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論廢棄產品的負外部性與生產者責任的延伸    關鍵詞：外部性理論；內部化；延伸生產者責任；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08XFX020)。本課題研究獲重慶大學青年骨干教師創新能力培育基金資助。 作者簡介：唐紹均(1974)，男，重慶潼南人，重慶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工商管理在研博士后，主要從事經濟法學的教學與研究。一、廢棄產品問題及其生產負外部性 (一)廢棄產品問題 廢棄產品，顧名思義，就是指處于產品生命周期的廢棄處置階段(即消費后階段)被消費者所廢棄的產品。廢棄產品問題，就是指產品在消費后階段被消費者廢棄所引發或可能引發的

2、資源浪費與環境污染問題。(唐紹均，2008) 廢棄產品問題不僅包括現實的廢棄產品資源浪費與環境危害問題，也包括潛在的資源浪費與環境危害問題。因為只要地球上有廢棄產品存在，且沒有被相應主體回收、處置與循環利用，廢棄產品問題就有可能產生，有的可能是現實的廢棄產品資源浪費與環境損害問題，有的則可能是潛在的廢棄產品資源浪費與環境損害問題。由于“廢棄產品不是垃圾，而是循環資源物”，所以只要廢棄產品沒有被相應主體回收與循環利用，就有可能產生廢棄產品的資源浪費問題。具體而言，廢棄產品的資源浪費問題主要體現為：第一，拓荒者或個體戶無序回收、私自拆解廢棄產品所造成的資源浪費；第二，廢棄產品被丟棄到垃圾中被粉碎填

3、埋或者焚燒處理所造成的資源浪費；第三，廢棄產品被粉碎填埋所造成的國土資源浪費。另外，廢棄產品的環境危害問題主要體現為：第一，廢棄產品中的有害物質轉入大氣、水體與土壤，參與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所導致的環境污染；第二，拾荒者或個體戶無序回收、私自拆解廢棄產品所造成的二次污染；第三，廢棄產品被丟棄到垃圾中被粉碎填埋或者焚燒處理所造成的環境污染。由于廢棄產品在體積、結構、成分等方面存在極大的差別，所以在消費后階段所引發或可能引發的廢棄產品資源浪費與環境危害問題嚴重程度迥然不同，譬如一粒廢棄紐扣電池泄漏之后就可污染60萬升水(相當于一個人一生的飲水量)，而一粒廢棄紐扣絕不可能引發如此嚴重的廢棄產品資源浪費

4、與環境危害問題。(唐紹均，2008) (二)廢棄產品問題的生產負外部性 按照認定外部性是否存在的“兩條件說”(俞海山等，2005)，我們不難發現，廢棄產品問題實際上是一種環境負外部性問題。第一，生產者生產了承載一定量資源以及具有潛在致污能力的產品，產品在消費后階段引發資源浪費與環境污染問題，直接給他人或社會造成消極影響，引起他人效用降低或成本增加；第二，給他人或社會造成直接影響的生產者沒有給予(他人或社會)相應補償，即“國家承擔，公眾分攤，生產者不管”(李艷萍，2005)的廢棄產品責任分攤狀態。從產品生命周期的角度看，產品從原材料的提取到生產、銷售、使用以及使用后處置的整個生命周期都會對環境產

5、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廢棄產品問題是產品在消費后階段被消費者廢棄所引發或可能引發的資源浪費與環境污染問題，直接源于產品承載了大量的資源以及具有潛在的致污能力。 眾所周知，消費者消費產品的行為實質上就是一種獲得產品使用價值的行為，產品消費過程一般很少增加產品本身的資源承載量與產品本身的潛在致污能力；消費者的隨意丟棄行為一般既不會增加產品本身的資源承載量，也不會增加產品本身的潛在致污能力，只有少部分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與隨意丟棄行為可能對環境造成影響?？梢姡瑥U棄產品問題的產生主要源于生產者的產品生產行為使得產品承載了大量的資源以及具有潛在的致污能力，只有少部分源于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與隨意丟棄行為。 生產者的

6、生產行為，既可能產生廢水、廢氣、廢渣等物質，同時也產生具有潛在致污能力的產品；既可能向環境排放廢水、廢氣、廢渣等物質，也向市場投放具有潛在致污能力的產品。排放到環境中的廢水、廢氣、廢渣等物質可能馬上對環境造成影響，產生生產負外部性，而投放到市場的具有潛在致污能力的產品往往還需經過儲運、消費等環節，直到被廢棄后才會被排放到環境中對環境造成影響，產生生產負外部性。 實際上，絕大多數產品都具有潛在致污能力。投放于市場的大量產品，既是產品使用價值的載體，也是具有潛在致污能力的資源載體，它們將潛在的有害物質帶離工廠流向千家萬戶，而這些以產品為載體的有害物質絕大多數會隨著產品的使用和處置散布到環境之中，所

7、以，產品本身就可能是一種污染源。由此，產品既是生產過程中資源、能源消耗以及廢水、廢氣、廢渣等物質污染排放的原因，也是產品中承載的大量潛在的有害物質污染環境的原因。盡管因廢水、廢氣、廢渣等物質所產生的生產負外部性一般早于因廢棄產品所引發的生產負外部性，但我們不能就此否認因廢棄產品所產生的負外部性不是生產負外部性，而誤認為它是消費負外部性。        當然，除了生產負外部性之外，因廢棄產品所產生的負外部性也可能還包含了部分消費負外部性。這種消費負外部性既包括了因消費者的隨意丟棄行為所引發的消費負外部性，也包括了因消

8、費者的消費行為增加了產品的資源承載量與潛在致污能力所引發的消費負外部性。實際上，隨意丟棄行為所引發的消費負外部性主要表現為有損環境美觀、影響市容市貌，危害一般不大，而因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增加了產品的資源承載量與潛在致污能力所引發的消費負外部性一般比較少見。而生產者所生產的絕大多數產品既承載了大量的資源，也具有潛在的致污能力，在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不增加產品的資源承載量與潛在致污能力的情況下，產品的資源承載量與潛在致污能力一般可以維持到廢棄處置階段，所以，這種因廢棄產品引發的環境負外部性當然應主要源于生產者的產品生產行為，大多屬于生產負外部性。因廢棄產品引發的環境負外部性，小部分屬于消費負外部性，大部

9、分則屬于生產負外部性，所以，歐盟在WEEE指令里曾明確指出：“首要的污染者不是消費者，而是制造商”。 二、廢棄產品負外部性的內部化與生產者的延伸責任 由于利潤最大化動機的驅使，生產者以生產更多的產品、獲得更大的利潤為生產目的。為達到這一目的，生產者 一般不會對其生產的處于廢棄處置階段的產品進行處理，因為對廢棄產品進行處理必然需要耗費一定的人力、物力與財力，這些人力、物力與財力的耗費也將成為生產者成本的一部分，即成為私人成本。但生產者對其廢棄產品棄置不管，大量被棄置于環境的廢棄產品則可能造成資源的浪費與環境的污染，進而造成經濟損失(各類損失均可轉化成經濟損失)，我們姑且把這一損失視為社會成本。這

10、樣，生產者“節約”了自身處理廢棄產品的私人成本，而使全社會(包括社會公眾、發展中國家甚至后代人)為之付出了社會成本，即私人成本被社會化了。需要指出的是，私人成本社會化只是從成本的承擔者而言的，而并不表示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相等。一般來說，由于環境問題引起的社會成本要遠遠大于私人成本。因廢棄產品所產生的生產負外部性，實質上也就是生產者的廢棄產品環境成本由社會來承擔，即私人成本社會化，以至于生產者的個體成本低于社會成本，個體收益卻高于社會收益，所以是一種負外部性。 依據外部性理論分析，生產負外部性的產生源于“市場調節的結果不再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即我們常說的“市場失靈”。那么，我們進一步追問，市場

11、又為何會失靈呢?按照科斯的分析，市場失靈的根源在于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衡量尺度的不確定性以及消費選擇的非自由性等特征，其產權界定得不完全或根本沒有界定。由于與廢棄產品問題相關的公共物品就是環境資源，可見與廢棄產品問題相關的市場失靈就源于環境資源作為公共物品的產權界定得不完全或根本沒有界定。所以，按照外部性相關理論，我們基本可以把廢棄產品問題的產生歸納為：環境資源是公共物品一產權界定得不完全或根本沒有界定一導致市場失靈一產生生產負外部性一引發廢棄產品問題。 生產者把自身的盈利建立在他人受損的基礎之上，所形成的這種負外部性明顯體現了生產者的不道德行為，這種不道德行為還可能間接壓抑個體的

12、積極性和創造性，但“企業經營行為的非道德性并非源于邪惡的目的，其根本原因只不過是經營者為了獲取收益而忽視了其行為可能造成的種種后果”(王銳生，1999)，所以，需要有外部的機制或力量介入生產者的經濟活動，努力使其負外部性內部化，實現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 綜合而言，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們認為外部性內部化的實現方法大致有兩種：第一，以庇古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所主張的國家干預方法(譬如行政管制、征稅、補貼)；第二，以科斯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所主張的合理界定產權，分析交易成本，依靠市場的方法。具體而言，廢棄產品的生產負外部性內部化，實際上就是要求生產者為其生產行為所造成的環境污染或環境污染危險在產品廢

13、棄處置階段負擔責任。 在傳統的法學理論中，生產者的責任在產品生命周期內主要集中于產品的制造與使用階段，在內容上則主要是指生產者的產品質量責任與環境污染防治責任。對于產品在其生命周期內生產者所需承擔的“責任”的概念用語，一般電都是按照其內容來進行命名，譬如“環境保護責任”、“污染防治責任”、“產品質量責任”。而延伸責任卻是從責任在產品生命周期內新增角度命名，意在指明此項責任是生產者在其產品生命周期內所需承擔的責任的一種“自然延伸”。如果我們把產品的生命周期分為上游(產品的原料獲取與產品設計階段)、中游(產品的制造與使用階段)與下游(產品的廢棄處置階段)三個階段，那么“環境保護責任”、“污染防治責

14、任”與“產品質量責任”則多是指生產者在產品生命周期的中游階段所承擔的責任，而延伸責任則是指生產者在其產品生命周期內的上游與下游階段所需承擔的責任，意在指明生產者所需承擔的責任向產品生命周期內的上游與下游階段進行了“自然延伸”。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突破了傳統法學理論的生產者僅僅承擔“污染防治責任”與“產品質量責任”的框架，它通過延伸生產者的責任，將生產者在產品生命周期各個階段所需承擔的責任有機地統一在一起。(唐紹均，2008)        可見，延伸責任實質上就是生產者的新增義務，生產者承擔延伸責任有助于中央或地方政

15、府責任的減少，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并真正體現污染者負擔原則。延伸責任作為生產者從無到有的一項延伸義務，是生產者環境保護義務的新增，并將內化為生產者的生產成本。 三、廢棄產品負外部性的政府管制與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 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費用為零的情況下，解決外部性問題不需要“庇古稅”；在交易費用不為零的情況下，解決外部性問題的手段要根據成本收益的總體比較，也許庇古方法是有效的，也許科斯方法是有效的。(俞海山等，2005)由于交易費用為零的含義不僅僅是指沒有財務意義上的費用，還包括沒有交易障礙，雖然在理論上可以將所有的障礙都費用化，但許多交易上存在的困難并不是完全可以費用化的，譬如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對稱

16、，交易的不確定性以及“搭便車”問題等等，所以，交易費用為零這一假設除少數場合之外在普遍的意義上是不現實的。斯蒂格利茨在其1997版經濟學一書中甚至認為“交易費用為零的社會如同沒有摩擦力的世界一樣是不存在的”。(世界發展報告編寫組，2003)另外，“所有與環境有關的外部性都是公共物品型的”(珀曼等，2002)，要對很多公共資產界定私人產權卻是相當困難的，有的甚至幾乎不可能；而且交易成本的高低不僅可能取決于所涉及人員的數量，也可能取決于當事方是集中的團體還是分散的團體，“在通常情況下，當溢出效應影響到很大的、分散的團體的時候，交易成本可能會很高?！?世界發展報告編寫組，2003)。所以，要解決那些

17、私人產權界定困難、交易成本很高的外部性問題，單純依靠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恐怕難有作為，則必須依靠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即政府管制來進行干預與矯正。 由于不同的經濟學家在不同的框架下討論管制問題，學者們要對管制“尋求一個綜合性的定義的努力尚無結果”，“管制，尤其在美國，指的是政府為控制企業的價格、銷售和生產決策而采取的各種行動，政府公開宣布這些行動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視社會利益的私人決策”(史普博，1999)。管制，從普通意義上來講，是對別人的行為進行限制。政府管制，又稱公共管制，多體現的是一種政府與生產者的關系，就是政府運用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規范以及各種行政手段對生產者的行為進行限制。市

18、場缺陷和失靈都會導致生產或消費的無效率，從而產生政府治愈這些疾病的職能(薩繆爾森等，1992)，所以，政府管制大都應用于市場機制失靈的領域。 廢棄產品負外部性的產生就是因為外部性施與者的私人成本小于其行為的實際成本(原因在于部分成本被社會所承擔)，從而導致其外部性行為的過量。此時，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功能不能有效地運轉，迫切需要一種力量或機制來矯正外部性施與者的行為，使其決策依據回到包含負外部性在內的真實成本基礎上去。當市場機制不能有效地擔當此任時，政府的力量也許就不失為一種好的市場機制的替代物， 因此，政府對負外部性實施管制也就應運而生。以庇古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也認為，外部性的“外部”是相對

19、于市場體系而言的，是指那些被排除在市場機制之外的經濟活動的副產品或副作用，更準確地說，是在價格體系中未得到體現的那部分經濟活動的副產品或副作用；負外部性問題就源于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把大于個人成本的那部分社會成本轉嫁給了社會，而依靠市場機制自身又無法有效解決，則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對其進行干預和矯正。這種政府干預既可以通過政府制定與實施相關法律規范的方式進行，也可以通過經濟調節手段進行。 為盡量消除廢棄產品的負外部性導致的社會問題，政府往往可能會應用多種管制手段，有的為直接的管制手段，有的為間接管制手段。直接的管制手段體現為政府直接規定被管制者的行為或產生負外部性的水平，明令禁止某些生產經營活動或資源利用與排污，譬如制定標準、公布禁令、發放許可或是配額管制等，甚至對一些嚴重污染企業直接采取“關、停、并、轉”的強制措施。間接管制手段在某種程度上借助了市場的力量，一般不直接規定被管制者必須干什么或是禁止干什么，而是通過一定的政策工具改變被管制者進行決策時的外部條件、影響被管制者進行不同經濟行為的成本和收益來間接調節被管制者的行為，引導和促使被管制者根據自己獲益的大小自愿地、靈活地對各種法律手段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社會的行為反應，譬如收稅、收費、負外部性權利交易、押金返還制度等。 按照外部性理論分析，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實質上就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