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文學的位置丸山真男的兩難之境“文學是什么”，這個問題已經被糾纏得不再像是一個問題了，以致于我們無法產生對它進行正面界定的興趣盡管它其實并未得到解決，但對它的正面界定卻不可能帶來多少生產性。然而還有一個與此相關但卻不得進入文學研究者視野的問題，卻是可以拿出來探討的，這就是文學在現代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位置問題。本文可以算作我對于文學位置進行追問的第一篇文字。我認為，文學在現代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位置，暗示著它在現代精神史中的位置，換言之，對于文學位置的追問，將把我們導向對于現代人類精神史整體構架的追問。不言而喻，這樣的追問是不可能僅僅由文學研究者來完成的。但是至少，當文學研究者追問文學在現代精神史中的位置的時候，有可能帶來的最直接的效果便是文學領域的開放，我希望自己的追問能夠沿著這樣的方向進行。而假如這樣的追問能夠引出那些真正意義上的“普遍性命題”，那將是我所期待的。在進行一系列追問的時候，我所使用的資源基本來自日本現代學術史。更嚴格地說，我的主要資源來自1926年開始的昭和時代，來自那個時代里日本知識分子對于文學在現代精神史中的位置的思考。在此先要做一個簡短的說明，那就是日本知識界和思想界對于上述問題的思考是在“現代性”這樣一個整體框架中進行的，這使得他們對于文學在現代人文、社會科學以及在現代人類精神史中的定位問題的思考成為他們對現代性問題思考的有機組成部分。有必要再做一個煩瑣的說明，那就是在討論“現代性”的時候，日語有三種易于混淆但又不易清楚區分的稱謂，一是“近代”，一是英語“modernity”的音譯，還有一個是在有限定的情況下使用的“現代”。本文為了與原文協調，在下文中將使用“近代”一詞指稱我們今天所習慣的“現代性”討論“：近代”一詞在日語語境中不僅反映著相當于中文“現代性”的內容，而且也包含著“現代化”的內涵，這兩個問題原本就不是分離存在的，日語使用“近代”一詞囊括兩者，倒顯示了以曖昧著稱的日本人因曖昧而得其真味的長處。在昭和時代，尤其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現代化與現代性不再像明治時代那樣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了，它第一次開始成為一個“問題”。而當日本的知識分子試圖對這個“問題”進行回答的時候，他們所提供的，恰恰是一份能夠為我們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所共有的精神資源。于是，我面對著的是一個悖論性的立場，那就是承認日本這份精神資源的獨特語境，同時在這一語境中尋找那些同樣屬于我們乃至屬于人類的基本問題。在一系列追問的開篇，我選擇了丸山真男。我相信，作為把我們引入普遍與個別這樣一個悖論性情境的向導，丸山真男是最合適的人選。一關于日本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19141996)，中國大陸學術界所知甚少，這是因為已經出版的他的論文集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區建英譯，學林出版社1992年)僅僅收錄了他著述中非常有限的一個側面，不可能展示丸山作為一個思想家的豐富內涵。臺灣已經出版了丸山真男兩部代表作的譯本：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臺灣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這兩部著作相對深入地反映了丸山真男思考的軌跡。再加上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這三部中譯本可以為我們大致勾勒一個活躍于日本昭和時代尤其是戰后日本思想界的思想史學者的輪廓。他在1936年以處女作論文政治學中的國家概念開始了他作為日本政治思想史學者的生涯，在其后的60年中，他始終一貫地以他的這篇論文中所暗示的基本準則，在密切結合日本政治制度批判和日本意識形態批判的政治學研究中，探索人類思想乃至精神結構的基本問題。因而，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便具有了兩個不可分割的側面：一方面具備鮮明的現實批判精神和政治意識形態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超越一時一地的具體問題而使思想上升為普遍原理的力量。丸山真男所使用的資源主要來自歐洲(主要是德國)古典哲學和現代性理論，他終其一生所致力于完成的，是使這些西方資源在日本的本土語境里完成相應的“意義轉換”。具體而言，他使用諸如“理性”“主體”等工具以對日本社會現實的癥結進行批判，并試圖尋找日本社會向現代轉型過程中以天皇制為表象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所暗藏的基本問題。這使得他在解釋日本本土問題時不得不面對重重困境，就中最使他感到棘手的，是這種對于西方資源的使用方式面對來自同樣思維定勢的雙重誤解：一方面，這種誤解來自日本知識界根深蒂固的“以日本獨特性對抗西方”的圖式，在這種對抗圖式中，丸山真男被以“近代主義”和“反近代主義”相對峙意義上的“近代主義者”加以定義；另一方面，丸山真男在國際思想史研究界的聲望又恰恰是由各種變了形的“西方中心主義”造成的，丸山真男最深切的理解者，比如德川時代的宗教的作者羅伯特N貝拉，就是在將美國的現代化理論作為一個普遍圖式的前提下，論及日本現代性的特殊性和丸山真男學說的普遍意義的。丸山真男學說自身，其實也面對著一個兩難之境，這就是西方資源在東方進行意義轉換的時候如何真正切入本土語境的問題。與大多數日本“近代主義者”不同的是，丸山真男并沒有因為他使用西方的工具而把自己的思考局限在西方語境里甚至簡單地在日本的現象上貼標簽，他是少數能夠成功地利用西方資源在日本建立思想傳統的知識分子之一。然而，他仍然不能回避這種方式的弊端，那就是，當他使用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思想資源的時候，日本并不具備使這些資源得以直接發散能量的土壤，而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從上層到民眾都過于急切地吸收來自西方現代化的成果從而使得日本的近代變得“早熟”。于是，丸山真男所進行的日本思想傳統的建構工作，便先天不足地缺少真正的理解者，同時在早熟的日本現代性語境里，又不能不以“近代主義”的表象切近本土的精神結構問題。丸山真男的代表作之一是他出版于1952年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該書由一系列獨立成篇的論文組成，所討論的主題是日本江戶時代在儒學乃至國學的思維結構中，隨著歷史的推移，近代意識如何突破了前近代的框架而“從內部”成熟起來。丸山強調，他所尋找的問題，不是分散的片斷的“近代性”，而是在思想系統之中前后相續的近代意識的成長。為此，他不僅舍棄了雖然具有近代意識但在思想系列中不具有承前啟后作用的對象，如新井白石和三浦梅園，而且不去涉及在日本近代形成過程中產生過積極作用的蘭學者。丸山真男的論述對象被嚴格限定在“儒教的自我分解”的層面，他的視線從日本朱子學到徂徠學再到本居宣長的國學，試圖在這些通常被視為兩極對立的思想家中尋找逐漸成長、變形但又具有內在聯系的近代思想因素。不言而喻，強調在尚未開國的江戶時代這樣的思想因素的“內發性”并不困難，而這也正是丸山真男所期望的。然而丸山真男的兩難之境也正在這里。當他論述日本明治維新之前已經存在由內部產生的近代思維時，他衡量“近代”的標準仍然來自西方。換言之，丸山的“近代觀”是歐洲式的。比如，他強調近代精神的重要特質之一是“合理主義”，并由此而論證以“非合理主義”而對抗朱子學“窮理”的徂徠學與國學在日本近世政治思想史中的位置相當于歐洲中世紀哲學史中的鄧斯司各脫等弗蘭西斯教團哲學家和奧卡姆等唯名論者相對于全盛時期煩瑣哲學的位置；而他所論述的從徂徠學到國學所完成的從“自然”到“作為”的轉換，顯然脫胎于西歐哲學史中對于近代主體性的認識。但是，丸山真男在使用這些價值觀念衡量日本“內發”的近代思維的時候，他論述的重點卻在于指出日本近代思維與歐洲近代思維的不同之處，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反對把日本的儒教思想視為封建意識形態，而把蘭學和與其相關的自然科學思想視為日本的近代思想的做法，因而日本思想近代化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是以反抗封建權力的形態呈現的，而恰恰是占支配地位的社會意識通過自我分解的方式演進而來的。荻生徂徠、本居宣長，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完成的，不是對于封建政治的摧毀，而是對于它的內在性改造，丸山真男認為，恰恰是這種改造，才是日本思想近代化的核心。換言之，日本思想的近代化，不是通過諸如蘭學者們的努力引進外來思想實現的，而是通過朱子學的解體和來自儒學者自身的對于儒教的重新闡釋而形成的。這部著作以及它相關的另一部著作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中的諸論文在戰后日本引起了強烈反響，使得丸山真男成為日本思想界創立新的思考范式的精神領袖。詳述丸山真男這部著作的具體觀點不是本文的任務，我關心的問題是，當年輕的丸山真男剛剛開始他的日本政治思想史學者生涯的時候，他為何要以此種方式討論日本的近代問題?就是說，他為什么要使用歐洲的近代觀念討論日本的近代思想，同時又強調日本近代思想的特殊性?而這樣一種方式又何以能在當時的日本思想界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僅僅以丸山真男的知識結構來解釋這個問題是不充分的。在這部著作中，他所進行的對于日本思想特殊性的闡釋其實與20余年之后他開始論述日本文化的“古層”的努力是一脈相承的。也就是說，丸山真男在他的一生中致力于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解釋日本式近代思維的深層結構，特別是天皇制所由產生的精神風土。事實上，經過60年代漫長的準備期(在此期間，他在大學講臺上持續講解的是日本文化的“原型”問題)，當70年代之后他開始討論日本文化的古層問題時，他放棄了使用西方式概念的意圖，試圖在日本的本土語境中尋找關鍵詞來解釋古事記以來的日本思維特性，卻并沒有獲得當初的那種轟動效應。然而，早期的丸山真男與后期的丸山真男并沒有因其使用的分析工具的差異而變成兩個人，他的思想中那個一貫性的線索日本近代的思維方式一直以復調的形式存在，這固然使他陷入了兩難之境，但也同時賦予他的學說以真正的內在潛能。使丸山政治學在戰后獲得決定性影響的，主要的并不是他學說中真正屬于“學術”的那一部分。正如他自己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的英文版序言中所說的那樣：“使得觀察德川時代近代性思考樣式的成熟及其程度成為一個共通性主題的，是一個超越了純粹學術興趣的動機，這就是在我自身的專業領域里與近代的超克論相對抗。”所謂“近代的超克”，是指40年代初期在日本知識界逐漸成形的一個松散的輿論導向。說它松散，是因為它不具有真正的理論體系和框架，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代表人物；說它成形，是因為它借助這個含混然而卻又鮮明的口號為昭和前期的思想走向確定了一個形狀，因而具有一種相對明顯的方向性和鼓動性，并形成了相當大的影響?！敖某恕钡囊粋€象征是1942年7月由雜志文學界主持的為期兩天的同名座談會，出席者中不乏現代日本杰出的知識分子(丸山真男亦稱其中有他所尊敬者)，但是這個會議的中心議題不僅在于確認日本在世界史中特別是在亞洲的“超克近代”的首腦地位，而且宣稱以天皇制為中心的日本獨特文化不受西方近代的影響，把日本江戶時期“國學”以來直到昭和“日本浪漫派”的日本特殊論意識形態推向了極端，從而在學理上支持了太平洋戰爭以來的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一時間，日本文化優越論成為輿論導向的主流，如同丸山真男所歸納的那樣，“近代的超克”論者所設定的問題有表里一體的兩個方面：一、明治以后的日本已經充分地近代化了，由于過分地吸收了西歐近代的文化和制度，以致于使得“近代”的毒素蔓延成為日本的最大病患；二、“近代”之前未受污染的日本，保存著古代信仰和儒教等“東亞精神”，這種優美的“傳統”才是日本對建設“世界新秩序”的貢獻。而與此相對的知識分子，也正是在這兩個問題上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由此，不難理解丸山為什么要如此維護“被作為替罪羊的近代”，以致于全力在“未受污染的日本”中尋找被視為明治之后才從西方輸入的近代性思維因素。對于丸山來說，維護近代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學理問題，而首先是一個戰后知識分子的政治抉擇問題，這就是他所說的“超學問的動機”。如何理解丸山真男的學術思想以及如何為其在日本現代學術思想史中定位的問題之所以變得錯綜復雜，就在于丸山真男的貢獻只能在他這種“純粹的學術興趣”和“超學問的動機”的互動關系中得到確認。換言之，丸山的學術興趣與他對于時代課題的現實關注，不是對立的而是契合的。尋找這兩者之間的有機結合形式，才是我們理解丸山學說的關鍵，而丸山考察日本近代思維方式所得出的結論，相反倒不那么重要正如下文將要涉及到的，在丸山真男的世界里，思維的過程才具有意義，結論一旦被實體化，便失掉了真正的活力。二在進行了上述簡單勾勒之后，我們可以在丸山真男的學術興趣與超學術的動機這一交叉點上，進一步考察一下他對于文學的看法。與一般研究思想史問題的學者不同的是，丸山真男有關文學的論著盡管數量不多，但是他的這些論著在他的思維世界中所占的位置卻非常重要，因為幾乎所有討論文學的論文，都與丸山對于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論的思考相關，借助對于文學的思考，他揭示的恰恰是他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中難以推到前臺來的本源性問題。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為什么丸山要把他對于本源性問題的思考放在文學論中來討論?那么將會發現，在日本近現代精神史中，丸山為文學確定了一個重要的位置在輕視文學對于社會科學的意義的現代日本知識界，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舉措，它暗示著一個潛在的深刻變革的契機。丸山真男最早論及文學的論文是1949年的從肉體文學到肉體政治。在這篇論文里，他對于日本的“肉體文學”進行了相當激烈的批判，并從中引出了丸山政治學的重大命題：所謂近代精神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把虛構置于現實之上的精神。提起日本近代文學中的“肉體文學”，即使是不太熟悉日本近代文學的中國研究者，亦可以立刻聯想到日本以“私小說”為中心的自然主義文學傳統。日本明治時期產生的自然主義文學，表面上是對于西方自然主義文學的模仿，但在實際上，它的作用卻在于把日本人對于理性的排斥態度和對于“實際存在的樣態就是美的”這樣一種審美觀“近代化”，并賦予它一種特別的形態以表現人物的肉體感覺為主的“私小說”形態。所以，形象地稱之為“肉體文學”很能表現它的關鍵所在。有關私小說的問題，筆者將在討論小林秀雄的論文中專門討論，在此從略；但有必要簡單提及的是，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所催生的不僅僅是一種形式而且是一種思維方式。事實上，思維方式也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