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論文-生成與確立：后克思主義思潮的興起關鍵詞：后馬克思主義，霸權，階級政治，社會主義策略摘要：后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立場試圖在作為政治與文化力量的古典馬思主義的祛魅中拯救馬克思主義思想中仍有價值的一些方面。它的理論先驅一開始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隨著1968年“五月風潮”的結束和西方七十年代末“馬克思主義危機”的出現，部分新左派理論家開始以多種方式解構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并對意識形態的自主性進行立論和詮證，這一趨向和后現代思想的一些成果的嫁接使后馬克思主義以積極的理論建構姿態呈現。后馬克思主義在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解構中重新調整社會主義策略并重建對社會主義價值的信念。“后馬克思主義”這一稱謂早在幾十年以前就己在西方學術界出現，經過十來年的孕育，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后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終于形成了“思潮”，變成了“運動”，試圖在新的文化氛圍中重建激進的后現代政治的努力使它在社會學、政治學、哲學、文化研究、美學、文學藝術等眾多領域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但就我們中國大陸思想界而言，“后馬克思主義”似乎還是匪夷所思的不倫不類的怪物。就對其的理論回應而言，我們己遠遠落在西方的“后馬”之后，但對于正“與時俱進”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理論界來說，從“后面”看“后馬”也許能看得更真切些吧。、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的“第二圖式”有人說，厄尼斯特拉克勞和薔塔爾莫菲是后馬克思主義的“鼻祖”，這是不確切的。我贊同保羅雷諾茲的說法，他們只能被稱為“后馬克思主義的旗手”。旗手高展大旗，因而很突出、很惹人眼目：但不要忘記：攻城略地的還有英勇的戰士。并不拉克勞和莫菲最先使用后馬克思主義這一語匯，并且，他們對后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本身也沒有專門的論述和闡釋。拉克勞和莫菲是在1985年首次宣告他們的理智性思想規劃屬于后馬克思主義。但在1970年代初，后馬克思主義概念已被運用，70年代后期以降，后克思主義始以諸多萌芽形態在悄然滋生。無論在社會學的發展和“后馬克思主義”的生成史中，我們都不應忘記丹尼爾貝爾做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中，他不僅詳盡地論述了他1959年就已提出的“后工業社會”觀，而且還提出了“后社會主義”、“后馬克思主義”概念。很明顯，貝爾想以“后馬克思主義”為他的后工業社會理論提供理論支撐，所以他不僅將后馬克思主義置于第一章的開頭來加以討論，而且把后馬克思主義作為第二節的標題，并就后馬克思主義的內涵和；意義進行了粗線條的描繪，雖然他的研究取向和材料運用都是從社會學的視野出發的。針對愛德華希爾斯對后工業社會概念的評論，貝爾指出，后工業社會的思想可以從馬克思本人那里獲取借以構想的根源。那么，希爾斯何以漏掉了馬克思呢?貝爾多少有點嘲諷式地說道：“或許因為我們都已經成為后馬克思主義者了。”1貝爾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結構的描述并不是一套圖式而是兩套圖式：第一套圖式是在資本論第一卷表述的，社會分化為兩大對抗階級：資本家和無產者，其他第三種人(地主、農民、手工業者等)都將消失，當生產資料集中的勞動社會化達到同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時候，外殼就要炸毀了，社會主義就會誕生。第二套圖式是在資本論第三卷表述的，馬克思注意到了資本主義銀行制度和信用制度的擴大以及股份公司的發展給整個社會結構帶來的變化并提到了所有權同管理權的分離、指揮勞動的出現，白領工作的擴大等。在貝爾看來，正是馬克思的第二個圖式預示了后工業社會的到來。“20世紀上半葉所闡述的資本主義未來的社會學理論幾乎所有都是同馬克思的第二圖式的對話。”貝爾承認馬克思的第一圖式是決定性的，因為它是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主導思想，正因如此，馬克思的第二圖式是微弱而閃爍的，它所表現的傾向大大地“打了折扣”，也就是說馬克思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二元對抗的理論強音淹沒了第二圖式。貝爾指出，歷史的事實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運轉方式并沒按“強圖式”進行，相反，它是“弱圖式”的進一步展開。貝爾以社會學家的眼光對馬克思所沒有充分預見到的結果作出了經典的刻劃：“后馬克思主義時期中經理與業主的分離，企業的官僚科層化，職業結構的復雜化，這一切都使得一度明確的財產統治和社會關系的情況模糊了。2”貝爾吸納了馬克斯韋伯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并不是兩個相互矛盾的制度而是同一官僚科層體制類型的變體的觀點，認為這些社會結構性征象是后資本主義和后社會主義所共同具有的，所以他的后工業社會概念的最大“效力”就在于把后資本主義和后社會主義同收一囊之中的共時性訴求。合理性的追求必然導致科層化的增強從而使專業技術人員的社會地位提高，這樣一來“新中產階級”的崛起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貝爾看來，“新中產階級”作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預期產物，帶來了一個古典馬克思主義者所不曾料想到的明確的政治后果：它改變了階級體系的社會學性質，也就是說，社會階級的對抗性質及狀態并不象馬克思所預言的日益簡單化、二元化并最終造成一種單邊式的發展軌道。社會階級的結構性變遷一直構成貝爾關注的重心，他以挑戰的姿態向馬克思的第一圖式所蘊寓階級分析方式發難。但他并沒有停留于此，而是把批判引向了對馬克思整個社會分析邏輯的質疑。貝爾認為，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尚表現出對政治秩序、官僚機構的直接關注，但到了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的思維方向發生了變化：集中注意社會而不是國家；注意經濟而不是政體，即是說，馬克思的思想有一個從政治學到社會學的演變，“馬克思認為一切基本的社會關系不是來自政治，而是來自生產方式。階級關系都是經濟關系：不可能有官僚政治和軍隊那樣的獨立政治階級或秩序。3”正因如此，貝爾堅信：在馬克思那里，政治沒有自主性，它不過是社會力量的反映。他認為馬克思的“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特殊的決定論是成問題的。盡管貝爾指摘馬克思忽視了政治的自治性，他本人也極其強調“上層建筑”在社會結構中軸變化中的作用，但他自己也沒有深入政治的領域并且對后工業社會政治自主性何以可能、何以完成的問題并沒有一個清晰的理論圖景；他的“馬克思的第二圖式”之論也不能自圓其說。但貝爾畢竟觸及到了后馬克思主義要處理的重要問題，而難能可貴的更在于，他把對馬克思階級政治的批判置于后工業社會概念的闡釋之中，這預示了一種超出單純“修正”或“批判”的理論建構方向。二、“后馬克思主義工人”：從階級意識的衰退到普遍主體的消失在對后工業社會的圖繪中，貝爾著重考察的是“新中產階級”之興起給整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秩序帶來的影響。當然，他也提及了工人階級的變化問題，但他的興趣點顯然不在這里，當他把塞爾日馬勒和安德烈高茲的“新工人階級”一詞斥為“激進的幻想”后就匆匆結束了這一話題。但必須看到，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階級的性質、構成及地位等問題卻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理論難題，同時，它也是支撐后馬克思主義理論建構的潛在基點之一。在論及后馬克思主義思潮“浮出”歷史表面的社會根源時，斯圖亞特西姆說道：“這并不僅僅是我們學術性知識探索和政治氛圍對馬克思主義的敵意，而是一系列激進的文化變化業已發生，它使左派馬克思主義茫茫然不知如何前去有效地應對。這一世界的一個最醒目的特征便是無產階級在社會上和政治上重要性的衰微眾多的評論家對這一現象的論述對后馬克思主義意識的生成具有明顯的意義。”4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哪里去了?工人階級怎么了?在古典馬克思主義那里，工人階級就是無產階級，甚至盧卡奇在總結匈牙利革命失敗時，也沒有懷疑過工人階級不再是無產階級，而只是說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意識”淡漠了，所以盧卡奇訴諸總體性的辯證法以對抗資本主義社會強大的“物化”對無產階級意識的發育和生長的巨大阻撓。而盧卡奇的對總體性的渴望不僅帶有強烈的救世烏托邦主義色彩而且難免泛化出一種極權主義的趨向，因此之故，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阿多諾對盧卡奇的“總體性”概念一直窮追猛打。而1968年“五月風暴”又歷史性地映證了總體性邏輯的坍塌。“五月風暴”在西方世界馬克思主義的流變史上具有特別的意義，在其后，一些左派思想家開始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變化重新考量，在這方面，尼柯斯普蘭查斯和安德烈高茲從兩個不同的方向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而這一探索對后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產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普蘭查斯階級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引進了“新小資產階級”理論以“消解”盛極一時的“新中產階級”理論。他抵制階級界定的純粹經濟標準而堅持把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納入到階級劃分中來，并把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區分和階級劃分的基礎糾纏在一起，這樣一來，他就有了兩個“殺手锏”或者說“雙重標準”：他利用后一標準將非生產性“白領”排除在工人階級之外，同時借助前一原則把生產領域中的“白領”分離出工人階級。他這樣雙層“過濾”的結果便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就從大多數被減少到一個殘余的群體”5。普蘭查斯捍衛工人階級的純潔性和革命霸權的努力造成了一個令傳統左派不安的結果：工人階級少數化、邊緣化了，正如艾倫伍德恰如其分評論的那樣，“普蘭查斯在總體上關于階級的定義與其特定的關于小資產階級的定義，把社會主義策略的聚焦點從形成一個統一的工人階級轉移到構筑以階級差異和劃分為基礎的人民同盟上去了。”6而這一傾向的進一步發展便是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策略定位。難怪有位評論家說，后馬克思主義的所有主題在普蘭查斯這里都以萌芽的形式出現了。“如果他還活著的話，他或許會循其理論邏輯與政治路徑而達至諸多他的后阿爾都塞主義的同事們今日的情形。”7如果說，普蘭查斯的思想在“五月風暴”前后有一個從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1968)所表達的“極左偏向”到當代資本主義中的階級(1974)的“歐洲共產主義”色調的明顯變化，那么安德烈高茲的情形則更為突出也更具范型性意義。在工人階級的戰略和新資本主義(英文譯名為勞工戰略)(1964)中高茲幾乎將整個“白領”階層都劃進工人階級的圈子并追隨馬萊將其稱為“新工人階級”。在高茲看來，技術人員、工程師、學生、學者及研究人員雖然在生活上與一般工人群眾有著明顯的差距，但這并不構成將之歸入“新中產階級”的理由，因為專業人員同樣是工資收入者，同樣受資本規律的壓制，同樣遭受被異化的命運。可以清楚地看出，這時高茲的思想是薩特存在主義和盧卡奇總體性邏輯的奇妙結合，它成了幾年后學生運動的理論先導和實際的催生劑。但是，五月風暴之后，高茲完全拋棄了他的“新工人階級”理論，在勞動分工批判(1973)中，他雖然仍不不遺余力地對資本主義的“異化”開刀并把勞動分工指認為一切異化的根源，但他此時已不再將專業人員隊伍當作工人階級看待了，“即使把產業中的科技勞動者視為被剝削、被異化的生產性勞動者似乎是正確的話，那么，認為他們純粹是工人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卻是錯誤的。”8在此，高茲看到了一個悖論性現象：科技在“被異化”的同時卻又制造著“異化”。技術成了資本邏輯的“作倀者”或者說它本身就象哈貝馬斯所言已成為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對科技的這一偏激態度導致了其階級理論的退卻和左派立場的保守化。雖然高茲沒有運用“階級規定”和“階級立場”的普蘭查斯式的區分，但他幾乎達到了與普蘭查斯相同的結論：即便“白領”反對資本主義，但他們的“意識形態”仍是資本主義的，他們既不是作為無產階級也不是為了無產階級而是防止自己無產階級化才反對資本主義。但高茲的“退卻”并沒有停止，他思想中的薩特存在主義“根底”使他“一退千里”。在1980年出版的告別工人階級中他提出了“后工業的新無產階級”概念。“那種傳統的工人階級現在不過是有特權的少數，而今大部分人口屬于并無職業安定感或者說沒有確定的階級身份的后-工業的新無產階級，他們遍布在見習的、合同的、不定期的、臨時的和業余的工作領域。在不太久的將來，象這樣的工作大體上要被自動化所消除。”9在高茲看來，后工業的新無產階級疏離于穩定而連續的工作場所，勞動的片斷化和隨機性、間斷性使他們對任何階級意識或團結感的訴求都無動于衷。如果繼續向后工業社會前進，它必將衍化為“非工人的非階級”(anon-classofnon-workers)：它既算不上“工人”也不構成為“階級”。盡管高茲的“后工業的新無產階級”概念尚有諸多含混不清和自相矛盾之處，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高茲意欲徹底“解構”古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工人階級”這一“神秘的概念”或者說“幻相”(西姆語)。可以說，高茲的這一激進方案是貝爾的“后工業社會”理論和普蘭查斯“新小資產階級”理論的進一步發揮和邏輯延展或者說是對二者的“整合”。在高茲這里，“工人”這一概念被“祛魅”了，它褪掉加于其上的許許多多的政治寄寓和理論負載工人，不過是一個普通而平凡的字眼。在工作場日益分散化、對抗越來越多元化、復雜化的社會里，作為普遍主體的大寫的“工人階級”已經“不在場”了。如果說，工人還將存在，那么顯而易見的是，它在社會建構中作為單一的普遍主體的本體論式的中心地位已經不復存在了，羅納爾多蒙克給了這種“工人”一個特別的稱謂：“后馬克思主義工人”(Post-marxistworkers)。10三、消解話語客體：一個后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