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關鍵字】出口退稅;委托代理;激勵約束機制【摘要】在出口退稅管理過程中存在著兩類委托代理關系:稅務機關與外貿企業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及中央政府與稅務機關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由于不對稱信息現象的存在使得出口退稅管理難以達到優化狀態。運用信息經濟學的方法,通過對出口退稅管理的行為主體間的委托代理關系分析,可以找到均衡條件下影響代理人最優努力水平的各項因素,從激勵約束機制設計角度探討如何改進現行出口退稅管理使其更好地發揮應有的作用。 Abstrac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relationship of agency by ag

2、reement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management of export rebate: the agency by agreement between tax authorities and foreign - trade enterprises, the agency by agreement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ax authorities. Due to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phenomenon, the management of export rebate cannot

3、be optimized. The author tries using the methods of information economy, find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optimal effort level of the agent through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of agency by agreement between the entities who participates in the management of export rebat. And then discusses how to

4、 improve the existing management of export rebate through the design of the stimulation and restriction system and exerts its better effect. Key words: export rebate; agency by agreement; stimulation and restriction system 一、出口退稅管理過程中的委托代理關系 經濟學中的委托-代理關系泛指任何一種涉及非對稱信息的交易,交易中有信息優勢的參與者稱為代理人,信息劣勢的參與者稱為委

5、托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矛盾通過委托-代理合同來解決。對于委托人來說,只有使代理人獲得效用最大化才可能獲得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然而要使代理人采取效用最大化的行動必須對代理人進行有效的激勵。這樣,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的利益協調問題就轉化為非對稱信息情況下的最優制度安排,即設計一個最優激勵與約束機制,促使代理人從自身利益出發選擇對委托人最有利的行為。 在出口退稅過程中,中央政府、稅務機關(指管理出口退稅的國家稅務機關)和外貿企業各有自己的優勢,由于彼此在出口退稅過程中的分工不同從而使委托代理關系的建立會帶來代理收益。而他們之間的信息是不對稱的,加之彼此的效用函數不同,所以又會由于道德風險而產生代理成本和

6、激勵問題,形成了出口退稅過程中的委托代理問題。 在稅務機關與外貿企業之間的矛盾中,稅務機關是委托人,外貿企業為代理人。稅務機關處于信息劣勢,它不了解外貿企業具體的退稅行為(騙稅或不騙稅),它希望外貿企業遵守與退稅相關的法規和制度,并且盡可能少地支出退稅款;而外貿企業則處于信息優勢,它希望少支出成本,并且盡可能多地獲取退稅款。因此,激勵問題就成為:稅務機關怎樣才能使出口企業在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實現退稅管理的目標。 在中央政府與稅務機關之間的矛盾中,中央政府為委托人,稅務機關為代理人。中央政府委托稅務機關實施退稅管理,包括進行退稅登記、退稅憑證辦理、退稅審核等,并為其提供一種特殊的權力(退稅

7、審核權)和收入來源(支付工資)等報酬。稅務機關享受這種特殊權力并領取國家提供的俸祿,并承擔退稅管理的責任。顯而易見,稅務機關了解國家的各項退稅制度,而國家不可能了解稅務機關內部每個退稅管理人員的收入、家庭狀況、工作能力等情況,由于雙方信息不對稱,在這種委托代理關系中存在著道德風險。主要表現為兩類行為:一是稅務機關的偷懶行為,即稅務機關退稅管理人員所付出的努力小于其獲得的報酬;二是機會主義行為,即稅務機關退稅管理人員為了增加其自身的利益而做出負方向努力的行為,如伙同出口企業共同騙取國家的退稅款。因此,激勵問題就成為:中央政府如何才能使稅務機關強化對出口退稅的管理,盡量減少騙稅行為發生的概率,充分

8、發揮出口退稅應有的作用,實現國家既定的政策目標。 綜上所述,在出口退稅管理過程中,中央政府、稅務機關和外貿企業之間就形成了兩個委托代理關系。在每一個委托代理關系中,委托人總想盡量降低代理成本,增加代理收益。這需要建立健全激勵與約束機制。在委托代理關系中,激勵機制通常是指委托人用來調動代理人積極性的各種方法和手段,它的核心內容是設法把代理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轉變為追求總體利潤最大化。約束機制也叫監督機制,一般是指委托人通過一定合同、協議使代理人承擔經濟和法律等方面的責任,控制、約束和規范其行為,確保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意圖開展經營活動。委托人對代理人建立激勵約束機制的目的是希望通過它們激發代理人的

9、責任心和創造性,抑制代理人的不良動機和行為,減少道德風險,提高代理績效,在抵償代理成本之后為委托人帶來更大的收益。 下面將分別討論在稅務機關與外貿企業委托代理關系以及中央政府與稅務機關委托代理關系中的激勵約束機制。 二、稅務機關與外貿企業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 在稅務機關與外貿企業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中,假設出口退稅給兩者帶來的利潤分成函數為: 外貿企業:= 稅務機關:=-r=(1-r)=(1-c) 式中:和分別代表外貿企業和稅務機關的利潤分成;為外貿企業已繳納的增值稅額;為外貿企業實際獲取的退稅收益占已繳納增值稅額的比例(=r-c);r為企業獲取退稅款占已繳納增值稅額的比例;,為企業支付的退稅獲取

10、成本占已繳納增值稅額的比例。 在把稅務機關作為委托人進行分析時,可以把增值稅收入看作歸稅務機關所有,外貿企業的利潤分成可以看作是稅務機關對其支付的報酬。并假設外貿企業的行動將直接影響稅務機關的利益,外貿企業的行為m有兩種可能的取值一L和H,其中L代表騙稅,H代表依法獲取退稅。如果外貿企業依法退稅(m=H),的分布函數和分布密度分別為()和();如果外貿企業騙稅(m=L),的分布函數和分布密度分別為()和()。外貿企業付出努力的行為m是有成本的,設成本函數為c(m),且C(m)>0,c(m)>0說明付出努力越多,行動成本越大,且努力邊際成本遞增。由于信息是不對稱的,所以稅務機關無法直

11、接觀察到外貿企業的努力程度m(即稅務機關并不直接知道外貿企業是否騙稅),只能觀察到利潤,并知道外貿企業努力程度的概率函數和密度函數。 稅務機關和外貿企業的V-N-M期望效用函數分別為v-()和u()-c(m)。其中有/m>0,2/2m<0,說明外貿企業的努力程度與效益正相關,且努力的邊際效益遞減;c/m>0,c/m>0說明外貿企業的行動成本與努力程度正相關,且努力的邊際負效益遞增。 由/m>0,c/m>0,可知稅務機關和外貿企業的利益是有沖突的(/m>0意味著稅務機關為獲得更高的收益而希望外貿企業多努力,而c/m>0意味著外貿企業為節約成本而愿意

12、少付出努力)。因此,除非稅務機關為外貿企業提供足夠的激勵,否則外貿企業將不會做出稅務機關所期望的行為。 我們可以得出作為委托人的稅務機關其效用函數為:v(m)-()f(,m)d作為代理人的外貿企業其效用函數為:u()f(,m)d-c(m) 利用信息不對稱模型,可知稅務機關的問題是選擇激勵合同求解下列最優化問題: 公式 我們同時設定兩個約束條件,第一個約束條件是參與約束,即外貿企業申報出口退稅所獲得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中報出口退稅時能夠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因此參與約束可以表示為: IR:u()(,m)d-c(m) 第二個約束條件為激勵相容約束。由于難以完全了解外貿企業的經營情況和退稅行為,只有鼓

13、勵外貿企業依法退稅才有可能實現總體收益的最大化。因此激勵相容約束應理解為:外貿企業選擇稅務機關希望的行動(依法退稅)H所得的效用要大于選擇其他行動(騙稅)所得的效用,應該使騙稅者付出代價,效用最小,其數學形式可表示為:IC:u()(,m)d-c(m)u()(,m)d-c(m) 和分別為參與約束IR和激勵相容約束IC的拉格朗日乘數。那么,上述最優化問題的一階條件為:公式 整理可得莫里斯-霍姆斯特姆條件:公式 式中:=(m),=。所以可以求出均衡條件下外貿企業的努力水平公式 其中代表似然率,是用來度量外貿企業選擇m=L(外貿企業騙稅)時稅務機關增值稅收入發生的概率與外貿企業選擇m=H(外貿企業依法

14、獲取退稅)時稅務機關增值稅收入發生的概率比率,可以反映觀測到在多大程度上來自m=L而不是m=H。較高的似然率意味著有較大的可能性來自m=L;較低的似然率表明有較大的可能性來自m=H;如果似然率等于1,則說明來自m=L和m=H的可能性相同,觀測者不能得到任何新的信息量。 從對m*的求解過程中可以看出,在不對稱信息條件下,外貿企業主要根據退稅收益比例和似然率決定具體的退稅行為。具體情況是,外貿企業從正常的退稅活動中所得的退稅收益比例越高(值越高),其最優努力水平將越高(選擇依法獲取退稅的可能性越大);稅務機關越能夠準確判斷外貿企業到底是付山了較低的努力(騙稅)還是較高的努力(依法獲取退稅),則外貿

15、企業將越會付出較高的努力(選擇依法獲取退稅的可能性越大)。 -    五、其他重要變化 （一）新增加了間接抵免 在保持原稅法對境外直接所得負擔的所得稅限額抵免的同時，新稅法又首次引入了間接抵免，即對股息、紅利間接負擔的所得稅給予間接抵免。從國際慣例看，實行間接抵免一般都要求以居民企業對外國公司有實質性股權參與為前提，如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墨西哥等國規定，本國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外國公司10%以上有表決權的股權，實行間接抵免；日本、西班牙規定的比例為25%以上。我國在參考其他國家做法的基礎上，實施條例規定控股比例為20%。 （二）符合條件的居民企業之間的股息、紅利收入

16、免稅 我國原稅法規定，內資企業如果從較低稅率的企業取得股息、紅利，應按稅率差補交企業所得稅，這樣，如果投資方企業的登記注冊地位于高稅率區域，就不可能享受到對稅收優惠行業和地區投資的稅收利益，從而影響其投資積極性，間接影響受惠行業和地區的資本來源。為更好體現稅收優惠政策意圖，使西部大開發有關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小型微利企業真正享受到低稅率優惠政策的好處，實施條例明確對來自于所有非上市公司，以及連續持有上市公司股票12個月以上取得的股息、紅利收入，給予免稅，不再實行補交稅率差的做法。 （三）取得第一筆生產經營收入的年度為減免稅起始年度 實施條例第87條、88條規定，企業從事國家重點扶持的公共基礎設

17、施項目的投資經營所得以及企業從事公共污水處理、公共垃圾處理等項目的所得，自項目取得第一筆生產經營收入的納稅年度起，享受“三免三減半”的稅收待遇。該規定將“取得第一筆生產經營收入的納稅年度”作為減免稅的起始年度，改變了原外資稅法將“獲利年度”和內資稅法從“開業之日”作為減免稅的起始年度的規定。這樣既可以抑制企業通過推遲獲利年度避稅，又鼓勵企業縮短建設周期，盡快實現盈利，提高投資效益。 （四）稅收優惠突出產業優惠，形式多樣 首先，新企業所得稅法改變了原稅法以“區域優惠”和“外資優惠”為主的做法，突出了“產業優惠”，并選擇了農業、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等弱質產業、先行產業和具有很大外部性的產業作為優

18、惠對象。這樣，有利于吸引資本投入，突破其發展瓶頸，從而促進產業整體水平的提高。其次，改變了原所得稅優惠形式比較單一、主要以直接稅額式減免為主的優惠方式，實行了以免稅、減稅、加速折舊、費用加計扣除、少計應稅收入和投資抵免等直接稅額式減免和間接稅基式減免相結合的優惠方式。 （五）納入預算的財政撥款為不征稅收入 新稅法首次引入了不征稅收入的概念，并把財政撥款列為不征稅收入；實施條例則把財政撥款界定為“對納入預算管理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組織撥付的財政資金”。這樣，各級政府對企業撥付的各種價格補貼、稅收返還等財政性資金應該作為征稅收入。在目前不少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采取各種財政補貼等變相“減免稅”形式給予企業優惠的情況下，對企業從政府取得的財政補貼收入征稅，有利于一定程度上抑制惡性稅收競爭。 （六）非營利性組織的營利性收入需要納稅 從世界各國對非營利組織的稅收優惠來看，一般區分營利性收入和非營利性收入而給予不同的稅收待遇，但按照我國目前相關管理辦法規定，非營利組織一般不能從事營利性活動。因此，為規范此類組織的活動，防止其從事經營性活動可能帶來的稅收漏洞，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對非營利組織的營利性活動取得的收入，不予免稅。這樣，就規范了如“擇校費”是否征稅的一些稅收灰色地帶。 （七）改革了福利企業的所得稅稅收優惠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