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村社會發展狀況對構建和諧社會的思考——社會轉型中衍生的“新三農問題”摘要：自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三農”問題以來，“三農”問題成了一個全社會耳熟能詳的術語、眾所周知的話題。然而過去許多年了，從農村社會發展的現狀來看：“三農”痼疾沒得到多大改觀，在當今社會大轉型中，黨中央又喊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口號，在此大背景下，衍生出了農村社會形態轉變、土地大量流失、農民工大量進城等一系列“新三農”問題。一、

背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無論是在中國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始終處于根基的地位。農業作為人類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并作為工業和其他產業的基礎，為歷朝歷代統治者所重視和鼓勵；農村作為一個最基層的社會組織，也關系著整個社會的安定；而農民，作為物質資料的直接生產者和社會變革的生力軍，歷朝歷代統治者都力圖將其牢牢控制在手掌中。所以，“三農”問題，作為中國傳統的社會問題，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點，“三農”關系的處理狀況，甚至關系到各個政權的興衰存亡?？v觀中國各個政權的興衰更迭，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土地兼并等“三農”問題的影響。盡管各朝統治者都采取了“重農抑商”的政策來支持農業的發展，并且在吸收前朝的教訓的基礎上對生產關系作出變革調整。但各封建政權還是走不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注：黃宗羲，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他強烈批判封建專制，并提出了封建專制統治不會長治久安，最終必將走向滅亡的規律，故稱黃宗羲定律）。因為各封建統治者只是在維護其階級利益的前提下對生產關系進行局部調整，只是單純地采取了鼓勵農業生產的政策，沒有從根本上抑制土地兼并，所以各朝代換湯不換藥的改革都只能起到延緩統治的作用，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封建社會固有的封建土地地主所有制和農民間的矛盾，這也是各個政權無法長治久安的根本原因。土地，作為農業生產的載體，千百年來，一直被農民視為命根子。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甚至近代民國政府，農民對土地需求的愿望始終無法得到滿足，農民沒有耕種的土地就只能依附于地主或淪落成無業游民。一直到1949年新中國誕生后，通過土地改革等措施，才徹底地從根本解決封建社會的固有矛盾，使中國幾千年來第一次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隨后又進行農村公社化運動、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等，這較之于封建社會的變革，有著巨大的進步意義。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農業增收緩慢、農民負擔過重、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等問題的顯現，特別是近兩年來農民工因工資拖欠等甚至走上絕路，猶如一記警鐘敲醒了當代政府。三農問題已經到了亟須解決的地步。黨的十六大，尤其是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三農”問題才真正作為一個大社會問題提出并引起了新一屆政府的高度關注，并作為全部各種政策的重中之重加以貫切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針對“三農”問題召開研討會議，下達各種文件、方針，并嚴令地方政府貫徹落實，力圖解決處理好“三農”問題，以促進小康社會的實現，構建美好和諧社會。我出生在農村，并從小生活在農村，作為農民的兒子，對農村有著非常濃烈而又復雜的感情，對于處于社會下層的中國農民充滿關注和同情，因此對于“三農”的歷史、現狀也有著比較真實的了解。這幾年在農村工作，目睹著農村土地的大量流失、農民大量外出、農村社會精神生活的雜亂等（我把這些概括為“新三農問題”）我覺得有必要為家鄉做點事，為父老鄉親們說一說的他們的堅難處境,讓外界、讓農民階層以上的各階層了解一下作為農民的父輩們的生存狀況。二、社會現狀我生活的家鄉是位于貴州省平塘縣地區的山區（之所以這樣說，因為就大的區位特征來說，我的家鄉屬于石漠化較為嚴重的卡斯特典型的山區。）以我所駐的陳家灣村灣子組作為一個調查單位，有農田140畝，共52戶240人；就平均大致狀況來說：4-5口人一家，每戶有田地2-3畝，家庭經濟來源主要以外出務工、種植、養殖為主。家庭經濟來源：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便改變了傳統的依附于土地的生存方式，許多青壯年人或有手工藝的男丁,甚至有未成年的男女少年為改善家庭經濟狀況，均紛紛外出務工。他們的流動方向大致是：青少年男女以南下廣東等地進廠務工為主，因為廣東沿海那帶企業較多，勞動力市場比較廣闊；此外，大都市的繁華也是吸引青年男女的因素之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使青年男女都呆在家不甘寂寞，所以都通過親戚、老鄉、同學等引薦紛紛南下廣東，在平時（過年等節假日外）在農村中很難找到16-30歲的青年男女，在人們的觀念中，已經形成了一種認為這年齡段的人如果呆在家里就是沒見過世面或沒出息的意識，有的家庭條件不太好的男青年甚至還因此娶不到老婆。中壯年民工則主要集中在縣內或鄉鎮等大一點城市建筑工地、公路、廠礦等，他們在家庭中處于骨干地位，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負擔很重，所以他們既要賺錢又要隨時照顧家里，所以他們農忙時在家干活，一到農閑點就到工地上做工賺錢養家糊口,流動性比較大，持續性也較差，所以他們這種特殊的狀況也決定他們最適宜在建筑工地上當勞工。在家鄉的打工族群中，絕大部分青年只有初中、高中文化，因此也決定他們一般只能做車間的操作員工，鮮有能任管理、技術職位的，他們工作條件和狀況也不是很理想，一般月薪只七八百來塊，省吃儉用能寄回到家也就500來塊，而民工一般以日計算，碰上天氣等原因就不能出工沒有工資，但他們很節儉勤勞，一般30-40元每天也能一個月給家里600來塊。打工這一項成為農村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而且這項收入也是比較穩定、可觀的。傳統的中國農業生產是自給自足，在現代農村家庭也不例外。以主要種植的水稻、油菜、花生為例，現在糧食增產，畝產能達到1000-1200斤，由于種植水稻的工序繁雜，而且大量勞動力外出，只留下了一些50歲以上的老年人及婦女，所以他們一般只有種植一季的能力，平均每家能年生產糧食2000斤左右，留足口糧及牲口如豬、雞狗、牛等食物，估計也就能剩下500來斤，以現在市場價稻谷75元/百斤計算，這項收入為375元，而種植水稻一畝投入的化肥、農藥等成本需120元/畝左右（現在蟲害等增多、頻繁，與環境變遷、生態破壞等原因不無關系），所以這項收入實際只有250來元。其次是經濟作物油菜、花生，但種植有限，都留著自己家庭享用，所以這不能算做經濟來源。另一項比較重要的收入就是養殖，其中主要以養豬、養魚、養雞、養牛為主，這在農村，養殖這些動物有可靠的事物來源，家里及種植的谷物飼料的等，需要投入的是買種的錢和加工飼料的錢。由于飼養的規模有限，作為家庭經濟來源的主要是養豬，以養一頭豬為例，買崽豬約為200元，加上要喂的精致飼料（一般約80元一包）一頭豬需吃3包到三四個月后出欄能賣600~700元，一頭豬能賺200多元，一年賣兩欄，一次喂兩頭，這項收入一年1000元左右；少數人家喂牛一年也能賣一頭小牛約1000來元。以上各項便是農村家庭收入的主要經濟來源。以此計算，人均年收入為1800~2000元。消費開支在大部分生活資料靠自己自足的農村，農村家庭主要支出便是供子女上學、人情往來。此外，由于近年來農村生活水平提高，農民生活方式的改變，在精神消費上也有所支出，如一般每家都有買彩電、電扇、個別還有冰箱等較高檔電器，還有電話，這成了現在農村一項比較固定的開支，一般每月為50~60元；子女上學，又是農村一筆昂貴的開銷，目前的學生消費大致為：小學250~300元/期（一年500元左右）；初中350~400元/期（一年700元左右）；高中1200~1400元/期（一年2500元左右）；大學大專10000元/年左右。現在農村家庭一般兩三個孩子，以現在的學生消費標準計算，大致呈以下情形：家里的孩子都上小學初中的，一年能余下1000~2000元的存款，留待以后孩子升學或建房之用；家里有一個孩子上了高中，家庭收支基本抵消（上大學是極少數待會另述）。此外，人情往來占據現在農村家庭開支的很大部分，由于現在家庭主人出生在六七十年代，家庭姊妹多，親戚也多，經常碰上親友結婚、生子、建房、老人做壽、病故等，一年起碼需500來塊。碰上有些情況，家庭就會陷入破產入不敷出的境地，這主要是碰上兩種主要情況：一是子女升入大學大專等（在我們那兒風氣不太好，對教育不太重視，所以多年來也沒幾個上大學大專的）；二是家庭變故等意外狀況（當然這是極少可能的），所以總的來說，家庭收支比較穩定，也正是這種狀況加上傳統小農意識，使我們那的農民存在一種保守、居安求穩的心理。三、存在問題國家統計局1995年劃分的貧困線為人均350元/年，依此標準，筆者家鄉的農民早已擺脫了貧困（我所在的平塘縣為國家級貧困縣），但據###作《農民的終結》一書序言中所說：2002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476元，我所在家鄉農民2009年的純收入絕大部分還不達中國農民人均收入水平，仍處于貧困狀態。自自中央政府提出解決“三農”問題以來，使農民有了更寬松的生存環境。如降低直至免除農業稅、放寬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限制加大對農村的扶持力度等，確實使“三農”問題有了很大改觀，農民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從農村與城鎮的發展狀況比較來看，從地方政府落實“三農”的成效來看，還村在諸多矛盾和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雖然現在農業稅已廢除，但農民的負擔依然很沉重。自從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逐步降低農業直至五年內全部取消農業稅以來，2004年，家鄉的農業稅已經免除，直接為每戶家庭減少了200多元的開支。但是，農業稅的廢除并不意味著農民已無負擔或負擔減輕而高枕無憂了。子女上學昂貴的學費使很多家庭只能維持基本的生活，特別是幼兒園、高中、上大學等。雖然大部分農民都參加了“新農合”但是看病難、藥費貴仍是一個大問題。2、農村扶貧開發存在盲目性，地方官員盲目追求政績，扶貧款項落不到實處，存在不少豆腐工程。土地急劇減少，農民種田積極性不高。耕地數量急劇減少除修建房屋、養豬場、馬路等外，很大部分田地由于效益太低而無人耕種，很多農民舉家遷往城鎮做小生意或做小工，導致良田成為荒地，這與古代農民對土地的強烈渴望截然相反，現在土地反而成了很多農民的一種累贅。3、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甚至匱乏，使農民充滿后顧之憂，難以擺脫傳統的小農意識。我們那兒農村基本沒有社會保障制度、社會福利等幾乎為零。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有點民政救濟。精神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不重視教育，觀念落后，目光短淺。就目前農村現狀來說，農民最主要的精神享受就看電視，電視的普及率已達到了90%左右，這是一個非常可喜的現象，但農民精神文化消費形式單一，使其接受的文明非常有限。這使農村社會風氣不良，打牌賭博蔚然成風，甚至還釀成讓人觸木驚心的悲劇。但更多是留給我們的思考：向來本分的農民都染上了這樣的風氣，這究竟是誰的錯？我覺得中國農民最大的悲哀就是觀念落后、目光短淺，這不禁讓我想起了一個講牧羊郎的故事：牧羊的目的是為了攢錢；攢錢的目的是為了娶老婆；娶老婆就是為了生孩子；生孩子還是為了牧羊。這個故事發生在很多中國農民身上，而在我家鄉的農民得到了最好的體現，他們祖祖輩輩在泥地里爬滾，居然還心安理得。在我們那的社會現狀是：盡量多生幾個孩子，連扯帶拉地把孩子養到十五六歲初中畢業，條件好點的再送去讀個中專，然后就送到廣東去打工攢錢，這時父母也就四十來歲，能自己養活自己，加之沒有了家庭負擔而且全家人都能攢錢就可以過上了比較安逸的生活，所以在我們那已經形成了一種不太重視（高等）教育的風氣。這還有另外一層次的原因是：高中、大學（專）的學費太高，（國家規定的也只有九年義務教育）一般農村家庭只要有孩子上了高中經濟就開始緊張；更深層的是就業形勢使像我們這些受過了高等教育的人，投入往往要高出好幾倍，而以后賺錢也并不見的比只讀過初中的多，不見得比那些在社會上已爬滾了多年的同齡人強，這個問題，筆者也未能找到合理的答案。四、總結目前我國總體上實現的小康社會，還是在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目前農村人口占總數的2/3左右，而農民人均純收入只占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三農”問題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最難的點，中國不可能在一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實現全面小康，還需要走很長的路?！叭r”問題作為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它不單單是一個探討農民收入的問題；“三農”關系到社會基層的各種利益矛盾沖突，關系到農村社會的進步和整個社會的和諧，所以“三農”一直為各代政府所關注，也有不少學者去探討解決的方法和良藥。幾千年來我們不斷地經驗嘗試，也始終難找到一個理想的解決方案，可見“三農”問題的棘手和復雜；所以就我目前的學識和生活閱歷，更難以提出很有價值的觀點。只是作為一個從農村走出的大學生，不能忘了本，把自己生活的農村的真實面目呈現出來，并嘗試提出幾點對策建議，權當拋磚引玉。1、嚴厲查辦地方政府工作行為，如現在中央缺少對地方基層的了解，古代尚有派欽差大人微服私訪體恤民情、監察政府的措施和習俗，所以我認為現在更應該從中央派人大代表去基層，這是從下層選上的人大代表始終起不到作用的，了解基層社會狀況，監察政府工作行為，切實保證農民負擔減輕，心聲得以表達。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和有效的信息溝通渠道。2、扶貧開發方面，首先政府應該正確地引導農民，切勿趨之若鶩。在扶貧開發過程中，更應該加強精神文化、科學知識扶貧?！笆谌艘贼~，不如授人以漁”，這是被先哲們反復驗證過了的真理。如可建設鄉村廣播站，向農民傳播有用信息和灌輸先進思想，不僅能使農民在工作或勞作時得到享受，還可以提高農民的精神品位；此外，還可以設立夜校一類的培訓班，邀請一些有著豐富經驗或有較高文化知識的人當志愿者為農民講述專業知識、科技致富的方法和途徑。3、調整原有的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完善土地自由有償流轉機制，嚴格限制土地荒廢現象。農村土地能夠有償流轉，一方面使很多進城務工的農民沒了后顧之憂，而且使有些立志在家創業的人有了充足的生產資料，規模大了就可以采用專業化技術和機械化生產，從而提高生產效益，也提高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4、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機制。依目前我國的經濟水平和社會實際來看，要建立很完善的保障體系顯然很難，但就人們普遍擔憂的醫療、養老等問題，我認為可在農村設立如以前農村信用合作社之類的“保險合作社”，由農民每月節省點錢投保，然后政府給予一點共同承擔費用，這樣積少成多，使農民到了晚年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