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論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摘要題】本文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作了梳理和概述，并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則與價值原則的統一為基本點，把這種社會主義觀放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中，加以整體的、歷史的觀照和透視，分析其是非得失。【正文】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一百多年中，社會主義除了從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鄧小平這一條主流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線索外，在全世界范圍內還出現了各種不同的社會主義流派。“西方馬克思主義”是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不能忽視的一派。研究他們的社會主義觀，不僅是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史的學術研究之必要，而且對于我們全面正確地理解、把握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促進我國實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一西方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一種與第二國際觀點相對立，也與列寧主義相對抗的，自稱以補充和革新馬克思主義為己任，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批判的社會主義思潮。盧卡奇、科爾施、葛蘭西，被看作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1923年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的發表被看作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誕生的標志。從192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形成了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兩大派別，主要傾向是把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60年代，出現了“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新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這樣的科學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趨向和流派，打破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人本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1968年在法國“五月風暴”中，“新左派”把西方馬克思主義奉為指導思想，把馬爾庫塞、薩特奉為精神領袖。這場運動把西方馬克思主義推到了歷史的前端，并使其在西方世界的影響進一步擴大。70年代以后，西方馬克思主義把理論重點從哲學轉向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情況和革命前景的研究上，出現了眾多流派：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生態的馬克思主義、解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以及女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盡管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存在著種種的分歧乃至對立，卻仍然構成一種具有共同學術傳統的理論，他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和認識有著共同或相近的見識。本文闡述西方馬克思主義中作為主流的人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觀。第一，他們認為不是“經濟決定論”、也不是康德的倫理學，而是人道主義哲學構成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一種社會主義理論需要自己的哲學基礎。馬克思把實踐唯物主義尤其是唯物史觀作為自己的社會主義學說的哲學基礎。但是，第二國際以考茨基為代表的所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把唯物史觀庸俗化，理解成僵硬的經濟決定論，并在此基礎上理解社會主義。這種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其實并不正統，甚至也不新鮮。伯恩斯坦則用康德倫理學來補充唯物史觀，修正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既反對經濟決定論，也不認為要用康德倫理學來補充唯物史觀，而是強調應回到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即他們所理解的人道主義哲學。早在20世紀20年代盧卡奇就強調馬克思主義與黑格爾辯證法的關系，試圖通過拯救和弘揚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黑格爾的辯證法和總體性，強調主觀意識的作用，從而恢復馬克思理論的革命性質，對抗第二國際的正統派的經濟決定論。在歷史與階級意識這一西方馬克思主義奠基之作中，盧卡奇批評經濟決定論所表現出來的機械論和宿命論傾向，認為這種觀點雖然看起來強調經濟運動規律的客觀“科學”性質，但“它取消人和社會活動的地位”，使人們在所謂的外在永恒的“自然法則”面前無能為力，社會主義成為不用革命主體參與的自發運動的結果。實際上，在任何歷史運動中，人已經成為一切（社會）事物的尺度，因而，歷史發展的本質，就是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辯證運動。如果看不到主體的能動作用，把客體始終當做思想之先和之前的不變的東西，思想只是對它的直觀，那么就失去了理解辯證法、理解歷史的關鍵東西。既然歷史過程是自覺的意識主體與客體歷史結構和現實作用的結果，那么十月革命后歐洲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失敗主要應通過分析無產階級的“意識”狀況來加以解釋。盧卡奇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所作的這一補充和解釋，對于反對社會主義運動中一直存在的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主義”、機械決定論的錯誤理解，恢復馬克思主義辯證的、能動的性質具有積極意義。但同時，這一補充和解釋中，也顯示出濃重的主觀唯心主義和烏托邦色彩。盧卡奇自己在晚年也認識到這一點。這一闡釋，還體現了一種社會歷史方法論的轉變，即從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向哲學批判方法的轉變。這種轉變，使后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逐漸變為一種社會批判理論，一種文化和意識形態批判理論。1932年，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面世，立刻引起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高度重視，掀起了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熱潮。他們用人道主義取代唯物史觀，使之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基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發表的當年，馬爾庫塞就寫了論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宣稱“這些手稿使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由來、本來含義以及整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討論置于新的基礎之上。”（注：西方學者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93、95、105、69-70頁。）這一新的基礎就是人道主義。社會主義在馬克思那里只能是奠基于人性“異化”和“復歸”之上的人道主義要求，它意味著“人這一存在物的定義的革命”。“馬克思是把消滅了異化和物化的實證的共產主義看作人本主義來加以敘述的，人本主義這一術語表明，對馬克思來說共產主義的基礎就是人的本質的某種實現。”（注：西方學者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93、95、105、69-70頁。）弗洛姆在馬克思關于人的概念一書中斷言，馬克思的哲學與存在主義思想一樣，代表著一種抗議，一種對人的異化的抗議，它從屬于反對西方工業化過程中失去人性的西方人道主義哲學傳統。他認為“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的概念是從他關于人的概念中推導出來的。”“正如保羅梯利希所指出的，對于馬克思來說，社會主義就是：一場在社會的現實中反對毀滅愛的抵抗運動。”（注：西方學者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93、95、105、69-70頁。）他甚至提出為了區別恩格斯等人的經濟唯物主義，可以將馬克思的歷史觀叫作“人類學的歷史觀”。盡管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流派紛呈，但把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化，用人道主義取代唯物史觀并在此基礎上理解社會主義則是他們的共識。第二，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是他們重建馬克思主義和新社會主義理論的邏輯前提。與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人道主義化相對應，他們丟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僅僅訴諸于道義、訴諸于價值理性，對資本主義進行價值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始終將異化和人道主義作為一種理論范式，圍繞社會與人性的對立和沖突來展開他們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他們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普遍全面異化的社會、病態的社會、單面性的社會（馬爾庫塞）、不健全的社會（弗洛姆）、總體異化的社會（列斐伏爾）。不僅存在著勞動異化，而且還有政治異化、消費異化等。這個“病態的社會的基本制度和關系（它的結構）所具有的特點，使得它不能使用現有的物質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發揮出來。”（注：馬爾庫塞等：工業社會與新左派，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4頁。）在這個社會里，人成了“非個體化”（阿多爾諾），成了物品的奴仆（弗洛姆），成了機器（霍克海默爾），人成了單面的人（馬爾庫塞）。造成這種社會和人的“病態”、異化的根源何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紛紛從異化論分析范式出發，找到了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實證主義、大眾文化等等。他們找到了科學技術。哈貝馬斯認為，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技術是第一位的生產力，也是意識形態。正是技術的全面進步導致人的全面奴役，人的尊嚴的喪失。馬爾庫塞甚至給出了一個等式：“技術進步社會財富的增長（社會生產總值的增長）奴役的加強”（注：馬爾庫塞等：工業社會與新左派，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82頁。）。他們找到了意識形態，說明意識形態具有虛假性與工具性，指出它具有操縱功能、欺騙的功能和辯護的功能。正是現代社會中意識形態的異化，壓抑人、操縱人的功能的空前加強，形成一股嚴重威脅社會解放的阻遏力量。他們找到了實證主義，認為實證主義或科學主義以一種非歷史的方式來理解世界和科學，旨在反對對既定一切事物進行哲學“否定”的批判過程，使思維順從現實的一切，使理性不得不接受現存事物和現存秩序，實證主義墮落成肯定哲學，為現實辯護。他們還找到了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使文化、藝術商品化，排除和否定了文化藝術的獨立自主性；大眾文化和文化工業的標準化、劃一性扼殺了人們的個性、自主性、創造性與想象力；大眾文化和文化工業消除了文化原有的批判和否定的向度，墮落成為為現實和統治辯護的意識形態的工具。第三，他們不僅訴諸于人道主義批判資本主義，而且同樣從道義、價值理性的角度批判現實中存在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對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的批判同樣是他們探討未來社會主義的必要前提，是他們社會主義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蘇聯社會主義剛剛建立之初，“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此是抱有很大熱情的，但隨著這一社會主義模式逐漸暴露出其固有缺陷時，他們便開始對它進行了猛烈抨擊，大加鞭撻。他們將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與馬克思“原來的理論”加以比較，斷言蘇聯現實與馬克思的理想不相符合，蘇聯不是一個真正解放的社會，而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社會，極權社會主義社會或官僚社會主義社會。蘇聯模式片面強調政治上奪權，經濟上改變所有制，忽略思想文化革命，強調紀律和服從，忽視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因而是一種狹隘的設計。他們著力批評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認為它是與法西斯主義一樣的極權國家或獨裁國家，“在完整的中央集權的統治下，警察將極端官僚主義的權威幾乎強加到生活的所有領域”（霍克海默）。“國家變成一種物化的人格化的權力”（馬爾庫塞），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仍然是被統治和控制的對象。他們還斷言蘇聯社會主義和西方社會一樣，是同一個發達工業社會的某個變種，這兩個社會的共同基礎都是工業技術結構，都以技術合理性作為社會組織原則。馬爾庫塞指出，這兩種制度顯示出共同的后工業文明的特征集中和管理取代私人事務和自由，競爭是組織化和合理化的，各種規章制度體現著經濟與政治的結合，大眾傳播、娛樂工業和教育協調著人們的行動。他們認為，這兩種基礎相同的社會，其性質不會有本質的差別，其發展趨勢也必然日趨同化，人的遭遇境況也不可能有根本差別，都是異化、壓抑型的社會。萊易斯認為，蘇聯不僅僅是一個異化勞動的社會，而且還是一個異化消費的社會。阿格爾說：“在蘇聯，工人階級在法律上是工廠的主人，但依然是異化生產制度的被控制而無獨立性的受害者。”（注：本阿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503頁。）弗洛姆說：“這種類型的社會主義的原則基本上與資本主義的原則是相同的：最大的經濟效益，規模巨大的官僚工業機構以及在這個既官僚又具有經濟收效大的體系中個人的絕對服從。”（注：弗洛姆：在幻想鎖鏈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150頁。）他們還批判蘇聯的意識形態，特別是作為它的核心的“蘇聯馬克思主義”，認為蘇聯的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已經喪失了革命批判精神，變成了蘇聯領導集體的意識形態，變成了其控制人們思想的工具，為其制度和政策作合法辯解。第四，既然資本主義和現實中的社會主義都不符合他們的道德理想，那么，他們理想中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樣呢？他們對社會主義進行了價值學的解釋，社會主義成了一種價值觀。對于未來的理想社會，“西方馬克思主義”選擇了既不同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又不同于現存社會主義社會的第三條道路，“我們還有第三條道路可走，那就是民主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它以社會主義的本來的原則為基礎而提出一種新的、真正的人類社會的理想。”（注：弗洛姆：讓人成為人，各國社會黨主要文件匯編第2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62年版，第378頁。）這種第三條道路，弗洛姆稱之為“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馬爾庫塞稱之為“自由的社會主義”，薩特稱之為“有人性的社會主義”。盡管叫法不盡一致，其實質乃是同一的，這種社會主義是一種價值，其本質特征乃是人道主義。作為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它的最高原則是：人的地位高于一切，人始終是社會的中心，是最高的價值，所以，一切社會活動均應以人的需要為轉移。社會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都要服從于人的發展這一目標，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條件。弗洛姆說：“人的地位高于物，生活的地位高于財產；因而工作的地位高于資本；權力來自創造而不是來自財產；決不能讓環境支配人，而必須讓人支配環境。”“在所有社會和經濟安排中，人的價值高于一切（注：弗洛姆：讓人成為人，各國社會黨主要文件匯編第2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62年版，第379頁。）。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它的目標就是要實現人的自由。薩特說：“社會主義是不確定的，它是一種價值，把自由選擇作為自身的目標。”（注：薩特：七十自畫像，載生活、境遇，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136頁。）馬爾庫塞說，自由的社會主義是一個自由的王國，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弗洛姆稱“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擁護自由。它擁護免于恐懼、匱乏、壓迫和暴力的自由。但是，自由不僅包括免于什么樣的自由，而且還包括什么的自由。例如，積極負責地參加制定有關公民利益的一切決議的自由，將個人的潛力發揮到最大限度的自由。”（注：弗洛姆：讓人成為人，各國社會黨主要文件匯編第2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62年版，第380頁。）馬爾庫塞、弗洛姆更強調人的精神自由。社會主義所要實現的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當然包括使人從諸如物質匱乏、政治專制這類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獲得自由。但是，對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來說，更重要的是要使人從精神的、性的壓抑中解放出來，人性將得到完全的恢復，人成為一個精神健康的人。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是一個道德的社會，一個倫理的王國，人類成員之間充滿著博愛關系，“在這個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人根植于友愛和團結的聯結，而不是血緣和土地的束縛之中”（注：弗洛姆：健全的社會，中國文聯出版社公司1988年版，第372頁。）。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