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其它相關論文-印度能否趕超中國？內容提要經濟發展的捷徑是什么？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中國如是說，許多政策專家也贊同。但是與長期以來相對落后的印度的比較卻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并非是走向繁榮的獨木橋。實際上，靠發展本土企業的印度要比因銀行資金短缺、金融市場疲軟而受到重重限制的中國具有長期的相對優勢。Abstract：Whatistheshortcutineconomicdevelopment？ManyChinesescholarsandpolicyexpertswouldagreethatattractingdirectforeigninvestmentissuchashortcut.However，acomparisonbetweenChinaandIndia，thelong-timeeconomicbackwater，showsthatdirectforeigninvestmentisnottheonlypaththatleadstowardsprosperity.Infact，India，whichreliesmoreonitsnationalindustryratherthanforeigninvestment，showsalong-termrelativeadvantageoverChinawhichisalwayslimitedbymonetaryshortageandasluggishfinancialmarket.步入任何一家沃爾瑪（Wal-mart），你可能不會因貨架上琳瑯滿目的產自于中國的商品而吃驚：從鞋子到服裝，從玩具到電器產品無所不是來自中國。但是這種無處不見的“中國制造”的標簽卻掩蓋了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這些商品中幾乎沒有幾件是中國本土企業的的產品。實際上，要想找出哪怕是僅僅一家依靠自身的力量把企業產品推向國際市場從而在全球范圍內運作的中國本土企業并非是一件易事。這是因為中國的出口型加工業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創造，而外商直接投資有效地替代了中國本土企業的發展。雖然在過去的20年里，中國的經濟已經騰飛，但是沒有幾家本土企業能夠跟上這一步伐，造成中國私有制經濟成分中未能擁有一家能夠與大的跨國企業相媲美的世界級的一流企業。印度吸引的外資根本無法與中國相提并論。一方面，這顯示了國際投資者們對中國投資前景的信心以及對印度作出的有關自由市場改革的承諾所持的懷疑態度。另一方面，這一差距也是關于這兩個國家的海外僑胞故事的寫照。中國擁有一個龐大而富裕的海外僑胞團，長期以來，這些海外華人一直急于幫助自己祖國，而且其投資也得到熱烈歡迎。然而印度的海外僑胞，至少是直到最近，其成功受到憎恨，因此也不太情愿向印度投資。新德里曾對其海外僑胞以及整體上的外商投資不抱有希望，轉而為本土企業提供了一個更加有營養的環境。在發展本土企業的過程中，印度成功地推出了一批能夠與歐洲及美國的最佳企業在國際上競爭的企業。而且，許多這些企業屬于最先進的知識密集型行業，譬如軟件巨人Infosys和Wipro，醫藥及生物技術大王Ranbaxy及Reddy博士實驗室等等。在去年公布的福布斯世界年度最佳200小企業排行榜中，印度有13家企業入選，但中國大陸僅有4家。不僅如此，印度還為支持其私營企業發展提供了更強有力的基礎設施。一方面印度的資本市場運作要比中國的資本市場運作更有效更透明。另一方面，雖然印度的法律制度仍有不少缺陷，但是仍然要比中國先進不少。中國和印度是世界的未來主要力量。兩個國家的發展為我們提供了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長期以來，大家一直公認中國走在發展的快車道上，并且相關的經濟數據也證實了這一觀點?！坝《劝l展速度”，這一貶意的暗示印度的經濟發展速度遠遠落后于其人口增長速度的說法，可能將會成為歷史。當然就國民生產總值以及其它的重要數據而言，印度仍然無法與中國同日而語。然而，統計數字只能反映出故事的一部分即宏觀經濟故事。在微觀層次上，事情并非這樣，印度在每一點上顯示出了與中國同樣多的活力。印度主要依賴有機成長，能夠更充分利用其資源，并選取了一條比中國靠外商直接投資的模式更具持續性的道路?！坝《饶芊癯街袊?？”從而也不再是一個讓人感到可笑的問題。如若事實能夠最終證實印度的做法是比較明智的選擇，這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以及政策專家如何從整體的角度考慮經濟發展，都將會產生重大的影響。迫在眉睫印度走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發展道路，而中國采取的卻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模式。這折射出兩國政治體制的鮮明對比：民主體制的印度及非西方民主體制的中國。當然，兩國不同的發展策略也有其歷史上的淵源。于1949年上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試圖消滅私有制，并且很快地付諸實施。雖然現今中國已經走在其自由市場改革的第三個十年，仍然需要與那一時期的遺風作斗爭。剛剛過去的針對關于官方允許資本家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決議而引發的爭議就反映了這一遺風的影響。然而印度的社會主義卻是一種比較溫和的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的目的并非在于摧毀資本主義，而僅僅是減輕資本主義誘發的各種社會弊端。它主張公有部門要在經濟中占有“領導高度”，一種由俄國革命者列寧首次提出并被印度第一任總理尼赫魯廣泛使用的說法。然而，它并不能阻止企業在國家的長手觸及不到的地方繁榮開來。微觀經濟層次上看，中國的發展反映出其歷史上的及意識形態上的不同。在對外改革方面，中國的膽子比較大，步子也放得比較開。但是卻對本土私有企業的發展設置重重法律上的和管理體制上的限制。實際上，僅僅在4年前，中國的本土企業才爭取到與外資企業自20世紀八十年代初便已開始享有的同等憲法保護。據國際金融公司的一份資料顯示，20世紀90年代末期，20多種行業，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和營利最多的經濟部門，譬如銀行業、電信業、高速公路、鐵路等，仍然將本土私有企業拒之門外。當然，對私有企業設置這些限制，其目的并非在于防止中國企業同外資企業競爭，而是為了保護國有企業免受本土私有企業的沖擊。在過去的20幾年里，雖然中國政府已經在改革機構膨脹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仍然不愿意放棄其對那些最大的行業比如中國電信的控制。同時，與之相對應的，中國政府一直采取嚴厲的措施保護這些行業免受競爭的威脅。在20世紀90年代，無數的中國私有企業以各種方式試圖沖破這些對其發展設置的重重限制，但都以失敗告終。比如有的企業將自己注冊為名義上的國有企業（也即所有的資金來源于個體，企業的管理也是私人管理），但是一旦政府機關出現資金短缺而試圖攫取企業財產時，這些企業家將會發現自己卷入一場名份糾紛戰中。有相當幾個很有發展前途的企業就是以這種方式斷送了自己的前途。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2000年的報告總結道：“因為長期以來的偏見及錯誤的觀念，私營及個體企業在政治上享有比較低的地位，并且受到一系列的政策上的以及管理體制上的歧視。法律、政策和市場環境對他們而言是不公平的、不一致的?！皩Ρ就了接衅髽I設置的限制卻使得外國投資者成為最大的受益方之一。我們僅從一個例子便可了解外國投資者從中國表面上的經濟增長背后所獲取的巨額回報：1992年，在中國企業里擁有股權的外國投資者的收入只有53億美元，可現今已高達220億美元。（這些資金并不一定流出中國，通常是被再投資于中國。）富豪成為英雄對于后殖民時期民主的印度而言，以犧牲本土企業的發展而使外國投資者獲取巨額利潤的作法是行不通的。例如10年前安龍（Enron）公司與Maharashtra省協商建立一個價值29億美元的發電廠，激發了爭議。最終雖然項目進行了，但是這是在經過對外商投資及其在印度的發展中的作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長達幾年的辯論之后才進行的。當中國在為其本土企業的發展設置重重障礙時，印度卻采取措施為自己的本土企業的發展創造舒適的發展環境。在過去的10年里，新德里已經放棄其對經濟進行微觀管理的作法。雖然印度的私有化進程極其緩慢，但是印度政府已經放棄其對長途電話服務的壟斷；逐步降低一些費率；政府機構也得到精減；一些部門已經對私人投資及海外投資開放。印度企業家和自由企業因此而繁榮發展。以下例子便很好地證實了這一點。遠東經濟評論最近對亞洲知名企業進行了調查，該問卷調查涉及到10余個國家的2500多名企業總裁及專業人士。受調查人就企業的整體領導管理表現按照1-7分的標準給予評定。結果顯示，印度企業所獲的平均分遙遙領先于該地區任何一個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實際上，只有兩家中國企業獲取了相當于可以名列印度前10名企業的分值。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所有的印度企業都是私有企業，而大部分的中國企業卻有相當顯著的國家成分。在這些知名印度企業中，有的是真正的創新企業，最著名的要數榮登遠東經濟評論調查榜首的Infosys；其它的企業是印度老企業新成立的子公司。例如作為一家知名汽車配件生產商及通用汽車的主要供給商的Sundaram汽車公司，是T.V.Sundaram集團（印度南部一家具有百年歷史的商業集團）的一部分。印度企業的蓬勃發展使得企業家們也成為了當地人心目中的英雄。尼赫魯如若在世，他肯定會震驚于印度公眾如今對企業發展領頭人的敬慕程度。例如56歲的Infosys的創立人摩西納日亞那經常被當地人比作美國的微軟大王比爾蓋茨，并且已經成為了人們心目中的大英雄。如若印度的基礎設施建設滿足不了摩西等印度企業家的需要，這些成功的故事將絕不會發生。但是印度的民主體制，企業傳統，及其比較完善的法律體制，為自由企業的繁榮奠定了必要的條件。雖然眾所周知，印度的法庭效率極其低下，但是印度實施司法獨立。另外雖然財產權并非絕對地受保障，但是相對中國而言，印度保護私人所有權的力度要遠遠大于中國在此方面的作法。并且其仍然在總體上保存了英國所遺留的法治。印度的這些傳統及機制，已被證實為印度資本市場的創立及發展提供了極佳的便利條件。盡管仍存在諸多扭曲，但是股票及債券市場整體上來說，能夠滿足那些具有實在的發展前景和信譽的企業對資金的需求。去年世界銀行的一份研究表明，在參與調查的企業中，只有52%的印度企業表示獲取資金困難，而中國企業競高達80%.由此導致印度企業對內部產生的資金的依賴程度要小得多：印度企業資金中僅27%來源于營業利潤，而中國企業高達57%.印度的公司制管理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這要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摩西的努力，也正是他使得Infosys成為誠實財會的典范并為其他的公司樹立了榜樣。2000年亞洲Lyonnais信譽安全公司對25家成長中市場經濟國家進行了一份調查，結果顯示印度的公司制管理名列第6位，而中國僅位居19位。投資階層的出現，再加上資金供應商，比如發展銀行，其自身也日漸受制于市場力量，提高了印度市場運作的效率與信譽。除了為企業提供規范框架外，印度政府基本上對私有企業沒有其它的過多的干預。與此對比，中國的政府機構仍然是“看門人”：緊控資金調配，嚴格限制私有企業上市以及獲取發展所需資金的能力。事實上，中國政府利用金融市場主要是為了確保其國有企業的生存及發展。這些政策在造就了大量的扭曲的同時，限制了中國股票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及成熟（據廣泛聲稱，中國股票市場總資本超過四千億美元，但實際上，去除由政府或政府企業擁有的非流通股，價值僅為一千五百億美元）。這些均歸因于落后的公司制管理及缺乏一個獨立的司法體制。美元及海外僑胞如果說印度已經在一些微觀的方面超過了中國，但是為什么印度的優越性還沒有從數據上顯示出來？為什么兩國的GDP的差距以及其它的重要的指標間的差距還是如此之大？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了解一下印度的改革發展歷史。印度的經濟改革至早起步于1991年，比中國的改革開放落后了10余年。除了經濟改革起步晚外，印度的國民儲蓄率也僅僅是中國的一半，而且，印度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資額也比中國少90%.除此之外，印度的民主體制時常受到其國內種族及宗教沖突的沖擊，印巴之間就克什米爾也時常發生沖突等。而中國享受了約二十年的平靜，能夠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印度的年經濟增長率已經達到中國的80%，并且中國官方提供的數據是否精確也值得進一步探討。印度得以趕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