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范基層法律服務執業調研報告規范和發展基層法律服務，是司法行政機關一項需要高度關注的重要課題。圍繞襄陽市司法局“規范、發展”要求，本人依據多年從事基層工作的經驗并通過深入基層實地調研，深感規范法律服務行為，加強法律服務行業市場監管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促進區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國的基層法律服務制度產生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其設立主要為彌補當時律師、公證人員不足。設立伊始，基層法律服務便定位于立足農村鄉鎮和城市街道，為保障和促進經濟社會穩定和發展，接受基層政府、企事業單位或公民委托，提供一定范圍的法律服務和法律幫助活動。20多年來，我區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始終堅持立足基層、貼近群眾的服務宗旨，在推動全區改革開放，加強基層民主法制建設，維護基層社會和諧穩定，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發展，滿足基層廣大群眾法律服務需求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社會變革不斷深入和國家政策調整不及時，當前我區基層法律服務，尤其是農村基層法律服務發展進程中出現了一些不容小窺的問題，本文試圖以襄州區為例在對這些問題梳理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一些合理化發展建議，以期達到拋磚引玉的作用。一、我區基層法律服務發展概況20xx年前，我區法律服務所均掛靠鎮司法所，與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合署辦公，為鎮政府內設機構，按事業法人組織列編，除開展法律服務業務外，還承擔基層司法行政職責，負責指導人民調解、進行法制宣傳等工作。20xx年，依照司法部和省司法廳的文件精神，我區法律服務所全部與司法所脫鉤，改制為自收自支的社會中介組織。法律服務所由初期的28個、發展到最高峰的30個、隨著襄州區的鄉鎮合并到現在整頓保留為16個。法律服務執業人員從最高峰的130多人整頓保留到現在的76人。近三年來，全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共計擔任法律顧問2100家，調解各類民間糾紛案件3650件，代寫各類法律文書9800份，代理各類法律訴訟10600件，解答法律咨詢89676人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705件，避免和挽回各類經濟損失達3000萬元?；鶎臃煞展ぷ髡吖厕k理農民工維權案件86件，為農民工挽回經濟損失近150萬元。最大限度地維護了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受到了區委、政府及人民群眾的好評。二、當前法律服務執業存在主要問題及原因（一）執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整體水平和律師還有很大差距。我區現有的76名法律服務工作者中，學歷層次方面，具有本科以上學歷的28人，占37%，具有法律大專及以下文憑的48人，占63%，;年齡結構方面，45周歲以下46人，占61%,45周歲以上30人，占39%;業務開展方面，20xx年度全區法律服務工作者（76人）辦理訴訟業務總量1300件，業務總收入146萬元，人均1.9萬元。無論從人員構成狀況，還是從業務拓展方面，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和律師都相差甚遠。主要原因一是學歷層次普遍較低。法律工作者本科以上學歷只占三成左右，其余都是大?；蚋咧袑W歷，律師則都是本科學歷以上。二是服務不及時。部分執業者在為群眾提供法律服務的過程中，往往因為服務意識、交通工具等因素影響，服務不夠及時，工作效能偏低。三是業務水平滯后?；鶎臃煞招袠I培訓交流機會少，農村地處偏遠、信息閉塞，對新興領域不敏感，不少法律工作者只能開展一般性代理業務，對農村深化改革進程中出現的新的法律服務需求不能快速反應。（二） 法律服務所內部管理不健全、不規范。一些法律服務所制度雖然掛在墻上，卻沒有得到執行。從受理案件到立案、代理、收費、取證等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問題，制度建設不完善，制度執行不力，內部監督不到位，財務管理不規范，案件卷宗材料不齊全，辦理完畢后沒有將辦理情況歸檔備查。如：辦案材料都在承辦人手里，沒有由法律服務機構統一保管;辦案上還存在小作坊模式，單兵作戰、個人主義比較突出。（三） 行業面臨競爭和挑戰加劇，業務拓展影響因素漸趨復雜。一是業務層次低端化，服務對象多為基層單位和群眾。20xx年，全區法律服務工作者共代理訴訟案件1300件，其中90%以上都是一審民事案件;代理非訴訟案件3000件，其中85%以上都是一般合同審查或代書;擔任法律顧問260家，無區直單位或大中型企業;業務種類主要涉及征地、土地承包、家庭鄰里糾紛和勞動、工傷、交通事故糾紛以及農民工、下崗工事項，其中85%以上仍為傳統婚姻家庭鄰里糾紛和一般傷害賠償案件，只有不到15%的案件發生在土地流轉、合同審查、征地補償、勞動用工等新興領域。二是業務收費低廉化，城鄉所收入剪刀差不斷拉大。20xx年，全區76名法律服務工作者共代理業務4300件，單個案件平均收費不足400元。農村所收入境況普遍比城區所偏低。三是業務范圍邊緣化，農村基層法律服務發展空間漸趨縮小。20xx年，13個農村所共代理訴訟、非訴訟案件1400件，占全區法律服務所代理案件的30%，且人均收入普遍低于城區執業人員。主要原因一是律師隊伍增長迅速，分享法律服務市場“蛋糕”的人員增多，自然影響到基層法律服務隊伍在市場中的份額減少，基層法律服務隊伍不注重自身宣傳，社會知名度不高，許多群眾對法律服務所的職能、業務范圍不很了解，個別所工作局面打不開。二是法制政策不穩定，前景不明朗，部分法律服務執業人員看不到希望，存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和“小富即安”的思想，業務拓展不積極，加之行業內部不正當競爭，個別法律服務工作者偏離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違規執業，在社會上造成了一些不良影響，使本就不成熟的基層法律服務市場倍受損害。三是脫鉤改制后，部分服務所與當地司法所在工作上很少往來，失缺了當地黨委政府強有力的支持。（四） 法律服務監管乏力、市場混亂。20xx年以來，基層法律服務管理主要依據司法部兩個《管理辦法》（即59和60號令）。20xx年，國務院取消服務所機構設立核準行政許可事項，至今未出臺新的法規規章。現行規章對違法違紀處罰規定的不具體，操作性不強，司法局在管理上放不開手腳，對行業發展放任自流，監管疲軟。一些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按程序辦案，亂收費、亂辦案。收費之前包打官司，收費之后什么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