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權交易政策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問題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目錄TOC\o"1-2"\h\u25833碳排放權交易政策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問題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 1238121.1環境規制與波特假說 2243331.2環境規制與全要素生產率 3232481.3環境規制與生產技術進步 4243511.4環境規制與治污技術進步 5132771.5碳排放權交易政策的相關研究 6305491.6文獻評述 729637參考文獻 7本文研究了碳排放權交易政策是否促進了企業技術進步的問題。碳排放權交易政策是利用市場的作用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環境規制的一種。環境規制作為社會性規制，主要是解決環境污染所帶來的負外部性，政府制定相應的政策對企業的行為進行一定的調節，以此來達到環境治理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目的。波特假說指出，合適的環境規制可以促進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使得企業的生產率得到提高，以此來補償環境規制帶來的合規成本。在面對環境規制時，企業為彌補增加成本可能會有不同的行為選擇，可能通過提高企業的生產技術來補償增加成本，也可能通過提高企業的治污技術來減少環境規制帶來的成本增加。由此可見，本文研究的問題與環境規制、碳排放權交易政策、波特假說、全要素生產率、生產技術進步和治污技術進步密切相關。因此，本章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總共為六節：第一節闡述了環境規制與波特假說相關的研究，第二節梳理了環境規制與全要素生產率的相關文獻，第三節為環境規制與生產技術進步的相關文獻的整理，第四節闡述了環境規制與治污技術創新的相關研究，第五節梳理了碳排放權交易政策的相關研究，第六節為文獻評述。1.1環境規制與波特假說與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的環境規制會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的觀點不同，波特假說（1995）認為適宜的環境規制可以促使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的生產力，以補償環境規制帶來的成本增加。企業雖然在短期內增加了生產成本，但在長期中由于企業生產率的提高，企業競爭力得到提升，從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最終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的雙豐收。波特假說的提出具有較大的現實意義，吸引了眾多專家學者在這方面展開討論。Jaffe&Palmer（1997），首次將波特假說作了區分，具體分為強波特假說與弱波特假說。Ambecetal.（2013）概述了截止2013年的有關波特假說的理論分析，并從這些理論分析中提出政策建議。Albrizioetal.（2017）用行業數據與企業數據驗證了環境規制強波特效應的存在。從國內學者來看，關于探究環境規制是否真正實現波特效應的研究已比較成熟。因為所選樣本、變量與方法不同，所得出的結論并不一致。其中一些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可以提高技術創新來實現波特效應（張成，2011；陳詩一，2010；沈能，2012）。也有一部分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并不存在波特假說（江珂，2011；余偉等，2017）。在與波特假說檢驗相關的研究中，有以下幾種觀點產生。環境規制是否對企業技術創新產生影響存在地區差異。江珂（2009）檢驗了環境規制是否影響區域層面的技術創新。結論顯示，環境規制對東部地區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中、西、東北等區域影響不明顯。王國印和王動（2011）得出，波特假說在中部不存在，只存在在較發達的東部。江珂和盧現祥（2011）認為與人力資本相結合的環境規制在中部與東部會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在西部則沒有影響。曾義等（2016）認為，在偏遠地區，環境規制對企業的創新轉型幾乎無積極作用。環境規制是否能實現波特假說存在產業差異。聶普焱和黃利（2013）將產業分為了高、中、低能耗產業。結論顯示，當前環境規制強度僅能促進低能耗產業的技術進步，對中能耗產業沒有明顯作用，而對高耗能產業的技術進步起阻礙作用。劉傳江和趙曉夢（2017）根據碳密集程度將產業劃分為三類，研究發現，對于中碳密集產業，要加大環境規制的力度，對于低碳密集產業，要適度加大環境規制力度，而高碳密集產業的環境規制要根據經濟情況來有針對性的制定。環境規制強度與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并非線性。沈能和劉鳳朝（2012）認為環境規制強度與技術創新之間呈U型關系，存在門檻效應，只有跨過門檻才能實現波特假說。張華等（2014）研究得出，環境規制與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涂紅星和肖序（2014）的研究結果顯示環境規制與自主創新呈U型關系，且存在經濟水平的門檻。1.2環境規制與全要素生產率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環境規制帶來的成本增加會導致生產效率的下降。Gollopetal.（1983）分析了限制二氧化硫排放的環境規制對電力行業生產率增長率的影響，結果表明該環境規制導致發電成本大大提高，使得電力行業企業每年的平均生產率增長率降低。以波特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相反觀點，適當的環境規制可以提高企業的生產率。Hamamoto（2006）以日本制造業數據為樣本，發現環境規制可以提高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Testaetal.（2011）用歐盟建筑行業的數據檢驗了環境規制強度和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并提出作用機制。\t"/new/Detail/index/SJES_03/_blank"Albrizioetal.（2017）研究發現環境規制會使生產力水平高的企業提高生產率，而使得生產力水平低的企業生產率下降。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與環境惡化，環境規制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也成為國內專家學者研究的熱點問題。在環境規制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上，王杰和劉斌（2014）研究結果顯示環境規制與全要素生產率間呈倒N型關系。劉和旺等（2016）認為環境規制強度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為倒U型。陳菁泉等（2016）研究得到，中、東、西部環境規制強度與工業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為U型關系。近年來，關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逐漸增多，殷寶慶（2012）驗證了在國際垂直專業化視角下環境規制強度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呈U型關系。李玲和陶鋒（2012）將產業分為重度、中度、輕度污染三類，并檢驗了環境規制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對于重度污染產業，環境規制強度的增加能夠提高產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而在中度與輕度污染產業中，環境規制強度和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為U型。蔡烏趕和周小亮（2017）將環境規制分為三種，其中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沒有影響，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為倒U型，自愿協議型環境規制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呈U型。1.3環境規制與生產技術進步能否實現經濟與環境效益雙豐收，取決于創新補償效應的大小，而創新補償效應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生產技術進步。生產技術進步不僅可以使生產率得到提高，也能減少污染的排放，因此環境規制對生產技術進步的影響成為眾多專家學者關注的問題。因其選擇指標、樣本、視角不同，所得結論也有所差異。Jaffeetal.（1995）驗證了環境規制可以通過提升生產技術水平來提高美國制造業的競爭力。Dean（1999）將企業分為大規模企業與小規模企業，研究發現小規模企業由于在單位環境合規成本上存在劣勢，環境規制會抑制其生產技術進步。Shadbegianetal.（2005）利用68家紙漿造紙廠、55家煉油廠和27家鋼廠的企業級數據，檢驗得到環境規制對企業生產進步沒有顯著影響。在國內學者關于環境規制與生產技術進步的研究中：從環境規制強度和生產技術進步之間關系來看，現有的文獻研究結論都顯示兩者關系并非線性。韓峰和扈曉穎（2011）研究結果顯示，環境規制與技術進步之間存在長期的動態均衡的關系。張成等（2011）指出，在中、東部地區，環境規制強度與生產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為U型，但在西部地區尚未形成U型關系。蔣伏心等（2014）研究得出環境規制與生產技術進步既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也不是U型關系，而是一種折線對應關系。從行業的異質性方面，張成等（2014）認為不同行業間環境規制強度與生產技術進步的關系不同。劉金林和冉茂盛（2015）運用省級面板，對工業企業中17個行業進行分析，實證結果表明，環境規制對生產技術進步的影響在各行業間存在不同，有些行業為U型或倒U型，有些行業影響不顯著。張成等（2015）在不同行業的基礎上又區分了污染物的不同，分為廢水廢氣和固廢，并探究了這三種污染物環境規制強度對生產技術進步的影響。除此之外，賈瑞躍等（2013）基于規制工具視角實證研究了環境規制對生產技術進步的影響。1.4環境規制與治污技術進步隨著中國的環境污染日益嚴重，控污減排、污染治理成為當今必行之事，治污技術進步的重要性日益增強。截止目前，主要是對總體技術創新的研究，關于治污技術進步的文獻數量不多。Brunnermeier&Cohen（2003）利用美國制造業數據，檢驗環境規制對制造業總體創新的影響。Hamamoto（2006）以日本制造業為樣本，用研發支出來衡量創新，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可以促進企業技術創新。Calel&Dechezleprêtre（2016）研究了歐盟排放交易機制對受約束企業的治污技術創新的影響，結果顯示歐盟排放交易機制將受約束企業的治污技術創新提高了多達10%，而并未擠占其他技術的專利。在國內研究中，李斌等（2011）檢驗了環境規制、外商直接投資與治污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發現在時間與強度維度上環境規制均與治污技術進步呈U型關系。梁勁銳等（2018）選用單位二氧化硫產生量的能源消費量來衡量清潔生產技術創新，用單位二氧化硫產生量的二氧化硫治理量來衡量治污技術創新，以此來檢驗環境規制與清潔生產技術創新及治污技術創新的關系。環境規制是否會對綠色技術創新產生影響也成為研究的熱點。在環境規制與綠色技術創新的關系上，張娟等（2019）研究證實了環境規制與綠色技術創新呈U型關系。鄺嫦娥和路江林（2019）研究發現，環境規制與綠色技術創新非線性關系，而是呈V型。從環境規制政策的異質性來看，何小鋼（2014）研究發現只有研發政策與環境規制政策結合使用才能有效促進綠色技術創新。張倩（2015）將環境政策分為命令控制型與市場激勵型，研究發現該兩類政策對綠色技術創新都有促進作用。郭進（2019）認為規制工具的選取是環境政策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關鍵。張峰等（2019）實證結果顯示正式環境規制與先進制造業綠色技術創新呈U型關系，非正式環境規制與先進制造業綠色技術創新呈倒U型關系。在對不同行業的影響上，李婉紅等（2013）選取了污染密集型行業作為樣本，研究發現，在控制了行業規模與創新人力資源投入后，環境規制對污染密集型行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王鋒和正姜濤（2015）的研究發現，在開采洗選業中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起到負向作用，但在初級加工業中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王鋒正和陳方圓（2018）對重污染行業進行實證研究，將公司董事會治理作為作用機制，研究發現環境規制自身能夠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公司董事會治理在其中起到正向的調節作用。1.5碳排放權交易政策的相關研究在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出臺后，國外的一些專家學者就針對碳排放權交易的碳排放許可、配額分配、準入等各個方面進行了研究，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研究成果。Venmans（2012）回顧了關于歐盟碳排放交易計劃（EUETS）的現有文獻，并對交易實施的第一期進行了事后研究。研究表明，盡管第一期分配過多，導致了碳泄漏，但制度可行性仍是積極的。Shinkuma&Sugeta（2016）比較了當企業面臨特殊的事前成本不確定性時，自由市場準入下的碳排放稅和碳排放交易的績效。Naegele&Zaklan（2018）對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是否會導致歐洲制造業的碳泄漏問題展開研究。2011年中國發布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之后，在眾多專家學者間掀起了關于碳排放權交易研究的熱潮。自2013年碳排放權交易開始實施，交易額逐年增加，碳排放權交易作為市場機制對于環境與經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頒布之前，主要是對國外碳排放權交易的研究與碳排放實施過程中可能遇到問題的探討。陳文穎和吳宗鑫（1998）針對碳排放權交易與中國經濟的關系展開研究，周宏春（2009）介紹了世界碳交易市場的發展情況，曾剛和萬志宏（2010）將碳排放權交易的相關理論進行了綜述，林坦和寧俊飛（2011）利用DEA模型研究了歐盟國家碳排放權的分配情況，雷立鈞和荊哲峰（2011）對國際碳交易市場進行分析并提出對中國的啟示。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實施后，比較碳排放權交易與碳稅的文獻開始增多，吳力波等（2014）研究發現，現階段碳排放權交易更適合實際情況，隨著減排力度逐漸加強，可將碳稅政策再納入其中。魏慶坡（2015）認為現階段要實行碳稅與碳交易并舉的方法，在長期來看，要實行碳稅與總額控制的碳交易。趙黎明和殷建立（2016）發現，與單一型政策相比，將碳排放權交易與碳稅結合起來的復合型政策使得企業有更高的減排決策彈性。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課題組等（2018）建議將碳交易與碳稅并行實施、綜合運用，在完善碳排放權交易的基礎上擇機征收碳稅。碳交易政策的實施不單影響減排，也存在其經濟效應。范丹等（2017）運用雙重差分模型對碳排放權交易是否影響我國經濟進行檢驗，檢驗結果顯示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對全要素生產率沒有影響，僅對技術進步率有促進作用。劉曄和張訓常（2017）用三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碳排放權交易政策是否會影響企業創新，發現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僅對大規模企業的研發創新起促進作用，對于小規模企業則沒有影響。1.6文獻評述通過對上文的文獻梳理可知，有眾多學者對環境規制與經濟效應的關系進行討論研究，因其所選樣本、指標、方法、視角不同，所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但文獻主要集中于對環境規制強度的討論，較少有文獻針對某一環境規制政策進行實證檢驗。并且絕大部分指標的構建都選用工業“三廢”污染的相關數據，很少用到碳排放的數據。文獻多數是對總體創新的討論，或者是單獨對生產技術進步的討論，很少有文獻將技術進步分解為生產技術進步與治污技術進步來進行討論。現有研究的數據選取多為省級面板或者行業數據，較少運用微觀企業數據進行實證分析。關于碳排放權交易的研究，多為理論研究，實證研究相對較少，且主要是針對減排效果或與碳稅結合比較的研究。只有較少文獻涉及碳排放權交易對企業經濟的影響。參考文獻Albrizio,S.,Kozluk,T.,andZipperer,V.,2017,“EnvironmentalPoliciesandProductivityGrowth:EvidenceacrossIndustriesandFirms”,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81.Ambec,S.,Cohen,M.A.,Elgie,S.,andLanoie,P.,2013,“ThePorterHypothesisat20:CanEnvironmentalRegulationEnhanceInnovationandCompetitiveness?”,Review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Policy,7,2-21.Borghesi,S.,Cainelli,G.,andMazzanti,M.,2015,“LinkingEmissionTradingtoEnvironmentalInnovation:EvidencefromtheItalianManufacturingIndustry”,ResearchPolicy,44(3).Brunnermeier,S.B.,andCohen,M.A.,2003,“DeterminantsofEnvironmentalInnovationinUSManufacturingIndustries,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45,278-293.Calel,R.,andDechezleprêtre,A.,2016,“EnvironmentalPolicyandDirectedTechnologicalChange:EvidencefromtheEuropeanCarbonMarket”,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98(1),173-191.Dean,T.J.,Brown,R.L.,andStango,V.,1999,“EnvironmentalRegulationasaBarriertotheFormationofSmallManufacturingEstablishments:ALongitudinalExamination”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40,56-75.F?re,R.,Grosskopf,S.,Norris,M.,andZhang,Z.Y.,1994,“ProductivityGrowth,TechnicalProgress,andEfficiencyChangeinIndustrializedCountries”,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84(1).Gollop,F.M.,andRoberts,M.J.,1983,“EnvironmentalRegulationsandProductivityGrowth:TheCaseofFossil-fueledElectricPowerGenera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1(4).Hamamoto,M.,2006,“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theProductivityofJapaneseManufacturingIndustries”,ResourceEnergyEconomy,28(2),299-311.Jaffe,A.B.,andPalmer,K.,1997,“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Innovation:APanelDataStudy”,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79,610-619.Jaffe,A.B.,Peterson,S.R.,Portney,P.R.,andStavins,R.N.,1995,“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theCompetitivenessofUSManufacturing:WhatDoestheEvidenceTellU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33,132-163.Porter,M.E.,VanDerLinde,C.,1995,“TowardaNewConceptionofthe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Relationship”,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9,97-118.Shadbegian,R.J.,andGray,W.B.,2015,“PollutionAbatementExpendituresandPlant-levelProductivity:AProductionFunctionApproach”,EcologicalEconomics,54,196-208.Shinkuma,T.,andSugeta,H.,2016,“TaxVersusEmissionsTradingSchemeintheLongRun”,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75.Testa,F.,Iraldo,F.,andFrey,M.,2011,“TheEffect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onFirms’CompetitivePerformance:TheCaseoftheBuilding&ConstructionSectorinSomeEURegions”,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92(1),2136-2144.Venmans,F.,2012,“Aliterature-basedMulti-criteriaEvaluationoftheEUETS”,RenewableandSustainableEnergyReviews,16(8).蔡烏趕，周小亮.中國環境規制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雙重效應[J].經濟學家，2017(09):27-35.陳詩一.節能減排與中國工業的雙贏發展:2009—2049[J].經濟研究，2010，45(03):129-143.陳文穎，吳宗鑫.碳排放權分配與碳排放權交易[J].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8(12):3-5.范丹，王維國，梁佩鳳.中國碳排放權交易權機制的政策效果分析——基于雙重差分模型的估計[J].中國環境科學，2017，37(06):2383-2391.方軍雄.所有制、市場化進程與資本配置效率[J].管理世界，2007(11):27-35.郭進.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波特效應”的中國證據[J].財貿經濟，2019，40(03):147-160.韓峰，扈曉穎.環境規制對技術進步的影響研究——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