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論文-德里達與解構批評的啟示：重新思考【內容提要】文章從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法國哲學家、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德里達的批評理論特征及其留給當代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的遺產。作者認為，德里達留給后人的文學理論遺產主要體現在他對文學本文之封閉結構的質疑乃至拆解，對結構主義批評之后的文化轉向的推波助瀾和對文學文本和翻譯文本之終極意義的懷疑，從而為后人對既定的理論進行重新建構、對前人已有定論的解釋以及傳統的文學經典進行重新闡釋和建構鋪平了道路。在新的世紀，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進入了一個“后德里達時代”，在這一時代，雖然解構的大潮早已衰落，但解構的原則已經深深地滲透到了人文學科的各個相關領域。【關鍵詞】德里達/解構/文學理論/文化批評法國哲學家、解構主義理論的一代宗師雅克德里達(JacquesDerrida,1930-2004)于2004年10月8日在巴黎與世長辭。毫無疑問，這是后結構主義理論思潮在經歷了福柯、拉康、德勒茲、利奧塔等大師的辭世以來西方思想界和理論界的又一次最重大的損失。如果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上述各位大師級人物的相繼去世標志著后結構主義盛極至衰的話，那么，此時德里達的去世則標志著解構主義的終結，也就是說，當代哲學和人文思想已經進入了一個“后德里達時代”(Post-DerridianEra)，或者說一個“后理論時代”(PosttheoreticEra)。在這樣一個“后德里達時代”或“后理論時代”，文學和文化理論的命運及其在未來的前途將如何？正如英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文化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Eagleton)在其新著理論之后(AfterTheory)中所哀嘆的：“文化理論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雅克拉康、克羅德列維斯特勞斯、路易阿爾杜塞、羅蘭巴爾特和米歇爾福柯的開拓性著述已經遠離我們幾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絲伊瑞格里、皮埃爾布爾迪厄、朱麗亞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達、愛萊娜西克蘇、于爾根哈貝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和愛德華賽義德早期的那些具有開拓意義的著述也遠離我們多年了。”1(P1)確實，按照伊格爾頓的看法，在近十多年內，隨著上述大師的離去或逐漸年邁，當代文化理論并沒有出現什么震撼人心的巨著，理論的衰落和虛弱無力已經成為無人可以挽回的事實。照他看來，由于文化理論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觀點，因此，在“911”之后以及其后的伊拉克戰爭之后，“一種新的即將來臨的全球政治階段已經展現在人們眼前，對于這一點甚至最為與世隔絕的學者也不能不注意。”1(P7)在列舉了一系列令人沮喪的例子之后，伊格爾頓總結道，“文化理論簡直無法使對階級、種族和性別所做的同樣敘述作出詳細的說明它需要不惜代價去冒險，擺脫一種十分令人窒息的正統性并且探索新的話題”。1(P222)當然，伊格爾頓這本書出版時賽義德已病入膏肓，德里達的癌癥也已進入晚期，因而他的預言確實有著一定的超前性，但同時也在西方學術界和理論界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注：在這方面，西方和中國理論界的最直接的兩次反應分別是2003年5月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舉行的批評探索(CriticalInquiry)編委會會議以及由清華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合作于2004年6月在北京舉辦的“批評探索：理論的終結？”(CriticalInquiry:EndsofTheory?)國際研討會。兩次會議的主要發言者均對伊格爾頓的偏激觀點提出了反駁和討論，并為今后理論的反展和可能出現的新的表現形式提出了建設性的見解。）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這位當年曾借助于編寫文學理論教科書而蜚聲世界文學理論界的理論家來宣布理論的衰落甚至“終結”倒是難以令人理解，因此，在理論界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就是理所當然的了。但平心而論，我們不得不承認，賽義德和德里達的相繼去世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應驗了伊格爾頓的預言。今天，作為后結構主義大潮之中堅力量的解構主義已經成為歷史，但解構的批評原則卻已經滲透到包括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在內的人文學科的各個相關領域。也就是說，曾被人認為“鐵板一塊”的所謂解構早已自身分化為碎片，滲透在研究者和批評家的批評意識和研究方法中。今天紀念德里達，首先要搞清楚德里達及其解構理論將留給我們何種遺產？在新的世紀里，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將向何處發展？這也正是本文在對德里達的批評遺產進行簡略回顧之后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對于德里達的去世，西方和中國的學術界已經響應地作出了各種不同的反應。曾經在德里達生前激烈批評過他的伊格爾頓對英國學術界的反常性“沉默”感到憤憤不平，認為他們根本沒有“讀懂德里達”。作為中國的人文學者，我們理應作出自己的反應。德里達雖然主要是一位哲學家，但他的去世卻在哲學界產生了遠非人們所預料的那種反響，這與他長期以來在正統的經院哲學界的“邊緣”地位不無關系。據英國衛報公布的統計數據，在回答“你了解德里達嗎”這個問題時，人們的遲鈍反應著實令人吃驚：“解構主義什么的我說不上來我覺得他很重要，可弄不清楚為什么”；“像我這樣在英國受過訓練的哲學家，竟對德里達所知不多，但這并不能阻止我們中的某些人拒絕他。我并不拒絕他，但我對他了解得也不夠，無法對他進行總結”；“誰？我不知道你在說誰。我正在和倫敦城內的一幫大學者們開會，可誰也沒聽說過他。如果你有問題，我可以到Google上查查他”。【盡管對他大加贊譽和推崇的人更占多數，但上述三位頗有身份的大知識分子的近乎“冷漠”的“評論”卻不禁使人產生了這樣一種感覺：德里達一生都處于一種“頗有爭議”的境地。但令人不得不承認的是，無論他發表什么樣的批評文字，無論關于他舉行什么樣的活動，都會在當代思想界和學術界產生極大的反響。作為一位人文學者和思想家的德里達應該對自己的這種巨大的影響力之無所不在感到滿足了。1992年，為了表彰德里達對當代思想和文化的卓越貢獻，英國劍橋大學試圖授予德里達榮譽博士學位，但這一動議一經傳出就在校園內外引起了軒然大波。之后校方不得不將這一動議付諸全體教授投票表決。雖然最后投票的結果是336:204，德里達最終獲得了榮譽學位，但將一個本來完全可以由校方獨立作出的決定提交教授投票表決，這在劍橋大學近30年的校史上仍是首次。由于德里達的思想對當代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想象力的巨大影響，他曾多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但最終卻未能在去世前得到這一崇高的文學榮譽。毫無疑問，德里達的爭議主要體現在對傳統的經院哲學的反叛和解構。作為一位極其多產的創造性理論批評家，德里達將自己的著述定位在哲學和文學之間，或者說是一種文學化了的哲學著作，這與尼采的非理性主義傳統是一脈相承的，因而他在正統哲學界所遭到的非議就是在所難免的，而在文學理論批評界所受到的空前禮遇也是不足為奇的。幾乎他的所有重要著作一經出版就很快有了英譯本，幾乎所有的美國一流大學都邀請他去作了演講或授課。在他那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德里達系統地闡述了他的解構理論。由于他的哲學思想早已超越了傳統的哲學范疇，融入了人類學、語言學和精神分析學的成分，實際上形成了一種范圍更廣的批評理論，因而他在正統哲學界的地位甚至還不如在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界的地位那樣顯赫。毋庸諱言，從事文學理論批評的學者一般總認為，德里達的著述十分艱深難讀，即使是閱讀斯皮瓦克的英譯本或卡勒的闡釋性著述也常常令人不知所云。應當承認，和他的許多同時代人相比，德里達應該算是十分幸運的，他在英語學術界的影響主要得助于三位美國批評家：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C.Spiyak)、喬納森卡勒(JonathanCuller)和希利斯米勒(J.HillisMiller)。在這三位美國學者中，斯皮瓦克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將德里達早期的代表性著作論文字學準確地譯成英文，并在長達80多頁的譯者前言中系統地闡釋了德里達的艱深解構思想，為其在美國批評界的普及奠定了基礎；卡勒的論解構：結構主義之后的理論與批評一書則是全面闡釋德里達的早期理論的最為清晰的一部著作；米勒的貢獻則主要體現在及時跟蹤德里達的學術道路，及時將其在各個時期的學術思想和理論建樹具體化在文學批評和和文本閱讀上。有人認為正是由于美國批評界的翻譯和闡釋才使得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在美國變了形，由一種艱澀的哲學思想變成了批評家可信手拈來使用于文本閱讀和批評實踐的方法和策略。這既是他的不幸同時也是他的大幸。我們若仔細考察始終受到德里達本人鼓勵和支持的“耶魯學派”成員們的批評實踐，就不難看出，這種“變形”恰恰是德里達本人所認可并希望的。可以設想，如果沒有上述三位美國學者以及其他“耶魯學派”成員們的批評性闡釋甚至爭辯，德里達早期的那些高深理論和艱澀著述恐怕至今也只能置放在哲學學者們的書架上賦閑。本文在對德里達的批評思想之于“后理論時代”的意義作出評述之前，再次對德里達早期的批評理論思想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將德里達對人類思想的貢獻放到整個西方文化思想和哲學背景來考察，或者從他對文學批評的直接影響著眼，便可看出他在整個人文科學領域內的主要創新。這些具有創新性的理論觀點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寫作與邏各斯中心主義批判。德里達的學說之于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在于顛倒寫作與口語的等級序列，從而實現了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批判和解構，也即反對所謂的詞語中心主義。在他看來，西方語言學理論以及所有西方的哲學思想和文化，都貫穿著一個中心，即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或曰詞語中心，而這個中心實際上又以語音中心為其核心和基礎。按照德里達的看法，言語優先于寫作（即語音中心主義）的一個特權就是詞語中心主義的經典性特征。這種觀點和方法對閱讀歷史文本和從事文學批評顯然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我們今天從文本中獲得的意義并非是首先通過聲音實現的，而是首先從前人寫下的文本的書面語中獲得意義的，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語音中心主義始終占據的大廈。（二）差異與延緩。德里達在寫作與差異等文集和專著中，反復在一些文字上做游戲，其中一個頗為令人玩味的例子就是“diffrance”這個詞。這個詞本身在法語和英語中都不存在，但根據這兩種語言的構詞法（即有時兩個詞各取一部分相互結合起來，構成一個“合成詞”），德里達自創了這個蘊含豐富的新詞。但關鍵的問題是，德里達的目的并不在于單單創造一個新詞，而是借助于這個多重含義的詞來表達自己的不確定的玄學假想。我們若是也使用德里達本人的慣用閱讀方法，將這個詞的結構拆散并分解，便可看出，這個詞實際上既非主動、又非被動地將動詞diffrer的含義的暗合性結合了起來：第一個意思是差異(difference)，主要是訴諸空間；第二個意思是延緩(diffr)，主要是訴諸時間。德里達認為，語言不過是“差異與延緩”的無止境的游戲，最后的結論是永遠得不出的。文本與文本之間始終是一種互文的關系，因而對文本的闡釋就形成一種“闡釋的循環”。這一思想用于文學批評，實際上為批評家尋求不同以往既定解釋的新的意義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文學經典作品的重新翻譯確立了合法性。（三）播撒和分解。德里達在出版于1972年的播撒中，又將diffrance這個詞的含義擴大了，即由原來的差異延緩，發展到播撤(dissmination)。由于文本間有著差異和間隔，因而造成了延緩，對于信息的傳達就不能是直接的，而應當像撒種子一樣，將信息“這里播撒一點，那里播撒一點”3(Pxxxii)，不形成任何中心地帶。這實際上是他一貫反對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繼續。所謂“播撒”就是要“顛倒所有這些恢復了的主宰姿態。它試圖挫敗這樣一種企圖：以一種頗有秩序的方式走向意義或知識，它也想通過某種無法控制的過度或失落來打破意圖或希望的巡回。”3(Pxxxii)毫無疑問，這種“去中心化”的解構思想始終是其后的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批評家消解中心、批判現代主義等級秩序和殖民主義文化霸權的有力武器。由此可見，大概不難得出這樣的一種結論：德里達留給我們的文學理論遺產主要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他對（結構主義者眼中的）文學本文之封閉性的質疑乃至拆解，對結構主義批評走向末路之后所出現的“文化轉向”的推波助瀾，以及對文學文本和翻譯文本之終極意義的懷疑，所有這些洞見均為后人對既定的理論進行重新建構、對前人已有定論的解釋以及既定的文學經典進行重新闡釋和建構鋪平了道路。筆者認為這就是德里達留給我們的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遺產，也是他至今仍對這個“后德里達時代”或“后理論時代”的文學和文化批評的重要意義。早在德里達的解構理論剛剛開始介紹到中國，筆者就曾為之推波助瀾，并對他的批評思想以及對“耶魯學派”(YaleSchool)的啟迪和影響作過評述（注：在這方面，主要參閱拙作后結構主義與分解批評，載文學評論1987年第6期。應該承認，作者當時對德里達以及耶魯學派的了解，主要是通過卡勒的著作論解構：結構主義之后的理論與批評(OnDeconstruction:TheoryandCriticismafterStructuralism,1983)之中介。），在這里只想補充說明，“耶魯學派”批評家對德里達的接受決不是完全的和毫無保留的，而是在更多的層面上加上了自己的各取所需以及主體性闡釋和創造性發揮；（注：參閱拙文后結構主義與分解批評，載文學評論1987年第6期。但在本文中作者已加進作者本人對“耶魯學派”批評家們的最新了解和理解。）而且“耶魯學派”本身在批評觀念上也并非一個整體，它的成員對德里達理論的接受和批評實際上大相徑庭。這里不妨引用對解構批判得最為激烈的“耶魯學派”成員哈羅德布魯姆(HaroldBloom)在他和德里達等人的論文合集的序中的一段描述：“德里達、德曼(PauldeMan)和米勒無疑是蛇一般的解構者(boadeconstructors)，毫不留情，影響重大，盡管他們每人都對自己那反復沖破詞語的深淵方式頗為欣賞。但是布魯姆和哈特曼(GeoffreyHartman)則僅僅是解構主義者(deconstructionists)。他們有時甚至寫東西反對解構主義本身。”4(Pix)也就是說，他本人和哈特曼只是曾一度信奉過德里達的某些教義，而實際上并非真正的解構者。而且確實，在這四位學者中，布魯姆從一開始就與德里達在很多方面有著分歧，并且對解構主義的教義批評得最為激烈。（注：在解構大潮消退多年后，布魯姆仍對包括解構主義在內的各種后現代理論持激烈的批判態度。1999年5月筆者在耶魯大學講學時，有幸旁聽了他兩節關于莎士比亞的專題研討課，并應他邀請去他在紐約華盛頓廣場附近的寓所長談。他當時針對文化批評對文學批評的沖擊指出，“理論已經死亡，而文學則將永遠存在下去。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