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及影響因素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目錄TOC\o"1-3"\h\u11415生育意愿及影響因素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 1290391.生育意愿的相關研究 1221922.生育意愿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 1285463.生育意愿及影響因素的研究方法 2244384.文獻評述 325548參考文獻 31.生育意愿的相關研究生育意愿是個體關于生育的態度和愿望，是個體生育行為的主觀反應。顧寶昌首次提出生育的“三維性”，即無論是生育意愿還是生育行為，其同時具有數量、性別和時間三個特征。至今，盡管不同學者對于生育意愿維度的界定有不同方式，但無論是哪種方式均包括數量、性別和時間三個共同維度。本文對生育意愿的研究取自于生育數量的維度，即研究個體的理想子女數。對于個體理想子女數，國內學者結合不同時期與相應政策進行研究，得出了一系列結論。侯佳偉等人（2014）運用了橫斷歷史元法考察了1980~2011年間的生育意愿縱向變化，得出我國育齡人群理想子女數總體呈下降趨勢，平均理想子女數從20世紀80年代的2.13下降為21世紀初的1.67。2012~2015年中國家庭幸福感熱點問題調查得出，在政策調整下，國內育齡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數有所回升，從2012年的1.85增長至2015年的2.00。李冰（2020）利用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數據，得出國內育齡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數1.93，意愿生育二孩及以上的人數占比為80.34%，表明“全面二孩”政策后，二孩意愿有顯著提升，但平均生育意愿仍保持穩定。全面放開三孩伊始，國內學者轉而向三孩生育意愿進行研究。宋磊（2021）披露的統計結果顯示，從濟南抽樣得到的366戶家庭中，有三孩生育意愿的僅有6.3%。2.生育意愿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國內外學者關于個體生育意愿影響因素的研究較為豐富，而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分析樣本中得到的結論具有多樣性。在政策方面，Aassve（2008）在研究了歐洲2008年前的各國人口出生率變化時，發現政府干預政策與社會福利是影響生育意愿的最關鍵因素。在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意愿的影響效果尤為顯現。但近年來許多國內學者在研究我國計劃生育后的政策與生育率變化時認為，政策促進生育的作用在逐步減弱，即使生育政策在短時間可以提高生育率，然而長期效應卻不容樂觀，所以生育政策并非當前影響生育意愿的主導因素。在經濟方面，包括家庭收入、房價、養育成本等經濟因素對生育意愿具有顯著影響，這得到大多數國內外學者的一致認可。例如，從宏觀上看，美國教授Adsera（2005）認為國家、地區經濟波動導致的家庭收入不穩定、失業率飆升等問題，是各國生育率下降的直接原因。從微觀上看，王記文（2018）研究發現個人收入與生育意愿呈現出兩邊高、中間低的U型關系而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在個人因素方面，學者們對性別、職業、婚姻與健康狀況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比較一致。例如就性別而言，祝宏輝與陳貴紅（2017）發現女性所負擔的生育成本會比男性更多，即女性既是內務的主要承擔著，又是生育養育的主角，所以女性的生育意愿普遍低于男性。最主要的爭端在于年齡與受教育程度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就年齡而言，祝宏輝與陳貴紅認為生育二孩的風險、成本會因年齡的增長而增長，所以生育意愿也將隨之遞減。而Iacovou和Skew（2010）研究證實了婦女在30歲之前，隨著年齡增長預期子女數呈上升趨勢，而30歲之后預期子女數呈下降趨勢。趙婧揚（2016）認為，目前越來越多高齡人群，特別是即將退休的人群二孩的意愿更高，并且他們會將高生育意愿灌輸給自己的子女。就教育程度而言，劉惠萍（2016）研究發現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要高，這可能是由于教育水平一定程度與收入、社會地位掛鉤。而Kumar（2016）等人研究認為，高學歷的婦女會更謹慎與獨立，并且由于教育程度越高代表著職場地位越高，這會增加生育的成本與負擔，所以其生育意愿也就越低。對其他因素包括戶口、家庭規模、社會與醫療保障等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也比較一致。例如就戶口而言，侯佳偉等人發現計劃生育時期城市人群理想子女數數基本保持在1.55，而農村人口理想子女數從1980年的2.18降至2000年的1.82，且農村與城市人群的理想子女數趨同。張曉青等人（2016）也得出，“單獨二孩”政策與“全面二孩”政策下城鄉生育意愿已經不存在較大差異。就家庭規模而言，牛亞東等人（2015）研究發現規模較大的家庭會減少養育子女的成本和壓力，所以這類家庭意愿生育數量也更高。 3.生育意愿及影響因素的研究方法根據現有文獻發現，在對個體生育意愿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時，描述性統計、假設檢驗、Logistic回歸是學者們經常使用的方法。隨著調查研究的多樣化與統計模型的創新，國內外學者根據實際情況也使用了一系列其他的方法。日本學者田淵六郎等（2017）在分析日本年輕人生育意愿及影響因素時，基于日本代際與性別計劃調查的歷年追蹤數據，采用隨機效應模型與固定效應模型得出結論。HashemzadehMozhgan等人利用系統評價的方法，檢索了1946年至2017年國外眾多期刊文獻，將53項研究納入定性綜合，得到了生育意愿核心決定因素的全面信息。李翼和李曉（2021）利用Logistic-SVM-RFE模型研究二孩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即利用Logistic模型初步篩選出變量，后引用至SVM-RFE模型中再次篩選出更重要的二孩影響因素，以達到優化模型的效果。李冬領（2017）將數據挖掘引用至育齡婦女二孩生育意愿的研究當中，比較幾種常用的分類模型，得出隨機森林的預測效果最好。4.文獻評述對于生育意愿與其影響特征的這一課題，國內外學者做了大量調查和研究，得到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國外的研究起步較早，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有所記載，如今已經形成了多種理論模型。隨著經濟問題的不斷解決，國內對于人口問題在二十世紀才備受關注，所以相關研究也是在生育政策調整后才開始興起。得益于國外研究成果，國內的研究也得到了深入。然而，我們整理得到各類文獻也可以得出，國內的研究仍存在部分不足。第一，“全面三孩”政策實施伊始，國內學者對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重點仍停留在二孩意愿上，對三孩生育意愿的相關研究還不太完善。第二，當前的研究多是針對某一個或幾個地區范圍的研究，關于全國性的研究還比較缺乏。并且即使有一些是全國性范圍的研究，在數據資料方面也急需更新。第三，對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缺少實證，并且大多數實證研究也是利用Logistic回歸、Probit回歸。由于現實中影響生育意愿的因素較多，其影響關系也較復雜，利用普通的Logistic回歸、Probit回歸方法預測與評判效果可能不準確，所以需利用更多統計模型來進行分析。基于此，本文在參考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利用全國性數據，盡可能地從多方面考慮不同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并將不同的多分類算法引用至研究中，以選擇最優的模型對生育意愿進行預測，對未來生育情況進行展望，并對三孩政策的實施提供相關建議。參考文獻[1]穆光宗.我國人口新形勢及應對建議[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8(06):69-72.DOI:10.14117/11-3331/d.2018.06.020.[2]宋磊.濟南:超八成居民無三孩生育意愿[J].四川省情,2021(08):58-59.[3]孟慶偉.國家統計局：三孩政策效果將逐步顯現[N].中國經營報,2022-01-24(A02).[4]顧寶昌.論生育和生育轉變:數量、時間和性別[J].人口研究,1992(06):1-7.[5]侯佳偉,黃四林,辛自強,孫鈴,張紅川,竇東徽.中國人口生育意愿變遷:1980—2011[J].中國社會科學,2014(04):78-97+206.[6]中國人口宣傳教育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中國家庭幸福感熱點問題調查報告2014-2015年[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111[7]李冰.二孩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及提升對策研究[D].大連理工大學,2020.DOI:10.26991/ki.gdllu.2020.000792.[8]AassveA.Demographicchange:howgovernmentsupportinfluencesbirthrates[J].EuropeanView,2008,7(2):209-216.[9]楊檸聰.全面二孩背景下人口生育意愿影響因素研究綜述[J].重慶社會科學,2020(01):94-105.DOI:10.19631/ki.css.2020.001.009.[10]AdseraAlicia.VanishingChildren:FromHighUnemploymenttoLowFertilityinDevelopedCountries.[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5,95(2):189-93.[11]王記文.很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國的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0～2015)重復調查數據的分析[J].西北人口,2018,39(04):73-80+88.DOI:10.15884/ki.issn.1007-0672.2018.04.010.[12]祝宏輝,陳貴紅.“全面二孩”政策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育齡人群生育意愿調查分析[J].西北人口,2017,38(06):111-115+124.DOI:10.15884/ki.issn.1007-0672.2017.06.015.[13]IacovouM,SkewAJ.HouseholdcompositionacrossthenewEurope:WheredothenewMemberStatesfitin?[J].DemographicResearch,2011,25(14):465-490.[14]趙婧揚.濟南市居民二胎生育意愿狀況調查研究[J].金融經濟,2016(12):111-113.DOI:10.14057/43-1156/f.2016.12.045.[15]劉惠萍.二孩生育意愿及影響因素調查報告[J].商,2016(03):63.[16]KumarA,BordoneV,MuttarakR.LikeMother(-in-Law)LikeDaughter?InfluenceoftheOlderGeneration'sFertilityBehavioursonWomen'sDesiredFamilySizeinBihar,India[J].EuropeanJournalofPopulation,2016,32(5):629-660.[17]張曉青,黃彩虹,張強,陳雙雙,范其鵬.“單獨二孩”與“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較及啟示[J].人口研究,2016,40(01):87-97.[18]牛亞冬,張文斌,張棟,賈艷婷,陳麗萍,張治國.單獨家庭生育二孩意愿的分析——基于武漢市1093戶單獨家庭的調查數據[J].人口與發展,2015,21(03):13-18.[19]田淵六郎,雷妍貞,朱安新.日本年輕人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J].青年探索,2017(01):103-112.DOI:10.13583/ki.issn1004-3780.2017.01.013.[20]HashemzadehMozhgan,ShariatiMohammad,MohammadNazariAli,KeramatAfsaneh.Childbearingintentionanditsassociatedfactors:Asystematicreview.[J].Nursingopen,2021,8(5).[21]李翼,李曉.基于Logistic-SVM-RFE的二胎生育影響因素研究[J].黑龍江工業學院學報(綜合版),2021,21(01):41-46.DOI:10.16792/ki.1672-6758.2021.01.010.[22]李冬領.基于數據挖掘的育齡婦女二孩生育意愿預測[J].軟件,2017,38(11):55-59.[23]莊亞兒,姜玉,王志理,李成福,齊嘉楠,王暉,劉鴻雁,李伯華,覃民.當前我國城鄉居民的生育意愿——基于2013年全國生育意愿調查[J].人口研究,2014,38(03):3-13.[24]莊國波.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演變及影響研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學,2017.[25]李蒙蒙,劉藝,李庚松,鄭奇斌,秦偉,任小廣.不平衡多分類算法綜述[J/OL].計算機應用:1-17[2022-04-03]./kcms/detail/51.1307.TP.20220221.1455.002.html[26]SeokhoKang,SungzoonCho,PilsungKang.Constructingamulti-classclassifierusingone-against-oneapproachwithdifferentbinaryclassifiers[J].Neurocomputing,2015,149:677-682[27]LiuXuYing,WuJianxin,ZhouZhi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