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報告范文抒寫個性與濟世載道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讀書報告

摘要：周作人的人生觀和文學觀始終交織著表現(xiàn)個性和國民性的矛盾運動。他的“言志”和“載道”的文學史觀可以用彰顯個性和濟世載道來加以闡釋。

關(guān)鍵詞：言志與載道明末文人周作人出世入世

一“言志”和“載道”的辨析

周作人的“言志”和“載道”的文學觀不是靜止的，在他創(chuàng)作的各個不同時期，他的文學觀都有所不同。

（一）19xx年前

19xx年周作人在《河南》上發(fā)表的《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可以概括他早年的文學觀點，即反對梁啟超小說為政治“載道”的文學觀，但承認文學對時代對民族的“非實用”的“遠功”。周作人認為文章的使命是“一曰在裁鑄鴻思匯合闡發(fā)之也。二曰在闡釋時代精神的然無誤也。三曰在闡釋人情以示世也。四曰載發(fā)揚神思，趣人心以近于高尚也。”[1]簡言之，文學的使命就是振奮國民精神，關(guān)注國民性。只是文學所載之“道”對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是“遠功”。同時，受西方以個人為本位的價值觀的影響，他接受了強調(diào)人性發(fā)展的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文學觀，高度重視個體的意義。周作人在《談龍集》的同名文章中闡釋了“個性的文學”應(yīng)具備的特點：

1.創(chuàng)作不宜完全抹殺自己去模仿別人

2.個性的表現(xiàn)是自然的

3.個性是個人唯一的所有，而又與人類有根本的共同點

4.個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圍內(nèi)的國粹，有個性的新文學便是這國民所有的真的國粹的文學[2]

（二）1927—19xx年

五四落潮之后，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左右兩派的激烈沖突，使周作人陷入了一個矛盾的夾縫之中，于是他逃回了“自己的園地”，選擇了回歸自我的個人主義道路。表現(xiàn)個性的文學思想成為影響他后來文學觀的主導(dǎo)。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周作人對“言志”和“載道”系統(tǒng)地總結(jié)了中國文學的發(fā)展脈絡(luò)。

在他看來，“言志”的文學核心是抒發(fā)感情，所以又可稱為“即興的文學”或是“革命的文學”。與之相對，“載道”的文學則以儒家思想、說教意識等內(nèi)容作為主體，是“賦得的文學”和“遵命的文學”。周作人尊前抑后的傾向是十分明顯的。他認為“，言志之外所以又生出載道的原因，是因為文學剛從宗教脫出之后，原來的勢力尚有一部分保存在文學之內(nèi)，有些人認為單是言志未免太無聊，于是便主張以文學為工具。再借這工具將另外的更重要東西———‘道’表現(xiàn)出來。”

[3]周作人的“言志”和“載道”思想是存在矛盾的，他在排擠一切“載道”派的同時，實際上潛意識中已經(jīng)承認了“載道”對于是文學必不可少的。于是他開始打破“言志”和“載道”之間的界限，改變了言志和載道的機械對比，指出“言他人之志是載道，載自己之道是言志”，“以此（俞平伯的意境）言志，言志固佳，以此為道，載道亦復(fù)何礙？”可見，周作人并不絕對的反對“載道”，只不過“載道”的文學必須以“言志”為前提。

（三）1937—19xx年

進入四十年代，周作人的文學觀出現(xiàn)了表面上的大反撲。周作人竭力地將儒家思想意識形態(tài)化，強調(diào)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重視人本性的求生意志的儒家本位主義，充分肯定了知識分子關(guān)心“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的傳統(tǒng)道路，主張“凡國民應(yīng)以國家民族為前提，文人也在其內(nèi)。”[4]他對xx年代自己提出的“言志”“載道”的觀點作了實質(zhì)性的修改，把文學“直截了當?shù)匾哉\與不誠分別”[5]。他所“真實”，本于人生、本于心。說這種思想的轉(zhuǎn)變是表面的，是因為周作人的這些觀點不是來自于一個文學家，而是來自于政治家。這一時期出任說的“誠”是儒家所強調(diào)的基本思想之一，大概是指文學的偽職的特殊經(jīng)歷，使他不得不重新闡釋自己的觀點，以求精神上的解脫。把周作人所提出的“言志”和“載道”的理論用于他自身文學觀的發(fā)展與轉(zhuǎn)變的分析，而不是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似乎更為恰當。“言志”和“載道”的斗爭是以“載道”為主轉(zhuǎn)變?yōu)椤把灾尽睘橹鞯倪^程。由對國家社會民眾的積極關(guān)注到鉆進以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為基礎(chǔ)的象牙塔。最后，周作人將言志所表現(xiàn)的個性與載道所在的濟世同歸于“誠”，實際是超越了“言志”和“載道”的狹隘束縛，將文學與藝術(shù)、人生合而為一，隨心所欲不逾矩了。現(xiàn)代著名學者曹聚仁對周作人的思想變遷有著精確生動的概括，他說：“周先生十余年思想的變遷，正是從孔融到陶淵明二百年間思想變遷

的縮影。”[6]

二明末文人與周作人

周作人對晚明文學的情有獨鐘一個重要原因是晚明文人和他們的文章與周作人的人生觀存在共鳴。

（一）思想的矛盾性

周作人不是沒有看到他所欣賞的晚明文人在思想和創(chuàng)作方面存在的矛盾性，只是這些矛盾的思想與周作人自身人生觀的雙重性是同構(gòu)的。明末社會的動蕩和黑暗使明末文人不得不退居于藝術(shù)的世界。他們的隱逸是被迫之舉。周作人評述說“明朝的名士的文藝誠然是多有隱遁色彩，但根本上卻是反抗的??大多數(shù)真正文人的反禮教的態(tài)度也很顯然。”[7]正因如此，他們的文章既具有閑適的風韻，又隱含著“亡國之音”的怨憤。周作人在自傳中介紹了一個關(guān)于自己是老和尚轉(zhuǎn)世的說法。無論這個故事是真是假，但是周作人的確具有古代名士的精神風貌。他就像一個活在現(xiàn)代的古代書生，面對著出世和入世的思想困境。一方面他有儒者的風范，即使聲稱要閉門讀書，深入到骨髓的儒者氣質(zhì)也使他時刻關(guān)注著世態(tài)炎涼；另一方面，他又是道家尤其是釋家文化滋養(yǎng)長大的寵兒，因此質(zhì)樸、單純、自然的生活態(tài)度，閑適、優(yōu)雅的精神狀態(tài)也同樣是輸入到他的潛意識之中。

（二）解決矛盾的途徑

為了解決思想上的矛盾，晚明文人和周作人選擇了相同的道路，即尊重、提倡文學的個性、反對枯燥干癟的宣揚道統(tǒng)。其不同之處在于晚明文人的張揚個性，來自于其“入世”不得的無奈，周作人的表現(xiàn)個人似乎更多的與他的性格相關(guān)，是一種主動的選擇。周作人對晚明文人的好感幾乎是從不掩飾的。追求率真與自然的真性情、真趣味，在他看來，這本身就是擺脫假道學與八股文之后的一種人性的復(fù)歸。晚明文人“以文自娛”的寫作姿態(tài)也源自于他們的生活態(tài)度——一種莊子式的藝術(shù)化的生活態(tài)度。公安派和竟陵派提出“獨抒性靈，不拘俗套”、“信腕信口，皆成率度”的主張被周作人視為是新文學的來源。正是人格中散發(fā)著的個性魅力，使晚明小品普遍具有為爭取精神自由而表現(xiàn)出來的灑脫、自娛的心境；具有那種超脫政治功利而表現(xiàn)出來的滿足自我、發(fā)泄自我的審美體悟式的價值取向；呈現(xiàn)出來的整體風貌和情調(diào)，異于秦漢古文、六朝駢文、唐宋八大家散文而自成一格[8]。周作人看似矛盾的思想是以一條主線來貫穿的———以個人主義

和人道主義。他的個人主義與現(xiàn)在所說的西方個人主義是有區(qū)別的。同五四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一樣，周作人追求的個人主義更近于尼采所說的“成為你自己”，即確立真正的自我。對自我價值的過多強調(diào)，最終使周作人將濟世的情懷理想化了，它們成為審美、欣賞的對象，成為一種“愛好”和“趣味”。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們的高遠的理想到底只是我們心中獨自娛樂的影片”，于是釋家道家生活態(tài)度最終占了上峰。同樣的體現(xiàn)自我價值和表現(xiàn)趣味的傾向，使周作人自覺地選擇散文，自覺地將生活審美化，人生藝術(shù)化。

（三）周作人歸于個性的原因

周作人有著深厚的國學根底，同時接受了眾多西方學術(shù)思想的影響，但是他沒有專一的采用一種主義作為自己的思想主體，而是博采各家。日本評論家本山英雄說，在周作人的思想深處相信“個人”和“人類”之間具有一種無媒介的一貫性，而不肯承認在生活層面上填充著兩個極端的人之關(guān)系的各個階段——宗教、鄉(xiāng)黨乃至民族、國家[9]。他認為個人的也是人類的。文學家對濟世的關(guān)注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變得毫無意義，既然從個性中可以看到人類，那么只要寫個性就可以完成儒家“文以載道”的使命；文學家也就不必因時代、社會等因素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創(chuàng)作方向。總之，個性和國民性在周作人看來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存在質(zhì)的差異。

三出世與個性，入世與載道

（一）中國人的出世和入世

中國人是偏感性的，圓融、中庸的，我們是通過體悟來了解這個世界的。如果一定要用兩個元素的相互作用來解讀中國文學幾千年來的發(fā)展軌跡，那應(yīng)該是中國知識分子出世和入世兩種思想隨著時代的此消彼長帶來的文學上的出世抒情和入世闡道。馮友蘭先生說“：因為儒家‘游方之內(nèi)’，顯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為道家‘游方之外’顯得比儒家出世一些。這兩種趨勢彼此對立，但是也互相補充。兩者演習著一種力的平衡。”[10]出世和入世相結(jié)合形成了中國人共有的心理模式。

（二）長期以來入世思想的壓倒性地位

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中提出了兩個十分重要的論點，即中國的社會——政治與文化——道德兩個體系因為普遍王權(quán)的瓦解而導(dǎo)致崩潰，因而引起了

“五四”時期，全盤性的反傳統(tǒng)主義的興起；中國人傳統(tǒng)的思維模式使人們在潛意識中相信，思想文化的改革是進行社會政治經(jīng)濟改革的基礎(chǔ)。從他的觀點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普遍王權(quán)和思維定勢的共同作用導(dǎo)致幾乎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具備入世思想的必然性。從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真實情況看，歷代文人都是在入世不得的情況下轉(zhuǎn)為出世的。中國的文人在潛意識中都有一種充當社會導(dǎo)師的熱忱。他們是“帶著重新安排社會秩序的偉大激情與無比強烈的演說沖動”[11]來到這個世界的。因此，后代文人多以圣賢作為效法的對象，想通過立言來達到教化國民的目的。五四時期社會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積極從事的解放個性、宣揚民主科學、傳播人道主義等活動，其最終的目的幾乎都是為了通過思想革新改造中國社會的落后面貌。

（三）出世和入世對文學的影響

出世和入世對文學的影響不僅表現(xiàn)在文章的取材、內(nèi)容，更表現(xiàn)在藝術(shù)形式方面。出世的道家、釋家思想與入世的儒家思想總是處于相互碰撞又相互融合的過程中。當前者的力量較強時，文人會暫時忽略社會現(xiàn)實和他們的政治理想，轉(zhuǎn)而以閑適的心情，行云流水地描寫人在自然中的快樂、人與自然的和諧。也就在這時，他們開始注重文筆的錘煉，重視文章的辭藻和神韻，用審美的眼光對待文學創(chuàng)作。當后者的力量較強時，大丈夫齊家治國平天子的雄偉抱負就會不自覺地成為文章的主體。作者對一切人和事物的描寫都會以便于闡述自己的政治意圖為旨歸，行文中處處可見一種潛在或顯現(xiàn)的人格力量。文章的審美藝術(shù)特質(zhì)和豐富的情感力量在兩種思想的運動中逐漸加以結(jié)合，形成了中國文學藝術(shù)獨有的風格

[12]。

（四）出世與個性，入世與載道對應(yīng)關(guān)系

傳統(tǒng)的觀念一般認為儒家思想形成了人們的入世思維，而道家、釋家的觀點又使人們淡然出世。這種區(qū)分只是大致上的，這幾種中國傳統(tǒng)思想各自有十分復(fù)雜的體系，很難絕對的判定何者出世、何者入世。出世和個性，入世和載道的對應(yīng)主要是從文章的思想內(nèi)容角度來分析的。“獨善其身”之時所作的文，記錄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點滴，文人墨客從這點滴中找到聊以自娛的精神源泉；“兼濟天下”之刻所作的文，關(guān)注的是國家民族蒼生的事，文人從中表現(xiàn)自己的愛國、憂國之思，入世、濟世之才。至于入世的文章中同樣張揚了個性，出世的作品中也

有載道的傾向（隱語），應(yīng)該算作是一種相對的現(xiàn)象。

“言志”和“載道”至今還是兩個無法說清的概念，似乎也沒有說清的必要。我們只要知道，這是兩個中國文學史上極為重要的術(shù)語，對歷代文人的創(chuàng)作和批評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在西方文論統(tǒng)治中國文學理論的時代，這種從中國傳統(tǒng)中為新文學的發(fā)生尋根的努力，格外值得稱許。

參考文獻：

[1]周作人.《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轉(zhuǎn)引自黃開發(fā)：《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體》[M].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68.

[2]周作人.《談龍集》《個性的文學》[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xx，32.

[3]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7-18.

[4]錢理群.周作人傳[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xx，397.

[5]周作人.藥堂雜文·漢文字的前途[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xx，29.

[6]程光煒.周作人評說八十年[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xx，223.

[7]高瑞泉.周作人文選,永日集·《燕知草》跋[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310.

[8]尹龔洪.小品高潮與晚明文化[M].北京:華文出版社,20xx，15.

[9]本山英雄.文學復(fù)古與文學革命——本山英雄中國現(xiàn)代文學思想論集[M].趙京華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xx:93.

[10]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29.

[11]李壯鷹,李青青.中國古代文論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xx:17.

[12]郭紹虞.《照隅室古典論集·上》《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神”“氣”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6

[13]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M].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83.

[14]李金.個人主義與五四新文學[M].北京:北京文藝出版社,1992.

[15]關(guān)鋒.周作人文學思想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xx.

[16]楊聯(lián)芬.晚清至五四：中國文學現(xiàn)代性的發(fā)生[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xx.

第二篇：讀書報告范文1600字

《老人與海》的中譯本很多，其中較好的是漓江出版社19xx年出版的譯本，譯者董衡巽，譯者還編選有《海明威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可供參考。

古巴老漁民桑地阿哥已經(jīng)八十四天沒有捕到魚了。這一天碰上了好運氣，他捕到了一條特大的馬林魚，他把六盤繩子擰在一起拖魚都險些把繩子繃斷。正當老人高興地返航時卻遇到鯊魚。鯊魚不斷地襲擊那條大魚，老人一個人在小船上同鯊魚戰(zhàn)斗，用漿打、戳、刺，累得筋疲力盡，鯊魚還是把這條大魚能吃的地方都吃掉了。老人拖著碩大的魚骨架爬回岸邊。但老人說：“人可不是造出來要給打垮的。可以消滅一個人，就是打不垮他。”老人的話成了美國文學界“硬漢子”形象的精神的標志。由于《老人與海》這部中篇小說以及其他作品，海明威獲得了19xx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中論及他的藝術(shù)風格時說：“他能把一篇短小的故事反復(fù)推敲，悉心剪裁，以極簡潔的語言，鑄入一個較小的模式，使其既凝練，又精當。這樣，人們就能獲得極鮮明、極深刻的感受，牢牢地把握它要表達的主題。往往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藝術(shù)風格達到極致。《老人與海》1952正是體現(xiàn)他這種敘事技巧的典范。”轉(zhuǎn)摘自《老人與海》第358、359頁，漓江出版社19xx年版

這本書的故事非常的簡單，寫古巴老漁夫圣地亞哥在連續(xù)八十四天沒捕到魚的情況下，終于獨自釣上了一條大馬林魚，但這魚實在太大了，把他的小船在海上拖了三天才筋疲力盡，被他殺死了綁在小船的一邊，在過程中一再遭到鯊魚的襲擊，最后回港時只剩魚頭魚尾和一條脊骨。這篇文章是根據(jù)真人真事來寫的。

老人與海是一本讓你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堅強與執(zhí)著的書。老人桑蒂亞戈在與一條大魚的斗爭中表現(xiàn)出了無畏的勇氣與毅力，他是一位漁夫，獨自一個人出海打魚，在一無所獲的八十四天之后釣到了一條巨大無比的馬林魚。魚非常的大，拖著小船漂流了整整兩天兩夜，在海上老人與前來搶食的鯊魚進行了殊死搏斗，但他還是沒能保住魚。老人最好拖回家的只剩一副光禿禿的魚骨和一身的傷，但他卻受到了人們的贊賞。他最后被打敗了，卻沒有失敗，因為他在抗爭時的堅韌已經(jīng)得到了勝利，他與自己的極限抗爭中已經(jīng)得到了勝利。

生活也是這樣，一個人可以被毀滅，卻不能放棄。海明威告訴我們一個人遇到挫折時要永遠的抗爭，永遠的拼搏，在不屈的抗爭中得到永遠的、無形的勝利。

老人的身上有一種永不言敗的精神，它讓他與大海和命運發(fā)出了挑戰(zhàn)。他的船是舊的，船帆是破爛的，一切都昭示著他以前打魚并不順利。但他頑強的精神支撐著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