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安大族志?之成就與影響“郡譜或全國性統一的譜書的出現有著悠久的歷史，唐初有官方頒行的?氏族志?。元代，徽州出現一部記載地方氏族的?新安大族志?以下簡稱?大族志?。此后，又陸續涌現出?新安名族志?休寧名族志?，形成了徽州特有的“族志系列。目前，學界對?新安名族志?關注更多，主要是從它的編纂背景、過程、宗旨，以及版本和史料價值等方面做研究。然而，對?大族志?關注不夠，在它的編者及刊刻年代上尚存爭議，這使其身份變得撲朔迷離。另外，對?大族志?的成就和影響語焉不詳。有鑒于此，本文擬對其成就和影響做重點闡述。筆者不揣淺陋，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別出心裁的“族志陳櫟在?新安大族志序?中說：“夫族志者

2、，乃先朝唐太祖高皇帝命諸賢臣儒士而集族志以繼宗祖之義，正風化之遺，使不忘乎本也。這里，所言“族志，指的是貞觀?氏族志?。可見，陳櫟已經注意到“族志的重要性。在陳櫟看來，“族志的編修可以“繼宗祖“正風化。實際上，唐貞觀時所修?氏族志?，是通過“序列天下氏族門第來選拔官員，側重它的政治功能，此舉對唐朝的穩定和繁榮有很大影響。然而，陳櫟編修?大族志?，注重它的社會功能，通過“繼祖宗“正風化，以實現“不忘本，這對維持明清徽州風俗淳樸、社會穩定有重大意義。?大族志?作為元代家譜“總結性的著作，陳櫟雖草創未就，然開了徽州編修“族志的先河。編修原那么其次，詳其所自出，而略其事跡。凡例說：“大族實跡，自見各宅

3、宗譜，此概不贅。從“族志內容來看，未有對大族“實跡的任何記載。如方氏，方出榆罔之子，雷封方山，因氏焉。漢永光初，祭酒偉推之孫長史家丹陽，唐時曰肅者，桐萬戶，卜居于白云村。緊接著寫到歙縣大族方氏有結林派、羅田派、淪坑派等派系。文中又寫到，結林派，郡南十五里，唐玄英十二世孫桂，自白云村遷歙西柘源。桂后十三世曰寧、信，兄弟六人，其后散居新安。不難發現，對姓氏的記載，只是強調它的出處，并未提及大族事跡。最后，“標其地名，以實現“清楚世派。凡例中稱，“各邑有同姓、同族者，那么合其派而書之。實際上，以派別來區分同姓族群，這是?大族志?最重要的編寫方式。如俞氏，它有歙縣派、溪西派、山斗派、長田派、鐘口派、禮

4、田派、石兀派、禮洛派、新源派，共九大派系。這些派別實由地名構成，這與?名族志?略顯不同，它們用村鎮名來記載氏族。如?新安名族志?中的俞氏，歙縣的巖鎮，休寧的溪西、萬安、山斗等。另外，?大族志?在世派旁標注方位，如歙縣余氏：余岸派，邑南四十里；余家派，邑西三十里；汝溪派，邑南五十里。這點，在?名族志?中得到了繼承。內容體例首先，在體例上，陳櫟是經過認真考慮的。?大族志?的根本框架是姓氏、邑名、方位、派別。如黃氏：歙縣大族黃氏、石嶺派邑西南十里、黃家塢邑東隅、竦塘派邑西四十里、黃屯派邑西九里、潭渡派城西四十里、虬村派邑西九里。對于世系不詳的，那么“只標其地名。與家譜相比，這種體例非常獨特。南宋朱熹

5、認為，家譜主要是由世系和文獻兩局部構成。尤其是世系，它是家譜的核心，在家譜中占有很大篇幅。然而，?大族志?更關心對氏族淵源的追溯。有趣的是，敦煌出土的?氏族志?在體例上與?大族志?非常相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在元代，類似于?氏族志?的譜書還有流傳，陳櫟得以借鑒了其中的編修方法。這些譜書為私人所作，以稿本或抄本的形式流傳，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逝。陳櫟的?大族志?也是稿本，只不過陳櫟是元代大儒，徽州又是典型的宗族社會，因此?大族志?能流傳下來。其次，在內容上，?大族志?的記載偏于簡單。主要包含姓氏來源、家族始祖、宗族派別、遷徙情況五個方面的內容。如汪氏，始于魯成公孫，成公次子黑肱生子有文在手曰汪，遂

6、以名之，號汪侯，子孫遂以為氏。漢末文和，以破黃巾為龍驤將軍；建安二年197年，渡江，孫策表為會稽令，家新安。十二世勛明，生僧瑩、僧湛。僧瑩長子華，當隋末，保守宣、歙、杭、睦、婺、饒六州，稱興王，唐封越國公，廟祀烏聊山，宋元追封王，生子九。僧湛第三子鐵佛，隋大業間為新安領袖，與兄華保據歙州，武德三年620年，兄華遣鎮佛入唐納款，授金紫光祿大夫，四年授本守六州總管長史、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生八子。迄今十姓大汪云。歙縣大族汪氏有唐模派、潛口派、上路派、稠墅派等。其中，唐模派是華公長子建八世孫思立元和間由澄源遷此。潛口派是唐模派宋大夫叔敖遷此，今梧竹源此分派。文中，對汪氏的姓氏來源、始祖、始遷祖、派

7、別、遷徙情況都有介紹。與家譜不同的是，?大族志?中沒有記載家族名人，更沒有對他們的生卒年月、遷葬地址、重要事跡的介紹。這是因為：家譜的編修者有較強的血緣意識，更注重家族成員的親疏關系；而“族志的編修者有濃重的地緣意識，只關心氏族遷徙的先后次序。總之，?大族志?不拘成格而富有變化，雖然“疏略未備，且立例混于他郡姓名，然它包含了徽州氏族的一些信息，于元代族姓之研究，不失為一重要資料。陳櫟草創之功，應當得到首肯。需要指出的是，陳櫟在序中明確提到了編修?大族志?的目的，他說：“族志何為而作也？士君子上以推本得姓之源、下以載派脈之遠而作也。在陳櫟看來，編修“族志是為了“繼祖宗“正風化，要“推得姓之源“載

8、派脈之遠來實現它。這反映了陳櫟編修“族志的思想，這對?名族志?的編修有指導意義。 “族志系列的出現自?大族志?之后，陸續出現了?新安名族志?休寧名族志?。它們與?大族志?一同構成了徽州特有的“族志系列。明代涌現出一批熱衷于編修“族志的學者，如鄭佐、洪垣、戴廷明、程尚寬、曹嗣軒等。他們以編修“族志為己任，不斷地去搜集、整理資料。據?程尚寬引?記載：“元儒陳氏定宇嘗編有?新安大族志?，其書惜未盛行者。雙溪鄭公、覺山洪公因其遺編增益而梓布之，彬彬乎可以觀新安人文之盛矣，乎可以占世道亨昌之機矣，猗歟休哉！而為之采錄者，那么始于祁之葉本靜，繼之以休之戴廷明輩，勤勤搜輯，垂十年矣。不難看出，這些有志于“族

9、志編修的學者，他們追隨陳櫟的足跡，不惜花費大量時間，來實現陳櫟的遺意。關于陳櫟的遺意，洪垣在序中有云：“元儒陳定宇以不得行其志，懼鄉俗日且疚戾，乃竊取新安名族，敘其源委，以微存昭鑒之權于十一，識者亮之。這里，洪垣稱陳櫟“懼鄉俗日且疚戾，指出了陳櫟“正風化的遺意。此點，王諷在序中作了詳盡的闡釋，他說：“顧其人物未登于郡乘而散見于各譜者，那么假設瑣瑣乎其浩繁而未易以遍理也。而諸君子雅意斯舉，博采各邑各氏之譜，約而成一郡名族之志，使閱之者不煩晷刻而周知無遺，且使后此而孫子者、而父祖者、而先達者、而后進者，皆知所以觀感警勸，以謂族之所以得名者謂何，而吾之今日其所以振舉其門第而耀光其先世者在何，莫不后先

10、相師，以衍作祖作孫之意脈于無窮，那么是豈不為陳定宇之遺意哉！在王諷看來，通過編修?新安名族志?，使觀志者“周知無遺，讓后進者“觀感警勸。他還說：“而陳定宇之意，茍其借名族之志，以厘正新安之風俗，以寓觀感警勸之機，其顧不在于先定譜而后定志哉！這里，他提醒了陳櫟作?大族志?是為了“厘正新安之風俗的用意。假設要實現“正風化，就要“推得姓之源“載派脈之遠。胡曉在序中坦白地說：“族志者，所以明本宗、紀世系也。換言之，要有追溯根源的一本觀，以及彰顯家聲的明世系。“族志的編修，都受到一本觀的指導。?大族志?名族志?都有對姓氏根源的追溯。為說明情況，以程氏為例。詳細內容，詳見表13。從表13來看，?名族志?對

11、?大族志?的體例有因襲，特別是對宗族遷徙情況的記載，可以說是“族志的一大特色。在遷徙情況中，當追溯程氏根源時，幾乎都歸為忠壯公。?大族志?有4處，?新安名族志?有6處，?休寧名族志?有6處。可見，“族志的編修受到了一本觀思想的指導。此外，“族志的修，還重視“紀世系。陳櫟在編修?大族志?時，極為強調“載派脈，至戴廷明、程尚寬時，這一觀點又有新打破，他們以明世系來取代“載派脈。以歙縣程氏、汪氏、黃氏為例，詳見表4、表5。從表4、表5來看，在?新安大族志?中，程氏支派有21個，汪氏支派有25個，黃氏支派有12個。在?新安名族志?中，程氏支派有22個，汪氏支派有25個，黃氏支派有12個，總共59個。可

12、見，支派的數量增多。另外，對支派內容的記載也逐漸豐富，如程氏槐塘派，?大族志?中寫道：“忠壯公十五世孫汾，仕唐，歙州助防驅使，傳三世延堅遷此。?名族志?的記載那么要比它翔實得多，文中稱：“系出忠壯公十七世孫曰玢，仕唐，歙州助防驅使，遷邑之河西，傳三世曰延堅者，始徙于此。延堅七世曰大圭，宋贈太師。八世曰子瑜，贈迪功郎；曰子，贈太師，追封齊國公。九世曰域，贈奉議郎二十一世曰繼芳，由胄監官浪穹縣丞；曰廷恩，監生。這些，反映了“族志對派系的記載從“載派脈到“明世系的轉變。作為“族志系列的兩大局部，它們不是獨立且漫無目的地開展，而是批判地、有序地前行。?新安名族志?是“以姓統邑，即從姓氏到邑名再到村鎮名

13、。如程氏，歙縣的槐塘、虹梁、潛口等，休寧的汊口、塘尾、溪西等。這點與?大族志?是一致的。?休寧名族志?是“以邑統姓，即從邑名到姓氏再到村鎮名。如休寧，程氏，汊口、會里、陪郭等。這一變化，說明了“族志進入深化開展的階段。“族志興起的啟示陳櫟作為譜學名家，編修家譜得心應手。而?大族志?的編修似屬草創，其有待創造之處尚多。南宋史學家鄭樵在?通志總序?中說：“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明代，一群“繼志之士主動對?大族志?進展整理、考辨。經過他們的努力，?新安名族志?才得以問世。胡曉給予它很高的評價，他說：“世次精白，衍派祥明，文約而事該，語質而不俚，律之班固之年圖、馬遷之世系，大有徑

14、庭矣。實際上，“族志的編修要比方志、家譜困難得多。“族志能否編修成功，受諸多因素影響和制約。首先，興修家譜。王諷在序中說：“故族之名，名于人也；志之纂，纂于譜也。在王諷看來，“族志的編修要用各族家譜來做參考。他強調，“是故知所以修譜，而后知所以修志也。他認為要先修家譜，而后編修“族志。這是因為：“正以事關六邑，元非一家之私事，那么固非一家之私書也。家譜反映了家族成員對家族文化的認同，表達了家族成員對家族歷史達成的共識。一旦分開家譜，“族志無法編修。否那么，會引發“眾口之呶呶。因此，“其譜者志之源，源潔那么流清，而庶其事之無疚者，此也。元代，因戰火兵燹致家譜毀棄，存世的數量不多。到了明代，社會穩

15、定，統治者鼓勵修譜，家譜數量不斷增多，特別是注重對會通譜、統宗譜的編修，這使編修“族志成為可能。 其次，團隊合作。陳櫟嘗修?大族志?，憑一己之力而草創未就。?新安名族志?那么由數人合力而作，終成不刊之典。王諷在序中稱：“其事創于六邑諸君子，曰汪子孟，曰戴子廷明，曰胡子德卿，曰程子，曰王子克和，曰葉子本靜，蓋皆賢士大夫之族也，而勤勤搜集十余年，而今始告完。不難看出，對“族志的編修不是一人、一時可以完成的，而是要有像“六邑諸君子那樣的編修群體，甚至要花費大量的時間。這也是為什么曹嗣軒只編修了?休寧名族志?的一個重要原因。最后，民眾支持。程尚寬說：“閱其名家，尚多缺略，此蓋情限于力之所弗及，而義睽于勢之所弗能故也。這里，程尚寬已注意到編修“族志所遇到的困難，即“情限于力和“義睽于勢。詳細而言，編修“族志要群眾參與，同時編者忌憚名族的權利。對于“情限于力，曹嗣軒指出“其間或恃門第不褻抄示世系者，或不諳典籍視為無益者，又或甘于自外者，以致本枝遺漏，此皆自棄自誤，其于作者何尤！可見，并非人人都愿意參加到“族志的編修活動中去。因此，群眾的參與和支持就顯得非常必要。質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