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十一五”規劃的幾點意見一、“十一五”規劃對我國過渡好重要關口有重要意義“十一五”規劃是在我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制定的，制定好十一五規劃，對過渡好重要關口有重要意義。從改革看，我們正處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關鍵時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雖然初步建立，但徹底清除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改革已不能普遍增加各群眾的利益，有的既得利益群體甚至要喪失已得到的部分利益，如政府轉變職能，勢必精簡機構、人員，削弱一些部門的權力和利益，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也必然會打破一些行業及其主管部門的壟斷地位，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失業增加，并引起國有企業職工身份的變化。因此深化改革的難度在加大，復雜性在加深。從發展看，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的重要時期，正處在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關鍵時期，也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是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就業、人口、資源、環境等壓力加大；也是消費結構發生劇烈變動的時期，社會需求升級并越來越多樣化，消費結構向著發展型、享受型升級，人們對休閑、教育、文化、醫療保險的消費日益增加，老齡化、收入分配、公共服務等方面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容易引發某些人的心理失衡和利益沖突。從社會看，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調整的時期。經濟體制改革引發社會利益分化，社會多元化主體正在形成。經濟的發展和改革，最終要落實到不同社會群體、不同利益主體上。在改革和發展中，一部分群體，如下崗工人、失地農民產生了挫折感；又如一些官員的腐敗問題，引起了社會和人民群眾的不滿。因此，在這個時期，如何防止各種矛盾的積累和激化，如何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就成為關鍵問題。二、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五年規劃的功能和作用中共中央“十五”計劃建議強調：“必須著手研究和解決重大的戰略性、宏觀性和政策性的問題”。這是很正確的。根據過去的經驗和教訓，我認為“十一五”規劃還要體現長期性、指導性和協調性。1、長期性。中央“九五”建議征求意見稿曾提出：“九五期間要以抑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任務”。中央在召開經濟學家座談會時，我曾建議：把抑制通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任務，一、二年可以，但作為五年計劃的任務很難說；宏觀調控在五年內的重要任務應該是，促進經濟穩定發展。中央對此作了討論研究，正式稿修改為“九五期間要以抑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后來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不到兩年就面臨通貨緊縮的形勢。所以，中央在提出“十五”計劃建議時汲取了這個教訓。對“積極的財政政策”，沒有作為長期的方針政策，只說“近期要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2、指導性。把計劃改為規劃，是一大進步，適應了市場經濟的需要。計劃帶有指令性，規劃帶有指導性。因為：市場經濟是通過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來配置資源；所有制結構的多樣性和投資主體的多元化的特點，增加了宏觀調控的難度。所以規劃必須體現指導性。政府主要依靠戰略和政策、發布信息進行指導，由市場起作用，由企業、人民自行選擇。3、協調性。如何通過“五個統籌”，促進城鄉、地區、經濟與社會、對內與對外、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這是十一五規劃應體現的重要特點。三、建議把政府改革作為“十一五”改革的中心環節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把國有企業改革作為改革的中心環節。“九五”、“十五”仍把國有企業改革作為中心環節提出來。“十一五”時期，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仍處于攻堅階段，金融體制改革、大型國有企業改革、政府治理改革等，都是下一步改革面臨的難題。改革抓什么中心環節，才能把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帶動起來？確實是值得我們研究思考的重大問題。我認為，把政府治理改革作為改革的中心環節更切合實際。從以下三組數據可以說明：1、投資過熱，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強烈投資沖動。今年2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53，其中地方項目投資增長達64.9，而中央項目投資只增長12.1；2、在銀行的不良貸款中，大部分來自政府的干預與國有企業信貸。其中，30來自政府直接行政命令和政府干預；30來自國有企業；10來自地方政府的行政環境和司法環境；10來自國家主導產業結構調整，包括主動關停并轉；20來自銀行自身經營管理問題；3、在五部委聯合進行的全國土地督察中，查出的10.1萬起土地違規行為中，其背后幾乎都有政府的影子，因為土地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此外，金融體制改革和大型國有企業改革的滯后，都與政府改革不到位是分不開的。因此，“十一五”期間應把政府治理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來抓。政府治理改革，關鍵是轉變政府職能，依法行政，使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使政府真正轉變為公共產品的提供者、經濟社會環境的創造者、人民權利的維護者。要改變中央政府謀發展、地方政府搞建設的局面。要進一步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劃分好事權與財權，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和人事干部體制改革，弱化并消除投資沖動的體制基礎。四、金融改革要配套，銀行改革與資本市場改革要協調進行金融業改革的重點是銀行改制，降低不良貸款比例。但是，目前我國銀行業普遍存在的大比例不良貸款。產生的原因除了內控機制不到位、監管不力、政府越權干預銀行運作以外，還有一個根本性的體制因素：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的不發達(證券市場長期疲軟、債券尤其是公司債市場非常小，市政債券市場根本沒有)，許多原本應當通過資本市場融資風險相對較高的項目不得不轉而通過銀行借貸解決資金需求，并經常通過政府行政干預的方式進行。據統計，今年一季度銀行新增貸款額前5位的是江蘇、浙江、廣東、上海、山東，共新增貸款4000億人民幣，用占全國銀行新增貸款的47，主要是對目前若干“熱點行業”投放的長期固定資產投資。這些發達省市融資過分依靠銀行貸款，其他地區的情況就更可想而知了。由于缺少資本市場的及時配套改革，銀行系統的改革必定是舉步維艱，不良貸款問題難以根本性好轉。這樣的融資，對于銀行來說風險很高，是目前新生不良資產的重要原因。因此，單純從銀行本身入手，脫離資本市場的配套改革，不可能根本解決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只有有了資本市場的有力支持，結合商業銀行的內控機制，才能使高風險的融資項目從目前依賴銀行轉而通過資本市場融資，這是降低不良資產比例的根本性方法。如果沒有資本市場的有效配合，銀行業的不良資產必將是舊的還沒處理完，新的又大批量產生，使銀行陷入制度性的惡性循環。金融改革一定要配套，銀行改革和資本市場改革是唇齒相依、缺一不可的，單純強調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也不可能達到改革的預期目的。五、進一步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發揮民間資本的更大作用通過產權制度和股份制改革，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使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的進一步融合。我國608個工業小類中，國有企業涉足604類，占99.3；大中型國有企業涉足553類，占87.7。石油、石化、電力、汽車、冶金、鐵路系統的國有化程度分別為92.1、96.3、90.6、72、64.4、83.1，金融、民航和通訊行業國有化程度也達到90以上。國有經濟“點多、面廣、線長、效率低下”和壟斷經營的問題依然嚴重，有限的國有資本不能集中使用，大量的民間資本“投資無門”。越南的改革起步較晚，但在有些方面卻走在我們的前面。例如在GDP中，越南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占53(我國占33)，越南比我們高出20個百分點，而且非公有制經濟提供了97的就業崗位。現在我國的民間的銀行存款達12萬億，已超過了國有資本。因此，如何體現以人為本，激勵和發揮民間資本在建設社會主義中的作用，這是我們應該認真研究和解決的重大問題。六、充分重視社會改革和社會發展社會改革滯后于經濟改革，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這是“十一五”規劃必須認真解決的又一個重大問題。經過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經濟總量已居世界前列。但是，科技、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事業的發展相對落后，尤其是就業和失業的問題突出，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突出，經濟結構不合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突出，資源、環境與工業化的矛盾突出。這些問題之所以長期得不到解決，都與體制性障礙有關。所以，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解決這些突出矛盾。非經濟因素對改革的制約十分明顯，不斷深化的經濟體制改革越來越觸及社會、政治、文教、司法等非經濟領域。因此，如何協調推進經濟領域和非經濟領域的改革，是今后改革面臨的重大課題和挑戰。七、要從源頭上完善宏觀調控體系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要完善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按照十四屆三中全會所給的定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有幾個問題引起我的思考：一是宏觀調控是資源配置的前提條件，還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內容？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五大支柱之一，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有健全的宏觀調控體系”。二是資源在市場配置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還是資源配置在政府的作用下發揮市場的作用？三是資源配置的主體是政府還是市場？是政府主導型還是市場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四是宏觀調控的含義是什么？狹義的理解是國家主要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節經濟的運行；廣義的理解是包括運用行政手段來調控經濟。五是誰代表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國務院當然是代表國家，但省市也說自己代表國家，所以各地都爭要宏觀調控權。2003年4月，我參加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起草小組一開始就提出上述意見。起草小組經過研究，吸收了這個意見，不再提“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只強調“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都要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要遵守WTO規則下的市場經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建立現代化的市場經濟體制。2、宏觀調控要更多地通過間接調控，盡量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改革宏觀調控方式、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是當前和今后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一是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較高，傳統的行政方式進行調控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