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權力“鐵三角”下變法悲劇與作家的詩性敘事_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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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1、?張居正?:權利“鐵三角下變法悲劇與作家的詩性敘事【內容提要】對歷史精神的把握和對人性本真的書寫,是決定歷史小說境界的關鍵所在。思古源于撫今,優秀的歷史文學總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參與當下文化重建。熊召政的小說?張居正?以具有典型文化意蘊的“鐵三角權利關系權利的源泉及其公權代表與私權代表為敘事框架,演繹了一場轉型期變法的困難歷程及其不可防止的悲劇命運,展現了中國文化爛熟期的復雜人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代中國人的焦慮。和諧而頗具張力的敘事風格、宏大而復雜的歷史觀照、嚴謹而不失靈動的文化立場以及典雅而充滿詩性的敘事語言,使得該書在當下歷史小說創作中顯得成熟穩健而又別具一格。【關鍵詞】?張居正?/文

2、化轉型/變法悲劇/權利“鐵三角/詩性敘事一、文化轉型與末世變法的悲劇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小說創作的全部活動,就是用作者的主體認知同歷史進展對話,并且以審美方式將其轉換成既真且美的特殊的藝術形態,因此,從文本的構成來看,它往往同時涵蓋了歷史和藝術的雙重因素。這是歷史小說有別于其他文體的獨特之處,也是它容易招致批評的原因所在。熊召政的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也不例外。本文不想就此展開討論,而是指出:簡單的虛實之辨并不能破譯歷史小說的奧秘,一部歷史小說的真實與否以及真實程度如何,主要還是看它對歷史真實背后深入的社會文化內涵和文化走勢的把握。這也是我們評價歷史小說真實層次、境界和規格的根本要旨。以此來考

3、量?張居正?的創作,我們便對近幾年學界圍繞該書是否“厚誣或“粉飾歷史人物展開的爭鳴獲得了一種新的認識。在這里,也許存在如有的評論家聽批評的在主要人物張居正、高拱和次要人物隆慶皇帝、魏學曾、王希烈等人物塑造上的有違史實之處當然也有人不贊同這種批評,但由于作者不滿足于形而下的史實真實包括典章制度的真實和風俗民情的真實,而是以高度的理性自覺努力提醒形而上的文化的真實,寫出張居正指導下的“萬歷新政及其所處的晚明末世背后的本質規定和歷史走向,因此筆下的歷史形神兼備,在總體上到達了列寧所說的“更深入的本質的層次1(P143144)。晚明是中國社會由古代向近代的轉型期。“陽明心學的興起和新舊文化的互相糾纏、

4、碰撞和交融在此時形成一種獨特的社會文化形態。特別是商品經濟的長足開展以及由此派生的市場規那么和價值規律,深深地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乃至國家的政治生活。隨著商業經濟的日趨繁榮,商人的社會地位也隨之上升,書中的那個亦商亦俠的邵大俠居然可以插足朝廷首輔的任免,另一個布商郝一標拿出一點錢來竟能給所有京官發幾個月的俸祿,他走私的布匹還賣到皇宮給太后做衣裳,不禁使我們想到?金瓶梅詞話?中西門慶的權力。同商品經濟的開展相聯絡的是社會思想的解放,以“心學大師何心隱為代表的“異端學說的流行和書院講學風潮的高漲,在向傳統儒學的倫理綱常和道德準那么提出挑戰的同時,也進一步導致了社會意識形態的裂痕和朝廷中“循吏與“清

5、流的分化。在新的經濟文化因子的影響下,中國固有的實用主義思想空前膨脹,好色好貨好利思想廣為流行并進而引起了晚明社會的構造性變化。所有這些,都在小說中得到了相當充分的提醒。但是作者也清醒地意識到,這些新的經濟文化因子在未經打破性開展之前,仍被強硬地納入傳統政治體制和價值體系內運行,其整體力量是有限的。明代畢竟是一個高度集權的社會,這些新的經濟文化因子不僅無法與皇權體制分庭抗禮,而且只有依附于皇權才能有所作為。小說中邵大俠的發家致富依靠的就是以布衣身份介入宮廷的政治斗爭,郝一標的布匹生意也是靠走私和勾結官方來操作的。商業經濟和政治權利的這種結盟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民族文化內涵。與此相似,以“陽明心

6、學為代表的新思潮也與傳統的綱常禮教有著糾纏不清的關系,“心學所提倡的個性自由不僅沒能沖決程朱理學的綱常禮教,反而與這些道德教條形成一種奇妙的結合,從而導致了士子們既拘泥僵化又空疏狂熱的做派。正如小說中何心隱所說:“這些人講求操守,敢與官場惡人抵抗,這是好的一面。但他們好名而無實,缺乏大方任事的英雄俠氣。在“講學熱和“救援何心隱等一系列運動中,士人們的這種矛盾秉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何心隱的“心學代表了當時思想界的最高成就,但它在儒家教條與個性自由之間左沖右突,反復無常,仍未走出傳統文化的藩籬。作者告訴我們,在張居正就任首輔前,何心隱可以跳出宗法禮教的羈絆建議張居正“清巨室、“用循吏,以天下為己任

7、進展變革;然而,當變法影響到他的話語權利,就轉而站在禮教的立場上批評張居正不回家守制為亡父盡孝,并煽動士子們起來反對張居正“奪情留任,這說明他看似有些“異端,但骨子里并沒有真正擺脫傳統文化的框范。任何變法,都離不開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綜觀中國歷次變法,大體有以下兩種歷史背景:一種是嚴重的兩極分化導致了深入的社會危機,中國式的宗法政治和土地私有制是其根本原因,中國古代的變法大多數屬于這一類。另一種是新生或外來的經濟文化因素的催生,商鞅變法和戊戌變法便可歸屬此列。就萬歷新政而言,是兩種因素兼而有之。明季是典型的宗法社會,書中像李太后的父親李偉和駙馬都尉許從成等豪門貴族都占有大量的土地,與此同時,新

8、的商品經濟又進一步加劇了土地兼并和官場的貪污腐化,使得貧富兩極分化在晚明到達極其嚴重的程度。此外,“陽明心學的傳播和私學書院的興起,也對官方教育體系和傳統意識形態產生了強大的沖擊力。面對嚴峻形勢,小說主人公張居正借助皇權的支持和庇護,用傳統法家的霹靂手段,強力推行了著名的“萬歷新政,實行了一系列的變法自救。隨著新政的實行,原來窮得連官員俸銀都發不出的國庫盈實了,皇帝掃掃箱角就可以每月辦一次大型燈會;邊防在張居正重用的李成粱和戚繼光等將領的整頓下穩固了,不斷有外族前來通好;階級關系有所緩和,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一時四海升平,百業興隆。然而,萬歷年間的晚明畢竟是末世而不是盛世,張居正的變法也畢竟是

9、在擴大內閣權利、與馮保等宦官結盟并對皇權實行羈縻的新專制政策的根底上展開的。他的整飭吏治、整頓稅收鹽政以及取締書院等措施,不但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明王朝松弛慵懶的政治體制、日趨嚴重的土地兼并和僵化保守的道德禮教,相反因損及貪官庸吏、皇親貴戚和清流士子們的利益而招致他們的敵視及最終清算。小說第4卷對此有相當怵目驚心的描寫。當然,假如站在現代的文化立場上進展考察,傳統的法家學說也不能充當末世變法的思想資源。張居正壓制言路、取締書院的文化專制政策便很能說明這個問題。這也從一個側面顯示作者在表達萬歷新政時,態度是非常清醒、理智和冷峻的,他并不因筆下人物是改革家而對其功績做出不恰當的夸張,而是努力寫出這場變

10、法的深入的文化悲劇和個體在歷史巨人面前的無奈和渺校魯迅說過,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撕毀給人看。小說就是這樣,通過對張居正在困難曲折中一步步走向事業的頂峰,又一步步走向失敗的深淵的一波三折的表達中,讓我們不僅詳細而微地感受到歷代改革家共同的悲劇命運,而且由此及彼地激發了對中國文化命運的深沉考慮和對中國式改革的痛切拷問。?張居正?為我們書寫了中國在近代化門檻前利用傳統文化資源進展的一次自救運動,它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明王朝的覆滅,卻并沒能改變歷史開展的總體趨勢。這次變法的成功與失敗,以及作為改革家張居正的人生悲劇和人性悲劇,都無疑具有典型意義。“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專制

11、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于創造或者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獲得有意義的開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那么身敗而兼名裂。2(P238)黃仁宇先生的這段話,不妨可看做是對熊召政上述有關晚明歷史本質和末世走向的描寫的一個絕妙總結。二、“鐵三角權利關系與復雜的人性本質任何變法都是對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必然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并往往由此導致劇烈的政治權利碰撞。正如上文所說,中國是一個具有幾千年封建集權傳統的國家,皇權歷來被視為是天授的,是其他國家權利的源泉。所以,變法必須獲得皇權的支持雖然有時候皇權并不一定掌握在皇帝

12、的手里。在某種意義上,變法就是圍繞皇權展開的一場你死我活的權利角逐和權利再分配。就小說?張居正?而言,在萬歷皇帝長大以前,皇權的實際代表者是其母親李太后。而在明朝:又沒有太后直接干政的先例,她必須尋找自己信任的大臣來執政從而實現對政權的間接控制。經過仔細考察和反復考驗,李太后認為,具有這種資歷和才能的只有張居正。同時,作為深居后宮的太后,她與張居正的接觸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需要一個可以自由出入皇宮的人來傳遞信息,這個人就是司禮太監馮保。因此,李太后馮保張居正之間就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鐵三角權利關系。其中李太后是馮保和張居正的權利源泉,張居正代表皇權的公權利,而馮保那么代表它的私權利。設法維護這種

13、權利關系的穩定以穩固李太后對自己的信任,是張居正變法的前提和根底,小說也正是圍繞這個權利軸心的逐步形成、穩定運行和最終瓦解的過程展開的。第1卷?木蘭歌?主要表達在隆慶皇帝病重去世和皇權變更的特定情況下,高拱、張居正、馮保之間的爭斗和權利“鐵三角的逐步成型,這是變法的前奏。第2卷?水龍吟?明寫京城里圍繞“胡椒蘇木折俸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紛爭,而暗寫張居正借“京察整飭吏治和調整人事的時機建立并穩固自己的政治權利。這一階段中,權利“鐵三角在主要人物的互相沖突、試探和協調之中逐漸趨向穩定。第3卷?金縷曲?寫權利“鐵三角的進一步穩定運行,表達了張居正變法最困難的攻堅階段。由于張居正變法是在獲得皇權信任的根底

14、上展開的,所以,皇權一旦發生變動,他所有的權利就會頃刻瓦解,一切努力也將付之東流。小說第4卷?火鳳凰?描寫的就是隨著小皇帝長大并逐步收回皇權時,權利“鐵三角隨之瓦解并進而導致變法迅速失敗,保守權力全面復辟。權利關系是權利主體之間按照政治需要編制的一張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網。與張李關系相比,張馮關系是比擬簡單的,張馮之間主要是一種利益同盟的關系:馮保需要通過張居正來穩固他的司禮太監的地位,并進一步擴大他在朝廷中的影響;張居正那么需要結合馮保來加重自己在李太后和小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同時他的變法也離不開馮保的配合。馮保是一個貪心而又極具心機的宦官,為了變法大業,張居正有時也不得不違心地容許他的一些出格

15、的要求,比方給貪官胡自皋安排肥差,對殺人犯章大郎網開一面等等。在根本合作的同時,張馮之間也常有些摩擦:張居正必須防范馮保過多地插手外廷事務,而馮保也時常在太后面前給張居正上點“眼藥水,以便讓張居正意識到自己的重要。至于張李關系就更復雜了。李太后是一個端莊賢淑、深明大義的年輕太后,她希望張居正是一位有治國才能而又忠心耿耿的相國,同時還是小皇帝的一位稱職的教師,甚至在情感上承當著一定程度的父親角色。此外,作為女人,她對張居正還有一些男女情感意義上的欣賞。因此,張居正必須很有分寸地處理與李太后的關系:既要顯示自己的果敢干練,又不致有專權僭越之嫌,還要在皇宮對國庫公銀的索娶李太后父親李偉無窮無盡的名利

16、要求面前一再妥協。在張李關系中,張居正經常表現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會引發李太后對自己的信任危機。?薦貪官宮府成交易,獲頒賜政友論襟懷?一回中有這樣一個細節張在私下里對他的朋友大發感慨:“古今大臣,侍君難,侍幼君更難。為了辦成一件事情,你不得不嘔心瀝血曲盡其巧。好在我張居正想的是天下臣民,所以才慨然委蛇,至于別人怎么看我,知我罪我,在所不計。轉貼于論文聯盟.ll.需要指出,權利是一柄雙刃劍,它成就張居正的變法霸業,也悄然地異化著他的人性。在這個意義上,置身權利“鐵三角的張居正,注定要扮演悲劇英雄的角色。作者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和理解,在描寫張居正大刀闊斧變法的同時,也提醒了其性格中殘忍

17、狠辣的一面:他以每年大批處決犯人來樹立自己指導下政府的權威,并把曾經插手朝廷政治斗爭的邵大俠和何心隱找借口機密地殺掉。另外,權利斗爭的隱秘詭詐還致使張居正工于心計和不擇手段:他甚至結合馮保通過東廠的間諜機構來到達整垮對手、控制朝廷官員的目的;而權利斗爭的妥協性那么導致了張居正性格中的某種軟弱性:在就任首輔之前,面對受隆慶皇帝重用的、強硬老辣而富于計策的高拱,素有大志的張居正只能隱忍行事,在兩廣總督的任命和處理內閣同司禮太監的關系上,張居正都委曲求全,盡量不與高拱發生沖突。他屢次對高說:“你是首輔,凡事還是你說了算。尤其是變法一旦涉及到皇室利益,他便不得不做出讓步,因為他明白“他什么都可以碰,唯

18、一不能碰的是皇權;他什么都可以改,唯一不能更改的是皇室的利益。張居正性格的復雜性是權利復雜性的外化。他在成為首輔之前和甫登首輔之位時,私人生活非常嚴謹,不事經營,也不喜賄賂,對家人管束甚嚴,還常常因家里的用度而捉襟見肘,但是到了執政后期,他不僅承受戚繼光送來的胡姬,縱情聲色導致身體衰敗,還開場排斥直臣循吏,任用錢普、陳瑞等阿諛奉承之徒。“用今天的態度來看,張居正的人格是典型的,也可以說是分裂的3。他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入世從政而致使人格畸變的一個典型寫照。權謀文化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精華,錯綜復雜的權利斗爭以其很強的神秘性、興趣性成為了歷史敘事的最愛。在中國當代歷史小說中,對于這種古老而又殘酷詭譎的

19、政治智慧,往往有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化立場:一種是批判揭露之中有欣賞認同,如二月河“落霞系列對雍正皇帝的書寫。其實正如有的學者所說,“這種智慧卻并沒有帶來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開展,沒有帶來現代中國的繁榮和富強,它起到的是惡化社會環境、阻礙人類進步的作用4。另一種如劉震云的?故土相處流傳?等新歷史小說對權利的揭橥和嘲諷。這種態度多少有失偏頗作為歷史開展的重要驅動力,權利畢竟是一種客觀存在,借用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的話來說,就是“歷史并非清白之手編織的網。使人墮落和道德淪喪的一切原因中,權利是最永久的、最活潑的。嚴格地講,權利僅僅是一種手段,是政治家為了到達一定的政治目的揮舞在手中的一把利劍,對權利不加區

20、別的否認與對權利不加分辨的認同一樣都是不可取的。立足于這樣的角度,?張居正?中的權利敘事就頗可稱道。雖然作者常常借別人之口表達自己對張居正務實穩艦爐火純青的政治智慧的贊賞,但他并未對權利做簡單的情感化和道德化評判,更不因自己贊賞張居正,就回避對其在獲得和運用權利時表現出來的冷酷殘忍、剛愎自用和不擇手段進展批判提醒。確實,權利的善與惡有時是很難截然分開的。當張居正看在馮保的面子而起用貪官胡自皋受到友人的責難時,他反問道:“假如用一個貪官,就可以懲治千百個貪官,這個貪官你用還是不用?并說:“為了國家大計,宮府之間,必要時也得作點交易。這說明作者已超越了簡單的善惡對立,站在更高的歷史基點上來對待權利

21、斗爭了。與單純地表達宮廷斗爭的作品不同,?張居正?的權利敘事是指向變法敘事的,并被整合在變法敘事的整體大格局之中。權利是變法的手段,變法才是目的。變法是挽救大明江山、造福于天下百姓的事業,也是觸動千萬人利益的異常艱巨浩大的系統工程,在完成這一事業的過程中,顯規那么和潛規那么、光明正大的目的和實現這種目的的不擇手段,往往難以分割地摻雜在一起。也正因此,?張居正?中的權利敘事,使讀者感受到的不僅僅是隱秘詭譎和爾虞我詐,也不是刀光劍影和熱血火并,而是正直人格在復雜社會面前的委屈和無奈,是正義事業慘遭失敗后的悲憫和感慨。這種敘事效果與作者的權利觀和敘事立場是分不開的,它昭示了近年來歷史小說思想藝術理念

22、的進一步成熟。三、和諧而富有張力的歷史敘事與當下其他作家的歷史小說相比,?張居正?的詩性敘事是相當突出的。二月河的“落霞系列熔歷史、情愛、武俠、推理等小說元素于一爐,突出了小說敘事的“興趣二字。唐浩明的?曾國藩?、?張之洞?和?曠代逸才?等作品在古今中外開闊的文化視野里突出了歷史的厚重感和理性的穿透力。熊召政的?張居正?那么顯示出沉著的氣韻,散發著濃郁的詩情。熊召政是一位詩人,這部長篇巨著的詩性風格,主要表達在各種敘事要素互相糾纏、排拒與協調之后形成的和諧而又富有張力的歷史想像與歷史重鑄之中。“張力的意義正如福勒(Fler)所謂,是由“對立而又互相聯絡的兩種力量、沖動或意義形成的某種“勢。在中

23、國當代文學批評中,它更多用來指稱由于思想、情感和想像處于兩點之間的亦此亦彼的不穩定狀態,而“在審美心理上引起的緊張活動和緊張狀態5。“和諧本是中國古典藝術的主要特征。?論語子路?中有關“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說法,雖然是就人際關系而言的,但還是可以看出在古人的審美理想里,“和與“同是不一樣的:“和是有差異的因素甚至是對立因素間的協調統一,而“同那么是無差異地茍同或一律化。由此可見,古典藝術中所說的“和諧,指的是由各種不同的藝術要素按照一定的等級秩序組織而成的統一有序的藝術有機體的一種風格表達,它本身就含有“張力的意思,只不過與西方文論相比,它更強調協調一致而已。然而,中國后來的藝術理論

24、,特別是話本、擬話本和章回體小說等敘事藝術,越來越側重協調一致而忽略了各敘事要素之間的差異或對立,使不少小說人物形象概念化、情節開展公式化、敘事視角單一化并充滿說教氣味,藝術水準大大降低。可見真正的藝術“和諧是建立在“張力根底上的一種“和諧,它充滿了藝術辯證法和分寸感。?張居正?的創作,就較好地表達了這種理念。為了使小說款式與所表達的晚明時代的社會生活更加協調,作者采用了章回體的形式,對時間、空間、主次、虛實等敘事要素的安排和處理,也非常注意彼此合理有序,對立統一。作者常常在緊張的情節表達之間,穿插如張居正與玉娘的歌詩唱酬、兩情相悅和大量富有詩意的風俗畫,也細致刻寫諸如北京棋盤街的市井風情、紫

25、禁城內聲勢浩大的鰲山燈會、南京秦淮河畔的燈紅酒綠中的鶯花事業、揚州巨賈豪華的私邸酒樓、廣東邊陲之地的風土人情等場面。風俗畫是中國小說的一個傳統,屬于民間文化興趣在文學中的表現:“所謂風俗,事實上也是一種人性內質的表現形式和展開狀態,是人的一種特定的心理傾向的現實存在方式。越是具有特色的風俗畫,其對人性的表現就越有深度和價值,因為藝術的要旨,事實上就在于能否準確、真實地表現出特定歷史文化環境和人生境遇中獨特的人性表現。6小說中這些類似于?清明上河圖?的風俗畫描寫,不僅再現了晚明獨特的社會文化氣氛,而且也使人性內質與外在的社會環境顯得更和諧統一。當然,以上所述對于?張居正?來說也許不是最主要的。作

26、為一部具有史詩品格的多卷本長篇歷史小說,我們認為它的和諧而富有張力的歷史敘事,主要還是表達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對社會歷史的復雜性、偶爾性和多變性的處理。作者對社會、歷史和文化無疑懷有深深的敬畏感。這種敬畏感驅使作者超越單一的道德化、主觀化和一律化的觀念去框范生活,而是盡可能地再現從隆慶六年到萬歷十年間這一時段的復雜狀態,書寫出歷史原生態的那種毛茸茸的質感,把考慮的權利留給讀者。在一定程度上說,歷史的開展是合目的性的,張居正憑借自己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強硬的政治手腕,使即將崩潰的明王朝在他手上呈現出短暫的中興氣象;但歷史的開展又是合規律性的,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張居正變法最終被扼殺在舊體制

27、中,改變不了明王朝覆滅的命運。歷史是必然的,也是偶爾的,歷史開展的必然性通過無數的偶爾事件表達出來。李太后保馮保驅高拱、起用張居正的決定奠定了“萬歷新政的基石,但小說中這一重大決定是在將老和尚和小太監的一通互不搭界的話理解為機緣的情況下做出的;首輔的任免關乎朝廷的大事,但是邵大俠和何心隱這樣一些布衣百姓,卻可以看準時機以“四兩撥于斤的手段在其中起到關鍵性的作用。總體而言,作者無疑站在唯物史觀的立場上,但單一的唯物史觀是否真的可以解釋所有的社會歷史現象呢?作者對此似乎尚有疑慮,于是就在作品中為我們留下了些許神秘敘事的痕跡:測字高手李鐵嘴屢屢對人物身份和命運洞假設觀火;衡山的和尚10年前就預測到張

28、居正有當首輔的一天;張居正死后馮保去白云觀抽的簽,預示了其即將為張四維等“小人所害、被排斥出局的命運。其次,是對多元、豐富、立體的生活狀態和人物性格的把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多聲部或準多聲部的敘事來實現的。作為主人公,張居正的聲部無疑是最高亢的,小皇帝、李太后、馮保以及張居正的政友們的聲音,更多地襯托出了主人公的成熟干練、勇于任事的改革家形象。這表達了作者根本的價值立常除此小說還有高拱、何心隱、清流派士子與張居正正面形象不很協調的聲部存在,它起到了對歷史生活和主人公性格進展側面提醒的作用。小說中其別人物的性格也在這種多聲部的格局中呈現出豐富復雜:李太后的睿智與多疑、馮保的狡詐與優雅、小皇帝的老成與稚氣、高拱的急躁與老辣等等。凡此種種,都無不入木三分,寫出了人性深層的悖論。在形象塑造上,作者顯示出在“熔鑄歷-吏資料方面的深沉功力。所謂“熔鑄,是指在歷史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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