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論文-市場、國家與社會：國家在國際關系中作用的限度內容提要：“國家消逝論”是冷戰後西方終結主義思潮中較有代表性的一流派。本文在不否認民族國家意義的前提下，分析國家在當代國際關系中作用的限度問題。文章首先認為，目前關於國家是否消逝問題的爭論，并未抓住問題的實質，問題不在於國家是否會消逝，而在於國家在全球化經濟時代究竟可做甚麼，不可做甚麼，能做甚麼，不能做甚麼。然後文章從全球市場與日漸出現的民間社會角度，就國家權利和行動能力，分析了國家在當代國際關系中作用的限度。一、問題的重新提出20世紀以來，幾乎每隔20年左右的時間，就有一股反國家或否定國家的思潮。這股思潮認為戰爭混亂和蕭條的罪魁禍首是國家，消除或用另一種組織取代國家，這個世界就會相安無事，永保太平。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各種各樣的“終結主義”(endism)(1)思潮甚囂塵上，在此背景下，一些學者對主權國家能否組織未來的國際關系表示出懷疑，“國家消逝論”再度復興，即為“終結主義”思潮之一種，如今，在英美一些學術刊物中，諸如殘馀的(residal)、空心化的(boillowing)、式微(eclipse)、虛體(virtral)、失敗(failed)、消逝的(withering)、等詞，成為“國家消逝論”者修飾state的時髦詞語。20世紀30年代，吉爾平曾將當時否定主權國家的思潮視為人們勾畫未來國際關系的三種模式之一，即“處於困境中的主權”模式(sovereigntyatbaymodel)(2)。這種模式今天看來，仍然不失其分析、批判的意義。近期對於國家的批判，如芬蘭學者考斯肯尼米所概括的，分為“道德的批判主義”(MoralCriticism)和“社會的批判主義”(SociologieCriticism)兩種。“道德的批判主義”者論定，“主權國家觀念強化了國家的自私傾向，正是國家的自私自利行為，導致了20世紀頻繁的暴力活動”，因此，我們應該用符合全球正義的行為取代滿足私利的國家行為；而“社會的批判主義”者則強調，“相互依賴的局面是今天世界不爭之事實，它已使得主權這個概念變為虛構的幻想，正如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所指出的，“全球資本主義已使得中央政府在扮演使國民經濟適應本質上是全球性的經濟變化的地位上邊際化了，單個國家的努力也許遠遠不足以解決當今世界中的諸多跨國問題”(3)。另外，托姆基廷在國家與國際關系一文中也指出，國家在今天的世界中正受到來自規范和經驗兩種力量的夾攻，這個概括與考斯肯尼米的概括大致相同(4)。而政治學家拉瓦里在批判“國家消逝論”思潮時，乾脆認為對國家的攻擊不止是規范和經驗問題，“國家消逝論”是十足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該思潮把國家的發展看作是優勝劣汰的過程，國家被假定是因為功能需要而創設的，一旦國家不能滿足特定的職能要求，國家的存在就沒有意義了，就要消逝。(5)然而，在我看來，國際關系理論界幾乎所有批判或否定國家的思潮，或者批判“國家消逝論”的主張，都未能接觸到問題的要害。實際上，關於“國家是否消逝”這樣的爭論，在問題的提法上就錯了，問題不在於國家是否會消逝或被其他行為主體所取代，而在於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如何重新定位？或者是，在一個確定的國際經濟社會中，國家到底可以做甚麼？不可以做甚麼，能做甚麼，不能做甚麼？國家行動的限度究竟在哪里？顯然，如果把國家在國際關系中不可以或不能做到的事看作是主權削弱甚至是國家消逝的標志，那麼我們就很容易對國家的前途產生悲觀的看法，這種看法如果用來指導國際關系實踐，可能會在國際社會中產生巨大的混亂和沖突。而且，從知識學角度看，糾纏在“國家是否會消逝”這樣的問題上，根本不會於知識的積累與進步有任何意義。我們當前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國家終究是否要消逝，也不在於國家在時空上是否會永存，而在於判斷國家關系中的正確位置。二、本文的分析框架作為國家代理機構的政府，其在國內行動的限度，歷來是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研究的主題之一(6)。但是，對於國家在國際層面上的行動范圍，他們關注得就遠遠不夠了，而撇開這一點，我們就不可對全球化時代國家行動的確切范圍有全面的認識，也無助於我們深入評估國家在當代國際關系中的作用。本文試圖從國際背景入手，說明國家在國際關系中面臨的限制。在進一步分析之前，我想先交代一下本文的寫作前提。第一，本文所說的國家，不是指近代以前各式各樣的帝國、王朝，更不是指史前意義上的“國家”，而是特指從近代西歐興起的主權的民族國家（包括單一民族國家和多民族國家）。歐式的民族國家組織形式是特殊的，初生時僅限於西歐，但是在今天，它已在世界范圍內被效仿，承認和接受，因而其具有的普遍意義又是不容置疑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今天的非西方世界中，沒有哪個民族在其國家的初始建構過程中未叁考或效仿西歐的國家樣式，也沒有哪個國家的組織程序或運作規范不帶有西歐國家的制度痕跡，我們下文關於國家的分析正是以近代意義上、源於西歐的國家觀念為起點的。第二，因此，我們把這種源於西歐而後又主導了世界的國家觀念和實踐放在歷史的長時段中去考察。這樣，我們會一眼看到，主權的民族國家樣式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會從法律上確認以來，至今只有300年的歷史。自有文明的人類史以來，這段時間不能增長，可謂彈指一揮間。因而，當我們在分析過程中腦海里始終樹立著這種大的時間觀念時，相信就會以一種比較客觀而又歷史的態度，對待今日世界中的國家地位問題。第三，既然我們需要而且必須把國家放在大的歷史視野中考察，那麼在國際關系全部活動中，國家行為就不足以也不可能足以構成歷史的全部內容(7)。一方面，全球性的市場構成了今天世界的一個獨立的、自主的領域，整個世界的市場化進程（包括生產、分配、消費和經濟制度）是三百多年來與民族國家增生并行的一大趨勢，其自在的邏輯是民族國家所不能主導和控制的。另一方面，隨著技術的擴散，跨國交往的增加，超越於主權國家控制的跨國商業和民間交流活動，正在塑造著一個全球民間社會。這樣，我們在描述或分析國際關系的內涵時，如果仍然停留在傳統的國家間關系層面上，就顯得遠遠不夠。有鑒於此，本文把國家放在大歷史時段中去考察，拋開傳統的“國家中心論”(StatcCentricanalysis)分析取向，從國家市場社會間的關系，認識國家在當代國際關系中的地位。第四，本文立意不在於挑戰國家在當代國際關系中的地位，也無意於預測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未來，對“國家是否會消逝”這樣的價值判斷問題，本文不作處理。另外，本文從市場和全球民間社會角度，看待國家在國際關系中作用的限度，這種研究取向在行文中難免會重國家的消極被動意義而輕國家的積極主動含義，所以如此，純粹是分析角度的需要，并不表明作者忽視國家的積極意義，也不表明作者的觀點是否定國家的。三、國際關系的三個世界、市場與國家國家與市場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兩個主題，可以說，政治生活的中心問題是國家問題，而經濟生活的中心問題則是市場問題。國際政治經濟學就是研究國家與市場這兩種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影響。今天，如果我們從發生學角度追溯國際關系的起源的話，可以發現，國際領域中最初、最根本也是最主要的動力不是國家，而是市場，只有市場規模的擴大和市場機制的擴散、最終才使“國際的關系”（有別於近代以前東亞“朝貢的關系”）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承認和認可(8)。市場最為本質的特徵就是它天生具有擴張的傾向。市場作為一種制度取向，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西歐，在19世紀的北美，以及在20世紀的幾乎所有非西方世界，成為經濟生活的主要組織形式。正如布羅代爾所言，歐洲的發展，甚至整個世界的發展，無非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不斷擴大自己的領域，把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多的遠近貿易納入理性秩序，而所有這些貿易加在一起就趨向於創造一個有整體性的世界(9)。這種整體性的世界不是語言、文化、信仰上的，而是勞動分工的協調和世界資源的配置上的。因此，市場運行的兩種趨勢與後果是，第一，它使地區市場和民族市場向世界市場過渡，最終使“主要適應於地區或本國市場服務的生產結構逐漸地、不平衡地而又顯然是不可抗拒地由主要適應於世界市場服務的生產結構所取代”(10)。第二，它逐步向全球擴散，其擴張趨向超越人為的政治邊界，將越來越多的人囗和地域納入到它的影響范圍，并在全球確立由市場來組織經濟生活的制度。國家與市場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范疇，這兩種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是決定近代世界國際關系發展動力的關鍵因素。第一，“市場的邏輯是將經濟活動集中在便於發展生產并獲得高額利潤的地方，而國家的邏輯則是獲取并控制經濟增長及資本積累的過程”(11)。市場邏輯是由勞動分工條件下的相互合作的個人行動來驅使的，是買主與賣主之間頻繁的交換，以致同一產品的價格迅速地傳向其他區域，而國家的邏輯則是公共權力的強制實施。第二，國家是有邊界的，而場則是沒有邊界的；國家基於領土、忠誠和排外性，它合法地垅斷著暴力的使用權，是“權威的網絡”，而市場基於買賣雙方效能的結合、契約關系以及發展相互依存，是一個由價格和數量構成的結合，是“交換的網絡”(12)。第三，市場生活中的主體是公司，而政治生活中的主體則是國家。公司的權力可以用資本、技術來進入世界市場，而國家的權力往往可以控制市場的進入。第四，市場運行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市場存在失靈的可能(marketfailure)。但是市場的失靈并不是國家實施干預的充分理由，因為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也同樣會存在“政府失靈”(governmentfailure)的現象。因此，國家與市場是國際關系領域兩個重要的范疇。國際關系中的國家與市場的關系，不是國家取代市場或市場取代國家的問題。國家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是互動的、并存的、相互需要的。、全球民間社會與國家國際關系中的民間社會(globalcivilsociety)與英國學派所強調的“國際社會是不同的”(13)。從學術根源看，全球民間社會理論的產生與發展，歸因於國內生活中“國家與社會”的分野，可以說它是“國家與社會”分析法在國際關系學中類比的結果(14)。全球民間社會的發育得利於政治權力控制的弱化，但更主要的則由於市場經濟生活的擴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隨著通訊技術革命的興起，國際分工的深化，全球貿易的擴展，以個人和團體組織為主體的跨國關系得到迅猛發展。跨國關系的發展改變了傳統國際關系的內涵，種類繁多、數量龐大、活動領域廣泛的非政府性國際團體，如商會、學會、宗教組織、婦女團體、政治黨派、裁軍和反戰運動等等，在組織國際關系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從行為主體角度看，國家仍然是國際社會中的主要叁與者，但已不是唯一的叁與者。政府間的往來雖然仍舊是構成國際生活的主要內容，但已不是唯一有時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內容(15)。跨國關系的發展，將個人、團體逐漸地從人為的邊界限制中解放出來，給予了個人、團體、利益集團以更多的叁與和表現的機會，它們可以叁與全球性的事務，組織有別於傳統意義上的國家之間的國際關系，其跨國行為，運作規范、自我管理和自組織性，逐漸培育出一個很大程度上有別於國家、獨立於國家同時又外在於國家的非政治領域全球民間社會。全球民間社會是介於市場和國家中間，且對國際關系具有獨立作用能力的一個自主領域。因而，一方面，全球民間社會在國際關系空間中的地位，如同格林素所言的民社會之於國家和經濟的關系，“是個闖入者，它楔入於國家和經濟這兩大人類生存的組織領域(16)。另一方面，盡管全球民間社會不是絕對的非政治領域，在很大程度上，它受到國家權力的滲透，往往還需要國家權力的保護，但是，全球民間社會具有相對獨立和自主的特徵，它不是由國家權力所垅斷和控制的，也是國家權力所垅斷和控制不了的，相反，它們的行動范圍經常是超越國家控制的。全球民間社會是經濟、社會、文化實踐的復合網絡，其治理之道本質上是基於民間自為的、非暴力的形式，與合法垅斷暴力的政府或國家的自上而下的統治方式是截然有別的，它以“高於個人、低於國家卻又以跨越國家的邊界范疇為互動特徵的”(17)。由此看來，國際關系的內涵不是由主權國家行為所統構的。在筆者看來，國際關系已分化為“市場國家民間社會”三大獨立、自由且又相互作用的領域。下文我們分析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限度，正是把國家放在這個大的背景下考察的。四、國家在國際關系中作用的限度到19世紀末，近代社會思想將人們對國家的期望擴大到無限的地步，認為“國家應該對所有人做所有的事，國家是父親，是母親，是經濟衛士，是文化的守護者，是平等的天然調節者”(18)。但是國家不可能像黑格爾所說的是“無所不包，無所不為的全知全能國家”。實際上，誠如基佐和斯賓塞所言，相信國家權力的至上作用是一種誤解，而且是一種危險的誤解，因為如果人們相信國家是無所不能的，而一旦國家面對現實中的許多問題顯得無能為力時，那麼，人們就對國家的作用和地位表示懷疑(19)。同樣，如果把國家不能做到的事看作是國家的功能缺陷或者是失敗，并進而因此否定國家的地位和意義，也是片面和錯誤的。“國家消逝論”者的錯誤，根源之一就在於他們抱著對國家作用無所不能的幻想，一俟國家在現實中的表現不盡如人意，他們也就最容易對國家存在的理由表示懷疑。、從權利角度看國家在國際關系中作用的限度首先，從由國家構成的國際體系看，國家的權利決不是毫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