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自治區救助工作的開展,社會救助論文新中國成立初期,內蒙古自治區遭受嚴重的水、旱、風、雹、蟲、疫等各種自然災禍的襲擊,災禍頻率高、受災范圍廣、損失大、受災群諸多,十分是1951年重大的災禍給新生的人民政權帶來嚴峻的挑戰。自治區委及帶領全區人民克制一切困難,采取發放救濟款物、生產自救、以工代賑等多項措施,盡最大努力減輕災區人民群眾損失,恢復生產,維護社會穩定,穩固新生的政權。一、建國初期內蒙古的嚴重災情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正式成立了全國第一個民族區域自治政權。1949年12月2日內蒙古自治更名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新中國成立之初自治區各地相繼遭受水災、旱災、蟲災等自然災禍,災情最重的哲里木盟的庫倫旗、科爾沁左翼中旗、通遼市等7個旗縣普遍遭受水災、蟲災,尤其是水災為30年來所未有。據(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間救災工作總結報告〕統計,哲里木盟受災的333個行政村占全盟893個行政村的26%;自然屯742個占全盟3267個自然屯的22.7%;44122戶占全盟戶數175861戶的25%;受災人口217617人占全盟人口836951人的26%,受災土地(水淹地137863.27坰,雨澇地37894.14坰)175757.41坰占全盟土地744963.09坰的23.4%;除此之外還淹倒房屋43659間,淹沖死人52名等。1950年5~6月災情延續,呼倫貝爾市、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市等地牧區遭風雪侵襲,降雪平均深達3尺,大雪凍死家畜甚多。錫林郭勒盟部分旗縣死亡家畜達4萬余頭(只),僅阿巴嘎旗死亡2萬頭(只);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清明前后降冷雨濕雪,因氣溫驟降,凍死不少家畜,呼倫貝爾市因風雪災禍損失家畜4.1萬頭(只)。1951年內蒙古遭受了解放以來未曾有過的全區域性的災禍,十分是旱災最為嚴重,干旱時間長、受旱范圍廣、春夏秋連旱。除此之外,風災、霜災、雹災、病蟲害災、水災等頗多。全年農區24個農業旗縣內,有22個旗縣普遍遭受不同程度的旱災。烏蘭察布盟、錫林郭勒盟農區近百萬畝農田無收獲,糧食產量比往年減少83%,為1.7成年景。東部農區赤峰市為3.5成年景,通遼市為5成,興安盟為2.8成,呼倫貝爾市為6.5成,受旱面積達122.6萬公頃,華而不實成災5成以上面積達51.2萬公頃,全區平均僅4成年景,全區糧食減產達3.7億千克。是年5~9月,內蒙古自治區的呼倫貝爾盟、哲里木盟、昭烏達盟、興安等盟部分旗縣發生金針蟲、截蟲、斑蝥等蟲害。綏遠省的24個旗縣200萬畝小麥、糜谷、高粱、山藥等作物受災。8月27日到10月11日興安盟、哲里木盟、昭烏達盟、察哈爾等4個盟、13個農業旗縣連續遭受大風襲擊。8月中旬到9月初察哈爾盟、昭烏達盟、興安盟、呼納盟、哲里木等5個盟大部分旗縣又下了早霜,晚田大部分被凍死。察哈爾盟、呼納盟又遭兩三次雹災,僅化德一個縣被擊毀的青苗就有2000余坰。另外,春夏普遍的旱災導致牧區普遍水草不旺,全區牧業區受旱災損失折合人民幣達5340.0萬元。牧業區除旱災嚴重外,畜疫時有發生。夏季錫林郭勒盟、察哈爾盟化德縣等地發生口蹄疫;4月至9月錫林郭勒盟、察哈爾盟、呼納盟、興安盟、哲里木盟先后發生了炭疽,發病家畜死亡率很大。總之,建國初期,內蒙古自治區的災情是非常嚴重的,和人民面臨著嚴峻的考驗。自然災禍的救助工作不僅直接關系到災區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而且還關系到新中國的社會穩定和新生政權的穩固。二、內蒙古自治區救助工作的開展自然災禍嚴重地威脅到農、牧業生產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面對自然災禍,各地在委和統一領導下及時組織氣力緩解災情并領導群眾積極開展自救工作。在農區,廣大帶領群眾開渠、打井、挖渠、澆田、及時進行查苗、扶苗、補種、改種等,對缺乏籽種的,除發動群眾互通有無外,由以貸款或救濟款的形式加以扶持。在牧業區,帶頭組織群眾儲備草料、修補棚圈、勘測水源、打井抗旱、擴大草場利用率、調劑牧場和組織移場放牧等進行抗災、防災、搶救、急救和慰問安置等工作。(一)和對災區群眾的救濟每當自然災禍發生,和都根據救災方針、政策以及遭災后的實際情況,及時撥發救災款、物、糧,給予災民必要的救濟,使災民生活有所保障,生產盡快得到恢復與發展。建國初期主要是通過發放救濟糧和貸款的方式對災區群眾進行救濟和扶持,救災款主要用于災民的口糧和穿衣救濟。1949年哲里木盟遭受嚴重的水災,災情發生后,當地盟、旗、縣遵照內蒙委與自治區人民搶險救災的緊急指示,全力發動群眾搶險、固堤、排水,搶救人畜、物質與耕地。自治區人民先后發放救災糧4000石,在高地搭窩棚設立臨時收留所與粥鍋,并有計劃的向非災區遷移受災群眾,以收留救濟災難民。災荒歉收,導致多數地區糧食缺乏。1951年災情發生后,自治區人民,為救濟受災群眾,下發救災款1000億元,救濟糧1000萬公斤。綏遠省人民發放急賑糧97.83萬公斤,救災衣10.497萬套。除此之外,人民撥給綏遠省抗災保畜款180億元(此項專款由省人民分別于1951年、1952年下發給省內牧區)。和人民,除及時調撥大批救災糧、款、物支援災區外,還派出慰問團考察災情。1951年以人民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彭澤民為團長、內務部副部長武新宇為副團長的察、綏、內蒙古災區慰問團帶著的囑托,先后到達察哈爾、綏遠及內蒙古自治區的13個專區,26個旗、縣、市,參加與召開了協商會、人民代表會、勞模會、會以及烈軍屬座談會等,對受災群眾表示親切慰問,與慰問團直接見面的各級和群眾達3.7萬人,與此同時,還為1500多名災民治療了疾病。(二)領導和組織災區群眾進行生產自救首先,恢復和發展農牧業生產。在農區抓好災后的農業生產,包括搶救受災的農田作物,及時搶種和補種;修整農田水利設施,盡快恢復農業生產。在牧區,破雪放牧,搶運飼草、飼料和其他救災物資,保人保畜。其次,大力發展副業生產。內蒙古地區副業條件好,生產路徑多,群眾也有搞副業的習慣,過去農民的副業收入占全年收入的很大比重,是農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災禍過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廣開生產路徑、搞好副業生產,是增加災民收入,彌補因災禍造成的損失的主要方式方法。1951年自治區人民和綏遠省人民在災情發生后9月立即發出(關于大力開展生產自救的指示〕和(關于組織群眾戰勝災荒的緊急發動令〕的文件,要求各級和群眾,緊急行動起來,大力開展各種形式的副業生產,搞好生產自救,戰勝災荒。各盟市在這里情形下成立了副業生產委員會,選出有技術,懂業務,會管理,有組織活動能力的人,為副業生產帶頭人,帶領群眾開展副業生產。昭烏達盟的寧城、喀喇沁左旗、敖漢旗、翁牛特旗、喀喇沁旗、赤峰等七旗縣,組織14.2萬人投入副業生產,收入折合糧食1457.5萬公斤,解決了災民的大部分越冬口糧。興安盟的突泉、科爾沁右翼前旗、科爾沁右翼中旗三個重災旗縣,有4.2萬人參加副業生產,占全部勞力的62%,投入2.28萬輛大車跑運輸,占全部車輛的71%。完成副業收入440多億元。綏遠省的副業生產有38種之多,僅武東、興和、薩拉齊、清水河、烏拉特前等旗縣,就有8萬多災民參加副業生產,收入糧食394.76萬公斤,人均49公斤,解決了三個月的口糧。全自治區從1951年冬至1952年春,通過外出打工、跑運輸、拉鹽、熬堿、熬硝、打獵、編席、采藥、養雞、養豬等多種副業生產收入1950多億元(舊幣)。(三)以工代賑幫助災區群眾渡過難關以工代賑主要是由出資,吸收災民參加當地的農牧業生產和防災、抗災有關的工程項目建設,使災民通過勞動增加收入,獲得救濟的一種救災方式。組織災區群眾從事工程建設,發動災民到鄰近非災區做工,以工代賑,不僅僅是一種積極的防災辦法,也是防災和救災相結合的救災措施。綏遠省人民,把救災與地方建設結合起來。1951年綏遠省用18億元賑款,舉辦了打井、修路、造林等工賑項目。華而不實參加歸四線、集陶線修路的災民1.1萬多人,工資收入解決了兩個月口糧。參加造林工賑項目5460人,造林9539畝,收入糧食87.5萬公斤。參加打井、挖渠的災民僅集寧專區就達4萬多人,共打井2000多眼,挖渠42條。(四)廣泛開展群眾互助為主的社會救濟和人民除對困難較多的災區群眾給予救濟和扶持外,積極領導災民進行生產自救和社會互濟。群眾互助是國家積極倡導的一種救災形式,自由借貸是群眾互助、解決度荒困難的有效方式方法,主要在災區開展。親友相幫、鄰里相助,通過群眾性的互助互濟,互通有無,相互解決因災造成的生產生活中的暫時困難。另外,在政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等開展廣泛的節約捐獻活動,城市支援農村、非災區幫助災區。全區全省政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和駐軍,廣泛地開展了節約一兩米支援災區活動。1951年,興安盟直屬機關和各旗機關,每人節約5公斤米,共2.5萬公斤;綏遠省直各機關三個月共節約小米2.75萬公斤,支援災區。廣大人民群眾在多年的與災荒進行斗爭的經歷體驗中,親身體驗到必須有長期防荒打算和群眾性的儲備氣力,才能保證牢固度過災荒,順利地進行生產建設。創辦義倉是在50年代初,由群眾自愿募集糧食用于發生災情時災民生產度荒的一種備荒手段。根據內務部(關于提倡民間節約儲蓄積谷防荒〕的指示精神,自治區民政部和綏遠省民政廳分別于1952年10月27日和11月2日,向各盟市、旗縣發出試辦義倉的指示。荒歉時,采取自報公議領導批準的辦法貸給群眾,定期歸還,利息以不超過月利率1%為標準(不計復利),特殊困難者通過人代會的討論,可酌情減免。貸放對象以各該嘎查(村)的勞動群眾為主,但特殊情況下,經上級義倉管理委員會(或上級)征得各基層義倉管理委員會同意,可以統一調發貸給鄰近嘎查。總計自治區民政部在通遼、林西、科右前等旗縣建立義倉123所,儲糧232.72萬石。綏遠省民政廳在武東、陶林等縣和伊克昭盟建立義倉31所,儲糧2.55萬公斤。綜上所述,建國初期,在內蒙古災情特別嚴重的情形下,和人民領導災區群眾積極應對,在給予災區群眾大力救濟的同時開展了以生產自救、以工代賑、節約度荒、群眾互助等多方面的生產救災救助工作,使災區群眾順利度過災荒。救助工作的詳細開展經過,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救災經過,而且是一個系統的社會發動與中國整合各種氣力進行舊政權改造和新政權逐步確立的經過,在這個經過中不僅鍛煉了廣大的素質和工作能力,而且進一步密切了和人民群眾的關系,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維護了社會穩定。這些經歷體驗對于今天的救災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借鑒意義。[參考文獻][1]內蒙古自治區民政廳.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間救災工作總結報告[R].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藏,255-1-487.[2]溫克剛.中國氣象災禍大典內蒙古卷[M].北京: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