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倫理與環境法論文一、契約倫理與環境法契約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和文明的產物，同時對人類的倫理與法都有重要影響。例如作為西方倫理和律法的文化源頭，摩西十誡就被視為人類與上帝的契約。“契約是法治社會的神經，亦是其得以維系的倫理形式。〞在契約與法的理論中最具有影響力者，恐怕要屬自然法學派的社會契約論了，它將所有法都解釋為社會契約的產物。契約原是存在于由人所構成社會之中，它后來又被引入到人與自然的關系中，而這種契約關系則被稱之為自然契約。“社會契約是在人與人之間建立起一種公正關系，自然契約則是在人類與地球之間建立起一種公正關系。〞但是其實無論社會契約還是自然契約，在實際上都能夠被視為是種倫理理論，換而言之它們都屬于契約倫理的范疇。而契約倫理則是契約在倫理上的表達，它是“指倫理按照契約而展開，按契約履行責任義務，并對違約承當道德后果的倫理現象和倫理類型。〞自然契約與環境法之間有著密切關系。古羅馬法學家西塞羅對此曾有過闡述，“法是正義和正義事物之間的界線，是自然與一切最原始的和最古老的事物之間達成的一種契約，它們與自然的標準相符，并構成了對邪惡予以懲罰、對善良予以保衛和保護的那些人類法。〞這意味著人與自然間也存在契約關系。“自然契約，即指人作為自然之一員，處于一種血脈相連的契約網絡關系中，構成人對自然的一種責任，構成的一種信托契約關系〞。自然契約關系體如今環境法理論之中，而其中最明顯地體現就是環境權理論。“環境權又是人類與社會和自然所訂立的契約：在這一契約中，人類和社會居主導的一方，契約所約束的是社會對自然無限度的侵入。〞自然契約論對環境法有著重要的影響。“契約法將由人域法進化至人際同構法，將契約關系的外延從人與人之間的財產關系擴展至代際之間、人類與非人類存在物之間，進而為傳統的契約理論注入生態倫理的內容。〞但是自然契約不能全面替代契約倫理，實際上就目前當代環境法的發展而言，其與契約倫理間有著更為密切的關系。“環境法的構成和出現，則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著當代法律‘從契約到倫理’的前進……但以環境法出現為契機而興起的‘從契約到倫理’的運動，‘是法律與倫理二次整合的初步嘗試，也是最為徹底的、革命性最強的嘗試。〞此外，我們以為自然契約論也有其倫理缺陷，最主要的就是其非人類中心主義傾向。例如法國哲學家呂克·費里就論證了①，自然契約為自然提供權利主體地位時，將碰到兩個本身無法避免的倫理難題。正是因自然契約存在著這些倫理缺陷，使其無法完全成為環境法的倫理基礎。也正是因而我們將目光轉向社會契約，并開場討論社會倫理與環境法的問題。而除此外，契約倫理還與市場經濟有著密切關系。“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個合理的秩序和有效率的活動，其中必有某種‘合意’、‘共同意志’，這就是契約倫理，它構成市場經濟運作經過的倫理基礎。〞我們以為其將在環境法的詳細制度中，十分是那些市場性的環境保護制度中，如排污權交易制度中發揮其重要作用。二、社會倫理與環境法人類法律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期后，最重要的發展就是法律的社會化運動，社會法正是這場運動最為直接的產物。而這也是受人類倫理觀嬗變影響所致，由于其中蘊涵了“由契約倫理到社會正義〞的時代精神變革。人類社會在其產生之初并沒有環境法。由于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沖擊還比擬小，這時的環境問題主要是環境侵權問題，即因污染而造成別人人身和財產損失。這時并不需要有作為部門法的環境法，對此僅需適用民法中的侵權規定即可，即環境法主要是以私法的形式存在的。此時也有以國家名義公布的環境公法，但調整環境關系的法律仍以私法為主，而這也存在著任意性和消極性等缺乏。為彌補這些缺乏環境法也開場社會化，并在其中逐步成為了獨立的法律部門，環境法在這時也被歸入到社會法范疇，“環境法是以社會利益為本位的法〞。而包括環境法在內的法律社會化運動，都與強調社會公正的社會倫理有關系。“‘社會倫理’以社會倫理關系為研究對象，以權利-義務關系為核心，以人的自由為目的，是關于社會和諧秩序及其實現條件的社會公正的理論。〞社會法正是以其為理論基礎而構建的，社會公正可謂是其中最為核心的價值。社會法“主張法律規則應被以為是到達社會公正結果的指針。〞我們以為環境法的出如今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于維護社會公正的現實需要——社會上污染毀壞環境的畢竟是少數人，若不讓他們對本人的行為負法律責任，那么這對大多數人而言就是不公正的，而環境法要維護的就是這種社會公正。“為了維護環境，保護環境的責任有一個公正分配的問題。在特定的環境之中，任何人都沒有理由污染和毀壞環境。恰恰相反的是，任何人都有維護環境的責任，這種責任的分擔就有何以公正的問題。〞而這種責任主要是通過環境法實現的，在這方面政府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政府的責任主要在于通過制度保障社會的公正運行，就環境問題而言，就是制定環境法規、環境決策，通過環境立法、執法、司法，命令等環節使各行各業遵守環境法規，執行環境決策。〞而環境法本身具有的強烈社會性特征，也決定了環境法必然與社會倫理相關——社會性就是社會倫理據以建立的基礎。環境問題是具有著重要社會性的問題，它的產生具有著極為深入的社會根源。環境法作為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之一，自然而然地也就具有了明顯的社會性。環境法主要是解決人類同自然的矛盾，環境保護的利益同全社會的利益一致，就此而言環境法也具有廣泛的社會性。然而環境問題是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我們與其講環境問題具有社會性特征，還不如講環境問題具有全人類共同性；因而社會倫理在環境問題上也有缺陷，它也難以全面支撐環境法的倫理基礎。隨著環境問題“類〞主體概念的出現，人類在環境問題上進入生態倫理時代，生態倫理也成為環境法新的倫理基礎，環境法也因而過渡到了生態法的時代。三、生態倫理與環境法在環境法發展史上有件標志性的大事——瑞典斯特哥爾摩世界環發大會的召開。該會議確認了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也使環境法進入了生態倫理的現代。“這個階段的環境法的主要特點是……環境道德和生態倫理成為環境法學認識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環境法治的重要條件。〞我們以為在環境法的發展演進歷程中，生態倫理時代的到來必然是大勢所趨，而這也恰是由環境法的特殊性決定的。環境法的特點意味著“它的歷史發展最顯著的趨勢是生態哲學的引入。〞生態倫理是倫理學在現代的最新發展，它的出現影響甚至顛覆了傳統倫理學，其也對環境法的演進產生了重要影響。人們進入到當代社會之后逐步意識到，造成當今世界環境危機嚴重的總根源，乃是人們對自然在認識上的錯誤所致。“環境危機的本質是文化和價值問題……環境問題的本質是價值取向問題，是目的和意義的選擇問題。〞換言之環境危機的本質是倫理的危機。這也意味著環境法作為人們環保手段，假如不能從倫理觀上進行徹底的革新，其作用將很難以完全充分地發揮出來。中國環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論的革命，而后者首先就是由生態倫理所引發的。生態倫理對環境法發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些影響主要表如今下面了兩個方面：一方面，它在顛覆傳統的環境法理論的基礎上，重新塑造了當代環境法新的理論基礎。所有的法產生和存在都需要倫理基礎，且最初都以人類中心主義的形式出現。傳統人類法律大多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法作為其中的組成部分亦不例外。而人類中心主義本身也是有其缺陷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缺陷在于，它忽視了人與自然互相依存的關系，忽視了人類的存在必須以自然的持續存在為前提。〞這也使其愈加無法支撐環境法的演進，于是生態中心主義傾向逐步開場產生。這時“傳統的以人類利益為中心的思想開場發生轉變。概括地講，就是哲學倫理學界開場對‘人類利益中心主義’的反思和討論‘生態利益中心主義’的理念……‘生態利益中心主義’者基于當代科學提出了應當擴大倫理學主體，將‘自然物’也作為與人類平等的倫理學主體的主張。〞環境法在生態倫理的支撐下迅速發展，同時也成為生態倫理重要的實現形式，兩者呈現出良好的互相促進發展態勢。“當代環境道德的發展經過證實，環境道德與環境法的關系密切，它們互相浸透、相互補充、相得益彰。一方面，環境法積極維護環境道德，一旦條件成熟就把環境道德規范提升為環境法律規范。另一方面，環境道德積極為環境法辯護，并通過道德輿論推動環境立法、守法和執法。〞但生態利益中心主義也并非不無詬病，學術界同樣也對其提出了很多的質疑，而這些質疑甚至還延伸到環境法領域。有學者將這種質疑歸結為了九個方面，即理論前提虛無、信仰真理化、缺乏本土思維與大歸結眾化意識、核心理論正當性缺乏、顛倒倫理與法的關系、道德性過高、缺乏法律思維、忽視程序價值、實踐論證缺乏等弊端。這使其更無法成為環境法的倫理基礎，甚至在環境法中的某些重大問題面前，它不僅顯得蒼白無力更是難自圓其講。因而生態倫理并非環境法的倫理終結，我們反而在其中找到了新的倫理起點，即下文中所要論及到的生命倫理理論。另一方面，它促進了當代法律生態化的宏大變革，其中自然也包括環境法的生態化變革。生態化是現代法律發展最重要的趨勢，而它的出現就是由生態倫理所引起的。“法律生態化趨勢是生態倫理觀在法律上的反映，從人類中心主義倫理觀到可持續發展倫理觀的革命是法律生態化的倫理基礎，正是這種變化了的價值觀引發了法律生態化的趨勢。〞這種趨勢在環境法中表現的最為明顯。“環境法的生態化是根據可持續發展要求對環境法進行的創新和改造……它的生態化將引導中國環境法律體系向生態法的方向發展。〞可持續發展在實際上就是種倫理要求，它實現了社會倫理向生態倫理的演進。“可持續發展倫理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納入倫理關心的范圍，用道德來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而實現了從社會倫理、人際倫理向生態倫理的思維轉向。〞因而環境法伴隨著這種倫理觀的演進，也實現了從社會倫理為基礎的社會法，向以生態倫理為基礎的生態法的轉變，進而也就完成了環境法的生態化進程。四、生命倫理與環境法辯證唯物主義以為新事物源于往事物，前者是對后者的發展、更新以及揚棄。“新事物在往事物的基礎上產生出來，否認了往事物中消極的，過時的、腐朽的東西，汲取、繼承并發展了往事物中積極的因素，并且還添加了一些為往事物所不能包容的豐富的新內容，因此它就比往事物優越，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環境法演進中倫理觀的嬗變也是如此。生命倫理最初可以追溯到生態倫理中，史懷澤最早開場對此進行了倫理考慮。“有思想的人體驗到必須像敬畏本人的生命意志一樣敬畏所有生命意志。他在本人的生命中體驗到其他生命。對他來講，善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的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普遍的、絕對的倫理原理。〞這就將生態倫理深化到生命的層次。而美國學者艾倫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即“地球是我們所知道的宇宙中能夠維持人類生命的唯一星球。但人類活動卻逐步使得地球很難適于人類繼續生活下去。〞生命倫理常被等同于醫學倫理，“生命倫理雖是一門嶄新的學科，卻又與古老的醫學倫理學有著難解的淵源，直到目前，一些學者仍習慣性地稱其為‘醫學倫理’或是‘生物醫學倫理’。〞但本文中所要討論的卻是其語源層面。當代生命倫理學在西方最早始于法國，固然其也表現出人類中心主義的色彩，但它卻是“以生命存在的價值為其全部理論的中心〞的，并且非常“強調對生命價值的動態性和開放性研究。〞如前所述，法學始終遭到哲學倫理學的強烈影響，生命倫理孕育催生了新興的生命法學。“法理上來講，生命法是生命倫理的法律化，是從生命倫理中分流出來的一種具有剛性的社會行為規范，它所維系的是最低限度的生命倫理；生命法學作為以生命法為研究對象的法學學科，是以生命倫理學作為其理論來源的。因而，生命法律現象中的很多現象都必須從生命倫理學中尋找理論支撐。〞甚至有學者更為直接地指出“生命倫理學是生命法學的基礎。〞哲學倫理學總在不斷尋求著終極考慮，將對環保倫理深化到生命倫理的層面，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是終極考慮。生命的存在是這個世界上的頭等大事，而它又是以一定的環境狀況為前提的。這意味著假如世界上的環境極度惡化，最終使得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