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研究論文-國有企業內部控制的產權視角分析摘要：國有企業內部控制薄弱引起的國有資產流失、財務信息失真、經營效率低下屢見不鮮。要從根本上解決國有企業內部控制弱化問題，必須深入研究其弱化原因。從委托代理結構、預算軟約束、政策性負擔以及監督機制的產權角企業的契約理論認為，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集合體，但又是不完備的關系契約。企業產權制度低成本的規定了利益相關者彼此發生利益關系，尤其是利益沖突時必須遵循的以及與企業資源有關的行為準則。內部控制作為一種補充契約，在企業內部形成有效的控制機制，來彌補企業契約的不完備性，保證企業的正常運作和發展。由此可見，產權制度是促使內部控制有效運行，保證內部控制功能1由于產權制度的規定會形成一系列的行為準則，這些行為準則形成產權結構，內部控制中與產權結構相對應的是企業的組織制度，通過建立適當的“委托代理”契約關系，保證企業外部所有者的利益能夠得到有效維護。這是最根本的控制，是為外部所有者服務的，是外部所有者從組織上實現對企業內部控制的工具。可見，委托代理結構實際上是企業所有者對企業內部控制產生影響的依據，1.1（1）國家作為代理人與一般代理人所擁有的權利有很大的差異。一般代理人只擁有財產的控制權，不擁有剩余財產的索取權；國家同時擁有公共財產的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即兩權是合二為一的，初始委托人通過國家的再分配渠道獲（2）國家的代理是一種建立在行政權基礎上的強制性代理關系。它不是以自由選擇的合約為基礎的，而是以國家政權為依托，無須直接獲得每一個初始委（3）剩余索取權歸屬國家，由政府代理。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一起遵循著等級配制給各級政府。剩余索取權同時也是具有可轉讓性的，因為一旦剩余索取權具有不可轉讓性，國家就會失去對公共財產的代理權。可以說剩余索取權的可（4）初始委托人的監督性和積極性都很弱。委托人和代理人具有信息的非對稱性。為監督代理人的行為，初始委托人必須付出監督成本，但他們不是剩余索取權的直接擁有者，不能直接從他們的監督活動中收益。這表明監督活動具有（5）作為初始委托人的代理人與最終代理人的委托人雙重身份的政府，并不是單獨追逐經濟利益的“經濟人”。它綜合地有著政治、經濟和軍事等社會目標，而且同時也在努力使其壟斷租金實現最大化。即政府在追求“全局利益”的同時，還在追求其它的“局部利益”，如政府權力及相關的物質利益、地方利益、部門利益、其它集團利益、個人升遷機會，政府擁有的程度和政局的穩定等等。1.2（1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是政府的附屬，政府既充當所有者身份，又是行使企業主要經營權的管理者，企業的經營者是由政府委任、完全服從政府意志、不能獨立決策的“行政官員”，經營者的行政升遷依托于企業規模或經營業績。在這種委托代理關系下，企業內部控制表現為非常簡化的行政管制，控制標準和控制技術的隨意性大，經營者為了個人的行政升遷，在會計信息上作弊是隨著國有企業改革推進，政府進行了對企業的放權讓利以及放權以后對企業經營者、管理者的監控。但這沒有使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根本變化，由此導致許多國有企業在內部控制方面主要沿襲本企業的舊制度，盡管這種包含行政管制風格的舊的內部控制制度效率低下，但很少有國有企業去反思其內部控制制度的不足，形成一種非良性的路徑依賴。這種作為習慣性做法沿襲下來的內部控制與改制后國有企業產權結構的變化和控制權的下放相交叉，形成了國有企業內部控制的失內部控制建設是企業來進行的，建設過程中所需的成本基本上完全由企業來承擔，比如，進行新的組織結構和作業流程設計、雇傭更多的人員以及其他措施的各種成本等。但內部控制建設的受益者不僅僅是企業自身，還有企業的所有者和投資者。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擁有企業的控制權，卻不具備剩余索取權，加之對（2國有企業的雙重職能決定了其既要承擔各種社會責任，也要追求利潤增長。經營者行為目標出現了多元化，其中行政提升和個人收益增加成為主要目標。而在實行公司制以來，一般經營者敢于放權給管理者，并較少干預。管理者則以個人收入最大化為主要目標，謀求本人經濟利益增長，使得企業行為短期化。這就管理者作為內部控制制度的主要設計和實施者，就會利用國有企業經營者的信息不完全性和企業經營不確定性,借執行內部控制制度的名義，在自己的權責范圍內利用職位便利追求自己的貨幣或非貨幣效用目標；通過內部控制制度享有一定的特權，建立多層次的管理機構，聘用大批中下級管理人員，從而在內部控制的薄弱環節制造串通舞弊的可能性等等，很有可能侵犯股東權利、損害中小股（3國有企業的管理者處于委托代理鏈中經營者與員工之間，是內部控制制度的直接執行者。經營者掌握企業控制權和部門管理權的配置。管理者出于保住重要部門職位或升遷等自身利益的考慮，利用自己崗位的特權，違反內部控制制度為經營者提供便利或與經營者合謀繞過制度，內部控制制度形同虛設，不少國有企業的“團伙犯罪”是經營者與管理者（尤其是財務經理）串通作弊的結果。另一方面，由于國有資產所有者與經營者在企業控制權分配上的一對一談判，導致企業職工在企業決策和日常管理中的影響越來越小；管理者利用一般員工不知情的信息劣勢，偽造虛假財務信息，侵蝕國有資本，而員工卻無法對違反制度者予以揭發。并且，管理者這種道德風險行為又嚴重制約了他們對員工的監督和激勵，2科爾奈在短缺經濟學最先提出了預算軟約束概念，它是指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國有企業一旦收入無法抵補成本發生虧損，國家或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資、增加貸款、減少稅收或提供其他補貼形式的救助現象。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產生的主要有外生性和內生性兩方面的原因。外生性原因來自于政府，內生性原因主2.1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對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的渠道主要是“增撥企業流動資金”和“企業虧損補貼”。銀行資金的財政化，使國有企業幾乎是“無負債”企業。在政府出臺“撥改貸”政策后，由于企業自我積累機制尚未形成以及融資渠道的缺乏，國有企業的經營極度依賴于銀行信貸。銀行體系改革的滯后，使國有企業的這種高負債經營得以維系，國有企業陷入深重的債務困境中。在解決企業債務危機的過程中，國有企業采取了“債轉股”的方式。作為一項制度調整，它使國有企業的債務變成了國有資產經營公司的投資，由于參與債轉股的各方的責權利并未明確，債轉股成功缺少動力和壓力，失敗的后果還是由國家財政來承擔。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