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中的補償問題研究    摘要：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為各成員在遭受貿易損害時提供了三種解決方式：要求敗訴方終止違法行為、敗訴方自愿向申訴方提供補償、授權申訴方中止對敗訴方作出的關稅減讓承諾或其他義務。這些解決方式在實踐中已暴露出諸多問題：終止違法行為的裁定由于敗訴方的拒絕而無法執行。現行的補償制度和報復措施又無法讓一些申訴方得到及時、有效的救濟。當申訴方是發展中國家成員時，上述問題就顯得更加突出。如何通過完善爭端解決機制中的補償制度，最大限度地維護世貿組織各成員的權益，這是世貿組織各成員，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成員在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中需

2、要重視的問題。關鍵詞：爭端解決；補償；發展中國家中圖分類號：D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905x(2008)01011704一、引言補償(compensation)的本意是指一方因自己提供的服務而獲得對方給予的回報，包括薪金、股份、傭金、工作機會以及各種福利。司法意義上的補償意同賠償，是指因自己的行動使他人或集體受到損失而給予補償，通常的做法是照價賠償。爭端解決機制是世界貿易組織法律體系中最具有創新性的制度。烏拉圭回合談判各方在總結了關貿總協定四十多年來的運行經驗和教訓之后，對原有的爭端解決機制進行了較大的改進，因此，作為確保多邊貿易體制安全性和可預見性的核心因素，世貿組織現行的爭端解

3、決機制被一些人認為是“使發展中國家成員免于遭受發達國家成員壓力的強有力工具”。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自運行以來，已經受到了大多數成員的認可與好評。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利用多邊貿易機制來解決一些雙邊貿易糾紛，特別是與一些發達國家的貿易沖突，這是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最值得稱道的地方。然而，爭端解決機制在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同時，也暴露出許多問題。如何完善其中的補償制度，在爭端解決中給予發展中國家成員及時、有效的救濟就是需要人們仔細研究的問題之一。二、爭端解決機制中的補償規定爭端解決規則和程序的諒解協議(Understanding on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

4、e Settlement of Disputes，以下簡稱“DSU”)第3條第7款規定：“爭端雙方如果無法找到各自滿意的解決方案，爭端解決機制的第一個目標應該是確保撤銷被裁定不符合多邊貿易協議的有關措施，補償只是在無法撤銷這些措施的情況下作為臨時采用的手段而被適用，本協議提供的最后一種救濟方式是在爭端解決機構授權的前提下，在歧視性的基礎上，由申訴方對不執行裁定的成員撤回已經作出的關稅減讓承諾或其他義務。”鑒于此，世貿爭端解決機構解決貿易糾紛的方法通常有三種：要求被訴方終止違法行為、被訴方自愿向申訴方提供補償、授權申訴方中止對敗訴方作出的關稅減讓承諾或其他義務。世貿組織框架下的多邊貿易體制是由各

5、成員經過長期談判與協商，在各自允諾給予其他成員市場準入的條件基礎上形成的，這是一個各方利益平衡的結果，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特點。在最惠國待遇和非歧視待遇原則的基礎上，被訴方違背了原定的關稅減讓承諾或其他市場準入義務，受影響的不僅僅是申訴的一方，還有其他成員。反之，申訴方對被訴方的報復措施(通常也是中止關稅減讓承諾或其他市場準入義務)若不是在歧視性基礎上實施，受影響的也不局限于被訴一方。因此，被訴方終止其違法行為，使得各方的利益關系恢復到糾紛發生前的狀態，這是對多邊貿易體制破壞最小的解決辦法。然而，在很多情況下，被訴方出于多方面的考慮，往往不愿意或者無法及時終止被裁定違反世貿組織規定的行為。

6、因此，提供補償或選擇報復就成了一些成員的無奈之舉。 實施報復雖然在順序上排列在補償選擇之后，但是DSU第22條設定的“交叉報復”(cross-retaliation)機制方便了勝訴方的選擇，這使得報復措施在實踐中成為被許多世貿組織成員優先于補償措施考慮的解決手段。截至2007年4月，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受理的所有案件中，只有3起采用補償方法解決，其中兩起是以被訴方提供新的關稅減讓形式結案的，另外1起是雙方達成了金錢補償協議。補償制度鮮有人問津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還是與爭端解決機構的性質有關。司法判決中的補償標準是由法官決定的，與當事人的態度沒有直接聯系。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不是一個

7、獨立的司法機構，它只是總理事會下的一個專門機構。因此，任何涉及多邊貿易協議以外的安排，包括補償內容，都應該由世貿組織成員來決定。即使有關當事方決定的補償內容不符合最惠國待遇原則，除非別的成員對此提出異議，爭端解決機構也無權干涉。因此，補償的適用不是通過爭端解決機構的介入。而是取決于敗訴一方是否愿意補償和申訴一方能否得到及時、有效的補償。相對于關貿總協定的爭端解決機制而言，現行的補償制度是一項新的規定。DSU涉及補償的條款主要是第3條第7款和第22條第1款。但是，這兩個條款除了明確補償是一種自愿行為之外，沒有更多的規定。從理論上講，被訴方可以向申訴方提供任何形式的補償，包括金錢補償或者提供新的關

8、稅減讓承諾或市場準入條件，以保持彼此之間貿易利益總體上的平衡。與國際和國內司法實踐中的補償相比，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中的補償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補償不溯及既往，而是具有前瞻性特點，即對被訴方以前違反世貿組織協議而導致申訴方損失的行為不予追究，被訴方僅承諾對以后的類似行為負責。第二，補償并沒有終止被訴方的違法行為。第三，補償的形式沒有明確規定。三、補償制度的缺陷分析(一)補償方法有限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具有不溯及既往的特點，這種機制最主要的作用不是為申訴方的損失提供相應補償，更主要的是對世貿組織成員起到一種警示作用，這與世貿組織的機構特征不無關系。與關貿總協定相比，世貿組織稱得上是一個以規則為

9、導向的國際組織，各成員必須以承諾“一攬子”協議的形式加入該組織，特別是爭端解決機構所作的裁決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這些都凸顯了世貿組織法制化的特征。然而，與大多數國際組織一樣，世貿組織也是建立在各成員彼此信賴的基礎之上的，涉及多邊貿易體制的任何決定都必須先經過各成員的協商，只有在“協商一致”無法實現的情況下，世貿組織才會采用相應的表決機制。因此。保持各成員之間的和諧關系是包括世貿組織在內的所有國際組織的基礎所在，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為什么世貿組織的補償不同于司法實踐中的“照價賠償”，更不具有懲罰性的特征。從爭端解決的實踐來看，補償的形式主要是由被訴方承諾在其他領域降低關稅或市場準入條件，而且這種承

10、諾只是臨時性的。因此，當爭議涉及發展中國家成員時，現有的補償制度就顯得蒼白無力了。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是按照發達國家的模式發展而來的，特別是借鑒了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中的爭端解決機制。DSU規定的三種解決爭端方式，包括“交叉報復”機制，都比較適合解決貿易大國之間的糾紛，因為大國之間的利益平衡是建立在不同領域的優勢互補基礎之上的。許多弱小的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基礎脆弱，貿易品種單一，根本沒有那么多貿易領域或貿易產品可供其作為補償或報復的對象。對于這些國家而言，一旦某種或某些產品出口受阻，就意味整個國民經濟都受到嚴重影響。在香蕉案中，申訴方之一的尼加拉瓜針對歐共體的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其他領域所采取的

11、任何報復措施，即使從貿易統計角度看可以與其所受的損失大致相抵，但也無法彌補其作為國內支柱產業的香蕉業所遭受的實際損失。尼加拉瓜在這一案件中可以采取的任何補救措施，從本質上講，僅僅是一種精神上的寬慰或者是一種期待的利益而已。人們從香蕉案中至少可以得出這樣一點啟示，許多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不選擇補償作為解決貿易爭端的方式，主要是面對被訴方提供的有限的幾種補償形式，它們實在找不到可以彌補其實際損失的途徑。(二)補償難以落到實處世貿組織的補償制度之所以在實踐中難以奏效，除了被訴方提供的補償方式有限外，補償措施容易與多邊貿易體制相沖突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DSU第22條第2款規定，被訴方如果沒有在合理的期

12、限內完全履行爭端解決機構的建議和裁定，應申訴方請求，雙方必須就可以接受的補償方式進行談判。如果被訴方最終只愿意向申訴方提供新的關稅減讓承諾或其他市場準入條件，申訴方未必能夠從這些補償中得到真正的救濟，因為DSU第3條第7款對被訴方如何向申訴方降低其他領域的關稅或市場準入條件規定得并不明確。如果被訴方單方面向申訴方提供這些補償，那么，被訴方對于其他世貿組織成員而言則是違背了最惠國待遇的義務；如果補償措施是在最惠國待遇基礎上實施的，那么，這些新的減讓承諾就不只是針對申訴方，而是針對所有世貿組織成員。世貿組織各成員的自然條件和經濟水平千差萬別。在香蕉案中，中美洲小國厄瓜多爾即使接受了歐共體的補償方案

13、，也無法彌補其遭受的實際損失。歐共體當時的貨物貿易占世界貨物貿易額的20，服務貿易占世界服務貿易額的25，國民生產總值達到79960億美元，人均國民收入達到22500美元。相比之下，厄瓜多爾的貿易額只占世界貿易額的0.1，服務貿易更是微不足道，國民生產總值近200億美元，人均國民收入也只有1600美元。在這種實力懸殊的對抗中，歐共體在其他產品或貿易領域對厄瓜多爾作出適當讓步易如反掌，而對厄瓜多爾而言，限制香蕉出口幾乎損及其經濟命脈，因為該國除了香蕉業以外，幾乎沒有別的產業。在厄瓜多爾與歐共體無法達成補償協議的情況下，經爭端解決機構授權，作為報復。厄瓜多爾最終在知識產權領域撤銷原先對歐共體作出的

14、保護承諾，這是一種典型的“損人不利己”的做法。因為這樣做可能會讓厄瓜多爾少支出一些保護知識產權的費用，但是卻喪失了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因為沒有多少投資者愿意將資金投到一個盜版猖獗、不尊重知識產權的國家，何況歐共體在厄瓜多爾涉及知識產權方面的利益也是微不足道的。現行的補償制度由于沒有明確的時間規定，容易導致申訴方無法得到及時的補償以及補償的效果不確定。DSU第22條第2款規定，如果被訴方不終止其被裁定違法的行為，應申訴方的請求，被訴方應該在根據DSU第21條第3款確定的“合理期限”內與申訴方協商補償事宜。DSU第21條第3款規定的合理期限有三種：(1)有關方提出，并經過爭端解決機構同意的期限；(

15、2)爭端解決機構建議或裁定作出的45天內，由雙方協商確定的期限；(3)如果在爭端解決機構建議或裁定作出的90天內，雙方無法就合理期限達成一致意見，則交由仲裁決定。DSU第21條第3款(c)項規定，一般情況下，仲裁裁定的合理期限不得超過評審團或上訴機構建議或裁定作出以后的15個月。這種冗長的審理期限能否確保申訴方的損失得到及時補償，即使得到補償，補償能夠在多大范圍內彌補申訴方的實際損失，這些都是容易引起雙方爭議的問題，因為從現行的規定來看，補償是臨時性的，而不法行為卻是長期的。相對而言，DSU對于申訴方采取的報復措施期限規定得較為明確。第22條第8款規定，中止關稅減讓承諾或其他義務應該是暫時的，

16、到被裁定的違法行為被取消，或者有義務執行爭端解決機構建議或裁定的一方對申訴方的利益受損提出解決方案，或者雙方找到滿意的解決方案時為止。四、補償制度改革路徑研究在多哈發展議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的磋商中，世貿組織各成員就補償制度提出了各種修改意見。加拿大建議改進DSU第22條第2款和第6款有關爭端方援引補償和報復措施的時間安排，日本和歐共體也對第22條第2、6、8款分別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見。古巴、巴基斯坦、印度、洪都拉斯、津巴布韋等成員提出增加一個新的條款，規定當案件的申訴方為發展中國家成員，被訴方是發達國家成員時，允許發展中國家成員在同一個多邊貿易協議或不同的多邊

17、貿易之間選擇中止減讓關稅承諾，即選擇報復措施可以不受“交叉報復”的順序限制。最不發達國家成員也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見，它們認為當補償涉及最不發達國家成員(作為申訴方)時，如果作為補償措施的關稅減讓不帶有歧視性，而金錢補償又是可能的情況下，被訴方(發達國家成員)就不應該以關稅減讓的方式來進行補償，而改用金錢補償的方式。金錢補償的數額應該足以彌補申訴方的損失，包括現在的損失和將來可預見的損失，損失的計算應該從違約方違約行為發生的時候起算，即具有可追溯性，而不是從裁定作出時算起。就在各成員對補償問題進行熱烈討論的同時，許多學者也對該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雖然很多觀點目前仍然停留在理論探討層面，但是其中

18、的不少意見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有學者提出“集體報復權”和“可交換報復權”這兩種報復手段。前者是指當發展中國家成員作為受害方出現時，允許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員聯合起來對作為違約方的發達國家成員施加國際壓力，這樣可以避免經濟弱小國家無力訴諸世貿組織，以及即使進入爭端解決程序也不能在實質上獲得補償的不公平現象；后者是指在具體個案中，當發展中國家成員獲準對作為違約方的發達國家成員實施報復時，允許其將報復的權利出售給別的發達國家成員。但是，這兩種解決方案的可行性受到各方的質疑。在交換報復權時，一成員因為購買其他成員方的報復權而有可能使自己陷于貿易上的不利地位；報復措施是在特定成員之間以歧視性的方式實施的，如

19、果報復權利轉讓了，這種“歧視性”的基礎何在?還有學者建議引入強制性補償制度。如前所述，世貿組織提供的爭端解決方法有要求敗訴方終止違法行為、敗訴方自愿向申訴方提供補償和申訴方向敗訴方中止關稅減讓承諾或其他義務三種。從實際效果看，這些措施都不盡如人意。終止違法行為雖然結束了違法狀態，但是受害方的損失卻無法得到補償；現行的補償制度和報復措施也如上述分析的那樣，很難給予一些發展中國家成員及時、有效的補償。強制性補償制度的擁護者提出對違約的成員設置一種強制性的補償義務，以此來保證非違約成員在世貿組織框架下的利益得以重新平衡。歐盟前首席法律顧問艾倫·羅沙斯先生就主張通過仲裁來確定被訴方的補償義務

20、，具體而言，就是在仲裁員確定申訴方利益喪失和減損的程度之后，由被訴方根據仲裁決定提供相應補償，從而使爭端雙方的權利義務重新達到平衡。雖然，強制性補償與報復措施相比，對于申訴方而言具有更加直接、有效的補償效果，可以強制性地要求敗訴方提供相應的補償，但是，一些持反對意見的人認為，是否給予補償應該由各成員自主決定，這也是DSU第22條第1款明確規定的，如果要采用強制性補償制度，那就需要先修改DSU的相關規定。由于強制性補償方案仍然是限于關稅減讓等傳統的補償方式，它能否給申訴方境內受損企業及時和充分的救濟，這也是人們關注的一個問題。也有學者設想利用世貿組織其他機構來改進補償制度，以此將解決的方式延伸到

21、爭端解決機制之外的領域，例如，中止敗訴方在世貿組織享有的投票權、中止敗訴方把爭端訴諸世貿組織的權利。雖然上述建議看似很有吸引力，因為它們不會對各成員之間的市場準入條件構成威脅，但是在現實中還是很難實現。中止敗訴方的投票權，這不僅涉及修改世貿組織現行的投票機制和決策機制的問題，還容易導致其在多邊貿易體制中被邊緣化，這與世貿組織倡導的最大范圍內促進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精神相違背。通過對補償制度各種改革方案的比較，我們不難發現這些改革意見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敗訴一方，即如何使敗訴方重新遵守世貿組織的有關規則，如何對敗訴方施加必要的外在壓力，而對于最需要關注的，即在貿易中遭受損失的申訴方，卻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

22、。導致這種傾向的主要原因是世貿組織爭端解決的目的在于確保該組織的正常運作和維持各成員之間權利義務的平衡。然而對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成員而言，由于其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訴諸爭端解決機制的成本已經很高，如果世貿組織的補償制度還是無法幫助它們彌補實際損失，它們將貿易爭端訴諸世貿組織的熱情還能持續多久就令人懷疑了，而一旦失去廣大發展中國家成員的支持，世貿組織框架下的多邊貿易體制也將變得名存實亡。五、強制性金錢補償補償制度的有效補充(一)強制性金錢補償的特點世貿組織的首要任務是在現有的多邊貿易體制下，進一步推動世界貿易自由化。金錢補償的最大好處是不影響多邊貿易體制。通過金錢補償，被訴方一方面可以化解因

23、無法執行爭端解決機構的裁定而帶來的被動局面，另一方面也可以對申訴方提供及時的補償，彌補其相關產業的實際損失。然而，在世貿組織現有的補償制度下，是否愿意提供金錢補償，這取決于被訴方的態度。1999年，歐共體認為美國新修訂的版權法違背世貿組織TRIPS協議的有關規定，向世貿組織提起爭端解決請求。2000年，爭端解決機構最終裁定美國版權法的部分內容違背TRIPS協議的規定。美國與歐共體對這一裁定的內容沒有異議，但是對執行裁定的期限看法不一，于是雙方又將這一爭端提交世貿組織解決。美國由于其國內立法機構審批程序的規定，認為無法在仲裁裁決規定的期限內(15個月)執行爭端解決機構的裁定。經過雙方協商，美國同

24、意在修改版權法之前，每年向歐共體補償121.99萬歐元，這也是世貿組織爭端解決實踐中唯一的一起以金錢補償方式解決爭議的案件。然而，上述補償仍然是出于被訴方(美國)自愿，不同于筆者提出的“強制性補償”。強制性補償制度最大的特點是將被訴方提供金錢補償由權利變成了義務，即這種補償并非出于被訴方自愿。強制性金錢補償并沒有完全取代現有的補償制度，而只是作為一種補充。具體而言，自愿補償仍然是世貿組織補償制度的一項基本原則。在特定情況下，爭端解決機構可以引入強制性金錢補償制度。(二)強制性金錢補償制度的構想根據世貿組織現任總干事拉米2007年2月7日對世貿組織總理事會所作的報告，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為此，發展中國家成員應該聯合起來，求同存異，在多邊貿易談判中發揮集體的力量，力爭使爭端解決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