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與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怎樣振興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我想有兩個最重要的推動因素：一個是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一個是法治，也就是說，依靠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和法治，來振興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我今天主要講后面一個問題。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已經進行了25年，市場經濟制度的很多子系統已經建立起來了，但是我們整個市場經濟的運轉還有很多的問題，離我們的理想還比較遠。主要的問題就是缺乏規矩。比如說，市場經濟最起碼的一個規矩是產權的規則，但是這種規則在中國并沒有很好的建立起來，所以政府侵犯個人的產權、或者個別人侵吞公共產權，或者個人之間互相侵權的行為非常普遍。其次是缺乏誠信。現代市場經濟是一種高度非人格化

2、的經濟形態。參與市場交易的人互相之間可能從來不認識，可能一次交易以后永遠不再碰頭。在這樣的交易方式下，如果市場不是建立在一套嚴格的規則基礎之上，這種非人格化的交易很難進行。在高新技術產業中工作的人大概都能感到目前環境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制約。也有一種回答說，我們可以運用中國的傳統智慧，運用中國人已經用了幾千年的儒家的規則來規范我們開發高新技術和高新技術產品的行為。儒家的這套規則可以稱之為德治或者禮治。道德是這套規則的內容，禮儀則是這套規則的外部表現。“德”可以歸結為“尊尊親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之類的的道德要求；“禮”可以概括為：“尊卑貴賤，親疏遠近，各有等差”。有些亞洲國家曾

3、經試圖用儒家思想來規范市場經濟中人們的行為，早些時候規則很見成效，不過現在看起來這個試驗是失敗的。最近幾年新加坡對這套規則有很多的批評和反思。比如，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先生在前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曾說過一句很受人們矚目的話，叫做“儒家思想在信息時代已經過時了”。一直提倡儒家思想治國的李光耀先生為什么改變了自己先前推動新加坡發展的觀點。去年2月，李光耀先生在一次公開講演會中對他在達沃斯提出的命題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說，傳統的中國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稱道儒家秩序的華人有著“士農工商”為序的等級觀念，青年俊彥追求“學而優則仕”，而商人則社會地位低下。儒家思想所浸潤的新加坡也缺乏企業家精神和強勁的

4、企業文化。我們現在不可能知道孔夫子當初提出“德治”、“禮治”的時候具體講了些什么內容。但是這些概念經過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統治的運用和闡釋，已經形成一套維護宗法制度的規則。這套規則是與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格格不入的。先看“尊尊”。所謂“尊尊”，就是崇拜行政權力。而技術創新最重要的是發揮每個個人的創造性，而不迷信任何權威。這和“尊尊”服從一切尊長的要求是無法調和的。我們知道，造成20世紀70-80年代美國東部的128公路和硅谷地區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差別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地處加州南部的硅谷地區環境比較寬松隨便、比較自由，而環波士頓的128公路地區則受到清教徒的影響，比較強調等級，環境比較死板。發明家喜

5、歡前面一種環境，而不喜歡后一種環境，認為自己的個性受到壓抑，感到他們的創造性不能夠得到充分發揮。再說“親親”。在全球化的時代要跟全世界的人做生意；可是中國人在“親親”傳統的影響下，往往圈子很小，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顯然無法適應于信息時代、全球化時代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李光耀先生在這個題為“培育新加破的企業家文化”的演講里指出，“世界已經發生變化”，新加坡也應當改變。我認為他的這些思考是很深刻的。如果說儒家這套宗法規則不符合現代的需要，不符合信息社會的需要，什么規則才能符合這種呢？那些高新技術產業能夠發展起來的國家提供的經驗說明，就是建立現代的法治。現代的法治是用一套符合公認正義的法律規

6、則來規范人們的行動。第一是規范政府的行為，第二規范市場參與者的行為。在這套法律規范之下，各就其位，既發揚每個人的個性，又不至于相互侵權，弄得天下大亂。 現代法治的核心部分是要有一套法律體系，要建立一個法律框架。一切人的行為不服從任何其他的權威，只服從法律。但是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法治要求法律符合公認的正義。比如不能侵犯他人的產權，規則要透明，要使人能夠預見自己行為的后果，規則不能追溯既往等等。這些都是公認的正義，也可以說是人類長期歷史形成的屬于政治文明的最重要的準則。這些最重要的準則應該體現在一個國家的憲法之中，使憲法符合這些公認的正義。這些公認的正義首先規范政府的行為和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有

7、了這么一套建立在公認正義基礎上的法律之后，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執法。執法問題的核心是司法獨立或者按照“54年憲法”的說法是，法官只服從法律。當然執法不只是法官的事情，還牽涉到社會的其他一些力量，比如，民間社會的非政府組織。這個“民間社會”，是政府和個人之外的第三種力量，是具有某種共同利益的人們按自由結社原則建立起來的組織，也可以稱為社區組織或者非政府組織。還有社會輿論、大眾傳媒，也擔負著執行規則的責任?？傊?，必須要有這么一套規則體系，法治才能建立起來，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建立法治國家，十六大提出要提升政治文明。不過事情的實際進展似乎不盡如人意，還需要以更大的力量向前推進。說到與高新技術產業相

8、適應的制度建設，我認為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多的進展，應該繼續朝著這個方向推進。比如在建立法治的問題上，“中關村基本法”，即中關村條例開了一個很好的頭。它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的立法上率先引進了現代法治的一些概念。譬如說“中關村基本法”有兩處規定，凡是不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這是現代法治理念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只要不違反法律，每個人都可以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這是一種天然的權利。不過只有“中關村基本法”還是不夠的，第一，要有與它配套的法規。如果沒有配套的法規，“基本法”的執行就會很困難。中關村基本法只是一個次級的法律，是北京市人代會通過的地區性法規，不是母法，還需要有其他配套的法律的跟進；第二，要有實施細

9、則，一步一步地細化，否則不具有可操作性；第三，需要根據在執行中發現問題，按照法治原則繼續推進，對法規進行完善。比如現在行政機關的權利還是太大，“縣官不如現管”，紅頭文件、首長批示往往比法律要管用。這樣一些問題需要具體加以解決。市場經濟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需要把它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否則就會變成一個“壞的市場經濟”。雖然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搞市場經濟，但是好的市場經濟并不多，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法治。我們一定要避免這種狀況在中國出現。有人認為市場經濟初期總是比較亂的，經濟發展了，自然就會規范起來。這種想法可能過于天真。亞洲有的國家曾經有過很好很快的發展，但是幾年、十幾年以后，因為缺乏法治，陷入了一個壞的市場經濟的泥坑，遇到一點風吹草動，遇到一種外來的沖擊，經濟一下子就崩潰了，而且長期不能從泥坑中走出來。歷史發展存在路徑依賴，這種情況要引起我們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