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城市廣場舞沖突問題不斷涌現，給城市發展和居民日常休閑活動帶來一系列困擾。研究從半熟人視角出發，基于扎根理論，對城市廣場舞休閑沖突的形成過程和消解機制進行探索性研究。研究認為，“半熟人”的人際特性交織著熟人和生人雙重運行邏輯，是城市廣場舞沖突發生的重要情境條件；不同利益群體在廣場舞場域內進行“再熟人化”實踐，交替性時空競爭和磋商過程構成其核心內涵；通過同時抱持正式和非正式磋商，半熟人社交下的廣場舞休閑沖突本質上是一種“功能性沖突”，即通過“容忍”機制溶解分歧，避免沖突顯化；通過“能動性”機制，利益群體不斷反思廣場舞實踐的意義，以尋求沖突的消解，二者共同反饋廣場舞“再熟人化”實踐，凸顯廣場舞休閑活動的社會功能和價值。關"鍵"詞：體育社會學；廣場舞；半熟人關系；功能性沖突；扎根理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8%上升到2022年年末的65.22%[1]。快節奏的時代推著人們從“鄉下人”變成“城里人”，生活從“定型生活”變為“半定型生活”，社會從“熟人社會”過渡到“半熟人社會”[2]。廣場舞作為時代背景下獨特的休閑活動，目前已成為廣大市民特別是中老年人戶外休閑鍛煉的主要途徑[3]，亦是中國城市發展的紐帶和載體，成為人們個性彰顯和文化回歸的重要方式[4]。然而，廣場舞給市民帶來積極作用的同時，噪音擾民、搶奪地盤等負面事件報道使得廣場舞活動飽受爭議[5]，原本群眾喜聞樂見的休閑活動逐步淪為城市的“心病”，成為社會泛污名化的主要對象[6]。更令人扼腕的是，管理制度和方式的滯后性、責任主體的模糊性，使得問題治理進一步陷入困境[7]，大大降低了人們參與社會交往活動的幸福感和獲得感[8]，最終演變為制約我國社會和諧和社區治理的難題。圍繞廣場舞休閑沖突，已有研究從靜態視角劃分了沖突類型[9]、分析誘發因素[10]以及造成的負面影響[11]。這些研究往往將廣場舞沖突當作一種既定的社會事實加以論證[12]，而對于沖突形成與消解的深層過程機制研究尚不充分，進而缺乏沖突管理行之有效的措施[13]。此外，以往廣場舞沖突研究視角主要集中在地理空間系統[14]、公共治理[15]、法制建設[16]以及主體心理認知[17]，而對于社會變遷關注不足，忽略了廣場舞沖突的發生倚賴于我國城鎮化轉型的特殊時期，這是群體休閑沖突發生的重要情境基礎。這一時期從鄉村流向城市的人口逐漸脫離于以親密關系為主導的熟人社會，形成關系松散、結構不穩定的半熟人社會[18]。賀雪峰提出的“半熟人社會”描繪由傳統熟人社會到現代生人社會轉型的中間狀態，是理解當前我國社會實態及其治理的一個重要概念，為目前我國城鄉社會互動格局奠定了操作基礎[19]。半熟人社會是在熟人和生人社會的引導啟發下產生，兼具熟人和生人社會的雙重屬性[20]。后續學者基本都沿用賀雪峰對于目前中國社會關系性質的界定，如張誠[21]分析城市化進程中鄉村公共空間流變的內在根源之一是鄉村逐漸由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轉變。本研究認為半熟人社會是城鎮化、現代化背景下城鄉互動發展過程中呈現出的獨特運行邏輯和社會情境：城鄉邊界逐步模糊，社會交往趨于淺表，社會共識日漸式微，以“共同興趣”論人際關系。在此背景下，禮制約束散失、人際包容度降低，行事邏輯不再礙于人情與面子，廣場舞沖突也呈現出從原有隱蔽、間接的內隱式沖突轉向正面、直接的外顯式沖突，從合乎人情的自然性向合乎邏輯的社會性轉變。鑒于此，為填補相關研究領域的不足，引入半熟人研究視角，利用扎根理論剖析社會形態以及人際關系特征是如何影響廣場舞休閑沖突的形成與消解，以期為解決城市公共休閑沖突和治理提供理論支持與決策參考。1"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1）案例地選取。廣東省東莞市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區，城市化進程快，逐漸擺脫城鄉二元對立局面，各鎮街原行政村落與城市區域相互融合，當地人與外來流動人口交流碰撞，社會多元性、異質性增加，人與人之間熟悉程度降低，地方性共識逐漸瓦解，形成了典型的半熟人社會[18]。此外，相較于廣州、深圳等周邊競爭激烈的城市，東莞市生活節奏較慢，市民休閑鍛煉需求較為豐富，休閑沖突也不斷增加。因此，研究以東莞市老區莞城的東門廣場（D）、新區南城的景湖時代城廣場（J）以及虎門執信公園（H）3個具有代表性的廣場舞聚集點為案例地，3個不同區域的廣場舞群體有足夠大的身份差異，符合最大差異的信息飽和法的操作規則[22]。2）研究方法。研究采用扎根理論方法，從經驗材料中構建理論模型。該方法最早由社會學家Glaser等[23]提出，它能夠探究尚未或有限了解的特定領域，或通過分析特定情境下群體的認知、行為及互動過程，進而深入分析現象產生的原因，建構有價值的詮釋理論[24]。因此也同樣適用于群體互動的廣場舞休閑沖突現象的研究。具體操作流程上，研究借鑒Pandit[25]的做法：確定研究問題后，圍繞研究問題梳理相關文獻，在此基礎上進行實地調研，之后對調研過程中獲得的一手數據進行三級編碼，從而發展出新的理論命題。研究的目的是自下而上構建出半熟人視角下城市廣場舞休閑沖突形成與消解的過程性理論框架。3）資料收集。研究團隊首先圍繞“不同群體對廣場舞的態度、產生廣場舞沖突的過程以及沖突是如何消解的”等核心問題擬定訪談提綱，并邀請3名專家審核修訂。隨后按照目的性抽樣方法在3個廣場舞聚集點抽取不同性別、年齡、身份的受訪對象進行半結構訪談。訪談時間跨度為2022年1—3月。訪談對象包括3個廣場舞區域的廣場舞舞者、周邊住宅居民、廣場保安、片區警長等共計25人次，訪談時間45～60分鐘不等。為更好地記錄訪談內容，在獲得受訪者同意的情況下，對訪談內容進行了錄音，最終經過整理共得到近21萬字的訪談材料。為確保數據的可靠性，對不同來源的資料進行三角檢驗，包括搜集相關文獻、政策文件、網絡報道等二手數據作為補充。為便于分析，將受訪對象按照3個廣場舞聚集點首字母“H*、D*、J*”的方式進行排序，H1到J6為受訪者序號。2"模型建構研究采用Corbin和Strauss提出的“程序化扎根理論”模式[26]，借助分析軟件Nvivo12進行程序化三級編碼，建構出實質理論框架。三級編碼依次是：一級開放性編碼、二級主軸編碼和三級選擇性編碼。2.1"開放性編碼忠于原文詞句逐句逐行閱讀和分析材料，進行概念化處理。將概念化的詞語進行頻次統計，保留出現頻次較高概念（兩個篩選標準：出現兩次及以上的保留；出現一次但重要的保留），并提煉出類似概念從屬范疇。經過兩次編碼和多次比較修正，最終提取102個概念和14個范疇，示例結果如表1所示。2.2"主軸編碼開放式編碼得到的概念和范疇基本都是孤立的，主軸編碼的目的是在開放式編碼的基礎上建立各個范疇間的關系，將各個獨立分散范疇進行優化和整合，不斷推敲最終形成主范疇。本研究一共得到7個主范疇，結果如表2所示。2.3"選擇性編碼三級選擇性編碼是根據主范疇的基本含義，不斷比較與推敲，識別出它們之間存在的關系結構，以此為基礎，發展出能夠串聯整個廣場舞休閑沖突的故事線，并找出該研究的核心范疇，統領各主范疇，最終嘗試構建出新的理論框架。該階段，通過對主范疇的深入分析，主范疇之間的脈絡已經非常清晰，結合研究主題，研究以“廣場舞休閑沖突的形成與消解”作為該研究的核心范疇，統領其余各主范疇，并以故事線的方式串聯核心范疇和主范疇，構建出新的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這一模型主要包括客觀情境變遷、主觀社會聯系和互動、決策和行動結果3個部分。2.4"理論飽和度檢驗為了進一步確保研究結論可靠性，兩名經驗豐富的研究人員對預留的1/5資料再次進行“背靠背”獨立編碼并將結果進行相互驗證，通過是否有新的范疇涌現驗證理論模型是否達到理論飽和。檢驗結果表明，生成的理論框架未出現新的范疇，也沒有發現范疇之間有新的聯系。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做兩方面的檢驗工作：重新梳理、閱讀有關廣場舞休閑沖突研究領域的核心論文；對5位不同身份人士進行補充訪談并完成編碼。兩方面的檢驗結果均未出現新的范疇或聯系。以上工作共同確保得出的理論模型已達到理論飽和。3"模型闡述與研究發現3.1"半熟人情境下的廣場舞休閑城鎮化進程和城市發展戰略的推進帶來城鄉人口流動，為半熟人社會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原有社會網絡發生斷裂和重組，人際交往的范圍和方式發生了混雜，熟人和生人行動邏輯相互交織，共同構成半熟人情境的特征。城市廣場舞也正是在這樣交叉性的社會情境下崛起的一種運動和社交現象。作為集體性的休閑運動，廣場舞在城市公共休閑場所如廣場、公園等地廣泛開展，舞者以群體形式參與，通過共同的興趣和活動需求建立聯系，和其他活動群體相區別。如受訪者（J4）提及：“這里最少也活躍著7、8個舞團，有跳平四步舞、倫巴、柔力球舞等，大家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加入不同的舞團。”除了單個廣場舞群體本身，廣場舞實踐往往涉及不同背景和社會關系的人群，包括其他廣場舞群體、其他廣場或公園活動群體等。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相互交織，彼此行事邏輯兼具熟人和生人邏輯，共同塑造半熟人情境下的廣場舞實踐。其中，廣場舞實踐中的熟人邏輯強調情感聯結，注重講交情、重人情，利益群體之間往往依賴于習慣和傳統禮俗建立和維護穩定的人際關系。與此同時，生人之間強調邊界清晰和契約精神，利益群體之間更加理性，避免暴露過多的情感。半熟人社會情境下這種獨特的交叉性行動邏輯共同塑造廣場舞實踐。由此，轉型期的中國，當傳統熟人社會逐漸式微，廣場等公共空間中利益群體的共同體認知還未真正建立起來[27]，從社會變遷中人際交往的特征出發理解和解釋廣場舞沖突的演變過程，有助于揭示沖突背后更為復雜的機制和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互動關系。本研究提出命題一：客觀情境變遷影響城市多元利益群體的休閑聯系與互動。半熟人關系的休閑社交活動兼具熟人和生人雙重交叉性邏輯，是城市廣場舞沖突發生的重要情境基礎。廣場舞實踐中，熟人運行邏輯主要由感性人情關系、慣常行事方式和禮治約束3個要素構成，彼此相互影響，共同形成社會聯系的基礎和紐帶。（1）感性人情關系。強調利益群體之間注重情感聯結和人情虧欠，也因此更加關注彼此情緒和需求，通過關心、包容和支持加強彼此之間的接觸，這種感性人情關系有助于建立和維護穩定的社會聯系。正如受訪者（H8）提及：“只要他們跳的時間也不算很長，就不會多說什么，大家都還是挺包容的。”（2）慣常行事方式。熟人交往邏輯里各利益群體遵循約定俗成、默認的行事規矩。人際之間重視習慣的作用，思維和行為邏輯往往訴諸于慣常方式和傳統習俗，進而在交往的過程中以此作為準則作出相應的評估和反應。在筆者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D4）也提到：“我們這里基本上就那么幾個舞隊嘛，大家都習慣到默認的地方跳舞，都形成默契了。”（3）禮治約束。利益群體基于熟人人際認知采取應對方式，這種應對方式是在一定時期思維慣性基礎上和社會化學習后做出的響應。其中，一位廣場舞者（J2）這樣指出：“大家還是會努力符合社會的期望，遵守廣場舞的共識和價值觀。”而另一位廣場管理者（D2）也表示：“舞團之間或者和旁邊活動群體有問題主要就是靠講道理，大家心里也都有一桿秤的，也就跳個舞，不至于太較真。”除此以外，半熟人情境下的廣場舞實踐也交織著生人運行邏輯。社會互動和聯系建立在一種以契約為核心的基礎上，包括理性人情關系、非慣常行事方式和強制規訓3個要素。（1）理性人情關系強調各利益群體注重理性思考和利益算計，追求自身的目標和利益，因而在社交互動中更注重公平與契約精神。受訪者（D2）提到：“這對父子先在這里打羽毛球，然后這塊地以往是這個舞隊跳廣場舞的，現在雙方都不退讓嘛。”（2）非慣常行動邏輯主要表現在各利益群體不拘泥于傳統習慣規矩、不按照套路出牌、行事沖動直接等方面。比如，一名受訪者（D1）提到：“明明是我們先來打羽毛球的，打著打著，他們來了幾個大媽趕我們走。我們不愿意，他們就直接在我們中間跳舞，不計后果，還叫我們不要砸到他們。”（3）強制規訓是生人之間的應對邏輯，即問題的解決常常訴諸于法律條文、規章制度，它是公認的權威和準則。這種方式能夠直接、高效解決問題，但僵化和剛性的方法也容易使問題簡單化和片面化。如其中一位受訪廣場舞者（H10）這樣說道：“我們讓他們小聲點，就說沒有分貝儀，怎么知道我們聲音大不大，憑什么叫我們小聲點呢。”而從管理者（D2）立場出發則表示：“在執法方面，搜證工作有一定的難度，動不動就要問哪條法律規定的。”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命題二：城市廣場舞的熟人社交邏輯包含感性人情關系、慣常行事方式和禮治約束3個維度；而生人社交邏輯包括理性人情關系、非慣常行事方式和強制規訓3個維度。3.2"廣場舞休閑：再熟人化實踐作為半熟人情境下典型的日常休閑運動，城市廣場舞為不同利益群體提供“再熟人化”實踐可能，以此抵抗疏離，試圖恢復正在瓦解的親密關系。然而，隨著廣場舞的普及和受歡迎程度的提高，資源也日漸有限，時間不一致和活動空間不足成為制約廣場舞實踐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工作、家庭或休閑等活動時間的不一致性，導致廣場舞者、其他廣場活動者、周邊住宅居民等不同群體在特定時間段內產生各種沖突。正如受訪者（D7）抱怨道：“年輕人生活、工作和老年人會存在時間錯位問題，特別是周末或者下班之后的時間，年輕人希望安靜休息。”另一方面，活動空間不足歸咎于城市規劃、資源分配等因素導致可用場地空間有限，不同利益群體之間不得不發生爭搶行為，搶占場地、排擠其他群體等。受訪者（D6）也提到：“你看這么小一塊地方有這么多舞團在鍛煉，這個活動空間實在是不足啊！”正因如此，越來越多利益群體卷入競爭，爭奪有限的時空資源。這與盧衍衡等[28]的觀點一脈相承，即作為“生人社會”轉型宏觀背景下微觀尺度上的“再熟人化”回應，廣場舞實踐面臨著時間、空間等資源競爭的挑戰。然而，這種競爭是循環迭代的過程。各方通過競爭表達自己權益和優先級的同時，也面臨著不斷磋商和調適，以確保各方都能夠在訴求中獲得一定程度的資源支持，最終達到某種意義上的平衡，平衡各方的需求和利益。由此，交替性的競爭和磋商過程成為再熟人化實踐的核心內涵，并影響廣場舞的實踐效果。在此基礎上，本研究提出命題三：利益群體間時空資源競爭和交替磋商過程構成城市廣場舞“再熟人化”的核心內涵，進而在不斷迭代與調適中影響利益群體的決策和行動。3.3"正式與非正式磋商：廣場舞休閑沖突本質解構競爭之下的磋商是廣場舞實踐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環節。由于廣場舞實踐中交織著熟人和生人的交往邏輯，各方在磋商過程中會因此產生不同響應。研究表明，熟人邏輯下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磋商具有相對優勢。基于相互信任的基礎，各方能夠持更加包容的心態尋求解決方案，并傾向于將廣場舞實踐視作一種長期性的互助組織，各方除能夠獲得暫時性的身心放松，會更關注整個實踐場域未來的長遠發展，維護緊密和諧的社交關系。因此，面對競爭和分歧時，利益群體之間會基于間接、隱忍的“熟人性”邏輯，采用非正式磋商方式進行磋商，有助于達到消解沖突的目的。正如一位受訪者（H7）提到：“相互理解，不同時間段錯開一下、靈活選擇舞種，在大家休息、工作時候就盡量別跳那種節奏明快的舞蹈。”相比之下，生人邏輯下的磋商面臨更多挑戰，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由于缺乏信任的基礎，傾向于追求即時的快樂和滿足。各方強調群體利益的最大化，忽視整體利益和長遠的發展，往往采用“生人性”方式強硬、正式解決分歧，并且更容易受到即時情緒的影響，難以接受他人的建議或妥協，進而導致磋商過程陷入僵局，沖突顯化，最終形成沖突。另一位受訪者（H6）這樣說道：“旁邊有幾隊老年人倚老賣老，還說不得，稍微過去協調一下就一堆人對著你罵，動不動就說哪條法律規定了。”鑒于此，本研究提出命題四：利益群體在熟人社交邏輯下采用非正式磋商方式，有助于廣場舞休閑沖突的消解；而生人社交邏輯下則傾向于采用正式磋商方式，助推廣場舞休閑沖突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進一步發現，上述廣場舞“再熟人化”實踐表現產生的沖突消解與沖突顯化兩種實踐效果，并非完全對立。相反，二者之間存在一種相互牽制、相互轉換的內在機制，它們之間是一種動態平衡的關系，共同反饋廣場舞“再熟人化”實踐。本研究將這種動態平衡機制稱為“功能性沖突”，即一方面，熟人邏輯下的利益群體之間進行積極有效的“熟人性”非正式磋商，容忍度不斷提高，規避了沖突顯化。如受訪者（D6）提及：“大家同時在廣場上活動，還是會礙于面子有什么問題和矛盾私下里聊聊就好，不會拿到臺面上來講。”另一方面，生人邏輯下的利益群體之間往往因采取“生人性”的正式磋商手段導致沖突的顯化，最終形成沖突，但這種沖突并非無法調和，相反，沖突的顯化會促使利益群體發揮主觀能動性，反思廣場舞實踐的功能與意義，促成新的規范和行為準則，以尋求沖突消解，進一步強化廣場舞實踐的功能和價值，另一位受訪者（H6）說道：“之前舞隊之間、舞隊與周圍活動群體之間沖突挺頻繁的，動不動就辱罵、打架，現在陸續出臺了一些規章制度，大家都會自覺遵守規則，更加珍惜一起休閑鍛煉的機會，廣場舞活動也越辦越好”。因此，本研究提出命題五：半熟人關系下的廣場舞沖突本質上是一種“功能性沖突”，沖突消解與顯化通過“容忍”和“能動”機制對立統一，實現動態平衡，共同反饋廣場舞“再熟人化”實踐的功能和價值。4"討論理論突破：一是引入半熟人視角作為廣場舞沖突形成與消解的研究視角。人際關系（結交朋友等）是影響廣場舞者參與行為的重要因素，研究將半熟人引入對廣場舞休閑沖突演化的分析框架，找到其特殊情境基礎，進一步豐富和深化對于廣場舞休閑沖突相關領域的研究。二是系統構建廣場舞休閑沖突形成與消解的動態、過程性模型，彌補以往研究將廣場舞沖突視為一種既定社會事實，孤立、靜止地對其類型、作用影響進行分析[12]，為廣場舞休閑沖突研究提供了新的整體性洞見。三是發現了廣場舞休閑沖突本質上是功能性沖突，打破以往研究認為廣場舞沖突僅有負效應觀點[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