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抗生命的虛無和死亡的必然--聯讀《蘭亭集序》和《歸園田居》以前給學生講《蘭亭集序》時，總是要提隱藏在千古第一行書背后的文本深意，想強調這是一篇多么有深度的文章，但是卻因為過分美妙的字而被忽略了。但這次再重新講這兩篇課文時，突然感覺到了一種強烈的共情感。似乎東晉時人們面對的世界，又以一種變化了外形而未變化內核的形象再現了。“王羲之縱情山水，嘆死生之至大；陶淵明辭官返鄉，欲乘化而歸盡。”兩位作者，一位出身門閥本該是占盡風流，卻在歡宴之上突然感覺到無盡的悲哀；一位在宦海中掙扎沉浮多年，終于決定遵從本心回歸田園暢享生活。然而這些異常的選擇和深刻的思考，其實都指向一個時代：晉。和本單元前一課文《陳情表》一樣，李密、王羲之、陶淵明生活于三國末年至南北朝之間的晉，一個短暫的統一朝代。早在《陳情表》中我就和學生一起探討過，司馬家族的晉政權難以強調“忠君”，只能轉而依靠“仁孝”治理天下的背景。所以這個看似統一的朝代其實內部統治也不甚穩定。多年的紛爭和政權的更迭，使得安穩生活成為了一種看不到的奢求。而人禍之外，魏晉南北朝時期還是一個天災頻發的時期。根據鄧云特《中國救荒史》統計，魏晉南北朝369年間（220年—589年），共爆發各類災害619次。其中，魏晉200年間，遭災304次（平均一年1.25次）。南北朝169年間，遭災315次（平均一年1.86次）。不但比秦漢440年間遇災375次（平均一年0.85次）高出約一倍多，也大大高于隋朝29年間遇災22次（平均一年0.76次），唐朝289年間遇災493次（平均一年1.70次）。自然災害、地質災害、生物災害輪番襲擊，無論社會地位如何，無人可以篤定地從頻發的災害中逃脫生還。如何人生壟斷了社會頂層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資源的士族們痛苦，因為不斷變化的政治格局和高壓的統治背景，更因為如影隨形的死亡威脅；處于社會中底層的文人和平民更加痛苦，他們無法打破已經固化了的階級制度，同時還要考慮在亂世之下的生計問題，同樣的死亡可能只會翻倍地重壓在他們身上。所以擺在人們面前可選擇的道路很少，我們一樣要面對這樣的問題：既然死亡是必然的，那么如何過這一生？這個問題拋給學生時，得到的最普遍的答案就是：縱情享樂。這其實是一個我早就預期到的答案，因為它太符合當下社會中人們的選擇了。在物質極大豐富的時代，如若死亡的利劍始終高懸頭頂，多數人就會去盡情快樂的度過一生。看起來這樣的選擇也特別像我們初級印象中的魏晉名士們，他們游山玩水、縱情宴飲，服食五石、行為放蕩，寬袍大袖、追求玄學……無論是“善為青白眼”的阮籍，還是“嗜酒佯狂”“裸身見客”的劉伶，竹林七賢似乎就是那個時代的極端縮影。學生們很容易和他們共情，如果生命只剩下不知具體數字的短暫時光，他們愿意這樣放蕩不羈地度過余生。享樂主義可是，多數人的選擇就是對的嗎？縱情享樂之后，難道就沒有一絲痛苦了嗎？如果這樣是對的，又為什么要服食五石散追求長生？又為什么要大量飲酒自我麻痹呢？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中，占盡了謝靈運所謂的四種至樂，“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所以郭沫若評價道“《蘭亭集序》高高興興在飲酒賦詩，悲得太沒道理。”其實根本不是這樣的。王羲之在蘭亭之上，從當前宴會的簡單快樂，已經升華到了“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及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對蘭亭之中的這場集會的快樂，使用了從具象到抽象的敘述順序，將此時由微小至廣袤、由俯視至仰觀的全部快樂都敘述盡了。可就是恰恰在這個快樂的頂點，人的情緒會瞬間跌落，進入一種對虛無、空寂的恐懼中。王羲之先是將人的性格分成了兩類，一類I人，在自己的世界中充分汲取力量，一類E人，在與人的交往中感受世界的美好；但無論是哪類人，都會有自己的興趣愛好，會沉浸其中，得到無盡的快樂。緊接著沉浸于快樂之中時，似乎時間就變成了相對的，快樂時時間快速度過，甚至會忘記衰老和死亡的到來；而當厭倦到來時，時間將過得極其緩慢，死亡的威脅就愈發地凸顯，人就會沉浸于痛苦中，產生諸多感慨。這就是王羲之對享樂主義的回答，快樂是一種短暫的情緒，如果過分沉浸其中、不停追求不肯放手，那么在快樂與快樂之間就會產生更大的虛無感。快樂程度越深，時間過得越快，感覺快樂的閾值越高，得到快樂越難，虛無感越強烈，痛苦越難以承受。就如同一個上癮的循環一樣，如若不去面對生命的虛無和死亡的必然，就會在這個循環中失去自己，走向覆滅。去做具體的事那么，我們究竟該如何對抗生命的虛無和死亡的必然呢？王羲之和陶淵明在兩篇文章中給出了殊途同歸的道路：去做具體的事。《蘭亭集序》中王羲之不僅僅點破了享樂主義的陷阱，更是直面抨擊了那個時代追求長生而產生的眾多宗教、學說。“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是多么清醒的發聲！而死亡可以帶走生命，卻帶不走文學，帶不走文明。和蘇軾《赤壁賦》中“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一樣。王羲之意識到了文學跨越了時代，穿越了空間，感動著每一個閱讀它的讀者。一種感情，不論時空，終將有知己與之共鳴。所以他“列敘時人，錄其所述”。也許王羲之在蘭亭宴飲的最后，仍然是悲傷的，但是他找到了生活的意義、書法的意義和文學的意義，一句“后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足矣。《歸去來兮辭》的序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真實的陶淵明，他沒有去固述“五斗米折腰”事件對他產生了多少打擊，也沒有去重申多么厭棄官場。他詳細的敘述了自己為官的經歷，戰爭（四方之事）、離家過遠（去家百里）、本心（質性自然）、為妹奔喪（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都是他準備回歸家中，投身自然的原因。文本中從歸途到家園到生活，構建了一個中國人心中最完美的隱居理想。“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和王羲之一樣，在最陶然自得的頂點，突然哀嘆生命即將終結。陶淵明意識到人生在天地萬物的無盡之中，只能是短暫而渺小的，“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愿，帝鄉不可期。”這種死亡的恐懼一樣使他終日惶恐不安，去追求些什么才能對抗這種恐懼呢？他同樣覺得富貴不是他的愿望，登臨仙界更是不能期許的。他的選擇是珍惜不多的時間，去愛他鐘愛的自然，在山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