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研究論文-集體制時期中國農民的日常勞動策略自從1980年代初中國農村普遍以家庭承包責任制取代人民公社體制之后，人們一直在關心集體制農業“失敗”的原因。流行于西方學術界的解釋，主要集中在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效率問題上，大體可分為兩派。一派強調外因，尤其是國家強加給基層集體組織（由數十個農戶組成的生產隊）的種種平均主義政策，諸如在勞動報酬方面搞計時工分，而不是計件工分；在糧食分配方面突出按需分配（口糧），而非按勞分配。此派學者認為，國家之所以施行此類政策，固然多半出于榨取農業剩余、同時又要確保農民最低程度的溫飽方面的考慮，但是政府本可以在勞動管理和分配上，給生產隊一定的自主權，使之運用適當的物質刺激，提高勞動效率。1另一派學者強調農業集體組織內在的缺陷，尤其是農業耕作的分散性和生產要求的不穩定性所帶來的勞動監督上的種種困難。2盡管有這樣的分歧，兩派學者有一個不約而同的看法，即集體制下勞動與報酬的脫鉤，導致農民在集體生產勞動時普遍“開小差”，只圖混工分，不講究農活質量。兩派學者都把中國農民視為自私的、理性的小農，只對物質刺激有興趣，且根據不同的勞動報酬形式，調整自己的勞動投入。兩派學者主要是經濟學家所沒有考慮到的，是集體制度下村民追求個人和集體目標的社會環境和歷史背景。事實上，影響生產隊社員的日常勞動行為的，不單是官方的經濟政策，還有植根于村社之中的種種非官方的制約因素，包括生產隊內部的權力關系、親屬紐帶、性別角色、集體倫理、村社慣例、公眾輿論，等等。換言之，生產隊不單是受國家政策制約的經濟組織，更重要的是，它還是一個包含一系列隱性規則和社會關系的共同體；正是這些看不見的觀念、慣例和權力社會關系，時時刻刻影響著村民們的日常思維和行為。3因此，本文關心的焦點，乃是鄉民如何在外來的官方規章與村社內部傳統的互動過程中，形成自己的日常觀念和勞動策略。此項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欲透過對那些顯性及隱性的行為規則的觀察，進一步了解集體制度下的勞動積極性和效率問題。生產隊組織勞動的一個基本方法，是根據社員的性別、年齡、體力及勞動技能，把他們分為不同的勞力等級，并且根據每個人勞動的時間或完成的數量，記一定的工分（因此有所謂的計時工分或計件工分）。此外，在文革高潮年份，還流行過所謂“大寨式記工”。生產隊先以“自報公議”的形式，根據每個人的勞動能力，尤其是其政治思想表現，確定其“基本分”。然后不論農活的具體性質，也不論社員干多干少，皆以該社員的基本分，乘以參加集體勞動的實際天數，每隔一周或者半月，記一次工分。西方學者過去對中國集體農業中勞動報酬的研究，正是集中在大寨式工分制上，因為按照官方的宣傳，此一制度不僅可以拉近社員之間的工分差距，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還可以培養他們的集體主義精神。不過，此一平均主義的制度，僅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存在過寥寥數年。4在集體制時期的其它年份，占主流的乃是計時和計件工分制?？墒牵捎诘谝皇植牧系娜狈?，西方有關中國集體制農業的研究，皆只是對這兩種制度作過粗線條的描繪，未就其日常運作的實際情形，作深入細致的研究。因此，在討論集體制下的勞動效率問題時，皆只能局限于官方政策或集體組織性質的層面上，未能觸及有關工分制的一些核心問題。例如村民們在計時或計件制下是如何投入勞力的，他們在干部分派農活和記工時如何與之打交道，有哪些因素影響著他們的集體勞動行為和策略，等等。這些問題，正是本文將要探討的關鍵內容。本文選取的實例，是位于江蘇里下河地區的東臺縣秦村（集體制時為某大隊第十一生產隊）。該隊在1970年代中期有48個農戶。其農業生產和社員收入在省內屬中等偏上水平（1976年口糧標準為每人525斤，集體收入分配人均88.23元）。研究資料，主要取自該村的歷年工分賬冊，生產隊干部的工作筆記，以及筆者對村民的訪談記錄。工分制下的勞動管理1978年夏，在一場大旱之后，秦村的棉田里，蟲害泛濫，幾乎失去控制。隊里多次噴灑農藥，均不見效，因為此時棉鈴蟲已產生了抗藥性。剩下的唯一辦法，是手工逮蟲子。具體做法是用筷子做成的土制鑷子，把蟲子從花朵里夾出，放入裝有鹽水的瓶子里淹死。由于天氣炎熱，這項任務只能在早晨和上午進行。隊長因此號召隊里所有婦女兒童，計60多人，參加此項任務。報酬方法是，大人5個工分，青年人4個工分，小孩3個工分。換言之，隊長在這里采用的計時工分制，凡同等勞力的人，不管逮了多少蟲子，只要工時相同，都記同樣的工分。之所以沒有用計件工分，是因為隊長認為要逮的蟲子太多，沒法為每人一一計數。但是中午收工時，他發現各人所逮的蟲數，相差太大。有些大人的瓶子，裝了大約不到百條蟲子；而有些年輕人和小孩的瓶子里，卻裝有四、五百條，可是他們拿的工分，卻比大人少。照此進度下去，蟲害很難得到有效抑制。次日，隊長決心采用計件制。上工前，便向大家宣布，不管各人勞力大小，每逮100條蟲子，即記1分工。中午收工時，社員們的成績讓他大為驚詫：每個人的瓶子里，幾乎都裝滿了蟲子，足有六、七百條。為按件計酬，隊長不得不把隊里所有干部都招呼過來，一起數蟲子，直到下午三點多鐘才忙完，這是人人均已饑腸轆轆。第三天，為便于計數，隊長讓每人在收活后自己先數好蟲子，每30條蟲子一小堆，然后隊長只需計算堆數，馬上便可得出總數來?？墒遣痪?，他即在抽查時發現，社員中很少有人老老實實地每堆都放滿30條。為公平起見，他要求每人重新擺堆，再次抽查時，如果發現其中某一堆少于30條，其他所有堆皆按此堆計數記分。此辦法十分奏效，欺詐的做法，再也沒有發現。手工捉蟲的任務從此走上軌道。社員們前后用了大約兩周的時間，便基本消除蟲害，保住了當年的棉作物。上面的例子顯示，村民在不同的報酬方式下會有不同的表現。在使用計時工分時，他們并不在乎逮多少蟲子，而是只求和別人一樣，在棉田里呆上同樣多的時間。與此構成鮮明對比的是，在計件制下，人人都想逮得多些，以便多拿工分。但是計件制也可能鼓勵人們用不正當的手法，增加自己的件數和工分。如果沒有生產隊干部得力的管理，它并不一定帶來理想的公平和效率。另外，計件制即使可以刺激生產者的積極性，也并不能適用于所有農活。只有在具備以下三個條件時，它才可以使用，即該農活可以由個人而不是團體來完成；農活本身可以被精確計數；該農活有必要使用計件制，即只有在應用計件制時才可以有效提高其效率。最后一條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生產隊干部，乃至許多社員，并不情愿使用計件制。對干部而言，計件制大大增加了工作量，因為在上工之前，他先要考慮好工分標準，說服社員接受；收工時，又要給每人測算工作量，按件記工。在此過程中，任何一方若稍有異議，彼此就會發生爭執。許多生產隊干部因此抱怨計件制“惹麻煩”，能不用時盡量不用。5他們寧愿采用計時制，因為簡單、省事；只有在絕對必要時，或者受到上面的壓力時，才會考慮計件制。6對社員而言，盡管在計件制下可以多得工分，也不是人人情愿。那些體力弱、技能差的人，寧愿在計時制下，和那些能人、強手一起混工分，縮小彼此間的工分差別。工分標準落實計件制的關鍵是給各項農活確定恰當的工分標準。標準太低，社員會失去勞動的積極性；太高又會使工分貶值。秦村十一隊曾于1973年，在上級的反復催促下，制訂了20多項農活的工分標準。這些標準的高低，基本上取決于農活的勞累程度。成年男性在從事諸如挖溝、挑稻把或麥把、挑泥渣之類的“重活”時，每天可掙15至20個工分。而一年當中，最苦最累的活，莫過于在冬季上“河工”，即在水利工地上挖方挑土；參加者每人每天可掙20至25個工分。至于女性從事的“重活”，則包括插秧、割稻、割麥之類；每人每天可拿15至20個工分。“輕活”的工分報酬相應低些；大體上男勞力每天可拿10分工，而女性每天只有7分或8分工。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事先制訂的工分標準，在日常實踐中，只能作參考，不能死搬硬套；隊長在具體決定報酬標準時，必須考慮其他種種因素，靈活加以運用。以前面提到的手工捉棉鈴蟲為例。在此項農活的頭兩天，蟲害泛濫，因此每百條記一分工。后來，蟲子越逮越少，隊長就按每70條一分工，乃至最后每30條一分工計算。另外，隊長在確定工分報酬時，還要考慮勞動地點的遠近。比如在挑泥渣時，如果泥塢距離田頭較遠，工分標準即要從每立方七分工增加到八分工。再以裝運稻把為例，如果稻田距離打谷場較遠，工分報酬自然要比從近處的稻田裝運高些。此外，人手多少，也是隊長在決定工分標準時的一個考慮因素。如果人手不夠，而農活又十分緊要，他不得不稍稍提高報酬標準。隊長在打工分時，有時不可避免地會摻雜人情因素。例如，如果有“貼己”的社員或親屬參加某項農活，可能工分標準就會稍稍放寬些。其他社員因此也情愿跟這樣的勞力一起干活，打工分時可以占點便宜。不過，生產隊干部在這樣做時，總要找個適當的借口，比如天太熱或者土太硬、太爛，等等。而且放寬的幅度不可太大，只能比平常高出半分，至多一分。隊長絕少明目張膽地在眾人面前包庇自己的人；那樣無疑會給那些對自己一貫不滿的人授以把柄，給上級打小報告。自己也會在大伙兒面前失去威信，難以服眾。分派農活搞好計件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恰當地分派農活。通常情況下，社員沒有權力自己挑活干，而是聽由隊長分派。影響隊長派活的基本因素，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慣例。比如強壯的男性勞力一般分派“重活”，而婦女和未成年人則干一些普通的活計。生產隊的大部分農活，因此都有明顯的性別分工。成年婦女主要干一些“女人活”，諸如割稻、摘棉花之類。這些農活之所以適合女性來做，據說是因為女人身段較軟，可以彎腰曲背數小時而不累。而男人只能從事一些“直頭活”，如挑泥、挑把、挖墑，等等，不僅因為這些農活需要更大的體力，而且據說男人的腰板是直的，受不了長時間彎腰干活。不滿的女性，則譏笑男人們“腰間插了搟面杖”。由于這樣的性別分工，男女社員很少一起干活。隊長派活時，通常不會讓成年女性干男人的農活，更不會讓成年男性做女人的活。不過，未成年人干活，則是另一回事。無論男女，他們的體力都差不多。那些年輕姑娘們，甚至比小伙子更能干。隊長在分派任務時，通常不分男女，讓他們一起干活，諸如治蟲、除草等等?？偟膩碚f，社員很少為派活跟隊長產生爭執。如果有爭執，通常是因為工分標準問題，而非工種本身。值得一提的是，社員盡管沒有權力挑活，但是如果對于工分標準不滿意或或者對分派的農活不感興趣，可以不接受任務。如果隊長不愿另行分派任務或提高報酬標準，則干脆回家，忙自己的事。不過在集體制時期，尤其六七十年代，家庭副業受到諸多限制。絕大多數農戶除了在集體掙工分之外，并無其他重要收入來源。除非生病或者家里有事（忙自留地、走親訪友等），一般不會缺勤。另外，隊長在安排一些高工分、低體力的特殊崗位，諸如電工、機工、衛生員、廣播電話線路維護員、隊辦或社辦企業職工時，也可能出現包庇現象，優先考慮自己的家人或親屬。但是如果上級規定必須首先照顧困難戶和軍屬，隊長也要拿捏尺寸，按政策辦事，不能觸犯眾怒，公然讓自己的子女或親友擠占別人的位子。所謂生產隊長擁有“土皇帝”一般的權力，可以在隊里為所欲為的說法，實際上是對生產隊這一群體內部的權力社會關系缺乏足夠的了解，至少不能反映多數地方的實際情形。生產隊長的角色隊長在生產隊的日常勞動管理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一個沒有多少經驗的隊長，在分派任務時，常常不能正確估計某項農活實際所需的勞動力，所安排的人手不是過多，便是過少。在時間選擇上，也會過早或者過晚，不能正確把握農時。有的干部還十分固執，不聽老農們的忠告，一味地“瞎指揮”。而一個有經驗的隊長，則熟知何時干什么農活，派多少人，農活要達到怎樣的標準，以及給多少工分?？梢院敛豢鋸埖卣f，生產隊長的領導技能和威望，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決定集體生產的效率和社員的勞動積極性。正因如此，在不同的隊長領導下，一個生產隊的經營狀況會大不相同。秦村十一隊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前期由一位社員們普遍認為“無能為力”的人“當家”。在社員眼里，此人只愛吃喝，不敢得罪人。對于隊里的個別在干活時“調皮搗蛋”的“斜皮頭子”，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打工分時，常屈從于他們的壓力。對于自己的家人以及要好的村民，在安排農活以及記工時，也時有偏袒的現象。盡管他對每個社員都擺著一付笑臉，卻很少贏得社員們的尊敬。數年下來，隊里的狀況沒有任何起色，超支戶越來越多。大隊領導終于在1976年將其撤職。由于隊里沒有合適的人選，大隊讓相鄰的第八生產隊的一位副隊長做了十一隊的“跨隊”隊長。此人“個性”強，“脾氣大”，動不動便罵人。由于大隊領導確保其全年工分和實際收入不低于其他各隊隊長的平均標準，隊里經營狀況的好壞，不影響他個人的收入，因此，比起其前任來，這位新來的外隊隊長，顯得更加不負責任。據說，每天一大早，他便把所有勞力像“趕羊群”一樣，吆喝到田里做“早工”，然后悄悄地回家，給自己的家人做早飯。白天很少呆在田頭。上午也是早早地回家準備午飯。每天傍晚，都要拖到五六點鐘，才姍姍來遲，到田頭露個面，給社員們草草地驗收以下農活。打工分時“說一不二”，毫無商量的余地。結果社員們普遍感到失望，勞動勁頭不大。年底核算時，該隊的工分值，僅為每個勞動日（10分工）0.38元，為該隊歷史最低水平。因此，這位跨隊隊長只干了一年，便被撤職。新任命的十一隊隊長，是該隊原來的隊會計。新隊長有三個孩子，妻子體弱，家庭經濟困難。由于沒有別的什么收入來源，主要靠集體分配，對他來說，只有把生產隊搞好，自身的經濟狀況才會有所好轉。同時他本人還想入黨、提升，搞好集體生產是證明個人能力、達到其目的的最好途徑。因此，上任之后，他便盡可能多地采用計件制，一心一意抓農活質量。比如，在男勞力挑泥渣時，隊長要求泥渣分布均勻，每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