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那些下海的法官們學法律的人， 講究明規則， 注重用法治思維處理問題但一些政府官員長期以來講究的是潛規則、暗示表達， 注重的是“擺平” 、“搞定”。當法治思維文化和官場的“搞定”文化發生沖突時，痛 苦是難以避免的。最近兩三年，時不時有官員辭職，包括有一定級別和職 務的領導干部。他們的出走，在外界看來，多少會有點神秘 色彩。但在一些辭職官員眼中，自己“沒什么神秘的地方”“離開也好，留下也罷，大家不應過多用有色眼鏡來看 待我們。”接受采訪時，李紅輝說。早前，李紅輝是東莞市 第一人民法院政研室主任。如今，他是法制盛邦（東莞）律 師事務所合伙人、執業律師。而菅志遠，原是佛山市三水區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長。

2、2014年 2月，他也辭職了， 如今是廣東盈隆律師事務所管委 會副主任。李紅輝、菅志遠，十多年前，都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 畢業后都進入法院工作。兩個有著相似經歷的校友，即便到 了今天，也不認識彼此。但他們坦言，從體制內出走，不是 因為和原單位有什么矛盾。相反，單位幾乎把能給他們的機會和榮譽，都給了他們。即便和單位“一把手” “干了一架” ，廖曜中也不認為自 己是反體制。他說： “如果我是反體制，怎么可能在體制里 待了 24 年？”下海前，廖曜中是衡陽市司法局副局長。他認為，自己 和體制不存在矛盾和沖突，官場神秘，更多時候，源于不公 開導致別人的不理解。目前，廖曜中也是一名律師。突然離開“輝哥離

3、職了！ ”2014 年春節后， 李紅輝離職的消息， 突然成為東莞媒體 圈熱議話題。作為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政研室主任，他平時 主要和媒體對接。他的突然離開，引發震動，律師界也傳出 他要“入伙”。震動在于，李紅輝發展相對比較順暢： 2001 年 7 月，他 從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畢業后，進入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工 作。5 年后，他在中院做到了副庭長。 2010年，調任東莞市 第一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做了 3 年多正科級干部，前途被 看好的他，突然走了。震動還因為，這幾年，東莞官場一直沒人主動離開，李 紅輝算是第一個。“他還能適應嗎？”李紅輝剛離職時，律師界傳出這樣 的話。在他們眼里，李紅輝是“官員”出

4、身，而“官老爺” 天然是一副板著臉的面孔，無法做好服務。 “這是偏見。 ”李 紅輝說，即便自己在體制內呆了 13 年，但和體制外的人沒 什么區別，“平時和老百姓打交道，我也和常人一樣，沒有 居高臨下。”何況東莞法院系統，本就很忙，法官一年要辦 大量的案件， “沒時間去擺譜。 ”市場是爭論的最好平息者。李紅輝很快被市場接納，業 務也獲得當事人認可。目前，他“手下”有 6 名律師專注于 為企業上新三板提供法律服務。外界感到意外的事，在當事人看來，沒有那么多的糾結 和復雜的心理斗爭。菅志遠 30 歲時，已做到副庭長，他從 事的審判工作涉及到知識產權和建筑工程、房地產領域，有 很強專業性。正因如此，他

5、認為，自己出來后，會有市場空 間。2013 年，是菅志遠萌生去意的關鍵年份。這一年，他參 加大學同學畢業十周年聚會，結果發現，很多做律師的同學 精神面貌很好。自己盡管仕途還算順，但沒想象中的開心。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他們班 37 個同學中，畢業時有 8個來 到廣東， 7 個進了法院系統。但十年后，只有 1 個還待在省 高院，其余的都離開了。菅志遠的離開，導火索是競聘落選。在佛山中院競選審 判長時，他認為自己各方面不錯，而且是唯一進入考察對象 的基層法院人員。但最終落選了。然而最終“迫使”菅志遠 離開的，還是法院工作量大、晉升空間小，過去所學到的法 律知識，在審判時，不得不從維穩等政治角度去過多

6、考慮， 不能充分發揮專業知識。李紅輝則說，自己的職業夢想本來就是律師或記者。剛 畢業時選擇法院，是出于經濟因素考慮，想求穩定一些。如 今，經過多年積累，經濟沒有多大負擔后，他想為自己爭取 更寬松、更自由的職業環境。出來以前，李紅輝也有過權衡。“干了十多年，對法院的運行規則很了解，也對自己今后在系統內的發展進行評 估。”李紅輝說，自己可以企及的，基本是清楚的。這種對未來的可預知性，讓人感到無趣，甚至害怕。因 為可預知的未來，讓人失去激情和動力，所以他選擇了離開。廖曜中從體制中出走時，倒是多少帶有些憤懣。“我對體制沒有抱怨。”廖曜中說，“但我對體制中的一些機構被少 數人把持、異化了權力運行規則的行

7、為，是不滿的”，“這會讓你喪失信心，這種情形下，只好出走，換種活法。”另一種活法從官員到律師，角色完全變了，這是另一種活法。廖曜 中說，就像自己終于把住方向盤來開車一樣，想往哪里開就 朝哪里打方向一但也要注意“紅綠燈”。但他們沒有后悔，唯一后悔的是“出來晚了點”。過去，他們究竟是怎樣一種活法?菅志遠覺得做法官的日子，非常辛苦。每個案件辦理的基本流程包括：查閱案件一調查取證一開庭一組織調解一撰 寫判決。復雜的案件，還要司法鑒定、補充調查，然后重新 開庭這樣的“工序”，一年他需要審判的案件，平均近 200 起。這不是他個人的特例，而是珠三角基層法院法官的 工作常態。菅志遠承認，因為很忙很累，平時充

8、滿了疲憊感，所以 很多法官對待當事人的態度不是很好，他也存在這種情況。 不過，他辭職出來做律師后，昔日的同事看到他后，感覺他 “變化很大，整個人充滿活力和干勁” 。“以前整天都比較郁悶，板著個臉。 ”菅志遠說，現在 當然也累，而且有生存壓力，但快樂多了，整個人的身心得 到了釋放。過去在法院，工作累是普遍，但心累才是核心的焦慮。 因為很長時間里，法院的地位比較尷尬。菅志遠說，表面上 看，法院是獨立的，現實中，它有時甚至變成了政府的“下 屬”。“比如過去政府成立個工作組，法院通常和其他政府部門一樣，被拉入這個小組，擔任小組成員。 ”菅志 遠說，“我們是個權力本位的社會，法院工作量大，但權力 不大，

9、人員不夠，在案件審判和執行中，可調動的資源也很 少。”比如案件執行，要執行某個人的資產，很多時候得需要 法院領導去和相關單位的領導對接。菅志遠說，案件執行是否順利、 有效，往往取決于法院領導與其他部門領導的關系。 此外，被告轉移財產，法院可運用的拘留、罰款等手段，不 夠強硬。首先拘留需要層層審批，一旦出問題，法院領導也 擔心因此給自己添麻煩。而且賴賬、欠債的，很多是政府機關或大企業的老板， 這些人有錢、 有權、 有關系， 很多時候法院也拿他們沒辦法。 過去， 因為法院的組織人事關系、 工資待遇在地方， 執行中， 法院并不能獨立行使相應的權限和承擔法院該有的角色。（下轉 50 頁）（上接 47

10、頁）尤其是在一些過于強調政治性的思維支 配下，政府常抽調法院的人下鄉搞幫扶， 成立什么領導小組、 協調小組，也統統把法院的人加進去。 “但我們又不能說我 們不是政府的機構，因為這樣可能導致法院經費申請受到影 響。”菅志遠說，在這種思維慣性下，法院成了準政府機關， 強調裁決的社會效果優于法律效果。原本，法院應居中裁判，但出于維穩、調解率等因素和 考核的需要，法官在裁決時，反而往往就淡化了法律，變成 了“和稀泥”。兩種文化沖突 過去有段時間，片面強調案件的調解率，一些法院要求案件的調解率是30% 40%，甚至更高，這些任務被層層分 解到法官頭上。法官不是為當事人考慮，而是為考核、為指 標考慮。因為

11、如果完不成考核任務，個人獎金、評先評優將 受影響，法院領導的仕途也受影響。在法院的日子里，菅志遠得到很多榮譽。比如個人三等 功、先進工作者、審判能手、年度考核優秀等但有兩個 榮譽是他不愿意得到的，他說“有點不好意思” 。這兩個榮譽，一個是“維穩先進個人” 、另一個是“法 制宣傳教育先進個人”。維穩本來是政府干的事，法制宣傳 教育本是司法局干的事，結果法院什么都干了，得到這些榮 譽，他沒有多少職業榮譽感。維穩壓力下，基層法院的法官判案，首先考慮到的不是 如何依托專業知識進行公正裁判，而是首先考慮：當事人會 不會去鬧事？哪方會去上訪？會投訴？“為不出事，調解通常成了和稀泥，或是哪方當事人好 說話，

12、就去損害哪方當事人。”菅志遠說，因為必須有人做 出犧牲，如果法官牛完全按照法律去判決，導致一方當事人 上訪一不管你判得對錯，你都得去他上訪的單位“求”他回 來，“不要去上訪了”。為此，法官在精神上變得灰頭土臉。 此外，嚴格按照法律判決，領導也批評你過于機械。廖曜中到衡陽市司法局任副局長以前，是衡陽縣副縣 長。他深諳官場規則，他說，學法律、搞研究的人，在官場 中是比較痛苦的，因為所學的知識在現實中派不上用場。菅 志遠也說，他讀研究生、學術上不斷深造后發現， “越學習， 了解越多，就越痛苦” ，因為基層法院受到各方干涉、各層 級考核過多，導致實際裁決偏離了法律精神和方向，所學的 專業知識無法很好發

13、揮，常自嘲為“司法民工” 。對此，廖曜中一語點破：有些人當領導干部就是開會、 搞行政，如果你用專業的知識去解決問題，就犯了他們的忌 諱。沖突的背后， 根源在文化。 學習法律的人， 講究明規則， 注重用法治思維處理問題。但一些政府官員長期以來講究的 是潛規則、暗示表達，注重的是“擺平” 、“搞定”。當法治 思維文化和官場的“搞定”文化發生沖突時，痛苦是難以避 免的。而法院系統和政府部門相比，人員非常多，但競爭領導 崗位的人又多， 法院人員的晉升機會相對少很多。 在珠三角， 一個區級的基層法院，通常是 200-300 人，甚至更多。而政 府部門，有的單位就 20-30 個人，領導崗位相差不大的情況 下，上升的競爭壓力相差十倍以上。此外，法院由于其專業性，到政府其他部門任職的機會 較少。但政府部門之間，相互調動的機會較多，甚至主要領 導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