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四二一”家庭微觀仿真模型在生育政策研究中的應用(下)         3 仿真結果與分析國際國內高度評價我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30多年以來取得的巨大效益，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此同時，一些國際國內的研究也指出了現行生育政策長期執行所引發的一些負面效應(鄔滄萍、杜鵬，2007)，從宏觀角度看，主要體現為人口老齡化問題。未來生育政策究竟往哪里去，是不是可以象某些專家所倡議的那樣盡快實施“二孩”生育政策?要回答這個問題，關鍵在于如何統籌考慮人口數量與結構，以及實行“

2、二孩”生育政策可能導致的問題。下面根據“四二一”家庭微觀仿真結果，具體分析3種不同政策條件下我國未來的人口數量與結構變動情況。3.1 人口數量及出生堆積問題生育政策直接決定未來生育水平的高低，并進而決定未來人口數量變動情況。正如多數專家正確地指出，生育政策不能過寬，但也不是越嚴越好；生育水平不能太高，但也不是越低越好；生育政策過寬、生育水平過高，或生育政策過嚴、生育水平過低，均不利于人口與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也就是說，生育政策的寬嚴必須適度，從而使未來人口增長保持在一個合適的規模上。與宏觀仿真相比，微觀仿真能夠便捷、直接地測算出每一年度的總和生育率。當然，本研究所微觀仿真模型測算的總和生育率，

3、可能與實際情況存在一定的偏差。一方面，我們所使用的起點數據低估了基年的獨生子女數量(當然，1970年代出生的獨生子女數量并不多)，因此，有可能使我們測算的總和生育率低于實際水平。另一方面，本模型沒有考慮人口城鎮化和人口非農化進程以及城鄉人口通婚等因素，從而使得計算的“雙獨”、“單獨”婚姻比例可能高于實際水平。這些方面作用方向相反、相互抵消，可以大致認為，本模型給出的總和生育率預測值能夠基本反映未來發展的情況。表3顯示：(1)“雙獨”生育政策條件下，未來婦女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在波動中略有增加，但變動幅度很小。2011年比2005年上升0.09，達到1.93；20332037年間達到峰值2.01，比

4、2005年提高0.17；2050年降至2.0以下。(2)在2011年實行“單獨”生育政策的條件下，未來婦女的總和生育率水平的變動趨勢與“雙獨”生育政策相同，但上升幅度較大。2011年比2005年上升0.17，達到2.02；20332034年間達到峰值2.11，比2005年提高0.26；2050年，降至2.0以下。(3)在2011年實行“二孩”生育政策的條件下，未來婦女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將顯著上升。2011年達3.50，比2005年高1.66；到本世紀中葉，始終在2.2以上。作為占世界15人類的發展中國家，人口總量調控是我國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資源占有量少、生態環境容量相對不足

5、仍然是我國的基本國情，人口數量過多與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矛盾十分尖銳。世界自然基金會(2006)的研究顯示，人類的生態足跡已經超過地球生態承載力，中國生態足跡是本國生態承載力的201%，人均生態赤字比全球平均水平高1倍。隨著人口總量增長、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我國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的矛盾將更趨突出。仿真結果表明(見圖2)：在“雙獨”生育政策條件下，全國總人口將于2020年達144304萬人，于2034年達峰值146448萬人，2050年下降至142378萬人；在“單獨”生育政策條件下，總人口將于2020年達145261萬人，于2039年達峰值148856萬人，2050年

6、下降至145998萬人；在“二孩”生育政策條件下，總人口將于2020年達152410萬人，于2038年前后突破16億人，此后繼續保持增長態勢，2050年達16.4億人。進入21世紀，中央做出了兩個關于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決定，國務院還組織進行了多領域、跨學科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都對人口總量調控提出了明確的戰略目標。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2007)明確，2020年全國人口總量要控制在14.5億左右；本世紀中葉，人口峰值控制在15億左右，之后人口總量緩慢下降。在國家人口發展戰略成果基礎上制訂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中發200622號)，也提出了

7、相同的人口控制目標。因此，從經濟社會發展對人口數量控制的要求上看，完全保持現行生育政策不變，或對其進行適時微調、實施“單獨”政策，那么將不會突破人口發展戰略目標；而全面放開“二孩”生育則需要非常謹慎。需要強調指出，本研究假定政策允許生育二孩但自愿放棄生育的夫婦所占比例很低。當有確切證據表明在“二孩”生育政策條件下相當一部分(30%左右或以上)政策內二孩生育的夫婦將放棄生育時，實施“二孩”生育政策才不會導致人口過快過多增長。對二孩生育條件的任何放寬，都會導致短期內出生人數的增加，從而誘發出生堆積現象。據我們仿真(見圖3)，如果從2011年全面放開“二孩”生育，那么當年出生人數將比生育政策不變的情

8、況增加1700多萬人，達到3700多萬人，20112020年期間平均出生2800多萬人，如此劇烈的出生堆積是經濟社會發展所難以承受的。這些分析再次表明，實施“二孩”生育政策需要異常謹慎。3.2 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供給問題生育水平下降必然影響到人口年齡結構和未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進而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蔡防(2007)的研究表明，迅速發生和較早來臨的人口轉變，導致從高少兒撫養比階段向高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階段的轉變發生較快，并通過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潛在的額外的增長源泉所謂“人口紅利”。19822000年，人口撫養比下降了20.1%，推動增長速度上升2.3%，同期人均GD

9、P增長速度在8.6%左右，人口撫養比下降的貢獻為26.8%。但是，再過十幾年，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人口老齡化加速將給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雖然老齡化的人口結構并不必然阻礙經濟增長，但是這種變化畢竟意味著經濟增長可資利用的人口紅利，即經濟增長的一個額外優勢將逐漸弱化乃至最終消失”；“一旦生產率提高的增長源泉不能及時代替人口紅利源泉的話，則導致中國經濟過早喪失比較優勢”(蔡防，2006)。當前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年增長量已經開始下降，預計勞動年齡人口將于2011年前后達峰值9.3億人后總體趨于下降(見圖4)。有關研究表明(蔡防，200

10、6；Qiao，2006；鄔滄萍、杜鵬，2007)，未來我國還有其它一些人口因素的變動，有利于彌補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減慢及負增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一是人口質量紅利。人口數量得到有效控制，有力地促進了人口素質的提高。我國的人口老齡化速度是發展中國家最快的，人口健康素質和受教育程度提高的速度也比日本、韓國在相同發展階段時要快得多。人力資本快速積累，不僅可以補償人口數量紅利的消失，而且可以為未來經濟增長提供持久的動力源泉。二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紅利。農村現有剩余勞動力1.52.0億人，通過加快人口城鎮化進程，將這部分人從生產率低下的農業部門釋放出來，將在很大程度上緩解全社會尤其是城鎮勞動力增速下降的問題

11、。三是政府可以通過適當提高退休年齡、促進婦女就業等多種政策措施，維持勞動力的充足供應。此外，我國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有龐大的勞動力大軍。在實行“雙獨”或“單獨”生育政策的前提下，至本世紀中葉，每年1500萬左右的出生人口數(見圖3)保證了我國勞動力數量的更替。據蔡防新近的研究(蔡防主編，2007)，當前“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并不是存量意義上的資源稟賦結構的變化，不會影響中國短期內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和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國際競爭力，但是，從現在起，就應該大力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戰略轉變，及早使經濟增長轉入依靠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的軌道上來。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人口老齡

12、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社會經濟基礎相對薄弱的條件下快速發生的。隨著人口高速度、大規模老化，家庭和社會的養老和醫療負擔十分沉重，現行養老保障體系面臨歷史性挑戰。必須抓住未來十幾年的人口紅利時期，基本建立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安全網，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減震器”，是改革、發展、穩定的客觀需要，也是穩定低生育水平以及迎接未來老齡化挑戰的迫切要求。同時應切實解決實行計劃生育家庭的養老保障問題，尤其要關注“四二一”家庭、廣義“四二一”家庭的養老問題。農村計劃生育老年夫婦是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因素導致的特殊困難群體，在養老方面面臨比非計劃生育家庭更大的風險，能否解

13、決這部分人的養老保障問題，直接關系到政府的誠信，關系到社會公平與正義。無論在城鎮還是在農村，對于數量并不龐大的“四二一”家庭和廣義“四二一”家庭，政府應對其養老問題給予特殊優惠政策。4 結論與探討人口再生產具有巨大的慣性，生育政策對未來人口自身發展以及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長期、深遠、多方面、規定性的巨大影響。由于社會保障體系很不健全、傳統生育觀念長期存在，全面放開“二孩”生育極有可能導致未來人口總量超出國家人口調控目標，并產生強烈的出生堆積問題。但是，生育水平也不是越低越好，生育政策并不是越緊越好。保持現行生育政策的總體穩定，是促進人口自身協調發展以及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

14、根本要求。為緩解人口快速老齡化以及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減慢和負增長對經濟長期增長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必須抓住今后十幾年人口數量紅利的最后機會，保持經濟又好又快增長，完善配置相關經濟社會配套政策，抓緊建立健全與人口老齡化進程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養老保障體系。此外，在不影響全國人口總量調控戰略目標的前提下，審慎實行“單獨”也是可以考慮的政策取向，但要進行全面、深入、充分的論證。近來有學者認為(孫艷穎，2006)，一個時期以來我國的出生率已經很低，持續現行生育政策會導致人口急劇下降，一發難以收拾，那時再來鼓勵生育率短期內不能奏效。因此，應防止在本世紀中葉進入“逆馬爾薩斯陷阱”。應該說這一擔心不無道

15、理，但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似乎也不必過于憂慮。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大多數婦女希望生2個孩子，不想生育的比例并未出現大幅增加，1990年代15個歐美國家3034歲婦女的平均期望子女數均在2個以上(Bongaarts，2002)，其中，澳大利亞最低(2.0個)，德國最高(2.5個)。22個OECD國家的經驗數據以及美國、意大利等的比較分析表明(Morgan，2003)，婦女的社會角色與家庭角色、就業行為與生育行為完全可以兼容起來，只要采取正確的公共政策，超低生育水平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建立的微觀仿真模型還存在一些問題，亟待改進完善。如：充分考慮人口非農化過程；詳細記錄和仿真離婚、再婚、復婚等婚姻史，放寬城鄉人口不通婚的假設條件；增設夫婦放棄政策內生育、獨生子女在擇偶時有意選擇或有意不選擇獨生子女、出生性別比隨時間變動等婚育意愿選項；考慮夫婦結婚當年即生育、雙胞胎或多胞胎、非婚生育、抱養、寄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