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論文-近代科學為什么不能在我國產生評近年來中西學者的若干解釋理論中國科技史的核心問題是近代科學未能在中國自發產生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前，竺可楨、李懋、錢寶琮、錢臨照、張資珙、劉仙洲、陳邦賢等前輩學者對中國科技史進行了大量開拓性的研究。80年代以來，以中國科技史協會為組織核心，各方面學者又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2004年，楊振寧先生在清華大學的講話再次使該問題受到廣泛關注。在中國需要以科技創新來維持經濟增長的今天，對該課題的探討有著特別重要的時代意義。馬克斯韋伯在分析工業資本主義在世界興起的歷史時認為，雖然帝制時代的中國存在資本主義萌生的物質條件（市場、勞動分工、貨幣經濟、對外貿易等），但當時中國沒有形成追求進步的文化及合理的制度，以及系統追求科學知識的體制，因此，資本主義最終只在西方出現。李約瑟、席文、伊懋可對中國為什么沒有進一步產生近代科學做出了某種解釋。李約瑟認為其原因在于“中國和西方對待純粹的和應用性自然科學的態度，科學家和工程師在古代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以及哲學、宗教、法律、語言、生產方式和產品交換等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注：JosephNeedham,TheGrandTitration:ScienceandSocietyinEastandWest,London:GeorgeAllen&Unwin,1969,p.14.李約瑟認為中國科學的發展是一個相對平緩的上升曲線，公元25世紀時，就已達到很高水平。）席文把中國科學技術衰落的原因歸于“幾個世紀的災難性的財政及其他行政舉措，持續增長的人口造成的嚴酷壓力，社會長期保持穩定和居于霸權地位的正統的文化意識形態沒有受到挑戰，而其中的創造性則被窒息了”（注：N.Sivin,“ScienceinChinasPast”,inLeoA.Orleans,ed.,ScienceinContemporary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0,p.3.）。伊懋可在分析中國科學技術在宋朝以后的停滯時，認為中國陷入了“高均衡陷阱”。“晚期傳統中國社會陷入人口劇增，自然資源短缺的陷阱，因此，沒有必要投入以現代科學和工業為基礎的技術和資本以打破傳統技術在農業和水路運輸上的水平。”（注：M.Elvin,“WhyChinaFailedtoCreateanEndogenousIndustrialCapitalism:ACritiqueofMaxWebersExplanation”,TheoryandSociety,(13)1984,pp.100,106.）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對本文的核心問題的許多解釋說法，可以歸納為外因論、內因論、綜合分析論和人類學的視角。本文將圍繞這四種主要視角進一步探討近代科學未能在中國自發產生的問題。一、影響中國古代科學進步的外部原因大多數學者在探討中國科技落后的原因時都首先從外部環境入手。這些不利的外部原因一般認為存在于以下幾方面：（一）科技的發展缺乏經濟刺激例如，陳亞蘭就認為中國的經濟是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不需要復雜的科技。（注：陳亞蘭：試論清前期封建社會需要與科學技術發展的關系，自然辯證法通訊編：科學傳統與文化，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頁。）的確，西方近代初期的科技史表明，擴展經濟活動，例如國際間的海上貿易、采礦業、要塞建筑及軍械生產等所產生的技術問題推動科學家如伽利略和吉爾伯特等人從事科學研究。（注：B.M.Hessen,“TheSocialandEconomicRootsofNewtonsPrincipia”,inGeorgeBasalla,ed.,TheRiseofModernScience:InternalorExternalFactors,London:PaytheonEducationCompany,1968,pp.3139.）然而，經濟活動的擴展并不能充分解釋現代科學的興起，12世紀的意大利城邦國家和中國的宋朝和明朝就是明顯的例子，那里擴展的國際經濟貿易并沒有伴隨科學的革命性發展，例如：現代力學和磁學的發展。（二）重農抑商的政策外因論者認為，歷朝政府對海外貿易、采礦及冶煉采取的限制政策，對重要工業的官營，對鹽、茶、酒、礦物等重要商品的流通和買賣課重稅，阻礙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注：林文照：近代科學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產生，自然辯證法通訊編：科學傳統與文化，第93105頁。）如明朝政府禁止民間開礦及海外貿易的措施。（注：大明律例規定“盜掘金、銀、銅、錫、水銀等項礦砂，每金砂一斤折錢二十貫，銀砂一斤折錢四貫，銅、錫、水銀等砂一斤折錢一貫，俱比照盜無人看守物準盜竊論。若在山洞捉獲，分別輕重治罪。”參見大明律例盜賊條。）清初對海外貿易嚴加控制：限制海運貨物的重量，禁止出口兵器、火藥、銅鐵、稻米、小麥、馬匹等。（注：林文照：近代科學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產生，第102103頁。）雍正年間，商業擴張，朝廷卻明令限制工場中的雇傭工人數，甚至拆除機器。外因論者沒有注意到，中國古代兩千年的歷史顯現出相當多樣的情況。并不是所有朝代的政府都實行限制工商業的政策。五代十國時期，大多數政府都優先發展政權間的貿易。唐、宋、元時期，政府沒有限制海外貿易，甚至在明朝，政府對海外貿易的禁止也并沒有一貫地強制執行。（注：例如，明永樂朝實施的海禁在1567年松懈了，到明末又重新嚴厲起來。）1740年，明朝的法令鼓勵私人在國內采煤礦。（三）重文輕理的儒家思想和“八股”取士制度外因論者認為儒家思想傾向和“八股”取士制度使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智完全集中在語言、修辭及倫理知識方面，以及與農業社會有關的課題上，而不是自然科學知識和各種工業生產問題上。（注：戴念祖：中國近代科學落后的三大原因，自然辯證法通訊編：科學傳統與文化，第109頁。）社會意識形態制約科技發展，（注：J.Nef,“TheGenesisofIndustrialismandofModernScience”,inC.Read,EssaysinHonorofConyersRead,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3,pp.263266.）然而，在中國，士大夫的興趣和文化觀念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某些時期，如在沈括所處時代，觀念也起了很大的變化，許多儒生士大夫開始關心以前有身份的人不屑一顧的技術性工作。（注：參見席文：為什么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是否沒有發生，李國豪、張孟聞、曹天欽主編：中國科技史探索，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6年版，第100頁。）宋史記載那時流行官員和庶民向朝廷獻呈新技術發明，（注：參見宋史兵志。）朝廷常獎授錢財和官位，一些發明更被政府推廣。在探討影響中國技術發展的外部環境時，人均資源和動力占有量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工業革命前夕，歐洲人比中國人人均占有的資源（木材、煤、土地等）和動力（馬）更多。（注：E.Jones,TheEuropeanMiracl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這一點部分地解釋了兩個地區的相對發展水平和技術的使用，特別是節約勞動力和消耗資源的技術。一些研究表明，資源缺乏和人口過多影響了中國的技術發展。晚清江南地區，由于勞動力廉價而資源（木材）價格昂貴，這使人們不愿采用節約勞動力的機器生產，因而導致生產技術的衰落。（注：M.Elvin,PatternoftheChinesePast,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1.）外因不能充分解釋近代科學為什么不能在中國產生，因為科學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因，古代中國技術書籍缺乏以一種（理論）科學的方式，即用法則和定理，來對技術問題進行解釋的傳統，這些都有可能影響中國的科技發展。二、制約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內在原因英國漢學家伊懋可就指出缺乏對機器的一種幾何透視觀影響了中國的技術進步。對西方人而言，“機器是運動狀態中的幾何體”。17世紀以后，正是這種能在機械中看到幾何學的影子，看到機械背后的那些抽象的線條框架和角度，并日益在技術書籍中以機械繪圖的形式加以表現的能力，使近代歐洲人與中國人相區別。（注：參見M.Elvin,“SkillsandResourcesinLateTraditionalChina”,inD.Perkins,ed.,ChinasModernEconomyinHistorical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3,p.111.）我國學術界不少人也看到制約中國古代科學發展的諸多內部原因，例如，中國科學家不注重把對自然現象和機械奧秘的解釋理論化，大多數科技著作僅是對當時生產經驗的記載或對自然現象的描述，（注：林文照：近代科學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產生，第83頁。）臆測性的討論代替了嚴密地尋找規律的努力，（注：JinGuantao,FanHongyeandLiuQingfeng,“TheEvolutionofChineseScienceandTechnology”,inJ.Fraser,N.LawrenceandF.Haber,eds.,Time,ScienceandSocietyinChinaandtheWest,Amherst:TheUnversityofMassachusettsPress,1986,p.175.）過分依賴于形而上學的冥想，而缺少以試驗驗證假設的傳統。（注：例如明王陽明對竹子的研究和清初的劉獻庭對磁學的討論。參見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下和劉獻庭廣陽雜記卷一。）中國有機自然哲學對科技發展的影響許多學者認為中國古代自然觀特別是陰陽五行學說妨礙科學的進步。（注：葉曉青：中國傳統自然觀與近代科學，自然辯證法通訊編：科學傳統與文化，第159161頁。）中國自然哲學家在解釋現象時，往往求助這種自然哲學，例如：電被解釋為，“陰陽相激為電”；地震被認為是“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磁石吸鐵是“陰陽相感、隔礙相通”；氣候與溫度的變化被比喻為人類心情的變化。（注：林文照：近代科學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產生，第87頁。）這些看似合理的解釋阻礙中國自然哲學家去探究現象的本質和真正動因。上述問題很難有定論，例如李約瑟就認為陰陽五行學說對中國的科學思想發展有益而無害，雖然易經精致的符號體系阻礙了中國科學哲學的發展，因為它提供了一種不能成其為解釋的概念框架。（注：C.Ronan,TheShorter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AbridgementofJosephNeedhamsOriginalTex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pp.182,171,187.）席文持相反觀點，認為周易“最常用于對變化作能動的解釋，而不是一種對靜態物質的分類理論，此外，中國古代的科學家也缺乏建立數學公式和用實驗來驗證假說的傳統，因此，似乎就沒有理由說這種形而上學哲學阻礙了原本不存在的趨勢。”（注：席文：為什么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是否沒有發生，李國豪、張孟聞、曹天欽主編：中國科技史探索，第105106頁。）然而，宇宙觀同研究方法確存在一定聯系。在西方思想中，認為上帝根據機械和數學原理創造世界的觀念，（注：“伽利略、開普勒、笛卡爾堅持認為上帝在他的創造性勞動中是一個幾何學家，數學能夠揭示宇宙結構基礎開普勒說上帝像一位建筑師那樣創造了自然”。參見R.BonelliandW.Shea,eds.,Reason,ExperimentandMysticismintheScientificRevolution,London:MacmillanPress,1975,pp.1112.）使現代早期的科學家如開普勒、伽利略和牛頓能夠把“現象世界”想像為具有數學和諧性，并能夠“根據機械學的原理”來解釋。（注：G.Holton,ThematicOriginsofScienceThought:KeplertoEinstein,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p.62.）換句話說，科學家能通過模仿上帝創世的行為揭示世界秘密。這就為研究自然，并以力學和數學的原則解釋世界提供了宗教哲學論證。中國自然哲學家認為世界的產生與變化與人類相似，天人感應。這部分地解釋了為什么他們許多人會認為冥想和超驗的體驗，而不是實驗，是揭示宇宙隱秘模式的方法。“現代科學和過去所有科學體系的區別并不在于對自然的觀察，而在于觀察自然的目的和方法以及以實驗或受控觀察的結果作為結論的最終依據。”（注：J.Nef,“TheGenesisofIndustrialismandofModernScience”,p.218.）“設計”（試驗）和“抽象化”是西方近現代科學研究方法論的兩個極其重要的方面。（注：R.BonelliandW.Shea,eds.Reason,ExperimentandMysticismintheScientificRevolution,p.15.）一方面，必須精心設計試驗從而使自然現象的過程和數據能更清楚地被觀察到，并能對實驗前形成的理論假設或推論進行驗證。另一方面，實驗前必須進行理論的抽象化建構，區分表象和假象、派生的和次要的以及基礎的和更深層次的、實在的事物及過程，從而形成科學概念和提出假說，使研究者在實驗中做到對自然現象的觀察合乎理想的簡單化。作為一種解釋自然的理論，陰陽五行學說包括宇宙生成的觀念、氣的觀念和物質的五種形態觀念等等。（注：陰陽、五行、氣是中國傳統科學的三大概念，各門學科都用它們來說明自己的研究對象。參見席澤宗：科學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頁。）這些觀念同近代科學所認知的宇宙的結構、物質的存在狀態和實體相距甚遠，甚至可以說這些概念基本沒有把握住物質世界的真正的實在和深層的聯系。依據這樣的超驗的和不能證實的概念，作為大前提很難推論出可被證偽的實驗科學理論。中國古代科學理論的公理化和證偽性問題內因論者認為中國哲學家對自然的解釋缺乏理論的清晰性、證偽性和公理化傳統阻礙了科學理論的發展。阮元對中西方科學解釋理論的評價被作為例證，阮元認為中國的理論妙在僅僅是尋求對現象的描述而不解釋原因，“天道淵微，非人力所能窺測”，而應“言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這樣，理論才能“終古無弊”。（注：阮元：疇人傳卷三，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610頁。）“公理化”是科學理論建構必須遵守的一個重要原則，它體現在作為理論出發點的基本概念或大前提同推論假說之間的邏輯性，所有的推論或假設應被表述為是由一套特殊的公理推論出的定理的形式，且具有驗證性。中國古代“科學”理論缺乏公理化傳統的確顯著。以天文學理論為例，周髀算經中的“蓋天說”算是例外，它表現出是一個公理化的幾何體系。其定理“日影千里差一寸”是從其公理和前提“天地為平行平面”推論出來的。唐開元年間的大地測量數據證明與其不符，“蓋天說”便更趨式微。出現于漢代的“渾天說”，長期統治中國天文歷學界直到西方近代天文學傳人才逐漸被取代。它對地球周邊的描述大體輪廓相符，并能經觀察驗證，和預告日食、說明月食，對制定立法有指導作用。張衡的“渾天儀”幾乎是一個物化了的托勒密地心說模型。然而，托勒密的宇宙體系卻“是一個高度可證偽的，公理化的幾何體系”。（注：江曉原：天學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