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國高等教育學費研究十五年        兼論政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間的關系 摘要：本文置我國高等教育學費研究于高等教育學費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之中，試圖分析高等教育學費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并以此為例，進而論及教育領域中的政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高等教育；學費；教育政策研究者；教育政策制定者 一、我國高等教育學費研究的發展 自1977年恢復高考招生制度以來，我國的高等教育學費制度發生了巨變。大致說來，可分為以下四個時期：1高等教育免費時期（1977年1988年）

2、；2高等教育學費制度改革試行期（1989年1993年）；3高等教育學費制度形成時期（1994年1997年）；4高等教育學費制度完善時期（1998年2002年）。在第一時期的高等教育免費時期，由于高等學校幾乎不向學生收取任何費用，高等教育的學費根本沒有成為社會問題的可能，自然也不會成為教育研究者關心的焦點。但后三個時期，高等教育學費呈直線上升趨勢，高等教育學費問題引起社會各方有識之士的強烈關注。所以，本論文對第一時期的論文沒有加以分析，而把重心放在后三個時期的論文上。 我國作為教育和教育研究的大國，15年來關于高等教育學費的論文，數以千計自在情理之中。但鑒于各雜志用稿標準的個體差異性，

3、本文僅以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出版的雜志高等教育所收錄的論文為研究對象。 本文所選擇的分析對象，主要為下述諸方面的論文。高等教育學費（包括獎學金、學生貸款）、家庭收入、高等教育入學的機會均等等。綜觀15年的論文，上述諸方面的論文共有138篇，登載在共計89期高等教育雜志上，其間高等教育雜志共出版165期。從總體來看，該類論文的雜志登載率高達5393，即兩期雜志中肯定有一期刊登該類論文。 下面進一步來看各個時期的論文登載率。具體如圖1所示，在高等教育學費制度改革試行期，3000的雜志刊登了關于高等教育學費的文章。在高等教育學費制度形成時期，7500的雜志刊登了關于高等教育

4、學費的文章。僅從論文的登載率看，關于高等教育學費的議論似乎更為激烈。在高等教育學費制度完善時期，雖然高等教育學費改革大局已定，但仍有6500的雜志刊登了關于高等教育學費的文章。高等教育學費相關的論文的刊登率如此之高，說明了很多問題。從本文的關心點來看，至少凸現了我國教育研究界的若干特征。其一，不論論文作者的意圖、觀點和研究方法，我國教育研究者大都對現實問題相當敏感。這大約源于知識人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傳統的熏陶。因為這種敏感的強度在現代教育政策研究中比較少見。當然程度的少見和多見并非優劣的代名詞。其二，從以上的分析不難推測，僅從教育研究界看，我國學術研究的氣氛相當活潑。這與國外某些中國學研究人士

5、的斷言不盡一致。因為在政策方面，雖然高等教育學費經歷著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質與量的變化，但研究者對已成定局的政策問題依然愿意關心而且能夠表示關心，說明政策環境對研究者的影響已降到相當小的限度。當然，要深入分析我國教育界學術研究的活潑程度，不能不進一步歷史地、動態地比較各時期論文作者的態度取向的變化。 圖1高等教育學費論文的登載率（） 二、15年間研究者對高等教育學費制度的態度的變化 要用三言兩語概括一篇高質量論文的觀點，非常困難。本文也無意去完成這項艱巨的研究任務。在此僅就各篇論文的作者對高等教育學費制度的態度加以歸納。簡單地說，以上138篇論文的態度可分為“贊成

6、”、“謹慎地贊成”、“謹慎地反對”、“反對”和“不明”五類。在三個時期中，持不同態度的論文占總體的比率在不同時期發生了不同的變化（見圖2）。 從圖2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高等教育學費制度改革試行期，持“贊成”態度的論文的比率為6957，到制度形成期減少到3333，制度完善期則為2500。15年間此類論文的比率減少了一半以上。持“謹慎地贊成”態度的論文的比率，在高等教育學費制度改革試行期為2174，到制度形成期上升到2540，制度完善期則進一步上升為3269。15年間此類論文所占比率持續增長。持“謹慎地反對”態度的論文的比率，在高等教育學費制度改革試行期為000，到制度形成期陡升至635

7、，制度完善期為1346。15年間該類論文比率翻了整兩倍以上。持“反對”態度的論文，在高等教育學費制度改革試行期為000，到制度形成期上升到159，制度完善期則為384。雖然此類論文所占總體比例較少，但15年間此類論文所占比率翻了兩倍以上。態度“不明”的論文，在高等教育學費制度改革試行期為870，到制度形成期迅速上升到3333，在制度完善期則略微下降為2500。 在此有兩點需要補充說明的是：1、“謹慎地贊成”和“謹慎地反對”中的“謹慎”一詞是指論文的作者有條件地贊成或反對高等教育學費制度。大多數作者的條件是學費增長的頻幅是否得到控制，大學生資助制度是否完善等。但就目前狀況來看，這兩個條

8、件在我國很難說已盡如人意?？紤]到我國學者一貫的思維定式，把這兩類論文歸入“反對”類其實未嘗不可。2、態度不明的論文多數屬于對我國高等教育學費制度改革進度和對諸外國高等教育學費制度的介紹。雖然其作者沒有直接表明態度，但選擇高等教育學費作為介紹、研究對象，足見其對該問題的關心。  圖2我國研究者對高等教育學費的態度的變化（%） 對以上的分析可以從縱橫兩個視角作總結。從歷史來看，論文的態度呈現出從單調向多樣發展的明顯趨勢。從橫向來看，各時期主流態度（以論文占總體論文的最大比率為指標）也發生顯著變化，在高等教育學費制度改革試行期為“贊成”，在制度形成期為“贊成”和“不明”

9、，但“謹慎地贊成”緊隨其后。在制度完善期則為“謹慎地贊成”，“贊成”和“不明”并列次之，“謹慎地反對”位列第三，“反對”最后。簡單地說，我國教育政策研究界，至少在本文所涉及的領域內，研究氣氛十分活潑。而且就整體而言，政策研究者與實際政策制定者始終保持一段距離。 若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出發，該如何去認識這種距離呢? 三、教育領域中政策研究者與制定者之間的關系 要準確分析這種距離的特質，必須先了解當前對教育領域中政策研究者與制定者之間關系的一些共識。一般說來，在政策研究比較發達的國家，作為社會政策的重要一環，教育政策擁有一支高質量的研究隊伍。研究者與制定者之間，有著以下的

10、歷史的動態關系（見圖3）。對某一具體教育政策問題，在開始階段，兩者之間往往存在一定分歧，經過兩者的交流、商榷或辯論，認識逐漸一致，此時一般會順利形成某項教育政策。但隨著教育形勢的不斷發展，兩者之間又會出現新的矛盾。在這個動態過程中，教育政策研究者是新教育政策的預言者、決策者的顧問。雖然，以上理論作為模型沒有一個國家的教育政策制定會與之完全吻合，但比較合理的教育政策的出臺或多或少地會帶有這種傾向。 圖3政策研究者與政策制定者的關系的一般模型 現代教育政策研究者之所以對政策制定有如此影響力是和研究者平素所作研究的特點有很大關系。政策研究就其研究的視點和價值取向看，大致可分為以下

11、三種：1、理念態的教育政策研究。該類研究最大的特征是，以理想狀態為基準，關注教育現實和教育問題。因教育和意識形態關系密切，而其投入和產出又不易定量把握，故教育政策研究最易做成這種形態的研究。該類研究如果恰巧和某些研究者“象牙塔”內的思維方式相結合，就要么成為對教育現實和教育政策的片面批判，要么淪為對現行教育政策的歌功頌德。2、實證態的教育政策研究。這類研究，盡可能通過各種研究手段，著力于發現教育發展規律。并以此為基礎，對教育現實、教育問題進行政策性診斷。3、模擬態的教育政策研究。該類研究，在實證性政策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政策模擬，從而推測出在現實中利用可支配資源，通過何種方式，可達何種目標或在何種

12、程度上實現所預定的目標。 教育政策研究者所從事的研究類型的差異導致其研究成果對實際教育決策的效用和發生效用的途徑的不同，從而使之和政策制定者之間形成不同的關系。從事理念型的研究，一般易形成敵我式關系或主仆式關系。從事實證型或模擬型研究，一般易形成朋友關系。從教育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的距離上看，三種關系又可分為無距離關系和有距離關系兩類。主仆關系的二者之間，基本上不存在本文所說的距離。對職業獨立性比較強的研究者來說，應該是比較尷尬的關系形態。限于篇幅，此類關系暫不詳述。有距離關系包含敵我關系和朋友關系。 敵我關系的距離是通過理念態研究創造的。研究者以至高無上的道義的捍衛者自居，

13、對教育現實或教育政策口誅筆伐，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到政策制定者的對面。在獨裁政體下，這類研究者容易成為政治鎮壓的對象。在民主政體下，這類研究者和教育政策制定者之間往往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來。但這類政策研究者易于獲得大眾媒體的支持，一般會領導著社會教育思潮，塑造大眾的教育理念，并以此贏得生存之地。無疑，流行的教育觀念對教育政策的制定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如上所述，教育和意識形態關系緊密之故，與其它領域相比，在教育領域中此類政策研究一直占據較大市場。 朋友關系的距離是通過進行實證態和模擬態教育政策研究來實現的。教育政策研究者通過對現實教育問題的精確分析，成為教育政策的專門家。政策制定者若要合

14、理決策，不能不依靠該類教育政策研究者。作為專門家，教育政策研究者順理成章地和實際教育決策者之間形成朋友式距離。更確切地說，教育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之間形成主客關系。即教育政策研究者向政策制定者提供決策咨詢，相應地以研究課題費等形式從決策者那里獲取研究費用，并以此求得生存之道。 在簡單論述了政策研究者與政策制定者之間的一般關系之后，不妨再回到我國教育領域中二者的關系上。與此一般性共識相比，從以上高等教育學費研究的個案分析中，我國教育領域中二者之間的關系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15年作為高等教育學費政策的一個發展周期，學費標準經歷了由無到有，由少到多的變化過程。在此過程中，研究者的態度經歷了由多數贊成到謹慎地贊成（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反對）的變化?，F行的高等教育學費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在兩者意見比較一致的第二時期建立起來的，和圖3的決策模型基本一致。 第二，我國教育政策研究者并不是只會跟在政策制定者后面亦步亦趨，而且自始至終與之保持有一定的距離。隨著各方面條件的成熟，這種距離呈多樣化趨勢。而且，這種距離未必和想像中的那樣，同國外有明顯差距。但這種距離將來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