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其它相關論文-探索“第四域”中國在社會領域中的改革實踐已經走在了理論的前面，迫切需要理論來總結來概括。如何富有成效地思想，觀察、總結、提煉這些正在發生著的社會事實，形成關于認識這些社會事實的概念、原則和系統框架，并且盡量完整地把它們表達出來，是對社會科學界的一大挑戰。它首先要有棄舊圖新的意識和愿望。思想是讓人感到有同感、痛感的那一種東西。在它的一頭，緊緊連著現實，而另一頭，則連著豐富廣闊的前人和今人的思想成果。既是批判性的又是建設性的思想，才能承載這個變動不拘的世界。本文試圖提出一個探索性概念第四域，將筆者對社會公益事業改革出路的思考作一初步的概括和分析。一、為什么提出“第四域”這個概念我所稱的“第四域”是相對獨立于市場（第一域）、政府（第二域）和志愿域（第三域）的由社會公共服務機構組成的領域。所謂“域”，是指有組織行動的不同方面，我之所以不用“部門”而用“域”這個詞，主要是為了論證的方便。下文將混用這兩個詞。筆者提出第四域這個概念，是為了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現實的迫切需要。中國社會發展現實的迫切需要是什么？是經濟與社會統籌發展。我們必須承認，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分屬于兩個不同的發展范疇，各有其獨立的內涵、特征、目標、規律和衡量標準。國際經驗與我國實踐都證明，社會發展與經濟水平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經濟繁榮并不必然或自動導致社會穩定。改革2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增長的確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持續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人均GDP上升至1090美元，但是社會問題十分突出，目前各類不穩定因素卻在大幅度增加，例如過去五年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年平均增長30以上，幾乎每3年翻一番.又如，1996年底我國傳統民政“三無人員”只有50萬人，到1997年底我國最低生活保障人員（簡稱低保對象）達到89.2萬人；據民政部最新統計，到2002年1月底，全國享受我國低保人數達到1235萬人，比2000年年底增加了2倍，其中90以上是困難職工和失業家庭成員。全國沒有納入低保范疇的仍有約500萬人。2002年1月我國城鎮低保人數是1997年底的近14倍。這些社會指標增長率都大大超過經濟增長率“。顯然，社會發展落后于經濟發展是中國目前的主要問題。社會發展諸領域中，矛盾最突出的方面，在于城鄉弱勢群體利益未受到應有的保護，弱勢群體的規模和受損程度有擴大趨勢。中國的弱勢群體不僅包括農村的幾億農民，進了城的9800萬農民工，還增加了城市里幾千萬下崗、失業職工，以及脫離國有企業國有機構自謀生路但是日子過得不好的人。這些人再加上他們的家屬，可以想見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顯然，中國的大多數人口處于艱難掙扎的社會底層，這樣的社會結構類型是畸型化的，是危險性很大的。搞得不好，這個社會底層就會發生斷裂，從整體社會中分裂出去。中國社會發展的嚴峻現實決定著社會政策的基本走向必須向著弱勢群體傾斜，綜合性的社會救助和廣覆蓋的社會福利政策當推首位。以這個政策方向檢驗一下20多年來的政策實踐，最突出的問題是社會公益事業尤其是教育、衛生、社會福利事業，由于經營過分市場化，損害了公眾利益特別是窮人的利益。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始，中國的事業單位改革基本上以減員和籌款為目標，走上“市場化”、“企業化”道路，同期實行的政府體制改革也提出了“社會化”、“市場化”、“產業化”的口號，想發動社會辦公益、企業辦公益。而這場改革競從社區服務機構出租、個人承包發展到教育、衛生、體育、文化諸領域統統可以包、租、賣卻始未料及。江蘇、四川的一些地市甚至將中小學、幼兒園賣掉，公共財產大量流失，職工與公共財產掠奪者之間發生對抗性矛盾，演成白熱化沖突，后果嚴重。市場體制下如何通過公共品的提供與管理保障公共利益尤其是窮人的利益，成為維護社會公正，推動社會發展的嚴峻課題。我國的現行模式有二：一是沿襲計劃體制“政事不分”的傳統，由政府統攬決策和執行，持續“行政事業一體化”和“事業單位行政化”的管理體制；二是實施“政事分離”，即行政部門決策，將執行部門即事業機構盡可能地丟給市場。從政事不分到政事完全分離，可以說20余年間政府體制與社會體制改革的軌跡只在純粹的政府和純粹的市場這兩個極端環繞，沒能走出一條路來。至于兩端之間有沒有中間道路可走？卻沒有過認真探索。筆者提出探索第四域，就是試圖走一條中間道路，從我國國情和社會文化淵源出發，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將計劃體制下政府的公共執行部門事業部門，重構為市場體制下的第四域。二、什么是“第四域”筆者認為，在中國，第四域是由社會公共服務運營機構亦可稱新事業單位組成的領域，它相對獨立于市場域即第一域、政府域即第二域和志愿域即第三域。第四域也可稱為事業域。事業這個詞，來自中國文化的贈予。它表達了極為豐富的內容。例如中國歷史上從來將文化、教育、出版稱為事業而不是企業，是因為這些領域的產品和運作既包含公共性的內涵又具有經營性的內涵。公共性的內涵指的共用性或稱只能共同消費不能個別消費的特性。經營性的內涵指的是生產者可以運用市場規則進行排他性生產的特性。只具經營性內涵的產品是純粹的市場產品或者企業產品。而只具公共性內涵、不可能通過市場方式實現其內涵的產品屬于政府產品例如國防。只有位居兩者之間的產品才是事業產品亦可稱公共服務產品。所有的事業產品都具有公共性和經營性這兩重性。但是并非所有的事業產品的生產都需要事業組織的外殼。只有當事業產品的公共性內涵不能被經營性的內涵所反映，才需要保持事業的外殼即事業組織形態。反之，則不必保持事業組織的形態，可改為企業形態。當然，這類企業的社會公共責任要高于其他制造業企業。例如，改革以來，我國將應用型科研單位劃為自負盈虧類，稱為“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單位”，而將市場中新誕生的這類機構稱為企業。最近，已將前者改制為企業，兩者統一起來了。再如，教育和新聞出版業的公共性內涵顯然不能被經營性的內涵所反映，因此這類行業的組織形態以事業態為宜。要特別強調的是，事業態組織的經營性很強，不像慈善類或志愿類組織那樣一般不涉足市場，所以不宜強調不以營利為目的，而是要明確不以營利為唯一目的和首要目的，必須同時滿足社會公益的目的。至于第四域能否與國際接軌？首先，這類組織因各國的法律的規范不同而稱呼不同，因此不必強求統一。在美國，與基金會和社團組織一起被統稱為非營利組織；在英國，被稱為“執行機構”，民間辦的被稱為“志愿機構”；在日本，政府辦的被稱為“獨立行政法人”，民間辦的被稱為“特定公益法人”（學校法人、社會福利法人等）。第二，由誰舉辦這類機構并不那么重要。在歐美國家大都由志愿組織興辦，在中國，大都由政府興辦，這與國家的文化傳統有關。在社會經濟發展和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只要處理好政府與這類機構在規劃、融資等公共功能方面的關系，確立提供公共服務的基本運營秩序和規則以及績效評估方式，中國的這類機構完全可能逐步地由民間承擔。個人、企業、志愿組織都可以辦。所以，真問題并不在于事業單位由誰辦，而是辦事業不能像辦企業那樣，需要找到辦公共服務的規則，來解決兼顧公共性和經營性的難題。構建第四域即市場體制下的事業部門，在觀念明確之后最緊要的工作是法律建設。筆者以為，為了將事業法人與政府法人、企業法人、社團法人并列為中國四類獨立的法人組織形態，首先需要賦予事業法人以新的法律含義。事業法人是兼有公共性與經營性的組織形態。它與政府的區別在于不僅有公共性而且有經營性，是公共服務的操作機構，它可以營利，不應簡單地將事業法人機構劃做非營利機構；它與企業的區別在于不僅有經營性而且有公共性，不以營利為唯一目的和首要目的，所以不宜作為企業機構；它與社團的區別在于不是個人的簡單集合而是專業化、服務類的實業態組織。它的產出不是活動而是可清晰劃分的某類公共服務。二是統一考慮事業法人和社團法人的稅收減免問題。原則上將稅收減免與法人的組織形態相對分開，根據組織活動行為的社會成本與收益的相關計算予以決定。三是將目前政府辦的事業法人與民辦非企業單位法人合并為統一的事業法人。三、第四域能否獨立存在人們總是在區別中認識事物。關于第四域是否具有獨立性的問題，需要在與其他域的區別中加以辨認。辨認的主要原則，是第四域是否具有不同于其他域的獨立的關系權力構型和獨立的行動邏輯。這一原則來自筆者將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的場域理論、培爾隆（MichelPeillon）的社會福利場域理論與桑德（Saunder.H.H）關系權力理論的整合。“域”即為“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小世界”，它是由一定的關系體系構成的。關系體系是由行動者的身份、利益、權力、感知與誤解、交互作用（包括對抗與合作）等5個方面的關系構型形成的網絡。在社會福利的世界中，權力與利益的關系構型往往決定著整個關系體系的特征。所以，從社會政策的視角，既可用權力與利益的關系構型是否不同來觀察政府域、市場域和志愿域，同時，又可用這個概念來驗別第四域的存在。如果我們可以證明，社會公共服務運營機構及其運營事業具有不同于政府、企業以及志愿部門的權力與利益的關系構型，而且這種構型能夠被不斷地再生產出來，那我們就可以說，第四域的確可以獨立存在。如何鑒別社會福利世界中權力與利益的關系構型呢？筆者根據兩位英國學者大衛。比爾斯，霍華德。格倫內斯特的研究成果提出以下的變量：1、利益相關者即機構由誰以及由什么來驅動；2、正式的組織結構；3、核心的財政及資金來源；4、資源配置原則；5、工作人員類型。其中，變量1、2、3、5是兩位英國學者提出的，資源配置原則變量和第四域的各對比項是筆者提出的。我試圖通過這個簡明的列表證明第四域屬于一個具有獨立關系構型和行動邏輯的獨立的領域。第一個變量利益相關者即機構由誰以及由什么來驅動。在動力機制和價值觀方面，第四域與市場域和志愿域的區別很明顯，而與政府域的定位接近。如果說，政府的驅動力來自選民尤其是中間選民的選擇傾向，那么，第四域即社會公共服務運營領域的驅動力就來自執政的政府的社會政策選擇。國際國內的經驗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例如西方發達國家近20余年的發動公共治理改革，將政府直接管理的許多公共服務項目交由各類社會服務機構運營，服務的權力下放結果造就了公共服務供方的準市場。需要解釋的，是志愿域的動力準則被概括為“多種利益相關”。這一條正是兩位英國學者的新觀點。即志愿域的最大特點，是“利益相關者的模糊性（stakeholderambiguity）”。所謂模糊，指的是傳統意義上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所有者、取薪職員、消費者或用戶的角色不同于人們的常識。在市場組織或者政府機構中，雇主與雇員、雇員與非雇員、提供者與接受者、領導與下屬、董事會成員與職員之間都有明晰的分界線，但是志愿機構里，所有這些類別的人的工作都可能發生重疊。而在志愿機構里，這些都不是特異的、暫時的背離常規，而是帶有根本性的結構特點。例如志愿組織里沒有政府部門或市場部門的所有者，決定事情的動力來自董事、職員、會員、志愿者、用戶，還有資金的提供者多個利益相關者的整合；它的取薪職員經常和不取薪的志愿者一道工作，模糊了按鐘點拿工資的概念；它的消費者或者用戶大都屬于弱勢群體，在接受資助的同時也對提供者產生了良好的回饋和精神籍慰，這使得接受者和提供者之間的鴻溝能夠被縮小，使得后者能產生更強的動機來滿足接受者的需求。等等這些機制都是第四域并不具備的。換言之，第四域行動者的權力和利益構型與志愿域并不相同。由于市場域的動力準則是股東和與利潤相關的目標，即經濟利益至上，不用說，這與第四域的規則毫不相同。如果將第四域的動力準則混同于市場域，以營利而不是以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為目的，就會導致將公共服務經營效果與機構及職工自身直接得好處掛鉤，就會破壞公共服務的基本準則和本身的價值。教育、醫療機構濫收費就是動力準則被混同的例子。第二個變量是正式的組織結構。上表中除了志愿域的特征是“模糊的”，其它都是“官僚的”，也就是組織機構遵循等級制和制度權威而運作。志愿域的結構是非正規與正規組織并存、非正規活動與正規活動并存，個人魅力、個人權威在運營中起著重要作用。第三個變量是核心的財政及資金來源。第四域與其他三域有著顯著區別，既不是來自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