廣東視察時及時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只要始終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我們黨就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永遠得到全國人民的忠心擁護并帶領人民不斷前進。這一思想是在認真總結黨的建設的歷史經驗，結合改革開放實際需要提出來的，從而為新世紀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如果說，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曾經歷武裝斗爭、社會改造、政治革命、經濟建設四個階段，那么，“三個代表”在新世紀伊始就明確提出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的任務，不僅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且要求全黨在搞好經濟的同時加強思想文化建設，使黨的建設躍上了一個全面發展的新臺階。從我國改革開放發展的歷史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隨著近代科技事業的迅速發展，世界各地的聯系與交往日趨頻繁，任何國家與民族很難孤立于國際范疇之外。于是，改革開放便成為民族振興的一條重要途徑。20世紀中國三代巨人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都具有改革開放的遠見卓識，囿于時局和環境所限，只有鄧小平付諸實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國民經濟大幅度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會面貌發生了巨變。我國的改革開放，一直呈現出不斷深入和擴大的趨向。然而，在其深化過程中，與其他新生事物一樣存在重重困難和阻力。所以，它的發展不是平穩的持續深入，而是在漸進的基礎上，克服阻力，呈現出階段性跳躍即輪進式深化的特征。所謂輪進式深化是指某一事物的發展總體上呈現不斷深入的趨勢，同時又可以按照內容程度的差異劃分為若干不同階段，而每一個新階段的形成都是前兩個階段經過持續漸進發展后，集中克服重大阻力產生飛躍的結果。新階段形成后，又進入新一輪漸進發展時期。這樣，就出現了一波接一波的輪進式的發展軌跡。同時，每一次輪進都將伴隨產生新的內容，使其發展愈加深入。造成我國改革開放輪進式深入發展的原因，是生產力與文化力發展的不同特點決定的。在四元互動的社會運行結構中，生產力與文化力互相矛盾，也互相促進。生產力決定文化力，文化力也反作用于生產力。當生產力落后于文化力時，文化力會拉動生產力的發展，而文化力落后于生產力的發展時，生產力也必將沖破文化力的束縛，使其產生新的文化力。兩者之間生產力相對活躍，文化力則相對穩定。由于文化力具有前瞻性和導向性的特點，兩者相互適應時，生產力會在文化力的作用下持續穩定發展。一旦互相不適應，或生產力改造文化力，或文化力急速拉動生產力，帶動經濟的迅速增長。[2]于是，社會便出現輪進式的深入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的發展可劃分為三個輪次的深入，每次輪進都起源于文化力的推動：第一次輪進是改革開放的起步。我國改革開放發端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化大革命”這一空前災難不僅造成我國經濟的嚴重損失與倒退，更具危害的是造成人民心靈上的創傷和文化上的扭曲。林彪和“四人幫”及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極力歪曲和篡改馬克思主義，批判“唯生產力論”，形成極左思潮對全國思想和文化界的統治。特別是毛澤東晚年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問題的錯誤認識，進一步形成對全國人民的思想禁錮。粉碎“四人幫”以后，華國鋒繼續堅持“兩個凡是”，造成我國社會發展徘徊不前的局面。盡管黨的十一大曾提出加快經濟發展步伐的口號，搞所謂“洋躍進”，但是受左傾思想束縛，我國生產裹足不前，經濟發展只是一句空話。在文化力制約生產力發展的情況下，鄧小平率先向傳統思想挑戰，發動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這場運動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打破了長期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了改革開放的新政策。全國人民解放思想，撥亂反正，逐步開創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第二次輪進是改革開放的深入。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計劃經濟一統天下的諸多弊端逐漸顯露，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民經濟的繼續發展。同時，“社會主義搞計劃經濟，資本主義搞市場經濟”的觀念根深蒂固。在我國鼓勵多種經濟發展的前提下，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并存又造成許多不規范經濟行為產生，加深了人民群眾的不滿。為此，我國自1989年底開始加強治理整頓。1992年春，鄧小平赴南方視察，提出我國繼續深化改革開放的總體思路，全國廣泛開展了繼續解放思想的大討論。同年 10月黨的十四大對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進行了完整的概括，確定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多種成分長期共同發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兼顧效率與公平，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一改革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我國改革開放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第三次輪進是新世紀改革開放的全方位發展。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活躍，也產生了許多新問題。如人們很難自覺地分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差別，極容易產生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義傾向。尤其是某些領導干部，在利己主義的驅使下，以權謀私，貪污腐化，直至走上犯罪道路。如胡長清、成克杰之流，貪污腐化，罪大惡極，已經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