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海歸高管、政治關系與盈余管理9200字 摘 要：以20222022年中國創業板公司為樣本，考察海歸高管是否顯著地降低了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并進一步討論了海歸高管對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是否會因政治關系的建立而減弱。結果顯示：無論是應計盈余管理還是真實盈余管理，海歸高管都表現出顯著的抑制作用，但當其具有政治關系?r，對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會顯著被減弱。 關鍵詞： 海歸高管；應計盈余管理；真實盈余管理；政治關系中圖分類號：F234.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2201.0076.08一、引 言隨著我國各級政府鼓勵和吸引海外人才回國政策的出臺，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士抓住這一契機，回國開

2、展并掛帥出任公司高管。本文將這類在海外學習、工作或培訓等1年以上的歸國人員統稱為海歸。海歸高管終究能為公司做出怎樣的奉獻？事實上，“海歸這兩個字不僅讓人聯想到廣博的知識和豐富的閱歷，還意味著更廣泛的視野。因此學界也指出，海歸高管有更為先進的管理經歷，且有助于公司治理程度的提升1，2。那么，從公司層面上來看，公司聘請海歸高管，是否會因其具有海外經歷的優勢而明顯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對此，現有文獻鮮有涉獵。因此，本文考慮到創業板的高估值“光環是吸引一批海外IPO公司回歸的主要原因，選擇創業板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系統地考察海歸高管是否顯著降低了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包括應計與真實盈余管理，同時，本文進一步關

3、注了海歸高管建立政治關系對其治理盈余管理作用的影響。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海歸高管的優勢主要表達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由于海歸高管更容易接觸和參與海外機構的運營形式，因此可以獲取更為先進的管理經歷，極大進步公司的業績表現和效率1-5；其次，海歸高管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程度，這不僅由于他們具備豐富的海外專業經歷，還因為他們與外鄉的聯絡local ties較弱，不易受到政治關系的裹挾，因此可以更專注于為公司創造利潤2；第三，隨著海歸董事的加盟，公司盈利狀況更加透明，并且可以啟用更為專業的審計機構，同時，公司經理人也更加自愿披露公司信息，從而提升了公司信息透明度6；第四，海歸高管因

4、其海外經歷和海外關系更易促成現任職公司與他們海外經歷所在國家的公司之間的并購和融資2；最后，具有技術專業背景的海歸高管，更能促進企業進展創新投入，進步了企業創新效率7，8，并在一定程度上進步了資產收益率9。從海歸高管自身來看，由于其較為熟悉海外組織機構運作，海外經歷使得其通過學習或工作獲取了先進的公司管理經歷，這些都有助于他們催促企業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標準公司治理，促進信息透明度的提升；此外，現有的研究證據也說明，海歸高管可以更有效執行董事會的監視職能和改善公司治理程度，降低應計盈余管理程度，這不僅由于他們具備豐富的海外專業經歷，還因為他們不易受政治關系干擾可以更專注于為公司創造利潤2。可見

5、，他們的海外經歷帶來的經營理念、管理才能等將直接對盈余管理產生影響。從盈余管理的動機來看，我國政府相關部門對IPO、配股、退市等制度的安排，都以會計盈余數據為根據，加之我國市場投資者總體對財務報表信息含量的識別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上市公司通過盈余管理到達有關政策的要求或逃避監管。而有海外經歷的高管能在進展公司決策時更好地運用在國外累積的專業知識及技能，通過促進并購、融資及創新等行為進步公司業績，降低了公司盈余管理的動機和需求。因此，可以預見，公司聘用海歸高管后，在緩解盈余管理程度上，將發揮正向作用，鑒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假設1：海歸高管會降低企業盈余管理程度。雖然總體上來看，海歸高管缺乏

6、建立政治關系的時機，與外鄉高管相比，政治背景較弱，但并不意味著海歸高管沒有建立政治關系的動機，這點從本文的樣本中也得到了佐證，事實上，局部海歸高管有現任或曾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的經歷。作為一種重要的關系，政治關系在我國企業的經營中往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是因為，我國目前轉型經濟的背景，為企業經營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如政治、行政管理的不確定性等10，常常給企業經營帶來不可預見的風險。為了降低這種風險，企業能否采取一定的政治戰略處理與政府的關系就顯得特別重要。但同時，經歷證據說明，政治背景作為高管的社會資源，對公司的內部治理效率將會產生影響11，高管具有政治關系會對公司治理產生消極作用，將會削弱

7、公司治理安排的有效性，導致會計信息質量也較差12。從實證結果來看，具有政治關聯企業在正向和負向盈余管理程度上均要高于非政治關聯企業13。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假設2：海歸高管對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會因政治關系的建立而減弱。三、研究設計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選擇20222022年間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上市的公司為初始研究樣本，進展了以下挑選：1剔除了未能成功上市的蘇州恒久300060和暫緩上市的奧賽康300361；2剔除了行業內樣本公司數較少而無法使用盈余管理模型的公司；3剔除海歸高管背景信息、其他變量信息未能完全獲取的公司，最后獲得了1034個企業年份觀測值。所需高管海歸背景、政治關系

8、等相關信息主要通過國泰安數據庫CSMAR公司治理構造版塊提供的創業板公司高管信息獲得，同時，還通過查閱企業官方網站、新浪財經、巨潮資訊等主要新聞信息渠道補充印證。高管以年報中披露的高管為準，包括董事、監事、總經理、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董事會秘書。其他財務信息來源于CSMAR數據庫。二變量定義與說明1.盈余管理的度量以往的研究說明，基于行業分類的截面修正Jones模型在應計盈余管理的識別和操控性應計利潤的估計方面表現更佳14，而基于我國企業的研究也大多采用上述模型15，16，因此本文利用此模型估計企業可操縱性應計利潤Da來度量應計盈余管理程度。 對于真實盈余管理程度的度量，采用Roychowd

9、hury2022提出的方法，將真實盈余管理手段分為銷售操控、消費操控和費用操控17，分別用當年異常經營性現金流R_Cfo、消費本錢R_Prod與酌量性費R_Disexp來表示。考慮到企業可能同時存在這三種真實盈余管理手段，且可能存在抵消效應，真實盈余管理的綜合指標Rm構建如下：Rmt=R_Prodt-R_Cfot-R_Disexpt1參考Badertscher2022、袁知柱等2022的度量方法18，19，用二者之和來表示企業整體盈余管理程度Tem，即：Temt=Dat+Rmt=Dat+R_Prodt-R_Cfot-R_Disexpt22.海歸高管信息的度量Giannetti等2022、張信東

10、和吳靜2022使用海歸高管或董事人數占公司高管或董事總人數的比例來刻畫海歸高管在公司中的影響力2，8。本文認為，高管個體權利的影響力也應納入考慮。因此，從以下兩個維度來度量：1設置海歸高管占比變量Retp，以海歸高管人數占公司高管總人數的比例來量化；2設置啞變量Dongshi，假設公司董事長為海歸，那么取1，否那么為0。政治關系那么使用啞變量Poli度量，假設公司中至少有一名海歸高管現任或曾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行政官員，那么取1，否那么為0。3.其他控制變量借鑒已有研究2，15，16，本文的控制變量包括公司股權集中度Top10，用前10大股東的持股比例總和度量、資產周轉率Turnover，等

11、于營業收入與平均總資產的比值、成長性Growth，用營業收入增長度量、資產回報率Roa，等于凈利潤除以資產總額、公司規模Size，用企業總資產的對數度量、自由現金流FreeC，等于本年度自由現金流除以上年度資產總額、資產負債率Lev等其他影響盈余管理的因素。此外，參加了年份虛擬變量Year與行業虛擬變量Ind分別控制宏觀經濟和行業因素的影響。三模型設定借鑒相關文獻的變量設置2，15，16，首先建立模型3和4驗證海歸高管是否可以有效降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Em，假設1顯著小于0，那么支持假設1。從表1可以看出，Da與Rm的均值均大于0，說明平均而言，樣本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行為，特別是真實盈余管理的程

12、度要大于應計盈余管理，這印證了已有文?I的觀點。在當前，企業逐漸傾向于轉向施行真實盈余管理19，20，22，同時，支持了本文將真實盈余管理納入研究范疇的必要性。Retp的均值為0.100，說明在樣本公司中，海歸高管的平均占比接近于10%，具有一定的影響力。Dongshi均值為0.109，說明海歸高管出任董事長的現象并非個案，約占10%。表2列示了樣本期內海歸高管的根本情況。在樣本期內，聘請海歸高管的公司數大幅上升，特別是2022-2022年，此類公司從29家驟升至107家。由于2022年11月-2022年12月創業板暫停IPO，2022年有海歸高管的公司數根本與2022年持平。從聘請海歸高管的

13、公司占整個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比重來看，五年根本處于74%左右，反映了創業板是海歸人才活潑的平臺，也佐證了本文選擇創業板公司來研究海歸高管問題具有代表性。此外，樣本公司海歸高管的人數從2022年的69人劇增到2022年的552人，平均來看，海歸高管占比為10%左右，說明海歸高管在樣本公司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從2022-2022年，有政治關系的海歸高管占比擬為穩定，根本處于20%左右，說明在樣本公司，有局部海歸高管成功地建立了政治關系。二回歸結果分析1.海歸高管與盈余管理表3與表4列示了海歸高管對盈余管理影響的實證結果。其中，表3中的解釋變量為海歸高管占本公司總高管的比例Retp，表4中的解釋變量為啞

14、變量Dongshi，假設公司董事長有海外背景那么取1，否那么為0。從表3中可以看到，海歸高管的占比Retp僅對真實盈余管理Rm、整體盈余管理程度Tem負向影響顯著，對于應計盈余管理Da那么無顯著性影響，這點也與Giannetti等20222的實證結果一致。海歸高管對于公司的影響力不僅受到其海外所獲取的專業經歷的影響2，也因其所處公司層級的上下不同而具有個體異質性，單純的比例衡量海歸高管的影響力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使用公司董事長是否有海歸背景的啞變量作為解釋變量，董事長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和重大事項的主要決策人，對于公司各項決策與經營活動的影響力不言而喻，基于此，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表4顯示，

15、相比外鄉董事長，當董事長是海歸時，無論是應計盈余管理程度Da、真實盈余管理程度Rm以及整體盈余管理程度Tem都有所降低，回歸系數分別為-0.279、-0.043、-0.207，且均在5%的程度上顯著，說明海歸董事長對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有顯著的抑制作用，進步了公司治理程度，證明了假設1。此外，控制變量中，企業資產周轉率Turnover、成長性Growth、資產回報率Roa、規模Size、自由現金流FreeC、杠桿Lev等這些指標均對盈余管理程度表現出不同程度的顯著影響。綜合表3和表4的實證結果，無論用哪種方式量化海歸高管的影響力，其對真實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均顯著，檢驗結果比擬穩定，而對應計盈余管理

16、回歸結果的顯著性那么會受到度量方式的影響，實證說服力較弱。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如前文所述，隨著監管力度的加強，應計盈余管理本錢逐漸升高，企業逐漸轉向施行真實盈余管理；另一方面，由于兩種盈余管理方式給企業帶來的后果不同，應計盈余管理只改變各期盈余的分配，而真實盈余管理是對實際經營活動的調節，可能導致企業偏離最優的經營活動，更加損害投資者的長遠利益。海歸高管作為管理層這一群體中的精英人員，既擁有管理層專屬的信息優勢，又擁有更為先進的管理理念，應該有更強的意愿和才能使得企業的經營活動處于最優的經營規劃之中，因此，相較于應計盈余管理，海歸高管對企業真實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表現得更顯著。 2.海歸高管、

17、政治關系與盈余管理由于在我國特殊的體制和背景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對稀缺資源的控制仍較為明顯，企業高管普遍有動機主動建立或保持政治關系，那么，海歸高管對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是否會因政治關系的建立而減弱？本文引入海歸高管與政治關系的穿插項來進展檢驗，回歸結果如下表5、表6所示。其中，表5中穿插變量為RetpPoli，即海歸高管占比與政治關系的穿插項，表6中的穿插變量為DongshiPoli，即董事長是否為海歸與政治關系的穿插項。如表5所示，參加政治關系Poli后，穿插項RetpPoli對于應計盈余管理程度Da、真實盈余管理程度Rm及整體盈余管理程度Tem的系數均為正，且前兩項在1%的程度上顯著，后

18、一項那么在10%的程度上顯著。表6的結論與表5類似，當海歸高管采用虛擬變量度量時，對于三類盈余管理程度，穿插項DongshiPoli的系數均為正，且分別在10%、10%及5%的程度上顯著影響這三項盈余管理的程度。總體上來看，表5和表6說明，當海歸高管具有政治關系時，其對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會顯著被減弱，這反映了當建立了政治關系時，海歸高管在盈余管理方面與外鄉高管有類似的表現。實證結果驗證了假設2。三穩健性檢驗為了檢驗結果的可靠性，進展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穩健性檢驗：1為了緩解內生性問題，將解釋變量滯后1期重新進展檢驗；2借鑒Kothari等2022所提出的業績匹配Jones模型估計操控性應計利潤Da

19、1并代入模型中進展檢驗23；3采用Cohen和Zarowin2022構建的另外兩個度量真實盈余管理的綜合指標Rm1和Rm2Rm1=R_Prod-R_Disexp，Rm2=-R_Cfo-R_ Disexp進展檢驗24。回歸結果分別如表7-9所示，實證結果沒有顯著差異，本文的主要結論仍然成立。五、結論本文以海歸高管這一特殊群體為研究對象，以海歸高管聚集的創業板公司為研究樣本，深化討論海歸高管對于公司盈余管理是否有積極的治理作用，得到了支持性的結論。在此根底上，通過引入海歸高管與政治關系的穿插項，研究發現：當海歸高管具有政治關系時，其對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會顯著被減弱，這反映了海歸高管在一定程度上也會

20、“入鄉隨俗，在盈余管理方面，與外鄉高管有類似的表現。本文的研究?Y論有助于深化對盈余管理行為治理的理解，有助于政府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方案的施行和海外高管層次人才作用的發揮。注釋：出于簡潔，此處僅報告針對企業整體盈余管理程度的檢驗結果，針對應計盈余管理、真實盈余管理程度的檢驗結果與前文類似，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參考文獻：1 Duan T H， Hou W H. Returnee CEOS： blessing or curse？EB/OL. Working Paper， ：/ssrn/abstract=2640604， 2022.2 Giannetti M， Liao G M， Yu X Y.

21、 The brain gain of corporate boards： evidence from China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22， 704： 1629-1682.3 Li H， Zhang Y， Li Y， Zhou L A. Returnees versus locals： who perform better in Chinas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22， 63： 257-272.4 Filatotchev I， Liu X，

22、Lu J，et al. Knowledge spillovers through human mobility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evidence from zhongguancun science park in ChinaJ. Research Policy， 2022， 403： 453-462.5 周磊， 張麗華， 王歡.董事長海外教育背景與公司凈資產收益率的關系及上市周期的中介作用J. 經濟經緯， 2022， 326： 149-154.6 Liao G M， Ma M， Yu X Y. Transporting transparency： direct

23、or foreign experience and corporat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EB/OL. s：/ssrn/abstract=2803195， 2022-07-01.7 Liu X， Lu J， Filatotchev I， et al. Returnee entrepreneurs，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innovation in high-tech firms in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2， 417： 118

24、3-1197.8 張信東， 吳靜. 海歸高管能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嗎？J.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 2022， 371： 115-128.9 劉鳳朝， 默佳鑫， 馬榮康. 高管團隊海外背景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J. 管理評論， 2022， 297： 135-147. 10Guthrie D. Between markets and politics：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to reform in China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 1025， 1258-1304.11王錕， 李偉. 高管政治背景對其離任業績敏感性

25、的影響J. 南開管理評論， 2022， 156： 104-110.12劉永澤， 張多蕾， 唐大鵬.市場化程度、政治關聯與盈余管理基于深圳中小板民營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 審計與經濟研究， 2022 2： 49-58.13蔡吉甫. 政治關聯、盈余管理與審計師選擇J. 當代財經， 2022 11：118-128.14Dechow P M， Sloan R G， Sweeney A M.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5， 722： 193-225.15?x柳芳， 朱榮， 何苦. 退市制度對創業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基于應計與真實盈余管理的分析J. 審計研究， 20221： 95-102.16李增福， 周婷. 規模、控制人性質與盈余管理J. 南開管理評論， 2022， 166： 81-94.17Roychowdhury S.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