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論文-網絡傳播中公眾自我議程設置的道德預警摘要隨著網絡在我國的普及，公眾的話語權得到了極大的擴張，他們運用網絡形成自我議程設置的機會日益增多，隨之而來的負面影響也逐漸顯露出來。本文以“甘德懷事件”為案例，通過對公眾自我議程設置帶來的不良影響進行分析，提出網絡時代社會道德預警建議：加強網民自律，完善網絡自身管理，進行網絡道德建設關鍵詞網絡傳播議程設置道德預警2004年4月，河海大學法律系講師甘德懷在報考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教授的博士生時，初試成績排名第一，但在面試復試中被刷了下來，而筆試成績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兩人被錄取。甘由此質疑此次博士招生的公正性，向北京大學紀檢部門提出申訴。與北大校方交涉未果后于7月9日，把一篇洋洋6千字的我的北大考博經歷文章發到以學術打假著稱的“新語絲”網站上，引起轟動。事實上，如此大規模的事件在“新語絲”網站的歷史上曾發生過幾次，像2000年揭露“基因皇后”，2001年揭露“核酸營養品”，其持續的時間、參與的人數、形成的影響，都可與甘德懷事件相比。以前這些事件因當時國內互聯網還不夠發達，主要是海外華人學者、學生參與，而這一次則是真正做到了里應外合。“、網絡話語權的實力大增。主要體現在網絡公眾的自覺性有了較大提高。根據大眾傳播媒介的“議程設置”理論：大眾傳播媒介在一定時間內對某個事件和問題的突出報道會引起公眾的普遍關心和重視，進而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議題。傳統的議程設置理論通常只強調傳播媒介“設置”或形成社會議題的一面，而沒有涉及反映社會議題的一面，但是在網絡時代，傳統議程設置理論的這個不足之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彌補，公眾可以隨時隨意將自己的“議題”在網上進行發布，其他感興趣的網民可以就此議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形成廣泛的輿論影響，將“個人議題”或是“談話議題”推向“公共議題”，這樣就形成了“公眾的自我議程設置”。網絡在這樣的情形下擔任的是反映社會議題的角色。所謂公眾的自我議程設置是指，社會公眾通過網絡陳述自己的遭遇或發表自己的不滿，以各種不同的表達形式引起廣泛的社會輿論。公眾自我議程設置功能的實現，是對傳統媒介“議程設置”理論內涵的補充和延伸。傳統的“議程設置”實際上是一種積極的“把關”功能，它與新聞學中的輿論引導功能有相似之處。輿論引導理論強調對群眾的認知、價值、態度和行為等的全面引導，而傳統的“議程設置”卻只停留在傳播過程的最初階段，即認知層面上。對于這一點，傳播學者B.C.科恩曾經指出：“在許多場合，報刊在告訴人們應該怎么想時很難奏效，但是在告訴讀者想什么方面，卻是驚人的成功。”事實上，社會輿論的形成，常常需要一個對新聞事實的選擇、交流和對社會問題的探討、爭論的過程。在網絡公眾自我議程設置的整個過程中，網民自己根據事實進行價值判斷，并通過討論升華自己的思想，進而選擇自己認為正確的態度和行為。從“甘德懷事件”來看，網絡的參與性、互動性、開放性等特點在事件整個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傳統議程設置的權利正在向社會公眾轉移。在網絡社會公眾有了表達個人意見的渠道，網民的話語權得到了極大的擴張。在當今社會的轉型期，價值觀的多元性導致了網民接觸到信息的雜亂和主流價值觀的缺失，這時的自由話語權便產生了一系列不良的社會現象。本文就是以“甘德懷事件”為案例，討論網絡傳播中已經被塑造成形的公眾自我議程設置所帶來的一些危害，提出與此相關的傳播倫理和網絡道德建設的意見。一、造成“弱勢群體的暴力行為”弱勢群體總是在社會中占有較少的資源，這些資源既包括物質上的，又包括精神上的。他們生活在匱乏、不安全感和對未來的恐懼之中，飽受他人的歧視，無法有效地參與群體生活。就“甘德懷事件”來看，甘德懷就是在博士研究生面試的時候處于弱勢的地位，失去了與他人公平競爭而繼續受教育的機會。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群體總是要尋找發泄的途徑，網絡的存在就恰恰給他們提供這樣的手段。雖然甘德懷有在“新絲語”上表達的不滿的權利，但是由此而產生的一系列的連鎖反映卻不能不讓人反思。現代社會被福柯絕妙地形容為“圓形監獄”，“監獄”里的人們時時刻刻感受到自己所看不到的監視者的存在，所以不得不按照社會的規范小心翼翼地行事。另外，生活中的人們受制于現實的社會角色，也難免會有一些顧忌。但到了網絡的虛擬世界中，就像到了假面舞會的現場，人們可以自由的盡情發泄，而不必為自己的言論承擔多少責任。近年來，對于高校招生所產生的舞弊事件層出不窮，每一個經歷過高考或研究生考試的人都或多或少的有所感觸。然而這些人又正是中國網民的主要構成者，他們有感想也有能力在網絡上發表自己的議論。按照拉扎斯菲爾德提出的“政治既有傾向假說”和“選擇性接觸假說”。來類比，和甘德懷有相似或相關經歷的網民一般和受害者有相似的觀點，而且這些觀點又造成受眾的選擇性接觸，然后兩者相互加強，表現為更多的人對受害者表示不同程度的支持而最終形成群體的集合行為。這里的集合行為，指的是在某種刺激條件下發生的非常態社會集合行為，遵循的傳播機制有如下幾種：群體暗示和群體感染；群體模仿和“匿名性”；集合行為中的“信息流”。再加上一些對社會不滿的人從中有意歪曲，就表現為通過大量的言論而訴諸于網絡的“弱勢群體的暴力行為”。總之，遭遇傷害的弱勢群體，由于面臨的問題無法在現實中解決，就可能會在相對自由的網絡媒體上訴說自己的不幸而求得幫助和聲援。一些有相似經歷或是相關經驗的網民，又往往在不了解事件的完整性和真實性的情況下，就輕率的根據自己的見解去表示支持或是反對。這些言論又在網絡媒體特有的機制下強化和持久，最終形成“弱勢群體的暴力行為”，造成了對輿論的錯誤引導。但是對于網絡中不良信息的控制，目前從技術上還無法有效實施，從管理上也無法完全制止。現行的主要辦法，是加強網民的自律。二、網絡侵權的發生網上新聞的侵權行為主要包括侵犯著作權，姓名權和名譽權。由于網民在因特網上的信息傳播幾乎不受審查，因而既可能造成涉及人身權利的民事糾紛，也可能造成涉及財產權利的民事糾紛。就這個事件來看，太多不負責任的言論確實造成了對事件另一位當事人朱蘇力教授名譽權的侵犯，就“甘德懷事件”所引發的網上大討論來看，網絡的言論要有法律去規范，這既包括自律又包括他律，在實際操作中就更多的表現為需要網站制訂相應的規定和bbs的版主們采取嚴格的管理。另外，還要有相應的網絡道德去約柬。網絡社會其實是現實社會的延伸和反映，人們在網絡中的關系多多少少表現了在現實中的真實情景。“在網絡空間中，人雖然擺脫了諸如鄰里角色、現實直觀角色等現實空間中制約人的道德環境；但在超傳統地域的網絡范圍內，人發揮作用的動機并沒有變，植根于現實空間的傳統道德與新型網絡道德的行為者是共同的行為主體，它們兩者之間并沒有絕對的區別。因此現實社會的道德規范就應該是構成網絡社會道德規范的重要參照”。網絡道德，就中國幾千年的傳統道德而言有了一些新的形式和內容，這主要是由網民的特征形成的。“個性化”，“自由性”，“虛擬性”是三個本質的特征，是網絡特質在網民行為上的反映。“快速性”，“匿名性”以及“技術依賴型”是非本質特征，是網民認知情感和意志行為與網絡特質相結合的產物。所以網絡道德著重要關心的是個性的張揚，言論的尖銳，尤其要約束的是那些不負責任的言論，以及為了滿足個人利益而蓄意夸張和編造事實的不誠信行為。法制的特點表現為強制性和穩定性，而道德多表現為約束性和靈活性。近年來狀告媒體侵犯名譽權的案子多了起來，其中有一部分實際上是侵犯隱私權的案子。我國的民法通則中沒有隱私權的規定，于是最高法院就對于名譽權進行了擴張解釋。把隱私權包括在內，但是專門針對網絡侵權行為的立法還尚須時日。于是現今網絡道德建設作為網絡法制建設的前提和補充就顯得尤為重要。三、誤導輿論而容易造成“媒介審判”在這幾年當中，“劉涌案”，“寶馬撞人案”等諸多案件的媒體報道和輿論影響中，網絡作為新興的媒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刑事訴訟法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就是說，有權確認本案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只有法院的判決書；在判決之前，任何人、任何文書，都不能作這樣的確認。但是現在的一些網絡言論中，說當事人“滅絕人性”、“罪不容誅”，要“嚴懲不貸”等言論隨處可見。雖然“甘德懷事件”沒有涉及法律訴訟，但是網絡媒體或多或少的發揮著類似“媒介審判”的作用，于是公眾的自我議程設置所帶來的潛在危害是我們不能不關心的。在該事件中，很多人在沒有完全搞清楚事實的情況下，就一致把矛頭指向了北大法學院教授朱蘇力。雖然北大法學院在招收博士生的復試中，確實存在一些過程上的操作失誤，但是這并不能證明確實存在舞弊行為。即使確實存在舞弊行為，網絡媒體在事件沒有定論的時候公布了一系列偏袒其中一方的評論就顯得不適當了。由于沒有及時的對大量批評的言論進行控制。面對鋪天蓋地的譴責聲，即使網上有一些持相反觀點的言論，也基本上都被淹沒了。沒有確定自己意見的受眾面對不清楚的事實，往往會顯示出“趨同行為”而去附和主流的言論同情甘德懷，這樣就容易形成輿論一邊倒的局勢。這就要求媒體應該給予當事雙方平等的說明理由的機會，而且應該有意的發揮“把關人”的功能而適度限制信息過量的一方。媒體的輿論引導功能也要求媒體客觀的報道和評價事件，按照自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去把握事件的走向。雖然這起事件網絡媒體沒有明顯的刻意介入和煽動，但是對于不負責任的言論的放縱卻客觀的造成了輿論偏向其中的一方，產生了一定的“媒介審判”效應。由于網絡的自由程度較高，非主流言論往往沒有表達的市場。造成輿論倒向主流言論的一邊，以至誤導了受眾對于事件客觀的了解；再加上沒有傳統媒體的權威性，也使得網絡媒體不能很好的引導正確的輿論。對于這種情況，網絡媒體應該盡量多的提供一些可以供網民查找的相關事實，讓受眾發揮自己的思辯能力去衡量事件本身，而不是僅僅使其參考一些不良信息。對于網民的自由言論，在給予釋放的機會和空間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在技術和管理上限制不理性的言論，還要盡量的轉載傳統權威媒體上的有關評論去引導正確的輿論。網民也要注意提高自身的素質。多去關心事件的本身，而不是附和網上的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李普曼在他的公共輿論這本書中談到了很多媒體愚弄輿論的現象，但是不應該由此就放棄對直接民主的追求。互聯網的出現使得人民發表意見的渠道比以往多了一些，這的確是一種進步。然而事情總是具有兩面性，沒有適當限制的自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