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法律意識的積極與消極因素,法制教育論文實現依法治國，建設社會法治國家的宏偉目的，就需要全面提升公民守法用法意識。我們國家新生代農民工為社會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奉獻，他們不僅僅是產業化農業的踐行者，而且還是我們國家城鎮化的推動者。因受制于傳統城鄉二元社會構造的限制，新生代農民工不僅不能完全融入都市生活，而且還經常遭到人們的歧視，他們迷失在城市邊緣，進而導致問題不斷滋生，矛盾也愈演愈烈。因而，研究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法律意識的因素并有針對性地提高他們法律意識關系到我們國家社會的長治久安，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一、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法律意識的積極因素。法律意識屬于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形式，它固然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也會遭到多種因素的影響，這華而不實既包含積極的因素，也有一些不利于法律意識提高的消極因素。通過研究發現，法律意識除受系統內部眾多要素的影響外，同時還會遭到促成法律意識構成的外部環境影響。作為一國傳統歷史文化一部分的法律意識處于動態的變化經過中，始終無法擺脫本國沿傳至今的文化、政治與法律的影響。現代社會政治體制、經濟構造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宏大的變化，毫無疑問，這些因素也必定會對法律意識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我們國家經濟社會飛速發展的外部環境是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法律意識變化的有利因素。隨著我們國家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意思自治、地位平等、等價有償、真誠實在信譽這些商品經濟特有的規定性日益融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在這些市場經濟內在法權意識作用下引發了新生代農民工法律意識的變化。我們國家憲法和法律明確規定了公民的自由權利和國家機關的權限范圍，這是民主政治在法律上的具體表現出。現代法治型民主政治無不要求高度重視法制教育和法制建設，這不僅喚醒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權利意識，同時也提升了他們的法律意識。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為我們國家當代文化體系建設和公民文化素質提高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顯著提高，這為加強他們法律意識打下了重要的基礎。伴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我們國家公民整體法律意識在顯著提高，而城鎮化也極大地促進了我們國家新生代農民工法律意識的發展。生產方式的變化引發了城市化進程，我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也隨之改變，這華而不實就包括人們的法律意識。城市化導致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向大中城市，在城市生活、工作中他們不可避免會碰到一些勞動、經濟方面的糾紛，這樣逐步產生了對法律的需要，個人法律實踐也在改變著他們的法律意識。二、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法律意識的消極因素。利益多元化是現代社會的顯著特征，新生代農民工在擇業、勞動和生活的其他領域中時常會碰到不公待遇，他們不再選擇沉默，而是拿起手中法律武器，積極維護本身合法權益。整體上來講，我們國家新生代農民工法律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他們在法律實踐中存在非理性的一面，在權利救濟上具有非主動性特點，在守法意識上呈現非自覺性特征。就當前情況分析，我們國家新生代農民工文化水平雖有一定提高，但法律知識卻相對匱乏；維權意識固然有所加強，但法律情感還是那樣冷淡，維權能力還有待進一步提高，這主要是遭到下面消極因素的影響。〔一〕人治觀念和官本位思想的影響。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制度使我們國家在專制主義集權政治基礎上逐步構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從本質上講，儒家的人治主義思想是權利至上的衍生品，就是一種作為公共權利異化的官本位權利觀，官職成為評價個人社會地位和人生價值的唯一尺度，這是以官為尊、以官為貴的意識和價值取向的外化。縱觀我們國家歷史，因長期遭到封建意識和儒家思想等不良因素的影響，在廣大民眾的潛意識中始終存在官本位思想。官職大小已經成為個人身份、地位、道德的代表。同時，在權錢交易背景下，官和利也如影隨形，官員不僅俸祿優厚，而且還能夠利用手中的權利獲取非法利益。綜上所述，長期以來我們國家封建社會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在官本位思想以及特權意識支配下，逐步演化為個人的利益觀、地位觀和權利觀。普通百姓由于深受以上封建思想的影響，在他們心中始終存在以權為本的觀念，這種思想和認知漸漸地消融了新生代農民工對法律的信任感和認同感。在法律與權利的較量中，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會以為權利最終會戰勝法律，甚至以為部分官員能夠操作法律的制定。因而，在城市中打工，當他們碰到糾紛以及自個無法解決的問題時，總是首先尋求有關系、有地位的親戚或同鄉的幫助，而往往忽視，甚至藐視法律的作用。〔二〕戶籍和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當前戶籍、社會保障和福利等社會制度對我們國家新生代農民工的法律意識產生較大的影響。戶籍制度因具有社會調控功能，逐步成為和國家進行社會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國于1955年公布了(關于城鄉劃分標準的規定〕，人為將我們國家居民分為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我們國家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自此正式得到確立。我們國家戶籍管理制度在當時社會情況下曾經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包括教育、就業和社會保障等制度也都附著在戶籍制度之上，由此造成不同的戶籍享有不同的待遇，城市居民憑借戶籍會享有較多的社會福利。城鄉利益格局也因二元戶籍制度而逐步固定下來，這不僅阻礙了農村充裕勞動力向城市的合理流動，同時也是造成我們國家新生代農民工權益得不到保障的體制根本源頭，進而使他們喪失了與戶籍制度密切相關的養老、醫療、就業、住房、教育等一系列的權利，毀壞了制定社會制度的初衷，甚至抹殺了他們對將來生活的憧憬，擔憂自個的子女將來面臨與他們同樣的身份窘境。綜上所述，包括戶籍制度在內的諸多權利缺失已經嚴重制約了我們國家新生代農民工法律意識的提高。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是顯性戶籍制度的衍生品，這也是影響我們國家新生代農民工法律意識進一步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國家各級逐步開場重視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并針對這一特殊群體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進行了積極的探尋求索，不同地方因地制宜，嘗試了不同的形式，但效果并不理想，農民工的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的參保比例仍然較低。即便少數農民工參加了社會保險，但也主要是針對養老、工傷、醫療這些繳費性的保險，而社會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這些非繳費性的保障項目，當前還是只針對城市居民。我們國家當前絕大多數城市還未針對農民工制定住房保障政策，即便少部分城市計劃將農民工納入住房保障系統，但又制定了太多過嚴的限制條件。除此之外，新生代農民工子女教育也深受傳統戶籍制度因素的影響，其處境與城市居民完全不一樣。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大中城市的社會保障體系日趨完善，其內容基本涵蓋我們國家城市居民生活的各個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固然工作和生活都在城市，但各種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甚至連最基本的養老和醫療都得不到切實保障。可見，新生代農民工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實現有賴于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合理的社會資源配置也嚴重限制了其法律意識的進一步提高。〔三〕執法和司法不公。世界是普遍聯絡的，法律意識內部各因素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外部因素互相依靠，始終處于互相影響的動態關系中，適宜的條件有利于促進法律意識的構成和發展，反之，則會構成負向的阻礙法律意識提高的消極影響。依法治國必然要求依法行政，而行政合法性則是當代行政執法的最基本原則，然而實踐中，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當前司法不公現象在我們國家仍然存在，這也成為新生代農民工法律意識進一步提高的又一障礙。法律能否發揮作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作用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法律本身能否能反映民意，具體表現出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要求；二是法律在現實中能否得到有效貫徹和落實，這兩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但都需要以司法公正為基礎。近年來，我們國家各級法院為樹立司法權威，提高審訊效率，在很多方面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和嘗試，雖獲得一定成效，但問題還是不少。這不僅使司法公信力面臨宏大的挑戰，更嚴重的是在他們心里會產生輕視法律、蔑視司法的心理，司法機關作為社會中立裁判者的權威也蕩然無存。〔四〕新生代農民工個人素質有待提高。較之于上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中很多人接受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他們的受教育時間顯著增加，無論是文化水平，還是技能素養都有一定程度提高。但從整體上分析，我們國家新生代農民工文化水平仍然較低，個人素質不高，缺乏擇業中必要的人力資源和專業勞動技能，因此只能從事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職業；與城市居民相比，他們受教育程度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這直接導致了他們的法制觀念也比擬薄弱。因受戶籍制度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始終屬于特殊的邊緣群體，無法徹底融入城市生活，并且時常遭受不公對待，這些原因的疊加造成他們缺乏良好的心理質素和適應能力。他們滿懷自信心來到城市以尋求本身發展，但就業和工作中的挫折又加重了他們的自卑感，甚至產生了絕望的心理。長此以往，這種心理睬導致他們心理失衡和扭曲，逐步產生仇恨社會的心態，進而加劇了社會問題的產生。道德和法律雖屬兩種不同的社會調控手段，但二者密切相連，從不同的角度、運用不同的方式對社會加以調整。新生代農民工受傳統小農意識影響較少，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競爭意識有了顯著提升，但他們本身所具有的勤勞和淳樸卻逐步消失殆盡。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出生在九十年代，由于年齡普遍偏小，對社會缺乏足夠的認識，在處理一下復雜問題時，自我約束和控制能力明顯缺乏。以下為參考文獻：[1]黃輝。法律意識形態論[M].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