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銀行百億詐驪案2013-06-16世界上任何的賭博游戲都是數學和人類行為心理游戲，任何的期貨和金融衍生品也是如此，如果你了解這一塊，并懂得且使用，總有一天你會成為很好的玩家。金融市場會像你家里的印鈔機2012年的外匯流失數千億美元，下半年看央行負債表的變化,央行拼盡全力才維持貨幣流動性；13年上半年，全靠虛假貿易套利資金,也就是外匯債務才維持了貨幣引發通道不萎縮到失調.接近十萬億的社會融資額，沒有讓經濟給一點面子，外貿和克強指數都顯示糟糕的一面,貨幣蛇吞其尾，此時要放開資本賬戶？此時開放資本賬戶，無論你是有序還是無序，瞬間或是漸進,死路一條。齊魯銀行百億詐騙案騙取銀行、企業100多億元資金的2010年“12-06"偽造金融票證案，14日由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了一審公開宣判，被告人劉濟源被判處無期徒刑。1968年出生的劉濟源，祖籍湖北應山，出生、成長于濟南。其父母均任職于濟南鐵路局。高中畢業在濟南市建筑設計院工作八年后，劉濟源在聊城開發房地產起家，后又陸續投資股票和房地產生意。2004年，他成立上海全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相繼在上海、北京與山東實際控制18家公司。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劉濟源自2008年11月至2010年11月，采取私刻存款企業、銀行印鑒，偽造質押貸款資料、銀行存款憑證、電匯憑證、轉賬支票及以企業的名義在銀行開立賬戶，冒充銀行工作人員，讓企業向其控制的賬戶內存款等手段，騙取銀行、企業資金共計101.3億余元。案發后，依法追繳贓款贓物合計82.9億余元。法院認為，被告人劉濟源的行為構成貸款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票據詐騙罪、詐騙罪。四罪分別判處無期徒刑，數罪并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案件回顧2010年年末，“12?06”濟南偽造金融票證案引起社會廣泛關注。2010年12月24日濟南警方透露：2010年12月6日，濟南市公安局接報案，齊魯銀行在受理業務咨詢過程中發現一存款單位所持“存款證實書”系偽造。案件發生后，濟南市公安局將嫌疑人劉濟源及其他犯罪嫌疑人抓獲歸案。經初步偵查確定，犯罪嫌疑人劉濟源通過偽造金融票證多次騙取資金，案件涉及齊魯銀行在內的幾家銀行和部分企業。2011年3月銀監會稱，已責成涉案銀行內部做出問責處理，并將根據案件偵辦結果依法嚴肅追究有關機構和人員責任。濟南市已建議免去齊魯銀行董事長邱云章、行長郭濤、監事長張蘇寧職務，法定程序已經啟動。（撥打邱云章和郭濤的手機。從邱云章的手機里不斷傳來齊魯銀行的廣告語，未有人接聽；而郭濤的手機號碼已不存在。）2012年1月山東省紀委相關負責人介紹，“紀檢監察機關先后對涉案的20名黨政機關領導干部和國有企業負責人立案調查，其中涉及廳級干部9人、處級干部6人、企業管理人員5人。”省商務廳原副廳長郭偉時（，“案件審理”是指2011年8月17日，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郭偉時案。郭偉時被檢方指控收受賄賂272萬元，而此受賄與齊魯銀行案相關。泰安市人民檢察院指控，郭偉時利用擔任山東省外經貿廳副廳長的職務便利，接受上海全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濟源的請托，為其謀取將山東五征集團、浪潮集團兩企業資金存入齊魯銀行之利益，于2007年4月至2009年5月，收受劉濟源所送人民幣共計272萬元。案發后，贓款已予以追繳。當時，法庭宣布郭偉時受賄案將擇期宣判。郭偉時于2004年6月至2009年6月任山東省外經貿廳副廳長、黨組成員;2009年6月任整合后的山東省商務廳副廳長、黨組成員。據上述知情人透露，2010年年底齊魯銀行案爆發后，郭偉時即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淄博礦業集團原董事長、黨委書記馬厚亮，新汶礦業集團原董事長、黨委書記郎慶田2012年3月時任山東省省長姜大明介紹，山東方面用了1年時間，已經把案件基本搞清，已經確定為這是一樁金融詐騙案件，涉案罪犯已經抓獲，涉案企業和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已經歸案，即將起訴在齊魯銀行領導層大換班之后，山東省政府秘書長張萬青的下課最為引人關注，甚至被傳其有三十多套房產。之前，2012年3月20日，山東省財政廳監督檢查局原副局長李福祿，站在聊城市中級法院第十三審判庭的被告席上，被控受賄罪。這只是齊魯銀行案的一個分支。光大銀行濼源支行副行長牟國慶也牽涉其中，因劉濟源可為之攬儲，其涉嫌將企業儲戶的賬戶及財務印鑒借給劉濟源在支付款項時走賬。而華夏銀行濟南分行行長趙琴波，則在案發三個月后被調離。2012年1月16日，霍玉生已因受賄748.8萬元于臨沂市中級法院獲刑14年另一名協助劉濟源攬儲的中間人韓桂英，則因行賄罪被濟南市檢察院立案調查。掮客韓桂英2002年起，劉濟源就開始從齊魯銀行城南支行貸款。至遲于2005年，劉就通過其朋友韓桂英為齊魯銀行向有關國企攬儲。韓桂英曾任職山東省直機關，后下海經商，成立山東偉達經濟發展有限公司。由于人脈廣闊、辦事能力強，1995年，她與劉濟源結識并相熟。2005年起，劉濟源央求韓桂英幫忙在相關國企拉存款，以解決其公司的貸款問題。自此直至案發，韓陸續為劉從棗礦集團、青島熱電公司、黃島電廠和藍天控股集團等公司為齊魯銀行拉到累計近20億元的存款。其中僅從霍玉生任職的棗礦集團，即攬儲約10億元。2005年3月至4月間，劉濟源通過韓聯系到了棗礦集團負責人，想為齊魯銀行攬儲并許諾給付高息。該負責人讓劉與霍玉生具體商談。在與霍玉生見面后，劉濟源提出讓棗礦集團在齊魯銀行城南支行開戶并存款。霍玉生提出，存款可以，但是要確保資金安全，資金要存在正規的銀行，而且操作程序必須規范合法。劉給予肯定的答復，并允諾在銀行利息之外可以給棗礦集團支付10%-15%的高息，并給霍個人一定的好處。自此，棗礦集團及其下屬的公司先后向齊魯銀行存入約10億元，劉濟源也按照約定支付高息，霍玉生個人被法院認定收受734.8萬元其中九張銀行卡存有695萬元，另外現金46.8萬元。大部分賄款系經韓桂英之手送達。2007年4月，霍玉生電話韓桂英表示上一任工作快結束了，想留在濟南工作。韓說：“留在濟南，你還能為我們拉存款。該打點關系就打點關系，回來我給你報銷。”霍玉生最終如愿留在濟南，就任山東高速集團財務總監。在此過程中，劉濟源分別以購車、購房及支付現金等方式，累計回贈韓桂英約5460萬元。據山東方面今年2月的通報，韓因涉嫌行賄1500余萬元，被濟南市檢察院立案調查。之前山東省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耿文清較有代表性，耿文清的夫人此前在齊魯銀行任職。耿文清今年56歲，與張萬青同齡，他從2008年2月開始擔任山東省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此前曾擔任山東泰安市市長、市委書記。耿文清落馬的時間比張萬青要早。2010年12月，身為山東省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的耿文清突然被調往山東省委統戰部任副部長，且位次排在最后。當時坊間就認為，耿“遲早要出事”。在這次調動之后僅兩三周時間，耿文清夫婦即被“雙規”。核心人物劉濟源被控貸款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票據詐騙罪、詐騙罪四宗罪。身為上海全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劉濟源是齊魯銀行詐騙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劉濟源的公開身份是上海全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另外，他還在北京開設了一家外貿公司，涉及信用證業務。2010年下半年開始，劉濟源的投資項目出現問題，導致資金鏈緊張，從而導致后來的東窗事發。他在當地被人形容為“為人低調，一心賺錢”。知情人士透露，劉濟源發動了很多社會上有“能量的”下線幫他高息攬儲，其中就有齊魯銀行一名部門經理的妻子。“劉濟源每次都將攬存的事項記錄在一個賬本上。”上述知情人士介紹，賬本已經被專案組掌握，并按圖索驥展開調查。知情人士分析稱，在此案中，劉濟源是一個資金掮客，為商業銀行引來存款大戶，同時，他也是通過存單質押獲得貸款的資金使用大戶。他為銀行做大存款和貸款規模，可謂功不可沒，亦必有內線接應。而他和提供存款的企業之間，也存在著可疑的合作關系。他給予相關人等高息攬存的利益，亦用投資收益來覆蓋高昂的資金成本。對于中國的中小銀行而言，拉存款始終是巨大壓力。各行都給出了非常誘人的“返點獎勵”，這也是觸發票據造假、高息攬儲等違規行為的直接原因。同時，也不排除部分貸款被嫌疑人移作他用，追求超額回報。為什么劉濟源能在商業銀行和這些國有企業之間游刃有余，既拉存款又用貸款？這里面，銀行內部人員又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歸案的“內部人員”中，除齊魯銀行總行營業部經理趙連成，還有一位女性業務經理，她每年都可以給齊魯銀行拉來數以億元計的存款，是齊魯銀行的“明星”經理。被劉濟源涉嫌詐騙的企業包括陽光財險、陽光人壽、生命人壽、正德人壽等金融機構，亦包括棗莊礦業集團、淄博礦業集團等大型國有企業。根據起訴書涉案金額統計，齊魯銀行案涉案金額超101億元，其中涉嫌詐騙銀行100億元，涉嫌詐騙企業1.3億元，案發后追回贓款79億余元，實際損失恐超21億。劉濟源于2010年12月7日被拘留，全案共形成1883本案卷，為司法史上罕見。記者得知，劉濟源辯護律師于今年12月7日介入該案后，在濟南市中級法院不間斷復制案卷，但截至12月25日開庭前，案卷復制仍不足一半。在律師無法完成閱卷情況下，劉濟源辯護權是否得到保障成疑。記者了解，被告人方面曾向法院申請延期開庭，但未獲采納。知情人士透露，12月25日的開庭因沒有律師到場而未能進行。高達10%的存款利息劉濟源今年44歲，系上海全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從1992年開始炒股。起訴書稱，從2002年起，劉濟源產生騙取銀行信貸資金想法。隨著資金出現巨大虧空，劉濟源涉嫌詐騙手段逐步升級，從涉嫌騙取銀行貸款最后轉為百接詐騙企業。司法文件顯示，劉濟源以支付高額利息、好處費等方式，引誘企業到其指定的銀行辦理定期存款，而后采用虛假質押的手段，以騙貸的方法從銀行詐騙巨額資金。這一涉嫌貸款詐騙罪的行為集中在2009年和2010年，共被指控10起事實，涉案金額71.6億元。最早的受害企業為陽光財險。2009年9月和10月，在劉濟源的聯系下，陽光財險在齊魯銀行分兩次存入25億定期存款。2010年1月，陽光人壽又存入15億元。司法文件顯示，劉濟源許諾的存款利息高達10%。被劉濟源“引誘”的金融機構還有生命人壽，2010年1月，該企業存入齊魯銀行5億元。資金實力雄厚的礦業集團也是劉濟源的拉攏目標。其中，棗莊礦業集團在2009年11月和2010年4月將7億元存入齊魯銀行，在2010年5月將1億元存入華夏銀行。淄博礦業集團在2010年9月分兩次存入齊魯銀行6億元。新汶礦業集團在2010年4月存入齊魯銀行2億元。龍口礦業集團在2010年6月和9月共存入華夏銀行2億元。此外，被劉濟源引誘存入的款項還包括山東五征集團的7億元，此筆款分兩次存入齊魯銀行，其中一部分存款被劉濟源質押給工商銀行大觀園支行，貸款0.9億元。金額較小的企業包括東營山信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和東營優泰克制動系統有限公司，分別存入齊魯銀行0.7億元和0.3億元。濟南之外被拉存款的企業還有煙臺藍天投資和藍天實業有限公司，兩者存入齊魯銀行1.1億元，此外，藍天投資公司還存入華夏銀行2億元。本案中涉案銀行均為其山東省內機構。在拉入這些定期存款后，檢方指控，劉濟源虛構了貿易合同、承兌證明文件、借款合同，偽造了存款單位質押保證合同、董事會決議等，利用這些存款作虛假質押，詐騙銀行資金71.6億元。起訴書還稱，至劉濟源案發時，這些資金均未歸還。灌醉他人偷走印章知情者透露，盡管獲得了巨額資金，但劉濟源并未有明顯揮霍行為，“最奢侈的消費就是開一輛路虎車”。未經證實的消息是，劉濟源將這些錢投入了股市，他曾是一名出色的操盤手，業績輝煌。但一次銀行對貸款客戶的壓力測試，令劉濟源資金鏈突然變緊。知情者透露，銀行曾宣布收回劉濟源一筆20多億元的貸款，劉濟源只好賣出所有股票還貸，為此還借了高利貸，此后為了補上這個窟窿，劉濟源的涉嫌詐騙行為開始升級。2010年7月至11月，劉濟源“引誘”了6家企業到銀行存款，但隨后，劉采取私刻、竊取企業印章、偽造單位定期存款開戶證實書、定期存款提前支取手續，冒開存款企業活期賬戶等方法，利用偽造的金融憑證詐騙銀行資金13億余元，這被檢方指控涉嫌金融憑證詐騙罪。最早的事實發生在2010年7月8日，劉濟源聯系上海華元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將2.2億元存入光大銀行）濟南山大路支行，然后利用私刻的上海華元印章加蓋于電匯憑證，轉走了這筆錢。此后的10月27日，劉濟源分別聯系東營信拓汽車消聲器有限公司和山東德曼橋箱有限公司，存入齊魯銀行0.9億元和0.3億元，同樣利用私刻的兩家企業印章加蓋于電匯憑證，轉走了錢款。被劉濟源以同樣手段欺騙的，還有新汶礦業在齊魯銀行的5億元存款。11月10日，上海旗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入齊魯銀行0.4億元，被劉濟源利用虛假進賬單轉走。兩天后，劉濟源聯系正德人壽存入齊魯銀行5億元。當晚，劉濟源將來濟南辦理存款的正德人壽員工灌醉，竊取了公司印章，加蓋在其事先偽造的單位定期存款開戶證實書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手續上。此后，他還私刻了齊魯銀行相關印章，轉走了這筆錢。在這6起事實中，僅發生在齊魯銀行西門支行的就有4起，涉案金額6.6億元。直接詐騙企業劉濟源最早的涉嫌犯罪行為是票據詐騙。2008年11月，劉濟源聯系泰安泰山重工有限公司存入光大銀行濟南濼源支行0.1億元。此后，劉濟源利用私刻的印章加蓋于轉賬支票，將這筆錢轉走。這也是劉濟源案中金額最少的一項。但“大案”隨后發生，2009年2月，劉濟源聯系生命人壽存入光大銀行濟南山大路支行20億元，劉濟源同樣用私刻的印章加蓋于轉賬支票轉走此款。至案發時，還有15億沒有歸還。知情者透露，劉濟源的涉嫌犯罪行為系逐漸“升級”，在從銀行“騙錢”愈發困難后，劉開始直接詐騙企業，其手段甚至包括假冒銀行。2010年10月，劉濟源聯系了諸城市服裝針織進出口公司（下稱諸城服裝公司）往中信銀行）濟南分行存款。10月25日上午，諸城服裝公司財務人員將開戶資料傳真給了劉濟源，劉收到傳真并復印后，加蓋了其私刻的諸城服裝公司印章，偽造了開戶資料并指使其公司員工在中信銀行濟南分行開立了賬戶。當天下午，諸城服裝公司匯入了這個賬戶1億元，劉濟源指使人轉走了這筆錢。4天后，諸城服裝公司員工來濟南辦理活期轉定期業務，為了掩蓋錢被轉走的事實，劉濟源“開了一間銀行”。他租了中信銀行濟南分行所在的中信大廈803房間，把這個房間裝飾成了中信銀行的貴賓室，并指揮自己的員工穿上中信銀行工作服，給諸城服裝公司員工辦理了業務。知情者稱，劉濟源妻子參與了此案，同樣被以詐騙罪起訴，將于近日開庭。卷入齊魯銀行詐騙案的不止企業，甚至包括一所大學。起訴書稱，2010年10月，劉濟源以幫助辦理授信、貸款為由，騙山東經濟學院在齊魯銀行存款。劉濟源將偽造的學院印章交給員工，在齊魯銀行開立了學院賬戶。幾天后，山東經濟學院向這個賬戶里存入了3000萬，這筆錢被劉濟源指使人轉走。此事成為齊魯銀行詐騙案案發的導火索。知情者稱，山東經濟學院發現賬戶里沒有存款之后，找到了齊魯銀行了解情況。劉濟源再次試圖賣出手里的股票補上這3000萬的窟窿，但未果。未經證實的消息稱，劉濟源幾年來輪番騙出的錢被用于彌補上次貸款、支付承諾給企業的高額利息以及打點各方面關系等。最后，齊魯銀行選擇了報案。案發后，公安機關追回了79.6億余元，尚有一宗被凍結的土地正在處置中。2010年12月7日，劉濟源被濟南市公安局刑拘。2012年4月移送濟南市檢察院起訴后，曾兩次退回補充偵查。歷時一年半的偵查結束后，劉濟源最后被以涉嫌貸款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票據詐騙罪、詐騙罪起訴。1886本案卷半月只復制一半事發后，劉濟源面臨死刑的最高判決。但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救了劉濟源一命。為貫徹寬嚴相濟原則，減少經濟犯罪死刑，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的死刑，劉濟源最高只會被判處無期徒刑。根據起訴書和本報從濟南方面得到的消息，劉濟源一案共產生了1883本卷宗和3本會計檢驗報告，案卷擺滿了濟南市中院法庭的一面墻，卷宗數量之多為司法史罕見。這些卷宗被法院分為重要內容、資金流向內容、涉嫌行賄內容等四大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齊魯銀行案已導致多名官員和國企負責人落馬，知情者透露，其中部分人員涉嫌受賄高達千萬，但劉濟源并未被控行賄罪。據接近案件人士透露，今年12月7日，劉濟源家人為其委托了辯護律師，1886本案件材料的復制成為難題。其辯護律師開始每天在濟南市中級法院不間斷復制案卷，盡管被告人方面曾提出延期審理申請，法院仍確定了12月25日的開庭日期，而截至當天，劉濟源辯護人復制的案卷仍不及一半。本報記者得到的消息稱，12月25日的庭審因沒有律師到庭未能進行。按照常理，律師只有在閱卷了解案情之后，方能制定辯護意見，法律專業人士介紹，律師的閱卷權受到刑訴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保護。知情者稱，偵查過程中，劉濟源對檢察機關“極其配合”，但在律師未能完全閱卷情況下開庭，其辯護權是否得到保障成疑。隨著齊魯銀行“12?6”偽造金融票據案調查的深入，不斷有官員和國企負責人卷入其中。淄博礦業集團原董事長、黨委書記馬厚亮因涉及齊魯銀行案，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成為山東省紀委披露的涉案廳級干部之一。2月9日，馬厚亮案在濟南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馬厚亮案牽扯出的銀行拉存款的利益鏈條逐漸浮出水面：銀行爭奪儲戶競爭激烈，在催生高息攬儲等行為的同時，也給不法分子內外勾結進行金融票據詐騙留下縫隙。檢方指控“馬厚亮構成受賄罪”2010年年底齊魯銀行案爆發前，馬厚亮的仕途正順風順水。馬厚亮在掌舵淄博礦業集團期間，業績顯著。在山東省整合省內能源企業組建山東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稱“山東能源集團”）過程中，馬正擔任山東能源集團籌備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兼辦公室主任。牽扯出馬厚亮的關鍵性人物是劉濟源。劉的公開身份是上海全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另外，劉濟源在北京還開設一家外貿公司，涉及信用證業務。2010年下半年開始，劉濟源的投資項目出現問題，導致資金鏈緊張，從而導致后來的東窗事發。2010年12月6日，齊魯銀行報案稱，在受理業務過程中，發現一存款單位所持“存款證實書”系偽造，隨后劉濟源因票據詐騙被捕。由此，齊魯銀行特大票據案爆發。12月18日，馬厚亮因涉嫌齊魯銀行案被有關部門帶走協助調查。記者獲得的山東省紀委的一份“魯紀字(2011)7號”文件稱，馬厚亮擔任淄博礦業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期間，收取了劉濟源的好處費，將該集團的資金存入齊魯銀行，為劉騙取巨額銀行貸款提供了便利。2月9日上午9點，馬厚亮案一審在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庭審過程中，控辯雙方爭論的焦點是，馬厚亮是否接受了劉濟源3000余萬元的賄賂。記者獲得的檢方起訴書認為，馬厚亮構成了受賄罪。其中涉及齊魯銀行案的部分共兩項，一、2008年11月?2009年12月，馬厚亮利用其擔任淄礦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的職務便利，應上海全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劉濟源的請托，將淄礦集團19億元資金存入齊魯銀行；二、2010年8月至11月，馬厚亮利用其擔任山東能源集團籌備領導小組成員兼辦公室主任的職務便利，應劉濟源的請托，同意并指示有關人員將淄礦集團在齊魯銀行的6億元存款辦理展期。為此，2009年6月至2010年11月，馬厚亮分4次收受劉濟源所送人民幣共計3545.5萬元。對于檢方的指控劉濟源向自己行賄的情節，馬厚亮不予認可。馬厚亮否認自己曾接受劉濟源的賄賂。馬厚亮稱，劉濟源是在山東省國資委某領導的介紹下認識的，該領導說劉濟源是山東省省委組織部某領導的親屬。看在領導的面子上，才將淄礦集團的資金存入了齊魯銀行的賬戶，自己并未從中謀取利益。在存款之前，馬厚亮和劉濟源曾協商，因淄礦集團的資金在其他銀行存儲，如果提前提取轉存齊魯銀行，會有利息損失，為此劉濟源承諾支付6000萬元補償金。淄礦集團的資金存入齊魯銀行之后，劉濟源將6000萬元“補償金”打入淄礦集團賬戶。但淄礦集團將其中的3000萬元退還給了劉濟源。馬厚亮稱，將6億元存入齊魯銀行的行為并沒有造成國有資產的損失，反而是淄博礦業集團所有理財產品中收益率最高的產品。除此之外，馬厚亮的第一辯護人北京市雍鼎律師事務所王桂香律師認為，他的當事人不構成受賄罪。淄礦集團向齊魯銀行存款是正當的業務行為，馬厚亮沒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劉濟源謀取利益。王桂香律師認為，馬同意將淄礦在齊魯銀行存款有客觀因素。“山東省國資委某領導多次過問拉存款之事，說劉濟源是山東省組織部一位領導的親屬，馬厚亮不敢得罪。”此外，王桂香認為，決定將淄礦集團的資金存入齊魯銀行，是經過組織程序的，并非個人決定。“馬厚亮也曾派出淄礦集團的財務人員對齊魯銀行進行考察，結論是齊魯銀行也是合法銀行，信譽還可以。”王桂香說。對于退還的3000萬元，控辯雙方同樣存爭議。檢方指控認為，2009年6、7月間，馬厚亮收受了劉濟源所送的3000萬元，并將該筆款項存放于其朋友王星成立的青島大地投資有限公司。王桂香律師認為，淄礦集團表示將3000萬元退還時，劉濟源只是表示不急用，而并非不要。馬厚亮提出能否借給其在青島的同學王星用，因為王有投資項目，但是資金緊張。劉表示可以。雖然，馬厚亮將劉濟源介紹給了王星，但是他沒有參與具體細節商談。投資協議是劉濟源和王星自行商談簽訂的，可以說涉案的3000萬元，是劉濟源所有，由王星控制的，馬厚亮個人并未占有。拉存款利益鏈條浮現馬厚亮案背后，銀行拉存款的利益鏈條逐漸清晰。據銀行業人士分析，劉濟源的操作模式是，首先利用各類社會關系，通過一些重權的領導打招呼，以說服一些資金雄厚的國有企業到齊魯銀行開戶存入大額資金，然后利用銀行和存款企業的管理漏洞，通過偽造金融票證向銀行辦理存單質押貸款，從而騙取銀行資金。在齊魯銀行票據一案中，劉濟源偽造的“金融票證”即《單位定期存款開戶證實書》，“存款證實書”可以換開存單，然后到銀行進行質押融資，這是銀行的第三方存單質押業務，即指企業經過協議在銀行存款，存單可作為第三方從銀行貸款的質押物。近年來，銀行為了拉存款而爭奪儲戶競爭十分激烈。深諳銀行業實情的劉濟源看準這一點。一方面，他為中小商業銀行引來存款大戶；另一方面，他又通過存單質押向銀行貸款，再將貸款轉投其他產業。據悉，劉濟源和銀行、企業之間運作多年的“第三方存單質押業務”原本皆大歡喜，但由于劉的項目出現資金緊張，銀行管理又存在漏洞，才導致如此巨額票據案發。1月9日，山東省紀委有關負責人披露了齊魯銀行特大偽造金融票證案最新進展：案件涉及廳級干部9人、處級干部6人、企業管理人員5人。目前，已移送司法機關14人，給予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9人。發生在2010年年末的“12?6”濟南特大偽造金融票據案震驚業界，不但將齊魯銀行推向了風暴漩渦，同時讓中國的銀行業也經受了一次冷酷的信譽大考。春節前的1月9日，山東省紀委新聞發言人、省紀委副書記、秘書長王喜遠在新聞發布會上特別強調去年該委“集中力量查辦了‘12?6‘特大偽造金融票據案涉及領導干部違法違紀問題”。但在一位熟知內情的人士看來，涉案金額至今仍是未解之謎，案件尚未有司法定論，齊魯銀行案還遠未了結。被查“廳官”只公開3人盡管山東省紀委通報中提到了“9名廳級干部”，但到目前為止官方消息透露的涉案廳官只有3人，這3人早已在案發后一月內（2011年1月底前）歸案。最先歸案的廳官應該是原山東省商務廳副廳長、黨組成員郭偉時。2011年8月19日，郭偉時被檢方指控收受賄賂272萬元，在山東省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泰安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郭偉時利用擔任副廳長的職務便利，接受上海全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濟源的請托，為其謀取將山東五征集團有限公司、浪潮集團有限公司兩企業資金存入齊魯銀行之利益，于2007年4月至2009年5月，收受劉濟源所送人民幣共計272萬元。案發后，贓款已予以追繳。據《華夏時報》了解，1955年出生的郭偉時在齊魯銀行案案發后即被有關部門帶走。但該案至今尚未作出判決。山東省紀委披露的另一位涉案廳官是淄博礦業集團原董事長、黨委書記馬厚亮，時年53歲的他案發時已經出任山東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籌備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兼辦公室主任，被認為是山東省整合煤炭企業后的山東能源集團首任董事長的不二人選。但就在山東能源集團確定掛牌的當天（2010年12月18日），他因齊魯銀行案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山東官方尚沒有馬厚亮涉案的具體細節，坊間傳聞，在劉濟源的從中介紹下，馬厚亮曾將淄博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10億元左右的資金存入齊魯銀行，并因此收受了數額不小的“回扣”。1949年出生的郎慶田在涉案廳官中被認為是“最悲催”的一個。2011年1月，郎慶田因涉及齊魯銀行案件被抓時已經卸任新汶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兼黨委書記半年多時間。山東省紀委并沒有披露郎慶田涉案的具體細節，但據知情人士透露，郎慶田涉及齊魯銀行案的模式可能與馬厚亮類似。“郎慶田1971年起在新汶礦業從掘進工干起，到1996年便主政新汶礦業，在眾人看來已經離職的他已經圓滿了，誰料想會在這件事上出了岔子。”一位熟悉郎慶田的政府官員惋惜道。資金掮客的能量根據此前濟南市公安局的說法，劉濟源是“通過偽造金融票證等手段多次騙取資金”。但具體的路徑現在仍沒有官方的明確說法。但在一位熟悉內情的人士看來，發案的根源在于“拉存款”。“涉及齊魯銀行案的人員主要包括四種，一是銀行內部人士；二是當地大型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財務部門負責人；三是手握實權的黨政部門官員。”上述人士對本報說，“最關鍵的是穿梭于銀行、企業和政府官員之間的資金掮客，也就是劉濟源。”因為能夠拉來巨額存款，劉濟源一度成為行里領導的座上賓。上述人士告訴本報：“劉十分清楚銀行追求的存款規模，所以他會知道現在的各家銀行都急于攬存,于是以高息唆使或同企業合謀到銀行協議存款并貸款。”根據案情分析，劉濟源的主要操作模式應該是，首先策動各類社會關系網羅一些資金雄厚的國有企業到齊魯銀行開戶存入大額資金，然后利用銀行和存款企業管理漏洞，通過偽造金融票證向銀行辦理存單質押貸款，騙取銀行資金。劉濟源的真實身份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在了解案情的人士看來，能把這么多大型國企負責人乃至“諸多”廳官“擺平”的劉濟源顯然沒有那么簡單。本報注意到，2011年8月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郭偉時案，曾披露劉濟源的身份是“上海全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另據本報了解，劉濟源在北京還開設一家外貿公司，涉及到一些信用證業務。但至今關于劉濟源的詳細涉案情況目前尚無官方定論。本報注意到，案發后的2011年4月29日，齊魯銀行曾發布公告稱，將推遲2010年公司年報的發布。又一個春節過去了，這份遲發的年報依然沒有出爐公布。更關鍵的是，齊魯銀行案涉案金額以及齊魯銀行的損失情況，至今仍是未解之謎。齊魯銀行案事發之后，關于涉案金額及齊魯銀行損失情況眾說紛紜，甚至有媒體稱涉案金額過百億，同時傳言山東的多家國有企業牽涉其中。但至今還沒有更明確的官方說法。事件回放：齊魯銀行騙貸案因一起始發于濟南的偽造存款證實書案件，牽出了齊魯銀行和其他多家銀行，最終證實齊魯銀行等已卷入〃巨額騙貸案〃之中。傳言該案件涉海外取款60億元。給當地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教訓極為慘痛，令人深思。“此案涉及濟南多家企業”指向了中國重汽集團、山東高速、淄博礦業等位于山東的大企業。其中，中國重汽集團涉案金額高達50億元。中國重汽集團總部位于山東省濟南市，集團擁有兩家上市公司，包括在深交所上市的中國重汽（000951.SZ）和在港交所上市的中國重汽（03808.HK）。中國重汽集團2010年中營業收入557億元。中國重汽A股去年第三季報顯示，A股上市公司貨幣資金多達51億元。集團總會計師突然舌辛職根據中國重汽（香港）公司最新公告，母公司中國重汽集團總會計師王光西于去年12月26日突然舌辛職。目前，王光西已與外界失去聯系，是否因此案接受調查還未獲中國重汽集團方面確認。中國重汽集團包括發債在內的資本運營計劃已經暫停。“沒什么好說的。”中國重汽集團資本運營部一位負責人在事發后匆匆掛斷了記者的電話。據山東當地消息人士透露，淄博礦業集團原董事長、現任山東能源集團籌建辦公室主任馬厚亮可能涉及該案，已被司法調查。案件主角一資金掮客劉濟源高息攬儲在齊魯銀行票據詐騙案中，作為資金掮客的劉濟源，目前已經歸案。知情人士透露，劉濟源發動了很多社會上有“能量的”下線幫他高息攬儲，其中就有齊魯銀行一名部門經理的妻子。“劉濟源每次都將攬存的事項記錄在一個賬本上。該賬本已被專案組掌握，并按圖索驥展開調查”。在此案中，劉濟源的角色是資金掮客，為商業銀行引來存款大戶，同時，他也是通過存單質押獲得貸款的資金使用大戶。他為銀行做大存款和貸款規模，給相關人員高息攬存的利益，同時用投資收益來支付高昂的資金成本。一直以來，中小銀行拉存款壓力巨大，于是各行給出了非常誘人的“返點獎勵”，這是觸發票據造假、高息攬儲等違規行為的直接原因；同時也不排除部分貸款被嫌疑人移作他用，追求超額回報。“案件的基本原理是：業務經理與劉濟源勾結開具有瑕疵的存單，將該存單抵押貸款，貸款獲得的現金再去存款，循環往復，以此做大存貸規模。”知情人士介紹說，初始入庫的存單是真實的，后經出庫再入庫的存單就有很大水分。如此大規模且長期操作，很難想象沒有銀行高層的默許。雖然董事長、行長被免職，齊魯銀行內部人士卻認為，該行審貸委難舌辛其咎，“所有的大額貸款，不經過市行審貸委的批準是不可能發放的。”據銀監會2010年頒布的《流動資金貸款管理暫行辦法》，貸款人應采取現場與非現場相結合的形式履行盡職調查，形成書面報告，并對其內容的真實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負責。其中，對有擔保的流動資金貸款，貸款人需調查抵（質）押物的權屬情況。案件主角二齊魯銀行內部多人涉案據接近齊魯銀行的知情人士透露，該行總行營業部經理趙連成和一名女性“明星”客戶經理卷入了此案，另有一名與投資相關的總行部門負責人在出逃后投案自首。除上述3名涉案人員外，齊魯銀行行長郭濤在公開場合向媒證實，該行某支行行長已被公安機關要求協助調查。據了解，上述“明星”客戶經理每年都給齊魯銀行拉來數以億元計的存款。而“趙連成很快交待出很多問題，嚴重程度令人震驚。”一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揭秘禍起第三方存貸質押去年年12月6日，濟南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接齊魯銀行報案，稱在受理業務咨詢過程中，發現一存款單位所持“存款證實書”系偽造。經初步偵查，劉濟源通過偽造金融票證手段，多次騙取銀行資金。據了解，此案的核心是劉濟源和銀行、企業之間運作多年、原本皆大歡喜的“第三方存貸質押業務”。所謂第三方存貸質押，是指企業在商業銀行協議存款后，為第三方從商業銀行貸款提供存單質押，作為第三方貸款的第二還款來源。存款行和貸款行可為同一家，也可是不同銀行，后者即為跨行存單抵押貸款業務。協議存款利息要比官方利率高一些。山東五征集團、浪潮集團、青島熱電公司、黃島電廠和藍天控股集團龍口礦業、肥城礦業、臨沂礦業、、萊蕪鋼鐵，以及其他一些關聯性銀行和企事業單位，都據聞卷入其中。淄礦攬儲到2006年，劉濟源在齊魯銀行的各項貸款總額已經達到28億元。同年，劉被要求在兩個月內，將這些貸款全部還清。為此，劉將所有的投資抽回，出現巨大虧空。斷臂求生的劉濟源，暫時贏得銀行的信任，卻不得不面對資金鏈緊張的局面。對此，劉濟源選擇繼續以原有模式解困，他把日光瞄向淄礦集團。2008年11月，劉濟源在山東省國資委找到孔凡太，請其介紹認識馬厚亮。此前2006年至2008年10月間，劉濟源曾隨山東省財政廳監督檢查局副局長李福祿去淄礦攬儲，但與淄礦人員沒有過多接觸。當時，淄礦在齊魯銀行城南支行開戶，辦理數千萬元的存款，存期一年，劉據此辦理了等額的質押貸款。這期間，劉將所有貸款都及時歸還，沒有支付高息，企業的存款亦無任何損失。經孔凡太引見，劉濟源花費了14.8萬元，從山東省文物總店購得一幅花鳥畫作為見面禮，在馬厚亮的辦公室提出幫齊魯銀行拉存款6億元。馬厚亮提出兩個要求，一只做單純存款，保證資金安全；二是資金有成本，需要一定補償費。隨后在馬厚亮的安排下，劉濟源與淄礦總會計師張波接洽。此時，劉在齊魯銀行城南支行的老相識傅人永已調至該行市行營業部工作，淄礦的戶頭也隨之挪到了市行營業部。2008年11月至2010年12月，淄礦實際投入本金14億元左右，滾動存款19億元。利用這些存款，劉先后辦理了近20億元的質押貸款。他還清了大部分貸款，但其中有6億元存款因劉未及時還款而被銀行劃扣。上述6億元存款是在2009年3月24日和9月26日，淄礦集團分兩次打入齊魯銀行。劉濟源為這筆資金向淄礦開出6000萬元的補償金，并打算以高價向淄礦購煤再低價賣給電廠的方式，通過差價將這6000萬元留給淄礦，幫助后者合法入賬。隨后，他通過河北一家煤炭運銷公司在威海市商業銀行濟南分行的賬戶向淄礦打款6000萬元。但直至2009年5月，劉濟源也未找到合適的下家接手這些煤炭。于是張波建議，讓劉到淄礦重新簽一個違約罰沒協議，通過違約罰沒的形式入賬。馬厚亮稱，由于考慮到劉濟源系領導介紹，擔心補償費要得太高會惹領導不悅，于是借去濟南辦事之機，與劉濟源見面后，主動提出將補償費用減至3000萬元。此外，他也擔心營業外收入過多，在審計時會被發現。據劉濟源供述，此時其資金雖已非常緊張，但在收到退回的3000萬元后，仍給馬電話表示“這錢我給了淄礦就沒想再要回來，還是馬總你看著處理”。庭審時，馬厚亮翻供稱，當時他曾經問過劉濟源是否急用這些錢，不急用的話可以借給青島的朋友用來投資兩三年的時間，并讓雙方簽訂投資協議。之后劉濟源并未在協議上簽字。這3000萬元如何定性，日后成為庭審中控辯雙方交鋒的焦點之一。2009年9月，由于第一期6億元定期存款到期，劉濟源電話馬厚亮請求“再支持一年”，并實際支付了1000萬元補償費。劉還贈送給馬一套位于青島五四廣場附近200多平方米、帶閣樓的房產，并耗資進行裝修布置。同樣在庭審時，馬厚亮辯稱，購房時由于資金緊張，500多萬元的購房款是向劉濟源借的；且稱，關于劉濟源花費45.5萬元為其裝飾濟南的房子之事，“自己并不知道劉濟源已經支付裝修費用”。當此之后，因為資金鏈斷點不斷，忙于四處“補墻”的劉濟源開始頻繁地展期。2010年8月底9月初，馬厚亮已調至山東能源集團任籌建辦主任，劉仍要求其幫忙協調，通過租賃使用的山東一家煤炭銷售公司賬戶支付380萬元給淄礦，將資金展期至11月1日。由于劉濟源協調來自北京的10億元定期存款未按期到位如果到位后，淄礦就能收回6億元存款，其資金就能繼續周轉。因此，2010年10月中旬，他宴請馬厚亮，希望繼續展期到12月1日，并支付淄礦800萬元補償費。上述10億元存款因需要完善一些操作手續，會比12月1日約晚一周到位。雖僅數日差別，一旦淄礦向銀行取款，劉濟源涉嫌偽造質押手續的事跡將敗露無疑。同年11月29日，心急如焚的劉濟源在馬辦公室要求再延期一周。期間，淄礦集團擬在內蒙古鄂爾多斯購買煤礦，資金也開始捉襟見肘，因為上述6億元展期無法償還，不得不在其他銀行貸款5億元，利息損失1180萬元。不過，劉濟源兩次支付的1180萬元，恰能填補利息損失。由于多次展期，馬厚亮生氣之余，表示“不能再幫了”，12月1日必須將錢收回。實在“沒辦法”的劉濟源，再度找到孔凡太打電話給淄礦負責人，設法將存款延期至12月7日。孰料12月6日，就在劉濟源即將再次堵住漏洞前夕，因銀行報案而事發。“影子銀行”根據司法材料顯示，淄礦的閑置資金存放的渠道有二：一是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存到銀行，在2006年與2007年之前，主要存在淄博地區的銀行，此后存在濟南的銀行；二是進行理財投資，主要是通過銀行買理財產品或通過信托理財。這也是多數國企的投資之道：或委托信托投資公司或是銀行的信托部，或投資理財項目，或做委托貸款，即委托銀行將自有閑置資金放貸給別的單位，利息收益歸企業，銀行收取手續費。據淄礦集團內部文件規定，所有對外投資、預算3000萬元以上的經營支出，須由董事會研究決定。但在大額資金存放銀行方面，董事長的話語權很大。據馬厚亮供述，當大額定期存款到期后，按照管理程序，先由財務部部長與副部長商量存放方案；之后呈報總會計師；總會計師若認為必要，可呈報分管財務的總經理，后者由其本人或安排總會計師向董事長匯報。“總會計師張波匯報時，一般先問問我，存放銀行有無特殊安排，我如有安排，就直接告訴張波存在哪個銀行，否則財務部門自行處理。”從形式上看，淄礦、齊魯銀行和劉濟源三方的資金往來，與委托貸款不無形似之處。事實上，作為淄礦集團的總會計師兼法律顧問，張波在與劉濟源接洽向齊魯銀行存款事宜，劉表示要給淄礦6000萬元補償款時，張波曾提出，補償款最好由齊魯銀行支付。但劉濟源堅持要通過自己控制的公司賬戶支付，并提出上述利用購煤差價入賬的方式。對此，張波并未予以堅持。馬厚亮供述，劉濟源當時并未解釋攬儲的用途。但馬知道劉并非齊魯銀行的人，感覺只要自己把錢存入齊魯銀行，劉就可以從該行弄到錢進行投資賺錢，“至于他用什么辦法從齊魯銀行弄錢，以及如何投資賺錢，我就不清楚了”。“這暴露出國企對于存款的監管不嚴。”一位熟悉國企資金監管的人士分析，以每年的12月31日為界線，國企一般都需要做跨年度的內外部審計尤其是在外部審計時，審計機構需要向銀行發函，確認企業存放在銀行的定期存款有無質押。此外，馬厚亮作為企業高管，離職時也應做離任審計，需要對企業的潛在負債進行審計。但這些被辦理了質押的企業存款，竟然逃過了重重審計。淄礦相對充裕的閑置資金，也引起了地產商的注意。2005年，陽光壹佰置業集團（下稱陽光壹佰）董事長易小迪因急需資金，向馬厚亮提出從淄礦借款2億元。經馬厚亮指示后，張波找到北京中誠信托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誠信托）操作此事，先由淄礦與中誠信托簽訂2億元的委托理財協議，后者再與陽光壹佰簽訂協議，將2億元專供其使用，期限一年，后展期至2010年12月。馬厚亮認為，當時國資委并未界定國企不能搞企業理財，而且以信托這種方式，資金安全有保證，利息還比基準利率高，淄礦通過這種方式與其他企業也有合作。2006年初，馬厚亮之女要到加拿大留學，馬在北京幫女兒辦手續時，易小迪將已移民加拿大的葉姓下屬介紹給其女。馬的女兒到加拿大后，葉多次看望，并幫她支付了房租，購買了家具家電和第一次的學費。此后，還給其在加拿大的賬戶打過1萬加元。這些費用共計4.1萬加元（按當時匯率計約28萬元人民幣）。大型國有企業往往擁有大量的現金儲備，但在資金管理上卻缺乏嚴謹的流程管理，往往“一把手”可隨意支配，這也為資金損失和腐敗產生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間。近年由于民企資金緊張，還曾出現國有企業違規高息變相放貸的現象，都顯示出國有企業資金的管理存在隨意性，并蘊藏巨大的風險。附加另一案例：“百萬元定期存款，一年到期后想取出來，卻發現卡上分文不剩。錢存到銀行也能失蹤？”事件發生在山東高青，涉案金額達千萬之多，當地監管部門的知情人士透露，存款失蹤者“遠不止這些人，其中牽涉到非常復雜的高利貸借貸關系，金額非常大”。懸而未決間，儲戶認為銀行違約要求維權，而農信社卻認為儲戶蓄謀合同詐騙。“存款失蹤”事件中到底有怎樣的迷局？“不翼而飛”的千萬元存款2011年6月，山東省淄博市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被山東省農信社表彰為“六型”團隊的先進基層單位。然而，就在這一年，該社多位儲戶在取款時發現自己的高額存款“不翼而飛”。山東棗莊的張杰回憶說，2010年5月，同在棗莊的王愛民告訴他淄博一家信用社攬儲，只要把錢存一年定期，就可以每個月獲得3分的利息。“當時，王愛民承諾這筆利息由他支付給我，與銀行存款利息無關；我想可能是銀行找來一些有社會關系的人幫忙高息拉存款，且王愛民說他自己也在那兒存了200萬元。”高利息誘惑下，當年5月29日，張杰駕車從棗莊到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中心路分社開戶。他先見了這家分社的主任鄭保新，然后辦理了一張借記卡。為了檢驗借記卡真偽，張杰先后在棗莊的兩個信用社網點營業柜臺上，通過原有的其他銀行存折轉賬到該卡10元錢，再取出9元，發現這張卡能夠正常使用。因此，他隨即通過轉賬的方式向該卡轉存了200萬元。然而，令人費解的事在這筆資金存入兩天后發生了。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中心路分社的交易單據顯示，6月2日，張杰借記卡的附屬卡發生了一筆150萬元的轉賬交易，并且是柜面操作，轉入的戶名為項文杰，張杰稱他“并不相識”此人；業務代理人為韓磊，信用社授權人是鄭保新。此后的2010年6月3日到6日，張杰名下剩余的50萬元也在高青縣農信社不同的分社，陸續通過附屬卡取現以及POS機消費的方式被“取走”。“哪來的附屬卡？不可思議!”張杰強調“當時只填了一個開戶單，并且只辦理了一張借記卡，并沒有附屬卡。”張杰所持的這張借記卡標明為山東省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銀行）信通借記卡，有16位卡號和銀聯標識。而交易單據上顯示的附屬卡卡號和張杰持有的主卡卡號完全不同，但卻是5月29日張杰辦理信通借記卡后的5分鐘內，以張杰的名義開的戶。兩張開戶單的經辦人均為李娜，且有鄭保新蓋章。和張杰同樣遭遇的還有山東東營的王心波等4人，他們均表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其借記卡附屬卡“被開戶”。存款到期后，他們分別來到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中心路分社取款，都驚愕地發現卡上余額為“0”。王心波提供的開戶單顯示，他2010年9月16日在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中心路分社開戶，之后的5分鐘內“被開戶”了附屬卡，經辦人同樣為李娜，有鄭保新蓋章。王心波的賬戶交易明細顯示，2010年9月17日、18日兩天，王心波向卡內累計存入300萬元，此后9月18日-24日期間，這300萬元通過附屬卡在高青縣農信社不同的分社被轉賬、取現。“被轉賬”存款流向哪里？調查了解，張杰等5人從事不同行業，有的做煤炭生意，有的做建筑材料生意，都是當地的民營小企業主，衣食無憂。王心波告訴記者，“事發之后，我找到中心路分社的韓磊，他寫給我一份情況說明。”其上顯示，2009年8月，韓磊讓東營的林經理去物色所謂的“投資人”，以月息6分的條件談存款業務，具體操作為“投資人”持有主卡，韓磊等持有附卡，而附卡由韓磊借用“投資人”的身份辦理。2009年9月，韓磊打電話給一位叫王小龍的人去銀行用名為王心波的附卡轉賬，韓磊稱這種轉賬為找王心波“貸款”。“此筆貸款的額度為300萬元，目前附卡在我手中。”韓磊在情況說明中寫道。王心波后來得知他的這300萬元流向了河南一家企業，具體是什么企業他不清楚，只打聽到和韓磊等人放高利貸有關。東營的毛先生2010年6月將300萬元存入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中心路分社。“我存款時也是通過朋友介紹，給我3分的月息，存3個月。我通過電匯轉賬的方式將錢存入這家信用社的借記卡內，事后才得知被分兩筆通過附卡轉走。2010年10月，我直接找到鄭保新，他向我承認在資金轉賬過程中他幫了忙，而資金用作投資棉花生意了，短時間內收不回來，希望我寬限一段時間，千萬不要把事情鬧大。”毛先生說，“當時，鄭保新都給我下跪了。但2011年春節后，我再去找鄭保新，卻發現怎么也聯系不到人。”東營的郝女士也對記者表示，她的300萬元同樣是陸續通過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所發的借記卡附卡“被轉賬”。據她事后打聽，這些資金流向了山東濟南一家房地產企業。“實際上，牽涉這件事（存款失蹤）的遠不止這些人，還有別人向我們投訴。”淄博銀監局高青縣辦事處一位人士透露“我們去年對此展開了一些調查，后來匯報給淄博銀監局監管二處，交由他們進一步調查處理。整體來講金額非常大，具體我們不能透露，一切等公安機關調查的結果。據我所知，其中牽涉到復雜的高利貸借貸關系，還有的人是直接和鄭保新等人建立的借貸關系。聽說鄭保新得了神經病，已被開除，其他員工也已被開除。”山東農信社風險控制的“真空”地帶記者來到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中心路分社，只見該網點門可羅雀，面積非常小，僅有3個辦理業務的柜臺窗口，沒有專門的客戶休息區。當記者詢問李娜、韓磊和鄭保新是否還在時，被告知“不清楚有這些人”。該網點員工透露“我們一年會輪一次崗，不是長期都在這里。”對于辦理借記卡附卡業務，員工說，“需要由本人持身份證辦理，不過現在這個業務已經停辦了。”“我們在2007年就推出了銀行借記卡辦理附屬卡的業務，目的是方便儲戶由親友代辦業務，附卡和主卡的資金額度相通，只是卡不同而已。“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副主任王玉華表示，“2012年附卡業務辦理得比較少，我們也意識到了問題。”對于儲戶存款“失蹤”，王玉華連連“喊冤”。他否認李娜、韓磊、鄭保新是該信用社的員工，稱銀行員工不可能私自為客戶開卡，并認為張杰等人儲蓄資金“被轉賬”和該信用社無關，很可能是儲戶合同詐騙。然而，這5位儲戶如此大筆金額的頻繁轉賬，農信社為何沒有警覺并且監控？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營業廳的大堂經理告訴記者“一般超過5萬元的轉賬，在柜面辦理的話，必須由本人帶著身份證原件來填寫單據，如果有代辦也需要持卡人的身份證原件和代辦人身份證原件。額度十分大的轉賬，還需要復核并由主任簽字授權。”由此不難想象，如果高管參與或“協助”將儲蓄資金挪用，就能輕而易舉避開風險監控。在農信社的監管機制方面，據了解，地方農信社管理和風險處置由省級人民政府負責，監管部門組織制定風險處置方案，央行則提供再貸款支持及風險處置分工和機制安排。大多數省份已通過組建省聯社的方式負責風險管理和處置。不過，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縣級農信社的領導一般由縣政府任命，當地銀監部門沒有具體實權，而是在監管上給予指導意見。”“近年來，確實有銀行員工充當資金掮客參與高利貸的案子，不過，多名員工作案、金額高達千萬元以上的應屬大案，銀行風險監控必然存在問題。”中部地區一銀監局合作監管處負責人分析稱“銀行有向銀監部門報送風險案件的責任，而銀監部門也會就此對銀行進行考核。若發生風險案件，地方銀監局會派人到現場調查，情節嚴重的則要求更換高管。”據悉，目前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主任為孫希榮，上任至今有一年左右的時間，也就是說，2012年初，該農信社更換了主任。對于千萬元存款“失蹤”的事件，孫希榮對記者避而不談。銀行緩兵計PK儲戶的維權觀望2012年2月8日，張杰的儲蓄存款合同糾紛案在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儲戶認為銀行違約要求維權，而農信社卻認為儲戶蓄謀合同詐騙。張杰的代理律師鮑家振說，“當天，對方律師稱鄭保新精神異常，且李娜、韓磊等關鍵人物都沒有出庭。法院遲遲不出判決結果，之后也沒有再開過庭。”出乎意料的是，2013年1月11日，張杰收到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的通知，被告知“山東省高青縣公安局已于2012年7月2日以張杰合同詐騙為由立案偵查。”因此，法院將該案件移送給高青縣公安局。“這顯然是農信社去公安局報了案。詐騙屬于刑事案件，按照我國經濟審判中‘先刑后民’的原則，就需要公安機關先調查取證給予偵查結果，然后法院才能去審判張杰的民事訴訟。”一位處理經濟案件的資深律師分析稱，“銀行采取緩兵之計，如此一來，法院的審判就不受法律審限期的限制，案子可以遙遙無期。還有種情況就是，銀行把責任歸咎于涉案員工，那么即便是案子判下來，也可以和自身撇清關系，免去額外賠償的責任。”在電話采訪中，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副主任王玉華堅稱，張杰等人儲蓄資金“被轉賬”和該信用社無關，很可能是儲戶合同詐騙。“我相信公安機關3個月后會有一個調查結果。”除張杰外，王心波也起訴了高青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毛先生則還未起訴:“現在是投訴無門，300萬不是個小數字。我只有先觀望張杰他們的審判結果再做打算。”截至發稿，高青縣公安局并未透露案件具體情況，僅表示“案件日前正處于偵查階段。”另一案例：2012年2月14日，乍暖還寒，煙臺這座海濱小城籠罩在一片霧氣中，街道邊“煙臺銀行”的招牌隨處可見，在霧氣中若隱若現。煙臺銀行，這個總資產規模約348億元的山東省本土銀行正遭遇空前危機。該行支行行長劉維寧將價值4.3億元銀行承兌匯票取走后外逃，震驚業界。據中國經營報》記者了解，事發后，銀監會二部副主任蔡江婷已帶隊趕來督查此案，而山東省銀監局的調查組也已入駐煙臺銀行，日前已對該行進行“特別監管”。“日前還不知道這個監管到什么時候結束。”煙臺銀行副行長孫濤對記者表示，他以案情尚未明晰為由，拒絕回答記者其他問題。不過，隨著記者調查的深入，眾多背后不為人知的玄機逐漸浮出水面，劉維寧案掀開的一角背后，煙臺銀行內部管理亂象幾近瘋狂，涉嫌違規的操作手法亦令人瞠日結舌。劉維寧案背后，赫然隱現一張灰色的權力尋租大網。劉維寧出逃前后溫州民間金融斷鏈老板跑路或是劉維寧數額不菲的賬外經營曝光的導火索。劉維寧是在倉促中出逃的。1月30日晚，劉維寧駕車逃離煙臺，躥入浙江。劉出逃時身上所帶錢財并不多，到了浙江向當地朋友借了30萬元，準備暫時潛伏下來。2月7日下午1時許，金華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民警在金華火車西站例行檢查中，發現劉維寧神色異常，在劉亮出身份證后發現其是公安部A級逃犯，將其抓獲，劉維寧短暫的一周逃亡生涯也宣告結束。一位煙臺銀行內部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劉的出逃皆因2011年年底，煙臺銀行實行的“末位淘汰”制度，根據煙臺銀行此前的規定，各個支行的存款將會在年底進行比拼，排名倒數第一的行長將立即下馬，在年底考核中，劉維寧任行長的勝利路支行位于煙臺銀行所有支行中的倒數第一，故而被淘汰。“因在支行長的交接工作中，需對此前經手所有款項重新審核，劉無法交代巨額資金去向，故而匆忙跑路。”上述知情者說，此前幾年，勝利路支行存款一直發展不好，近兩年呈急劇下滑狀態，均未得到處理，直到此次末位淘汰。皆因其與煙臺銀行董事長莊永輝關系密切，有莊的力保，才能維系劉維寧支行長之位至今。不過，去年年底，劉維寧未能如往年一樣“蒙混過關”，主要是多家支行行長反響過大，大家都認為劉維寧在搞特殊化。在一次總行業務工作會議上，有人提出，“今年再不執行，就沒法干了。”煙臺銀行決定免去其職，數日后，惶恐中的劉維寧選擇了外逃。聞聽劉維寧出逃的消息后，煙臺銀行上下極為震驚，而后發現劉此前已將銀行庫存銀行承兌匯票全部取走，票面金額達4.3億元人民幣。“我們都以為他攜巨資逃到了國外，誰也沒想到他居然在浙江被抓捕歸案。”煙臺銀行一位人士對記者說。記者獲得的煙臺市公安局經偵支隊的一份《在逃人員登記信息表》中對案件的描述顯示，2月2日煙臺銀行安保部報案：劉維寧自2011年4月到2012年1月17日，分多次將該行庫存銀行承兌匯票276筆取走，用途不明，票面金額合計4.3億元。據煙臺銀行內部人士稱，根據該銀行規定，對支行的相關票據業務，總行每一個季度都有定期檢查，全年有多次不定期檢查，而到了年底，每筆相關業務，需要全面還原、核實，“如果認真執行，根本不可能讓劉得逞。”出逃后，劉維寧所挪用的巨額承兌匯票去向不明。業界人士分析，劉維寧或有兩種操作手法：一是挪用抵押在支行的承兌匯票；二是勾結外部企業，開出承兌匯票來套現資金，套出資金后拿去放高利貸或做其他投資，等匯票到期之前，把錢收回來填補窟窿。據記者了解，在煙臺銀行的支行一張承兌匯票的開出并非易事，要經過，“票據中心”、“結算中心”、“財務部”等多個部門審核，要經手多人，換而言之，劉維寧不可能憑一人之力就獲得天價承兌匯票。目前尚未得知劉維寧“多次取走”的276筆、金額高達4.3億元的承兌匯票在哪貼現資金、貼現后是否將資金用于民間放貸。一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劉維寧之所以出逃浙江，皆因其平日里的核心業務主要在浙江金華、溫州一帶，劉所取走的承兌匯票進行賬外經營，不排除用于放高利貸和投資房地產，其中有通過中間人所為，也有自己親自操作。“溫州一帶發生了高利貸崩盤危機，導致眾多老板跑路，讓劉維寧損失慘重，窟窿越來越大，劉輾轉騰挪也補不上，出逃前，劉已陷于極度焦慮狀態。”這位知情人士說。劉維寧“熱衷票據業務”并非偶然。另一位知情者表示，劉維寧在任勝利路支行行長期間，對銀行其他業務幾乎從不過問，這導致該支行多項指標位于系統內部倒數，“劉是一門心思撲在票據貼現業務之上，只因其中收益巨大。”據稱，煙臺銀行在票據貼現相關業務上，給予劉維寧返利頗高，一般在利息的15%到20%之間，操作數額越大，獲利就越高。“劉維寧在過去8年間通過這一手法，已獲得巨額收益，這也讓他對此越來越狂熱，卻沒料到突如其來的溫州金融動蕩，導致事情最終敗露。”上述熟悉劉維寧的知情者稱。案例3:章丘2011年11月19日中午，章丘市公安局接到市民郭某報案稱，他于當月交給黃強2600多萬元銀行承兌匯票后，黃強一直沒有對匯票進行貼現，反而在11月18日下落不明。隨后的兩天，章丘市公安局經偵大隊又接到多起關于非法貼現銀行承兌匯票的報案，線索均指向犯罪嫌疑人黃強。11月21日，章丘市公安局對黃強立案偵查，次日，黃強在家人的勸說下投案自首。根據其供述，警方又相繼抓獲了8名非法經營銀行承兌匯票的主要嫌疑人。通過專案組民警的進一步深挖細查，這一涉及200余人，案值30多億的特大非法經營案漸漸浮出水面。章丘市公安局在接到連續報案后，于2011年11月21日成立專案組，從基層派出所抽調20余名骨干力量，參與案件的偵破工作。專案組民警調查后發現，這一涉及200余人的特大非法經營案中，有10名主要嫌疑人，他們在案件中上串下聯，組成了上、中、下3層“關系網”。“一般人倒賣匯票的都會‘低買高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