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幾年關于內需研究的綜述 內容摘要：本文對近年來我國學術界有關內需問題研究的情況進行了梳理。尤其對擴大內需的必要性、內需不足的原因以及拉動內需的措施等觀點進行了綜述和簡要評述。本文認為，拉動內需，關鍵是處理好投資與消費之間的相互關系，確定消費對拉動我國內需的主導地位。關鍵詞：內需；消費；投資擴大國內需求，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方針和基本立足點，是“十一五”期間經濟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早在1998年中央就提出擴大內需的戰略方針，政府和中央銀行推出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及穩健的貨幣政策，以拉動國內需求，但投資增長過快，消費需求疲軟，社會的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的態勢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轉。近幾年我國學術界從

2、理論、實證和國際比較等視角對內需問題，尤其是擴大內需的必要性、內需不足的原因以及拉動內需的途徑進行了深入研究，以期從學理角度探索擴大內需的實現途徑及配套對策。本文擬就這些研究形成的有關擴大內需的觀點加以綜述。一、 擴大內需的必要性對于這一問題，國內學者的觀點比較一致，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于投資和出口，我國經濟增長呈現一種很明顯的出口導向型模式。自1998年中央提出以擴大投資為重點的擴大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果顯著，最終使我國的GDP增長保持在7%以上。但是，擴大投資的政策對經濟啟動的效果并沒有預

3、期的大，隨之帶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國內最終消費率一直處于低位水平并保持走低態勢，而資本形成率呈不斷增高的態勢，比如2000-2004年最終消費率分別為61.1%、59.8%、58.0%、55.4%、53.0%，投資率分別為36.4%、39.2%、42.3%、43.9%。專家們提出，過高的投資率，加劇了資源的緊張和短缺，使“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的資源、能源瓶頸制約將更突出。而更為嚴峻的是最終消費率持續走低導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不斷減弱,使投資增長失去最終需求的支撐，嚴重地制約著中國經濟的協調、健康和經濟可持續增長。其次，近幾年來，我國貿易依存度不斷走高，2003年外貿依存度為62，20

4、04年升至70，我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約16，幾乎高于經濟增長一倍。出口巨增，形成巨額貿易順差，也使國際貿易環境磨擦劇增，加大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風險，如朱文興1所言“當前中國所實施的出口導向戰略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國內外阻力，付出越來越高昂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態成本”。有鑒于此，今后外需對增長所起到的顯著帶動作用將可能減弱。因此，在外需增長動力減弱的形勢下，國內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應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依托。   最后，擴大內需有巨大的潛力。中國擁有13億多人口，目前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發展階段，國民儲蓄率較高，居民人民幣存款余額已超過14萬億元，國內市場廣

5、大，加之，中國加入WTO以后，中國市場已經成為世界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2004年中國出口額和進口額分別占世界總量比重的6.7%和6.1%，居世界第三位。內外需求決定了中國有必要也有條件主要依靠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二、內需不足的原因最近幾年國內理論界對內需不足的原因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深入分析, 普遍認為“消費需求不足與投資膨脹結構性并存引起的投資增長與消費增長失衡是中國當前宏觀經濟最為突出的特征”2。對于內需不足的原因目前存有兩種觀點：一種是以樊綱3為代表的“投資增長過快論”。他通過數據實證分析，認為，中國的消費增長并不慢。消費歷來是穩定增長在8%-10%左右，與GDP的增長基本持平。過

6、去幾年GDP中消費比例過低，投資比例過高，不是因為消費的增長下降了，而是由于投資增長過快，導致總需求中的結構失衡，這是是中國內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另一種是以曾國安/胡晶晶4為代表的 “居民消費不足論”。曾國安/胡晶晶指出，居民消費率是最終消費率的主要組成部分，它和政府消費率一起構成了一國的最終消費率，反映一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居民消費過高或過低都會引起宏觀經濟結構失調，損害國民經濟良性循環，使經濟的長期穩定健康發展難以實現。他進一步指出，1990年以來中國的居民消費率從總體上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在持續下降的消費率中，主要是居民消費率下降，這是中國最終消費率嚴重偏低、國內需求不旺的主要原因。為什么我

7、國居民消費率持續偏低，對經濟增長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學者們主要有以下幾種解釋：1、消費需求不足與可支配收入及收入分配格局有關。幾乎所有學者都認為，制約消費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問題。城鄉居民收入相對減少，制約了居民的即時消費。而有的學者更進一步分析認為，消費率持續走低的根源在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消費能力弱，進而導致整體消費不足。耿莉萍5在分析最終消費率下降的內、外因素后，也得出“7億多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是直接導致消費增長緩慢的首要原因”的類似結論。 虞杭、陳樂一、王秋菊/高萍、黃微分、李健6等學者在對消費率研究中，注意到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對消費的影響，認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是導致社

8、會整體收入差距擴大進而導致中國消費萎縮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研究注意到收入分配及收入差距對于消費的影響，而梁東黎7通過實證及邏輯還論證了宏觀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對消費的影響。他認為，國民收入的分配對轉軌時期我國總需求的形成有重要的影響。國民收入格局的改變不僅會影響總需求的量，而且會影響總需求的結構。通過論證總需求與國民收入分配的關系，梁東黎認為，1997年以后我國消費需求不足問題，可歸結為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增幅過快導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減緩，從而導致消費需求相對不足。李健（2006）在研究中也注意到，在中國國民收入的分享中，相對于城鄉居民（尤其是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和國

9、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而言，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相對過快，企業的利潤增速相對過快，少數人的財富增長速度相對過快。他認為，這種國民收入分配的相對失衡正是造成中國消費率持續下滑的主要原因。  2、內需不足與工資的市場定價有關。白暴力/劉帆/魏軍、李廣平8等在分析總消費需求不足的微觀機制中證實，在我國勞動力市場勞動力過剩和勞動力的需求壟斷的現實前提下，勞動與資本相比始終處于不利的狀況，使得工資的市場定位在勞動力價格水平，甚至低于勞動力價格，從而導致社會總消費需求不足。因此，他們認為，總消費需求不足的微觀機制是工資的市場定價。李廣平（2005）對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有關論述進行了新的

10、詮釋，并用新消費函數模型，對上述結論作了理論上的論證。他認為，凱恩斯消費函數的真實含義是“消費函數不是單純的收入，而是實際工資水平及所決定的儲蓄率、投資率才是決定消費需求的基本因素”，消費在本質上只能是實際工資的函數，不能單純看成收入的函數。據此，他認為，消費函數模型應該為C=(N·/S)模型（ 實際工資 、固定資本投資率N、儲蓄率S），并且實際工資()是決定消費需求(C)的最根本性變量。由此，他斷定，中國當前消費率下降及消費需求不足的因素歸根結底，是實際工資水平下降及導致的勞動力價格低廉的結果。3、制約居民消費的瓶頸在于農村消費不足。曾國安/胡晶晶（2006）通過實證分析

11、居民消費率的內部結構，認為，中國居民消費率的下降主要源于農村居民消費率的下降。此外，有學者認為，中國大量的消費在農村，但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負擔沉重、消費環境差等因素制約了農村消費需求，使得我國農村居民消費在全部居民消費中的比重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因此，農村消費不足是制約消費市場啟動的重要因素。楊永忠9以大城市、中小城市、農村三組消費創建了波狀消費模型，并運用模型分析再次證實，中國消費不足的主要癥結是農村市場，消費需求不足的關鍵是農村消費需求不足。4、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在于消費品市場的結構性供求矛盾。嚴先溥10等學者認為消費品市場的結構性供求矛盾是制約中國居民消費增長、造成中國居民消費

12、率偏低的重要因素之一。消費品市場的結構性供求矛盾表現在有效供給不足和無效供給過剩兩方面。當前我國居民生存型消費需求已基本得到滿足并正向享受、發展型消費需求升級過渡，但產業產品結構、消費政策、消費環境和消費觀念等卻滯后于消費結構升級變化的需求，致使居民消費結構優化升級困難重重。更由于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使消費市場出現城鄉居民消費斷層現象，也阻礙了城鄉居民消費順利升級。因此，嚴先溥認為，我國經濟中出現的內需不足，主要是供給與需求結構的不銜接制約需求潛力的有效釋放，影響了消費需求的增長。5、居民消費率下降與體制、制度有關。居民消費不足，除了與前面所談到的因素有關而外，有學者還提出經濟工作中長

13、期存在的重投資、輕消費，重建設、輕生活的政府行為、體制、政策等是影響消費率下降不可忽視的因素。黃微分（2005）認為，導致我國最終消費率下降的體制性原因主要體現在：一是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助長地方政府追求高經濟增長的目標。二是現行的區域經濟競爭機制，致使地區的工作重心偏向加快產業的發展上，削弱了擴大消費需求的功能。三是現行以生產性增值稅為核心的稅收制度不能調動地方政府擴大本地消費需求的積極性。另外，還有學者研究認為，經濟轉型帶來的不確定性，即居民預期收入的不確定性和居民預期支出的不確定性對中國居民即期消費有負影響；消費環境的完善，包括城鄉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消費品市場秩序還比較混亂、消費政策環境不

14、合理、消費的金融環境不健全、流通環節不暢阻礙了消費需求增長；我國崇尚節儉的文化傳統和城鄉居民的心理制約因素也限制了居民有效需求的實現。總而言之，影響國內需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各個層面，既有宏觀經濟格局的影響，也有微觀企業經營的影響；既有生產方面的原因，也有收入分配上的原因；既有體制上的障礙，也有政策上的不足，還有市場方面的影響，即目前消費市場上的種種缺陷影響了居民個人的消費心理和消費需求”11。 三、啟動內需的途徑如何進一步擴大國內需求，合理調整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比例關系，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目前我國學術界有代表性的觀念有三種：其一，適度保持較高投資率、適度提高消費率水平。羅云毅、王濤1

15、2認為高投資、高儲蓄和低消費將會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中一種經濟常態。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消費率長期低于西方發達國家和亞洲工業國家，并且存在消費率持續走低、投資率較高的態勢，但從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來講，消費投資比例關系大致是合理的。基于我國處于加速推進工業化的時期和所采取的趕超戰略要求，通過對我國經濟運行實踐中消費率與投資率的分析及國際比較，王濤指出，應在保持較高投資率的同時，適度提高消費率水平。他還測算在“十一五”時期，投資率可以保持在3539的水平內。張立群13同樣認為“我國正處在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時期，新一輪經濟增長又主要以資金密集型產業發展和城市建設為主，這是出現高

16、投資率的首要原因”。樊綱（2006）也主張，中國處于實現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階段，投資和資本積累仍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建議，保持總需求各部分的穩定增長，包括消費的增長，出口、投資的穩定增長，才符合現階段中國的需要。其二，投資和消費雙啟動，但消費放在首位。祁京梅14認為，支持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內需的擴大，而擴大內需需要投資和消費雙拉動。近年來國家鼓勵和支持有市場、有需求行業產品的發展和融資的政策措施始終圍繞著最終需求，促進了經濟和投資的增長，這不僅有助于經濟速度、效益和質量同步提高，而且極大地開拓和挖掘消費需求的增長空間。今后，要保持投資和消費的持續、協調發展，就必須采取有效措施

17、鼓勵和促進消費，使投資和消費雙向啟動，但當務之急是切實提高消費率，擴大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三是適度降低投資率，提高消費率。有學者認為“只有消費需求是最終需求，投資需求是中間需求，不是最終需求，難以發揮導向作用和拉動作用”15。消費率偏低、投資率長期過高會造成經濟增長的大起大落，不利于我國經濟的健康穩定增長，因此主張適度降低投資率，提高消費率，充分發揮消費需求的導向作用和拉動作用。朱文興（2006）認為，要保持經濟的長期快速健康增長，就必須把經濟發展的增長動力由過多依賴出口轉移到內需、出口、投資“三駕馬車”上來，尤其是主要通過國內消費需求的不斷增加以拉動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盡管三種觀點對投

18、資的權重認識有所不同，但提高居民消費率是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無疑已達成共識。為此多數學者從啟動消費需求的角度提出了擴大內需的途徑。歸納起來,主要包括：1、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強全社會的消費能力。 學者們一致認為，只有較大幅度地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標準，才能提高居民邊際消費支出。李健（2006）認為，應參照國際合宜標準，將政府財政收入（和支出）的增長速度限制在經濟增長速度附近，并民主和科學地優化中央和地方財政預決算，尤其是財政支出的預決算，從解決國民收入分配失衡入手解決消費率下降問題。除此之外，耿莉萍（2005）等還認為，要從長期與宏觀的角度，采取切實而

19、合宜的措施，穩步提高農民和城市廣大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繼續增加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工資，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促進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為避免因收入差距過大而導致社會總體消費傾向降低，李廣平（2005）等認為，擴大總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從工資的市場定價機制入手，進行相應的經濟體制改革，實行政府指導下的工資市場定價，制定工資增長指導線，只有逐漸提高實際工資水平、提升勞動力成本，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當代改革與發展中產生的各種問題。2、優化供給結構，增加有效供給，滿足居民消費需要。城市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與農民以改善生存條件為主的消費并存。盧嘉瑞16分析了自2000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運行情況，認為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較

20、大幅度增長和城市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加速的趨勢，昭示新一輪消費高峰的來臨。因此，他認為，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全面滿足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需要，促進結構轉換的供給政策將是中國的長策。鐘藍等17以消費群體為研究視角，認為，發展內需為經濟增長提供有力支撐必須解決70人口的農村消費，只有在農民消費需求真正啟動的情況下，中國經濟才能擺脫傳統粗放式的增長。研究表明，最近兩年農民消費支出的快速上揚，2005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品零售額增速高于城市3.5個百分點，為拉動內需展示出美好前景。楊永忠（2003）進一步研究認為，只有農村消費市場啟動了，相對過剩的中檔品才能被有效吸收，才能促進低檔品產業向中、高檔產業的進一

21、步轉產，為高檔產業發展提供支持，從而使產業順利升級，供需矛盾才能得到最終解決。3、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建立嚴格的投資約束機制。有學者指出，要刺激消費，必須深化投資體制改革，改變目前政府投資孤軍作戰局面，在啟動民間投資、合理引導投資方向，控制投資規模方面加大政策力度。一要加快促進各類投資主體平等競爭的制度建設,擴大非國有企業和個人等國內民間投資的準入領域；二要健全政府投資管理體制，合理界定政府的投資范圍，在合理控制投資規模的同時，正確引導投資方向，把資金引導到社會和經濟發展最需要的地方；三要規范各級政府、各類企業的投資行為，強化投資的約束機制。另外，徐鴻18認為，拉動內需還要加強法制和信用建設，創

22、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提升居民儲蓄存款的投資、消費轉化率，促使居民非基本需求儲蓄轉化為投資和即期消費。4、改革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和稅收體制。黃微分（2005）分析了消費率下降的制度原因，認為，提高消費率，一是從完善體制上入手，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經濟社會事務的管理責權。根據經濟社會事務管理責權的劃分，逐步理順中央和地方在財稅、金融、投資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的分工和職責，從體制上消除各級地方政府的投資饑渴癥；二是對地方干部的考核要淡化經濟增長方面的內容，強化“五個”統籌方面的考核內容，從而從機制上消除地方政府只重視生產領域不重視消費領域的行為方式；三是改革現行的稅收制度，實行促進生產與促進消費并重的稅

23、收制度。黃微分（2005）建議，可考慮降低現行的增值稅稅率，把在生產環節降下來的增值稅放在消費環節征收，擴大消費稅的征收范圍，對這部分消費稅實行中央和地方共享或地方政府獨享，以此調動地方政府關注消費、促進消費的工作積極性。與此同時，還有學者談到要完善社會保障體制，給居民穩定的支出預期，增強居民消費信心；消除限制消費的政策,改善消費環境，提高居民消費傾向也至關重要。四、關于內需研究幾點思考綜觀以上學者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目前內需研究中存在兩個傾向，一是偏重消費問題研究。而關于消費研究又集中在投資率、消費率變動的原因分析以及對投資、消費合理比例的探討。我們認為投資消費比例關系是國民經濟的基本比例之

24、一，屬于中長期的結構問題，而投資周期性高漲導致的投資率提高，實質是一個短期總量調控的問題，因此，在進行投資、消費變動的因素分析時應注意區別是短期因素還是中長期因素，進而再作出相應的對策建議，羅榮毅（2004也談到這一點。二是對消費研究，現在國內學者基本上還停留西方消費模型的研究范式之中。一些人往往將消費率下降簡單地歸因于收入和供給，著眼于從宏觀調節機制提出對策措施，這種認識沒有看到現象背后原因的多重性。我們認為，應該擴展研究視野，要跳出經濟學這個范疇，從社會機制、傳統文化等去研究消費，因為有研究表明，“約42來源于兩國居民收入增長率的差異，剩余的58來源于兩國文化傳統和有關制度的差異”19。文

25、化和制度因素無時不在地影響著消費行為。其實，早在2002 年，胡金鳳20就注意到當時學界消費研究中存在的“人的缺失”問題，提出應將消費研究的視角轉換到人學的視野里，“把消費的研究上升到哲學、人學的高度”，考察消費現象背后的人的存在狀態。2005年，王裕國21再次談到，對消費者的研究，應跳出單純“經濟人”范疇，著眼“社會人”范疇這一特殊性，進行多學科研究。總而言之，這些觀點為我們深入研究消費問題，拓寬了視野。我們認為，對消費的研究應該吸取多個學科的研究成果，多個層面探討消費變動的根源。這樣，既可從經濟領域探究消費的宏觀運行機制，又可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探討，中國轉軌時期消費的微觀運行機制。綜合

26、學者們對拉動內需途徑的研究，我們還有以下三點認識： 第一，探索拉動內需的途徑，其實質就是如何處理好投資與消費相互關系的問題。雖然學者們對我國合理的投資率與消費率有三種不同的理論解釋，但無論哪一種解釋，都肯定消費對拉動我國內需的主導地位。第二，關于如何處理投資與消費的相互關系，多數學者通過理論模型、歷史考察和國際比較，試圖探索我國經濟運行中投資消費比例的合理區間，進而提出政策措施。我們認為這種研究有失偏頗。我們贊成羅云毅（“投資消費比例關系理論研究回顧”，1999）的觀點：“無論是國內國外的哪一派消費理論，從本質上看，都還只是一種關于消費率形成原因的原則性分析，均不能直接用于設計或測定一個特定經

27、濟的合理或最優消費率”。因為“各國的消費儲蓄、消費投資比例差異取決于許多條件，社會、歷史、政治、文化以及經濟因素都在起作用。這些因素不同，消費儲蓄比例也就不同，很難找到一個統一的合理標準比例”12 （羅云毅，2004）。同時，我們還認為，投資和消費是經濟增長中相互依賴、相互影響、有著內在聯系的兩個方面。過分強調某一個方面或抑制另一個方面，都必然影響經濟的平穩發展。我們認為，判斷投資率、消費率合適與否的惟一標準，是能否促進經濟的健康平穩增長。基于以上兩點認識，我們有理由認為：當前擴大國內需求，應該保持消費與投資協調發展，著力點應是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雙管齊下，從最終需求入手，通過擴大消費需求帶動投資增長，同時又要在結構優化的前提下保持適當的投資率，避免單純的投資規模擴張。第三，國際國內經驗表明，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增長方式，對投資率和消費率的合理消長具有積極影響，因此，拉動內需歸根到底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問題。參考文獻：1朱文興.內需主導：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選擇J.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6,(1).2李廣平.消費函數及其模型的再認識J.當代經濟研究，2005,(9）.3樊綱.大幅提高國民消費尚屬奢望J.轉載于新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