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典”降低了人們對于“面對面”服務業的需求，直接影響了旅游業、旅館業、交通運輸業（特別是旅客運輸業）、零售業、餐飲業、文化娛樂業、會展業等行業的收入及其增加值增長，對制造業似乎沒有直接影響。這些行業經濟活動的變動，又通過部門間的關聯聯系，間接影響其他部門的增長。零售業、餐飲業、文化娛樂業在某些特定的地區（例如，北京、廣東、山西、內蒙、河北等）受到的影響較大，而旅游業、旅館業、旅客運輸業、會展業等受到的沖擊是全國性的。為了分析“非典”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設計了經濟增長和相關行業增加值的基準情景（根據今年第一季度的數據，以及多個研究機構的分析預測，設定2003年GDP曾長率為8.5 %左右）

2、，并根據現有的調查和統計資料，設計了 “非典”影響的三種情景：第一種情景是“非典”疫情在 3 個月內得到控制，第二種情景是“非典”疫情在 6 個月內得到控制，第三種情景是“非典”疫情在 9 個月內得到控制；同時估計了每種情景相關行業收入的損失比例（見附表）。 然后， 我們在假定相關行業增加值增長的損失與其收入增長的損失相同的基礎上，利用投入產出分析，估計了每種情景下GDP曾長的損失：如果“非典”疫情在3個月內得到控制，GDP曾長則比基準情景低0.81個百分點；如果“非典”疫情在6個月內得到控制，GDP曾長則比基準情景低1.42個百分點；如果“非典”疫情在 9個月內得到控制，GDP曾長則比基準情

3、景低1.87個百分點。附表：受非典影響行業部門的損失估計表附圖附圖另外， 我們還利用宏觀經濟分析預測模型估算了 “非典”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第一種情景下，GDP曾長降低0.73個百分點；在第二種情景下， GDP增長降低1.12個百分點；在第三種情景下，GDP曾長降低1.53個百分點。（二）就業和居民收入 “非典”使旅游、餐飲、建筑等行業的一些企業處于歇業或半歇業狀態，增大了這些行業職工失業的壓力，從而有可能擴大全社會失業的整體規模。以旅游業及與之相關的產業為例。目前， 在旅游及其相關產業就業的人員600 萬左右。 “非典” 波及到的人員約占50，達300 萬之眾。這些人可能處于臨時失業狀態。

4、“非典”還影響了旅游及其相關行業的就業增長。據估計，2003 年預計增長的70 萬個旅游行業的就業機會和350萬個旅游相關行業的就業機會將因“非典”而喪失。 另外，據我們運用宏觀經濟分析預測模型估計，在第一種情景下，失業率比基準情景上升1.13 個百分點；在第二種情景下，失業率比基準情景上升1.72 個百分點；在第三種情景下，失業率比基準情景上升2.31 個百分點。 就業機會的減少，將影響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據北京城市住戶調查資料，4 月份，全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91.5 元， 同比增長9.4， 與上年同期16.2的增幅相比，下降 6.8 個百分點。另據湖南省農調隊對攸縣、漣源等17

5、 個縣（市、區）1700 戶農戶的調查，受“非典”影響，上半年該省農民人均勞務收入將減少 20 多元。（三）消費需求增長 “非典”不僅影響了居民的收入增長，還降低了一部分居民的消費傾向， 從而將對消費需求增長產生顯著影響。總體判斷， “非典” 可能會使居民提前或延緩對于耐用消費品的購買，但從較長時期看，不會影響居民對于耐用消費品的消費支出。如近日家用轎車銷量的增加，并不表明居民對于家用轎車總體需求的增加，只是表明居民提前進行了消費。然而， “非典” 將影響居民對于非耐用消費品的消費。除基本食品消費剛性較大外， 其他消費如衣著、文化娛樂、旅游等都有較大的可調整性。由于出行不便，擔心在商場、飯店等

6、人群密集的地方被病毒感染，一些居民取消了外出旅行計劃，一些居民減少了購物活動和在外就餐及娛樂的次數，致使對非耐用消費品的總體需求降低。根據北京城市住戶調查資料顯示，4 月份北京市城市居民平均消費傾向（消費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0.7342 ，下降 0.043 。 4 月份，北京市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為801.3 元，同比增長3.4 ，與上年同期15的增幅相比，下降11.6 個百分點。其中交通、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消費降幅比較明顯，降幅最高的達到30以上。（四）對外經濟1. “非典”將影響今年出口增長。 “非典”直接影響了外國公司對中國產品的采購。今年春季廣交會，成交額及人流較上屆跌80，成交

7、額只有44 億美元，比去年的 168 億美元少了124 億美元。 我國玩具出口大都集中在7、8 月份， 由于國際大型采購公司無法來中國“驗貨”，今年的玩具出口將受到嚴重影響。 “非典”還會使一些國家將增加對中國產品的檢疫，提高中國產品進口的技術壁壘。受此影響的可能是食品、動植物及其制品、衣著、玩具及其他與人體經常接觸的日用消費品。2. “非典”將對今年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額影響較大，而對外商直接投資實際額影響甚微。危機減少了或延遲了正常的商務旅行，從而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外商在中國的投資活動，但這種影響主要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資的協議額上。德意志銀行（香港）近日對29 家跨國公司的調查顯示，88的受訪者

8、認為，取消或延遲商務履行將影響外資向中國的流入；很多人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實際額受到的影響遠遠小于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額受到的影響；那些正在考慮向中國投資的外商將視以后幾個月疫情發展情況而決定投資與否，那些已經決定在中國投資和正在準備法律文件的外商則不受影響。3. “非典”對出口增長和外商直接投資將產生滯后影響。由于“非典”影響了出口訂貨，也影響了今年外商直接投資的協議額，明年的出口增長和外商直接投資實際額都將受到一定的負面影響。以上我們僅從需求方面分析了“非典”的影響。實際上，由于服務業受到的負面沖擊，會影響到商品的流動，還由于“非典”也會對勞動力流動產生較大影響， “非典”也將從供給方面對國民經

9、濟各部門產生影響。“非典”的長期影響 經濟的長期增長決定于資源稟賦、技術進步能力，市場潛在空間和基本制度因素。 “非典” 如果在短期內得到控制，其對經濟運行只構成臨時性沖擊，不會對決定經濟長期增長的因素產生根本性影響。因而， 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將保持不變。當然， “非典” 對于長期發展提出的挑戰還是存在的。首先， 危機將加大經濟發展的總成本。 “非典”危機過后，正確處理增長和發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關系將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并逐步落實到切實的實踐上，增加社會發展、環境治理、職工勞動安全、健康保障等方面投入將成為自覺的或強制的行動，因而用于經濟發展的資源份額將降低，進而影響經濟增長。應該看到，從

10、發展的固有之義來看，這種成本付出是完全值得的。發展的目的是提高國民享受到的福利水平，而福利的增加不僅表現在物質財富的增長上，還應表現在精神生活的豐富和生活品質的提高及生活環境的改善上。目前的國民收入核算體系，沒有將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方面的損益納入其中，不能全面反映國民福利的變動情況。按照這一體系，增加社會發展和環境治理的支出，將影響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的放緩并不表明，國民福利受到了負面的影響。其次， “非典”將對勞動力成本產生一定的上升壓力。雖然“非典”危機對勞動供給的影響是極其有限的，在經濟運行恢復常態以后，勞動供求關系將不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勞動力成本低（相對于世界其他國家）的優勢依然可以維

11、持下去。但是，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是存在的。 “非典”危機以后，政府將加大勞動法的執行力度，那些無視職工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的企業將受到嚴厲制裁；職工將更加關心自身的安全和健康，要求企業在更大程度上改善勞動和生活條件，從而導致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第三， “非典” 將導致一些外商重新審視中國大陸的投資環境。外資進入取決于國內市場潛力、要素成本變動和投資安全性。 我國巨大的市場潛力不會因 “非典” 危機而發生變化，要素 （包括土地要素和勞動要素）成本也不會有太大變化。但是， “非典” 使一些外商對中國的生產經營環境、政府的危機處理能力產生了疑問，對投資安全性產生了懷疑。德意志銀行（香港）所做關于在大陸

12、投資政策風險的調查顯示，在4 月 20 日之前，58的受訪者認為“非典”危機將增加政策風險，增強公司內部反對在大陸投資的聲音。然而，該項調查還表明，只要政府能夠有效控制疫情，并在透明度方面有所改進，外商的投資信心是能夠恢復的。調查顯示，在 4 月 20 日中央政府采取斷然措施之后，則只有33的受訪者認為在大陸投資的政策風險增加了，比4 月 20 日之前的調查降低了25 個百分點。總的來看，中國對于外資的固有吸引力不會因 “非典” 而發生變化，外資進入在短期內有可能放緩步伐，但其長期趨勢依然如故。關于“非典”危機的共識 “非典”的爆發是偶然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必然的。“非典” 的爆發和蔓延，引

13、起了社會各界對于20 多年來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和途徑的重新思考。現至少形成了以下共識：第一，必須從戰略高度重視社會發展。重視社會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應有之義。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社會發展也取得了較大成績。但是，應該看到，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給社會發展以應有的地位。雖然在政策宣示上，強調了經濟和社會的共同進步；但在實踐中，經濟發展甚至經濟增長成了發展的惟一內容，導致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失衡。在公共衛生領域的表現為，城市衛生防疫體系維持艱難，農村衛生防疫體系基本癱瘓，早已絕跡的傳染病（如血吸蟲病、結核病）在一些地區死灰復燃。協調經濟和社會發展應成為新時期

14、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的指導思想。第二，政府必須舉辦公共事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再直接經營企業，但是，政府的責任不是減弱而是增強了。隨著企業社會職能的剝離，政府將承擔越來越多的社會職能。過去國有企業舉辦的社會事業，一部分可以市場化，一部分則必須由政府承接，如義務教育、疾病防疫、社會救濟等。靜態地看，舉辦公共事業，將擠占其他方面的投資，從而影響經濟增長。動態地看，公共事業的健康發展，可以為經濟增長提供更加穩定的環境，可以避免種種不測帶來的損失。國外經驗表明，公營部門在促進增長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第三，公營部門的改革不可輕言“市場化”。無論在何種社會中，公營部門都是不可或缺的，公營部門的運作也都不

15、是“充分市場化”的，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 “非典”危機導致的初期應對無力、舉措失當的局面，是多年來缺乏對公共衛生體系有效投入的結果。在財政支持有限的情況下，地方上尤其是農村的防疫機構都走上了自我創收之路。在創收無望的情況下，防疫系統人員嚴重流失，導致了許多防疫機構“人去站空”，處于無力應對“疫情”的狀態。第四，必須加強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協調能力。危機的爆發是突然的，影響是全面的。應對危機，必須采取及時、綜合、系統、協調的措施。各自為戰，畫地為牢，往往導致危機的蔓延和擴大，從而導致更大程度的損失。第五， 必須增強透明度。此次 “非典”危機的一個教訓是，在開始階段，透明度不夠，導致決策層和公

16、眾對于危機嚴重性及其危害性的誤判，不僅延誤了戰機，而且影響了中國的國際聲譽。4 月 20 日之后，政府增加了關于“非典”危機程度、危機處理和控制等方面的透明度。這不僅增強了公眾的防范意識，消除了不必要的社會恐慌，而且還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度。在信息化時代，對于涉及公眾健康和其他利益的事件，盡快向社會公布，有利于采取及時而有效的應對措施，有利于形成“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抗擊危機的局面。政策建議（一）近期性建議 “非典”短期影響是多方面的。鑒于維持既有的就業水平對于維護社會穩定、避免危機影響的擴大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短期政策最主要的出發點應是保證受沖擊行業保持運行狀態，最大限度地減少因企業停業造成的失業。目前，中央和相關地方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在一定的時限內給中央大型民航和旅游企業以貼息貸款、對受“非典” 疫情直接影響比較突出的部分行業實行稅收優惠和減免城鎮公用事業附加等15 項政府性基金的政策，以克服 “非典” 影響。 這些政策的落實，無疑有助于維持相關行業的運行。建議如果“非典”疫情繼續發展，可以考慮采取暫時降低國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