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28《社會保障學——理念、制度、實踐與思辨》讀書筆記

第一章

緒論1、引言社會保障制度一直具有很大的爭議性，這些爭議既有關于價值理念的，也有關于具體技術層面的，這種爭議其實很類似于經濟學中的市場與政府之爭。如果說經濟制度的核心在于效率至上，強調自由經濟與政府干預的平衡性；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則在于公平，強調政府責任及其對社會開展的影響性。可以說，市場經濟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是現代文明社會必不可少的兩個支柱，市場經濟制度促進著社會不斷向前開展，積累新的物質財富（類似于驅動輪）；社會保障制度則維系著社會穩定，并促使全人類共享社會進步成果（類似于從動輪，控制前進方向）。經濟學界對于公平與效率、政府與市場的爭論持續了數百年，經濟學家們用不同的經濟模型和經驗事實為自己的觀點作證，這種爭論隨著世事的變化莫測也許永無定論（如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70年代的滯漲，誰知道未來還會發生什么呢？）而社會保障理論界似乎關于這兩對概念范疇的看法更為確定——公平至上，政府承當主要責任。這一點我是很認可的，社會保障制度當然也要效率，但這種效率是以“公平〞為約束條件。現在社會保障制度的全球化改革浪潮有著私有化改革的趨勢，我認為也應該以尊重這一條件為前提。畢竟，如果一切回歸到效率至上的自由競爭狀態，社會保障制度也就缺少了存在的意義。這樣再來重新審視經濟制度，也許強調市場經濟運行效率才是經濟部門的工作重點，社會調解則不應該由經濟體制本身來承當。經濟與社會的協調更應該依靠市場經濟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這兩項制度彼此間的相互協調，二者不應越位，更不能缺位。政府、社會、企業、個人在其中應該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如何協調其間的相互關系，還值得探索。2、社會保障的一般理論界定（SocialSecurity）概念的界定是一種現實的抽象，社會保障學源于社會保障制度這一現實基礎，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多樣性必然帶來了社會保障定義的多樣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社會保障理論本身還不成熟，在隨著這一制度的開展而不斷開展。世界各國、各地區對于社會保障的概念界定一般都是從實施主體、保障對象、保障范圍、保障水平這一實踐角度出發進行的定義，由于各國社會保障理念和模式的不同，有所區別。《社會保障學》一書對社會保障的定義，可以說是對社會保障制度實踐的一種高度概括：社會保障是各種具有經濟福利性的、社會化的國民生活保障系統的統稱。這一定義不僅包含了社會保障的福利性、社會性本質特征，表達了保障和改善國民生活的目標追求（包括經濟保障、效勞保障和精神保障），也反映了社會保障的改革趨勢（減弱政府責任、降低強制性社會保障水平、開展補充保障、福利事業民營化）。這一定義的前瞻性值得肯定！3、若干重要概念的解析對概念進行清晰的界定不只是理論工作者的事情，概念的清晰與否“直接影響著社會保障政策的制訂與實踐〞。尤其是在中國，法制缺失，一直存在著復雜的部門利益之爭，概念一旦界定不清，就極易為以后政策的推行埋下隱患（例如部門間互相推諉責任）。社會保障是一個很大的概念范疇，包括了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福利三大主體制度，也包含了職業福利、慈善事業、家庭保障、商業保險等補充性的制度安排。這些概念的界定涉及了不同的責任主體和部門，對它們進行清晰界定對于明晰各方主體的責、權、利來說是十分必要的。社會救助：政府負責、無償提供、面向困難群體的第一道防線，包括災害救濟、貧困救濟和其他扶助措施。社會救助制度歷史久遠，但進入現代社會，又富有了新的特征，如救助者與施助者地位平等、制度化社會政策、內容更加豐富，這也是與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開展相同步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不僅外延在不斷擴展，其原有制度本身也在不斷開展深化，這種變化不僅是結構內容上的，更是理念上的，可謂確實是社會的一種進步。社會保險：社會保險是“工業化的產物〞，但它首先產生于德國，說明“與其說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開展要依賴經濟開展水平，不如說更取決于所在國家的經濟政策取向，以及政治的、社會的乃至文化等諸方面的影響〞。這是鄭老師社會保障學的一個根本觀點！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對社會開展的影響作用究竟有多大？值得思考。我認為，經濟基礎只能說是社會開展的一個必要卻非充分條件，經濟基礎為社會開展提供必須的物質條件，但人類社會作為一個高級的動物組織形態，需要的卻不僅是物質上的滿足。政治、社會、文化這些非物質因素對社會開展的影響作用常常不遜于經濟因素。尤其是在中國，自古以來，似乎政治力量更是左右一切的主要因素，決定著我們的經濟體制、文化傳統、社會形態。社會保險以勞動者為保障對象，保障內容涉及其生老病死殘，強調權利義務相結合，待遇與收入關聯，強制實施。這里有兩點思考：一是社會保險的保障對象是全體勞動者。這與社會保險的緣起關系密切，社會保險本身是工業化的產物，其最初的實施目的就是為了保障產業工人的利益。那么可不可以認為，社會保險本身的設計機制（例如繳費機制、保障水平等）就是以保障對象身份（產業工人）為基礎，具有某種限制性的呢？隨著社會的開展，不少國家社會保險的保障對象范圍逐漸擴展到勞動者及其家屬，乃至全體國民，這種保障對象范圍的擴大在制度設計上是否會產生新的難點，原有的社會保險機制在面對不同的對象群體時是否仍具有有效性呢？例如，目前中國醫療保險制度的職工醫保、居民醫保、新農合，職工醫保是傳統社會保險的范疇，而居民醫保和新農合卻有著不同的繳費機制和保障水平，是否應歸為社會保險的范疇呢？可能這需要考察以上兩項制度是否具有社會保險的根本特征。令人疑惑的是，居民醫保和新農合盡管強調權利義務相結合，以繳費為前提，卻并未強制施行，保障水平遠遠低于職工醫保，這樣看來它們并不能算做社會保險。那未來中國醫保改革的方向該走向何方？三項制度如何銜接？主體責任由誰承當？也許對社會保險的理解也不能再囿于對其傳統概念的理解，隨著社會的開展，社會保險的涵義不斷擴展，機制原理也在不斷調整。二是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的區別。就保障對象、保障內容來看，商業保險與社會保險的相似性越來越強，這也意味著兩者的補充性在不斷加強。但權利義務關系、給付賠償方式、實施方式（是否強制）卻依然是二者最顯著的區別，這也決定了二者經營主體、費率厘定、基金運營的差異性。目前，有很多險種特征較模糊，商業保險種有很多具有政策性特征的險種，社會保險種也有很多險種還未強制施行，二者間補充性險種也有很多（如雇主責任險與工傷保險），需要對其特征進行認真分辨。小的來說，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分屬兩大不同的主管部門，需要加強主體責任；大的來看，商業保險遵循市場規律，社會保險依靠政府調解，混淆了其歸屬，后果是很嚴重的。社會福利：中國的社會福利是一個較小的概念，是社會保障制度中的一個子系統，其目標定位是滿足社會成員的社會效勞需要和改善、提高其生活質量。受方案經濟體制的影響，中國的社會福利與這一目標定位還有一定差距：一是目前的福利制度還主要局限于少數特殊群體的需求，如殘疾人、老人、婦女、兒童，而非全民性的；二是福利生活水平還不夠高，這與當前我國的經濟開展水平有關，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還是以社會保險為主，社會福利的開展還缺少財政等資金支持；三是方案經濟體制下單位福利的影響，方案經濟體制下的單位福利是一種異化了的社會福利，盡管我國已經進入市場經濟時代，單位福利制度對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和開展必然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既有基礎設施方面的，也有制度觀念方面的。國際上社會福利常常是一個廣義的概念，類似于我國的社會保障這一概念，學者們并提出了不同的模式劃分方法。鄭老師的觀點是“更傾向于現代各國的福利制度是多元化的混合模式〞。確實，任何學科中，模型的建立都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存在，各國的社會保障模式也不可能單一化，只能說是更具有某種特征，以某種模式為主。社會保障涉及復雜的社會政策的制訂運用，一國之內往往不斷變化，國與國之間更會存在差異性。即使在一體化程度不斷加強的歐盟，社會保障制度也存在著不同的模式。個人認為，差異性的存在是必然，關鍵是如何設計公平可操作的銜接制度，以便于勞動力的有效流動，并最終促進社會的開展。職業福利：職業福利以企業或社會團體為責任主體，本質上屬于職工鼓勵機制范疇，它與社會福利在性質、目標、調節機制、系統性能、內容等各方面均存在著差異。然而，我們仍然應該關注職業福利的開展：一是隨著縮小政府責任邊界成為當今社會保障的改革趨勢，職業福利的補充作用日益顯現，尤其是補充養老保險、補充醫療保險等制度，正在占據著職業福利中的重要地位，它們也是社會保障體系的主要支柱。二是中國職業福利的特殊性，中國的職業福利在方案經濟時代實際是一種異化了的社會福利，對那個時代的職業福利研究是應納入社會保障框架下進行研究的；改革后，國有企業的職業福利又具有何種性質，能否認為具有現代企業福利的特征，還是以往模式的沿襲，值得考察。在我國，政府部門、壟斷性國企的高工資、低福利狀態的存在是有合理性，是否形成了新的制度壁壘，這種狀態又該如何改變？關于中日職業福利的思考：興旺的職業福利存在于日本企業，并對社會福利有著很強的替代性；中國的職業福利在方案經濟時代幾乎替代了社會福利，二者似乎具有很強的相似性，區別是日本的福利制度完全由企業自主并服從于企業的開展戰略。日本學者廣井良典在《福利國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寫到：“一眼望去日本與中國好似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體制，其實兩者之間在構造結構上存在著一定頗有意思的共通性被發現了。即在當前中國的國有企業等生產單位停產倒閉的同時，社會保障制度的整備成了政府的重要課題；在現在的日本，由于原本提供所謂“看不見的社會保障〞的社會的實力大大的弱化，社會風險保障網絡的整備也同樣成了現今日本政府的課題，故在構造改革上兩國竟有意外相似的一面。所以，被認為從這些視角來對兩國進行比較研究將會成為今后的重要課題之一。〞慈善事業：建立在社會捐獻基礎之上的民營化社會化保障事業。鄭老師曾總結出慈善事業的六大規律，即以社會成員的仁愛之心為道德基礎，以貧富差異的存在為社會基礎，以社會捐獻為經濟基礎，以民營機構為組織基礎，以捐獻者的意愿為實施基礎，以社會成員的普遍參與為開展基礎。盡管是非制度化的公益事業，但慈善事業與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事業卻是相通的，是社會保障事業的重要組成局部。更重要的是，慈善事業能夠促進社會道德的開展，這種社會“軟件〞的開展對社會進步來說不容無視。當前中國慈善事業開展的最大障礙是慈善“意識淡泊、法制欠缺、機制幼稚〞。汶川大地震后，國民的慈善意識在很大程度上覺醒，短期之內募集到大量的捐助資金，也有大量的志愿者參與到抗震救災之中。然而，廣闊國民對于捐助資金的使用、慈善組織的運作并不了解，對如此大規模的資金能否有效利用心存疑慮。此外，各企業、團體、機關單位在捐款中的攀比行為，各種名目的募捐一撥又一撥（例如，單位、社區、社團……）更是讓這種單純的善行變味。“多難興邦〞，希望經歷一場這樣巨大的浩劫后，看到的不僅是我們慈善意識的覺醒，更是我們行動上的成熟。家庭保障：指由家庭提供的對家庭成員的生活保障，具有內生性和持續性，與社會保障制度并駕齊驅。個人認為，家庭保障具有很強經濟學和社會學研究價值。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家庭組織結構的存在在于家庭成員分工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或是更低的生活本錢)，勞動經濟學中家庭勞動供給理論或許能提供這方面的研究思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家庭的組織功能可能具有某種不可替代性，或是文化、宗教等非經濟因素的影響（這方面我不熟悉，姑做猜測）。4、有關社會保障學的幾個問題

學科性質：作為一門新興學科，鄭老師將社會保障的學科性質界定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即是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基礎上開展起來的一門獨立的、交叉的、處于應用層次的社會科學。〞我對于社會保障學科性質的理解是，社會保障是一個研究領域，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是其基礎理論。正是由于社會保障是一個聚集多學科基礎理論的研究領域，我們可以以不同的視角和方法來研究社會保障問題。例如，將社會保障視為一種經濟活動，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社會保障從資金籌集、營運到分配這一完整流程，考察這種活動中供給與需求、投入與產出、本錢與收入的資源配置效率。當然，也應該注意到這種片面研究的缺乏，那就是社會保障并不單純是一種經濟行為，它首先是以社會公平為約束條件，這是在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經濟分析時應該考慮的必要因素。類似的，從社會學、政治學的角度研究社會保障問題，也應該考慮到“公平與效率〞的雙向約束性。也許正是循著這種研究路徑，社會保障理論體系將不斷豐富，并逐漸完善。

根本的理論框架：包括了社會保障的基礎理論問題，如根本原理、開展理論、結構理論、倫理學理論、基金理論、宏觀關系；專業應用理論，包括了社會救助政策、社會保險政策、社會福利政策及其他子工程具體政策研究；管理理論，包括法制理論、管理體制、財會與統計制度、監控理論，政府監控的程度及其調控手段是核心所在。從以上理論框架的劃分來看，目前我國社會保障領域的研究關注基礎理論這一塊的不多，專業應用理論是目前學術界討論的熱點，管理理論中政府責任這一塊討論的較多，但其他方面卻并未引起足夠重視。《社會保障學》一書是對社會保障基礎理論問題的思考與總結，個人認為，現在各項社保政策頻繁試點與變更，學者們與其跟著熱鬧捧場、眾說紛紜，不如靜下心來，好好思考一下社會保障的一些根本理論問題，從機制和經驗中學習，少走些彎路。

研究方法：縱橫結合、定性與定量結合、多學科綜合研究方法。“對社會保障開展進程進行縱向考察是發現社會保障規律、實現社會保障知識體系化的基礎，作國別的橫向比較研究則能夠挖掘社會保障在不同國家的共性與個性；定量分析以社會保障政策的實踐作為分析對象，但政策的效果與結論卻只能是理性的闡述；而多學科綜合研究方法的采用幾乎是一切新興、交叉好學科產生與開展的必然。〞

中國社會保障理論研究現狀：鄭老師將國內的研究歸納為對國外社會保障的介紹與研究、對社會保障理論問題的綜合研究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與開展問題的綜合研究、對社會保險問題的研究、對社會救助問題的研究、對社會福利與社會效勞問題等的研究六大塊。這一節對國內社會保障的相關著作、刊物、研究機構進行了較全面的介紹，對社會保障的理論學習還是很有幫助的。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主要流派2、社會保障理論淵源西方的理論淵源：本書認為“空想社會論與現代社會保障理論構成了正統的淵源關系，而宗教的影響則主要起著道德方面的影響作用〞。對于空想社會論是否是現代社會保障的起源，我存在一定的疑問——作為一種社會主義理論學說，空想社會論是一種以財產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學說，似乎與現代社會保障實踐并不相符。作為一種相當普及，甚至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更為先進的社會調節機制，可以說社會保障是社會主義嗎？顯然是不可以的。那該如何認識空想社會論與現代社會保障理論的淵源關系呢？空想社會論的宗旨在于維護社會穩定、追求社會公平、促進社會成員協調開展，這一宗旨與現代社會保障理論確實是一脈相承的，其中具體的國民福利問題、收入分配問題、公平原則也為現代社會保障理論提供了客觀指導，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二者確實存在著“淵源關系〞。當我們提到空想社會主義時，常常提到與之相對的另一理論——科學社會主義。如果將空想社會論視為現代社會保障理論的淵源，那社會保障與科學社會主義是否具有“血緣〞關系呢？這種關系肯定是存在的，西方政壇上的左派政黨即秉承了這種政治理念，在左派政黨執政的國家，都加強了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不同于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又該如何定位呢？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公平原則、按勞分配、完善的福利制度是應有之意，遺憾的是，改革開放促使我國舊的社會保障體制分別瓦解，新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依然困難重重。我國的國家性質決定了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政府的當務之急，也是其不可推卸的責任。宗教對現代社會保障的影響，鄭老師的歸納相當精辟——“不僅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不僅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一是強化了社會公平與社會互助等道德基礎；二是提供了制度安排最初的方法示范；三是補充著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安排的缺乏。〞宗教事業在西方源遠流長，在中國卻遠遠遜于皇權影響，這也決定了中國不同于西方的社會保障開展路徑。中國的理論淵源：大同社會論、倉儲后備論、社會互助論、社會救濟論等傳統思想可以認為是中國社會保障理論的淵源。與西方的理論思想相比較，二者的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宗教從未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占據過主要角色，皇權統治和儒家思想才是這個古老的東方國家傳承千年的“精髓〞，因此，雖然中西方社會保障思想都源于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空想社會主義（中國是“大同世界〞），但二者的開展軌跡卻大不相同。西方是在宗教事業的影響下實踐和開展，并成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表達民主和福利特色的制度支柱之一。中國的社會保障則很早就具有了官方色彩，成為了一種高度實踐性的政治措施。在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中，政府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承當著主導責任，這是一種歷史的傳承。不過，我們需要考察的是，是什么決定著這種不同于西方的“中國特色〞？這里是我以現有的知識積累作的幾點猜測：一是文化差異，中國的儒家文化決定了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例如，儒家具有很強的實用主義精神，重視政策的應用性，于是中國的社會保障多“重于治標之術〞。又如，華夏文明獨有的家庭觀，重視儲蓄等，也造成了中國的社會保障措施與西方國家的差異。二是政治差異，中國的政治傳統歷來重人治輕法制，于是在西方國家多以立法形式得以實現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在中國則演變為了依靠政府政策自上而下地推行。正如經濟學家在分析不同地區的經濟增長模式時，對高速增長而又有別于西方國家的亞洲地區冠以“亞洲體制〞時，我也想沿襲這種相同的思路來看待東亞地區尤其是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我相信，社會保障的中西差異只是一種表象，我們有必要分析形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只有清楚了這點，我們在學習和借鑒西方制度時才知道什么是可取的，也才知道什么是真正需要的。3、經濟學與社會學經濟學與社會保障：“經濟學所取得的成就為社會保障理論的開展提供了豐厚的土壤〞。從宏觀來看，社會保障基礎理論中不少就直接來源于經濟學理論（如選擇理論：國家干預與自由競爭、平等與效率），尤其是福利經濟學；從微觀來看，經濟學還能夠直接為社會保障理論和政策提供具體的指導方法（如收入分配理論、邊際效用理論、就業理論、貧困理論、制度學說、私有化理論等）。但社會保障畢竟不能等同于經濟學，一個最重要的區別就在于二者的目標不同。社會保障的目標并不單純只是為了經濟的增長與開展，而在于促進人的全面開展和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開展。而經濟學以“理性人〞作為研究對象，以利潤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為目的，無法包絡社會保障學所研究的范圍。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保障學研究的角度更為宏觀。但也不應小視經濟學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在進行社會保障理論研究、具體制度選擇和政策實踐評估時，經濟學基礎理論、方法和模型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另一方面，從經濟學理論中，我們能發現新的研究視角，如經濟開展與社會保障（經濟學家一直將社會保障視為影響經濟開展的重要因素，主張或反對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收入分配與社會保障、就業與社會保障、公共財政與社會保障等。社會學與社會保障：一是“社會學研究的社會問題、社會公正、社會穩定、社會價值、社會進步、家庭與社區、社會化、社會階層與人口問題，等等，不僅為社會保障研究的奠定了必要而又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直接指導著社會保障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的開展。〞二是社會學的“整體觀〞對于研究社會保障問題有著非常直接的啟示——“在現實中，社會保障起于各種社會問題，止于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社會保障過程需要考慮到文化、道德、思想意識等精神領域的東西，中間需要運用到政治的、經濟的和法律的手段，最后往往是通過物質或勞務的援助才能使問題獲得真正的解決。〞這段話對我們如何看待社會保障問題和進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指導。正如以上所指出的，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社會保障問題，更整體也更宏觀。所以在研究社會保障的起源、變遷與開展，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值得借鑒（如需求層次論、結構功能論、文化決定論、社會政策模型等）。4、主要的理論流派不同的理論流派構成了不同社會保障制度實踐的理論基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民主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中間道路三大流派。我認為，這三大理論流派的根本觀點并不只局限于社會保障領域，它們是混合著政治哲學、經濟主張、社會福利觀、社會價值觀等種種觀點的一種混合的思潮。它們的影響力顯然不局限與社會保障領域，在各國乃至國際的經濟、政治、外交等領域，它們都展示了相當的影響力。三種理論流派對社會保障持有明顯的分歧。民主社會主義是福利國家理論的積極推動者，主張施行全面的社會保障方案。新自由主義則明確反對福利國家政策，認為福利效勞的市場化是最好的選擇。中間道路介于以上二者之間，不疑心國家在福利領域的主導作用，但國家行為應受到限制，主張國家負責應與個人負責并重，多方參與。這三種流派的沖擊對于社會保障理論的開展和政策實踐的選擇，其影響力是不言而喻的。19世紀末德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民主社會主義），20世紀30年代美國社會保障法的公布（羅斯福新政），20世紀40年代英國福利國家的建立（貝弗里奇報告），20世紀70—80年代美英等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新自由主義）……縱觀百年來的開展史，從制度的建立到成熟再到改革，社會保障正是在不同理論流派的影響下從理論成為了實踐，不斷開展和完善。三大理論流派相比較，個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偏于理想，新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取向過于絕對，中間道路可能更為務實，這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契合所謂的“中庸之道〞吧。不過，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民主社會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二者對于社會福利問題的主張（尤其是相互沖突之處）卻值得我們思考，如，如何界定和實現社會平等和正義？如何理解和保障個人自由？如何平衡政府責任與個人責任？如何控制社會保障膨脹以防止其對經濟開展的不利影響？如何在確保社會公平的前提下發揮市場機制的應有作用？等等。社會保障學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當以上觀點從理論落實為政策，需要考慮的問題就將不僅僅在于它們的必要性，更在于其可行性，這必然是一個多方博弈的結果（多因素的、多利益團體的）。第三章

開展進程的考察1、引言社會保障“由非正式制度安排開展到正式制度安排，從政府不介入到政府積極介入，從為統治者效勞到為整個社會的長期穩定和協調開展效勞，從一種社會政策演變成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等交互作用并相互協調的混合型政策〞，這一段文字可以說是對社會保障的開展進程的精辟概括。社會保障開展理論是社會保障基礎理論相當重要的一局部，主要是因為“理論來源于實踐〞，社會保障學作為一門年輕的應用型學科，尤其需要從其開展實踐中總結規律。正是在此基礎上，才能“反過來指導實踐〞，修正現階段社會保障制度安排及技術選擇方面的失誤，促進社會保障與整個社會經濟長期穩定協調地開展下去。

2、社會保障史的考察這局部在對社會保障史進行考察前，用了大量篇幅闡述開展階段的劃分及其劃分指標。我認為這是進行理論歸納和科學研究時很值得學習的方法——通過歸納、抽象，將研究對象模型化，所闡述的問題將會更客觀、清楚。（這也許就是實踐到理論的飛躍。）在此，共列出了生產力開展水平、社會保障需求、政府介入程度、社會保障實踐出發點與根本目標、社會保障實踐的具體內容五大指標，將社會保障開展史劃分為了慈善事業時代、濟貧制度時代和現代社會保障時代三階段。考察社會保障的開展史，經濟因素、道德因素、政治因素、社會因素（社會結構變遷、社會成員分化、社會矛盾激化）等因素則是影響其進程和狀態的最重要的因素。（我想，此處的影響因素應該是指決定開展進程的內因——自變量，而五大指標則是開展階段的外在表現——因變量）。本節對于社會保障史的考察主要是前兩個階段，以社會救助為主要內容，具有非制度型和非權利性特征，它們是社會保障開展的初級階段。這里，摘錄書中特拉特納《從濟貧法到福利國家》的一段話：“社會福利開展的歷史就是從慈悲到正義之路，慈悲是善心是清朝，正義是制度化公理，前者無法持久，而后者卻可以長久運行。〞社會保障的開展史，走的正是這樣一條“從慈悲到正義之路〞。

3、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開展脈絡如下:產生標志（1883年德國公布疾病保險法）——跨越，成為綜合性社會保障制度（1935年美國《社會保障法》）——成熟（二戰后英國宣布建立福利國家）——改革、開展、完善時期（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以來）。工業化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的社會保險制度是社會保障開展史上一次質的飛躍，它是一種穩定的制度化保障機制；通過權利義務結合的繳費方式確立了社會責任與風險的共同分擔機制，具有可持續開展性；將享受社會保障視為公民的法定權利，這種觀念上的更新是社會進步最值得肯定之處。隨著保障工程的豐富，效勞范圍的擴展、保障水平的提高和保障方式的完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逐漸朝著社會福利型社會保障階段開展。這意味著社會福利將進一步普及化和高水平化。正如社會保險制度的產生是工業化和市場經濟開展的客觀需要，社會福利制度則是后工業化時代或信息化時代后社會成員改善和提高生活質量的必然要求，這是經濟高速開展、城市化進程加快、社會結構變動、民主政治博弈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盡管由于福利膨脹使得當前許多福利國家遇到了一系列的難題，但追求福利是人類天然、合理的要求，我們不應對這一目標本身有所疑心，關鍵是如何把握適宜的時機和選擇合理的路徑與方案。本節對社會保障制度的開展做出了如下根本評價“立法先行、循序漸進、不斷完善〞。“立法先行〞應該是我們開展社會保障制度時最應重視的問題。中國是一個缺少“法制〞的國家，雖然我們的社會保障工程也也是在政府政策的指導下得以實施，但卻還沒有一部真正的社會保障立法得以出臺。應該注意到，立法是一個多方代表不斷磋商的過程，一部法律的出臺是平衡各方利益的結果。法律本身就是一種協商機制，這也保證了它的權威性。而政策的制訂則不同于法律，它受官僚機制影響，由政府直接出臺，自上而下推行，很難保證政策本身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在中國，各級政府也都有一定的權利制訂政策，進行政策試點，這種不斷試錯的過程不僅效率低下，而且難以確保政策的可持續性，使得政策的權威性大打折扣。“不斷完善〞則說明現階段的任何社會保障模式都不存在最優的，社會經濟的不斷開展意味著社會保障制度將不斷面臨新的問題，社會保障制度是需要不斷調整的。我們沒有必要去詬病別國在社會保障實踐中可能遇到的問題，我們也應寄希望于找到一種一勞永逸的社會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并不斷調整完善適合自己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才是我們應該做的。4、模式與規律對研究對象進行模式劃分是一種理論上的歸納。社會保障制度類型的模式就存在著多種理論上的劃分方法：從國家對社會干預角度分為A模型（社會效勞）、B模型（鼓勵自置產業、購置人壽保險等個人行為）、C模型（公共效勞和市政建設）；從社會政策學角度分為剩余模式和機制模式；從保障范圍角度分為普遍保障模式、就業保障模式和救助型保障模式；從實施方式角度分為現收現付制、局部積累式和完全積累式；從制度安排角度分為福利國家模式、社會保險模式和自助儲蓄模式。最后一種劃分方式是從各國制度體系現實出發，使用最普遍的分類方式。當然，理論化必然是一種現實的抽象，各國實際的社會保障模式都是一種混合型社會保障模式。福利國家模式的理論藍圖是由貝弗里奇等人完成，它樹立了實行“社會方案化〞的典范。提到“社會方案化〞，很自然地想到了“經濟自由化〞，這是西方國家奉行的經濟教條。這里想做一個極端的模型假設，在社會事務方面，社會福利以公平為核心，由政府主導；在經濟事務方面，經濟運行以效率為目標，由市場主導，二者可否并行不悖？在我們建立某種社會研究模型或經濟理論模型時，這種割裂也許是可以成立的，至少保守的社會學家相信社會應該方案化，正如保守的經濟學家堅信經濟應該自由化一樣。令人頭疼的是，現實問題遠比理論模型復雜得多，它們往往交織在一起難以割裂，社會的“方案化〞常常會影響宏觀經濟運行或微觀經濟決策行為，經濟的“自由化〞又直接涉及到社會保障制度經濟基礎的來源問題和財務機制的運轉。特別是當以上理論思想落實為各項社會經濟政策時，又會經過多方利益博弈這樣一個冗長的過程，所以很難想象社會事務管理能夠純粹“方案化〞，也難希冀經濟運行完全“自由化〞。本節寫到“從費邊主義、新自由主義到凱恩斯主義，各種有關社會政策的理論已從政治、經濟、社會、倫理等不同角度論證了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雖然這是講理論如何為政策效勞的，但覺得也不失為一個很好的政策研究方法。即對一項即將出臺的政策，我們可以從政治、經濟、社會、倫理等不同角度研究其必要性、可行性；政策實施后，也可以從這些角度設計評價指標體系，進行政策評估。社會保障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涉及到很多政策研究工作，個人覺得在學習中積累一些研究方法還是很有必要的。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假設前提和研究方法，也許結論與我們的期望有所出入，但我們都應該對其客觀評價、辯證思考。例如，經濟學的假設人是“理性人“，追求利潤和效用最大化。在這樣的前提下，凱恩斯得出了政府應該干預經濟的結論，為社會保障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論支持。這說明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社會保障制度也是能得到有力支持的。即使后來弗里德曼、哈耶克得出了否認福利國家的結論，我們也可以將其研究作為方面教材進行參考，剖析社會保障制度可能的缺陷并加以改良。我們沒必要迫使奉行效率的經濟學家去信奉公平，更沒有必要因為經濟學家對社會保障制度的疑心和指責而否認對經濟學研究對于社會保障學科開展的重要性。福利國家的評價問題。當大家在評價福利國家時，考慮更多的是國家的經濟增長與福利水平之間的關系。福利國家為國民創造了高度的平安感和社會穩定感，這是無法用貨幣量化的社會效益。能夠用經濟指標量化的分析方法，進行社會保障研究時我們應該采納；但對社會保障績效的評估顯然已經超過了經濟范疇，考慮社會保障問題更應該“算大賬〞（確定一系列社會、經濟指標綜合評價）。社會保險型模式的代表國家是德國，德國奉行的社會市場經濟包括了帶來經濟效率的自由競爭的市場和創造并提供社會公正的社會保障，這兩個領域“密不可分〞。這又回到了前面講市場（效率）和社會保障（公平）的老問題上，至少德國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標桿。德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的特點在于：社會保險具有普遍性；社會保險金實行個人、雇主和國家共同負擔；社會保險自治管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地位最重要。可以看到，我們正在學習和走德國的路子，國家在大力推行以養老、醫療為重點社會保險，疑問是——我們的社會保險應該采用什么樣的管理方式？德國的自治管理來源于其強大的自治文化傳統，這種自治管理模式兼具了民主（公平）和效率，是一種市場和政府力量有機平衡的很好的載體，我想這也是德國社會保險能充分發揮作用的關鍵因素。顯然，我們是不可能一朝一夕之內建立其如此組織嚴密的自治組織。我們的組織文化特色是什么？至上而下的行政主導式還是板塊分割的地方割據式？在這種傳統下我們的組織基礎又是什么呢？這樣的管理和運行機構能否發揮出社會保險（平衡政府、市場力量）的真正作用？強制儲蓄型保障模式的代表主要有新加坡、智利和香港，其中新加坡和香港是都是具有高儲蓄率文化的華人社會。我想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建立具有儲蓄性的個人賬戶在中國還是能夠被接受的。現在的問題是，養老責任到底是國家的還是個人的？隨著經濟開展、社會結構變動，養老顯然不會只是個人責任，國家提供國民年金是國家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個人賬戶的建立在中國雖然有可行性，但充當什么角色還有待考慮，不是說國民接受個人賬戶國家就能把養老的主要責任全拋給國民的。保險的理論基礎是大數法則，儲蓄型（個人賬戶）的養老保險是缺少保險風險分散和互濟共助功能的，它異化為了具有儲蓄加投資功能的理財產品，已經缺少了保險產品的原始特征。在商業保險領域，這是市場競爭（追逐利潤）、保險資本化運作的一種開展趨勢（保險公司尤其是壽險公司已經成為資本市場上重要的機構投資者，其資金來源就是這些具有儲蓄性的保費）；在社會保險領域，追求“保險〞的養老保險也許應該回歸本色才對。社會保障的開展規律主要有與經濟社會開展相適應（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經濟援助為手段）、剛性開展規律、協調開展規律、多樣化開展規律。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社會保障的多樣化開展值得關注（經濟全球化與社會保障開展）。經濟全球化主要表現為資本市場和產品市場的全球化、一體化開展，而另一個重要市場勞動力市場卻由于各國政策的限制不可能實現無障礙的流動。社會保障對象的主體正是勞動力，資本和產品的自由流動必然會對勞動力市場產生影響。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各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將會如何開展？值得研究。

5、經驗、教訓與改革經驗是尊重本國國情、追求長期穩定協調開展、建設健全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追求社會化、社會保險一體化。教訓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福利膨脹引發財政危機；二是福利水平過高的問題；三是社會保障體系殘缺不全的問題。改革趨勢調整社會保障結構、增強社會保障調控能力、個人責任的回歸、市場機制的適度引入。這里想單獨談談社會保障水平與國家競爭力的問題，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論題。個人覺得可能的結論是邊際遞減的正相關（或倒U型）關系。可以從兩方面進行研究：一是案例研究，以德國、英國、美國、日本、中國等作為案例進行研究；二是實證研究，選擇適宜的社會保障水平指標和國家競爭力評價指標進行實證分析（選擇有代表性的國家進行橫截面數據分析），看二者存在的關系。第四章

宏觀關系2、社會保障與社會開展社會開展與經濟開展是人類開展的兩個方面，社會保障在此被劃入了社會開展的范疇。這種劃分說明，社會保障不能僅視為經濟政策，單純為經濟開展效勞，這是對社會保障的“短視〞和曲解。社會保障水平本身就是社會開展的一種衡量標準，社會保障是目標（共享、穩定、公正、和諧）而非手段。相反，經濟開展為社會開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經濟政策更是實現社會目標的手段。本節從風險管理、貧困問題、社會公平、社會政策四個方面論述了社會保障與社會開展的關系。可以看到，化解社會風險、消除貧困、維護社會公平等都是社會保障的應有之義，社會保障正是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實現著上述目標。此外，社會保障本身即是社會政策的主要內容，它又與其他社會政策相聯系，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機制。（理論可以簡單化、模型化，實踐卻往往是復雜和混合的。）風險管理與社會保障：通常意義上風險管理的研究對象主要指個人和企業等微觀主體，它們的風險屬于個體風險。而社會風險是不同于個體風險的，它不是個體風險的簡單累積，而是人類進入工業社會后（由于勞動協作化、生活社會化、信息傳導快捷化、致險因素增加、階層利益集團形成）形成的一種可能導致嚴重社會危機的風險。化解社會風險，不僅需要提高社會成員個人抵抗風險的能力和儲藏，更需要合理的社會制度安排，因為僅依靠個人力量是無法化解社會風險的。從防范社會危機的角度出發，國家當然應承當起建立社會風險化解機制的責任。社會保障機制正是通過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等制度安排化解社會成員的個人風險、保障其根本生存和平安需求，并促進其進一步開展。一般來說，保險是進行風險管理最普遍的手段，它通過聚資建立基金，對特定危險的后果進行賠付。對于個體風險來說，保險是一種很好的風險財務轉移機制。對于社會風險而言，保險機制同樣能發揮巨大的作用，這也是社會保險在社會保障制度中地位顯著的原因。然而，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社會風險不是個人風險的簡單累積，以化解個體風險為主的保險機制也不是萬能的，雖然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社會風險的個體風險單元。所以，一方面，保險機制本身也產生了一定的變化，形成了商業保險和社會保險兩大分支，前者遵循自由市場規則，后者則是在政府主導下強制施行；另一方面，社會保障制度除社會保險外，還構筑了社會救助制度這一“第一道防線〞為社會成員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提供了社會福利制度以促進社會成員生活質量的提高，這都是社會風險管理的需要。化解風險到創造平安的社會環境，再到促進社會成員協調開展，化解風險正是社會保障制度促進社會開展的最根本的落腳點。貧困問題與社會保障：貧困的致因由個人因素為主導逐漸開展到社會因素為主導，這是需要國家出面解決貧困問題的主要原因。貧困雖然屬于經濟問題，但簡單地增加財富并不能解決貧困問題，而需要通過社會保障等再分配手段才能實現目標。社會公平與社會保障：“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這是阿瑟.奧肯關于平等與效率的精辟論述。就社會保障而言，公平更是它的本質特色。社會保障的公平性我覺得可以理解為兩層含義：一是公平是社會保障追求的目標之一（宏觀層面），社會保障制度通過各項制度安排促進社會成員獲得更公平的參與時機，維持社會成員開展的起點公平與過程公平，并縮小開展結果的不公平；二是社會保障制度內在的公平性（微觀層面），在保障范圍、保障待遇、保障過程中，社會保障制度安排都遵守了公平性原則。3、社會保障與經濟開展生產與分配：社會保障屬于分配與再分配領域，經濟開展與社會保障的關系可以簡單化為“生產與分配〞，生產與分配實際上是“依賴與協調〞的關系。社會保障正是一種“維護生產效率的同時對收入分配進行合理調節，最終實現整個社會經濟的協調開展〞的機制。經濟體制與社會保障：主要是指方案經濟或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社會保障制度安排。經濟體制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物質基礎，不同的體制下社會保障制度截然不同。如方案經濟體制下的國家保險，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社會保險，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必然具有與經濟制度的內在契合性。市場經濟成為目前主流經濟體制，市場經濟存在的市場失靈痼疾使得社會保障等國家調控政策的存在具有了必然性。市場經濟的經濟主體多元性、市場競爭性、法制性、開放性特征也決定了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普遍化、法制化、社會化。應該關注的是，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市場化〞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只有清楚了這一點，才能設計出與之相匹配的社會保障制度。經濟政策與社會保障：一般認為經濟政策的目標是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理論是目前經濟學研究的熱點），但我認為，經濟增長只是經濟開展的“量〞的衡量，開展應該包括“質〞與“量〞兩兩個方面（可能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更偏重可以量化的東西）。經濟開展與社會保障中有幾個需要重點關注的領域：一是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社會保障會對就業政策（勞動力流動、勞動力供求、勞動力價值）產生影響；二是社會保障與資本市場，對儲蓄、投資產生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三是社會保障與公共財政，社會保障是公共財政主要組成局部，對其收支差生影響。互制與互促關系：二者既相互促進，也相互制約。這是對社會保障與經濟開展關系的全面總結。前面在談生產與分配關系時也隱含了這層意思，但這里談的更具體。互促表現在經濟開展為社會保障提供穩定的財政基礎，社會保障為經濟開展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優質餓勞動力、雄厚的社會保障基金。互制表現在經濟開展水平決定了社會保障的規模、結構、標準，政策也有制約性；社會保障水平過高過低又會反向制約經濟開展。本局部舉了新加坡的例子證明社會保障積極對于國家經濟開展的重要作用——“我們擁有大量的儲蓄……當其他國家的經濟緩慢下來時，我們卻能擺脫經濟下降的趨勢。〞雖然這里是指新加坡的公積金積累，但高儲蓄率在東亞尤其是華人社會國家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債務危機是金融風險頻發的主要誘因，高儲蓄率能否作為國家抵擋金融危機涉及的法寶值得思考。個人的儲蓄率與國家社保基金儲蓄的替代關系對經濟開展又會有什么影響呢？覺得對中國來說影響不大（居民已經有較高儲蓄率了，改由國家通過養老基金積累的，應該不會有太大提高）。4、社會保障與人的開展這一節有一個疑問，那就是人的開展與人類開展的關系是什么？在本章開篇即已提到，人類開展包括經濟開展和社會開展，社會保障一般劃入社會開展的范疇。本節則指出“人類開展包括人的社會化、高素質化與老齡化〞,“人的開展是社會開展的中心〞。這樣看來，人類開展應該是一個宏觀層面的概念，指的人類這個整體；人的開展則屬于微觀概念，以人這一個體作為研究對象。不知道這種理解是否正確？人的社會化是一個逐漸開展的進程，從小農經濟社會的“家庭人〞到方案經濟條件下的“單位人〞，再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人。人的社會化決定了人對社會化保障方式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化保障方式需要有一定的社會性組織作為實施主體——在西方，非官方性質的宗教團體很早扮演了這一角色；中國則具有不同的開展路徑，一直由官方直接負責社會保障事務，社會性組織缺位，這種情況下需要“社會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如何實施？是盡快完善社會性組織結構，還是設計新的符合中國社會結構的制度框架？相信對于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實踐來說，絕非模仿西方的制度安排那么簡單。另外，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人的社會化進程還多了一個“單位人〞，這一特殊社會化進程對于中國社會保障的體制和觀念上的影響作用，也是不容無視的（中國社會保障改革即是從“單位保障〞開始的改革）。人的素質包括身體素質、文化素質、職業技能素質等。社會保障通過國民醫療保障、教育福利、就業保障等制度安排為提高人的各項素質提供了全面的保障。才外，包括養老保險制度、老年醫療保健制度、老年社會效勞在內的一系列制度則為老年人提供了保障。由此也可以看到，社會保障制度的各項制度安排即是為了滿足個人開展的各項需求而設計的。此處有一個疑問，即老年醫療保障的資金來源與營運問題：按現行制度，退休之后（即開始領取養老金起）即不再繳納醫療保險費，但醫療保險基金具有短期資金性質（即按年繳費），不再繳費是指老年人的醫療保險保費由養老金中的一局部劃入醫療保險基金，還是指養老保險基金中也包含了老年人的醫療保障局部？個人認為由養老金抽出局部代繳是符合保險運營規則的，這樣將不會影響到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兩個不同保險體系的運轉（精算基礎不同、資金期限不同、基金運營模式不同）。如果養老保險基金包含了老年醫療保障局部，也應該將醫療保障與養老保障局部別離運作，這才可以保證基金的平安和可持續性。5、社會保障與政治及其他（道德、文化）社會保障與政治兩者關系的根本結論是“相互需要〞，即“在一定的條件下，是政治決定著社會保障的開展；而在另外的條件下，卻可能是社會保障影響著政治。〞社會保障以公平為本質，追求人類共享社會經濟開展成果，可以說是一種充滿崇高理想的理論，這種理想主義理論卻成為了最具實踐特色的學科，正是基于權力博弈基礎上的民主政治將其變為了現實。可見，政治對于社會保障的影響，尤其是制度實踐的作用不容小覷。民主政治無疑是推動社會保障這一維護公眾利益的理論變為現實政策的關鍵因素，但為了獲得選票而將社會保障泛政治化,促使社會保障不斷膨脹，卻違背了社會保障自身開展規律（必要性、可行性、開展的可持續性）。社會保障畢竟不是一個純政治的產物，不可能僅僅是政治的“玩物〞。應該說中國目前也是一個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但正如前面屢次提到的，中國社會保障政策的出臺似乎更多的是部門博弈而非立法磋商的結果，政策的有效性值得疑心。福利膨脹目前看來不是（未來也不太可能，畢竟中國還沒有多黨選舉制度）中國的難題，不知道這是不是我們的幸運。實際上，我們的問題是保障水平偏低、結構不合理，而非“福利病〞，是否這也正是因為缺少多黨選舉制這一鼓勵機制所致呢？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代表著“最廣闊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樣看來，提高國民的福利待遇自然是應有之義。社會保障與道德文化。道德文化包括了倫理道德、習俗、宗教、成見、愛好、語言等不同地區、不同地方各個社會人民之間的差異。如果說前面的經濟、社會、政治等與社會保障之間的關系較為顯性，那么道德文化與社會保障之間的影響則更為隱性和潛移默化得多。韋伯的文化決定論就高度認可了文化對社會經濟開展的重要影響作用。尤其是在經濟一體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的今天，硬性的東西在世界各地越來越具有趨同性，真正的無法融合的差異正是來自道德文化這些具有軟約束力的東西。習慣于經濟模型和定量研究的經濟學家們在研究經濟開展等經濟問題時，也已經越來越意識到這些無形因素的重要性（例如克魯格曼等提到的“亞洲體制〞）；社會保障專業的理論研究者，又該如何評估道德文化因素對社會保障制度理論開展和制度構建的作用呢？本書就明確指出，現代社會保障以“慈善觀念和人道主義為始〞，可見道德文化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從制度建立伊始影響深遠。現在，我們說看到的似乎是經濟、政治、社會這些問題與社會保障關系更為復雜和明顯。但當我們再次反省制度設計時，應該注意到倫理道德對制度本身的深層影響及與經濟、政治、社會的交互影響。例如由于倫理道德的影響，西方重以社區組織為基礎的社會保障，而中國重家庭保障，這也是為什么社區組織和社會效勞在西方較興旺的原因。但由于經濟、政治等外界因素的影響，社會結構變動，家庭小型化，家庭保障力度日益缺乏。在這種背景下，如何設計既能契合我國傳統，又能發揮保障功能的社會保障機制呢？如此等等，在進行制度設計時都是我們不能無視的。第五章

制度安排1、引言第三章社會保障開展進程的考察是從歷史縱向的角度出發，考察了社會保障制度的開展規律；本章則從橫向的角度考察了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相通的功能和共同的原則。本章對當代社會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主體性特征概括如下：“以法律與政策標準為外在形態，以互助共濟為內在規則，以政府為直接責任主體，以強制實施為根本手段〞。2、功能與原則本局部從社會學角度出發，將社會保障的功能概括為了穩定功能、調節功能、促進功能和互助功能四大根本功能，此外，社會保障制度還具有防控風險、資本積累等衍生功能。社會保障的穩定功能充分表達了社會保障作為社會首選穩定機制的作用（市場機制則是動力機制）。社會保障的調節功能則表達在政治（調整不同利益集團、群體、階層利益）、經濟（公平與效率、收入分配與再分配、國民經濟）、社會開展等多個領域。社會保障的促進功能是以上兩功能的進一步演變與開展，社會保障制度從被動逐漸變得更為主動，也反映了社會保障自身的開展。社會保障的互助功能表達在資金的互助、物的互助和勞務效勞的互助等多個方面，其中資金的互助是保險機制風險分散作用得以發揮的基礎，但社會保障的互助性外延更廣，這也從一個側面解釋了為什么單純依靠保險機制無法解決社會保障問題。社會保障的根本原則包括公平性原則福利性（互濟性原則）、強制性原則、普遍性與選擇性原則、多樣性原則，其他原則還有社會性原則、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安排相結合原則、與社會經濟開展相適應原則。“強制性原則〞局部指出強制性“主要表達在法律的標準與強制方面〞，“政府的強制植根于法律的強制，并服從于法律的強制〞，中國應該特別反省這一點，似乎總是政策強制而非立法強制、政府干預而非司法部門在起作用，甚至不起作用。真正的社會保障強制性應該表達立法上，政府根據本國需要和具體情況進行強勢或有限干預，這是社會保障制度要遵守的根本原則，類似的，別的社會政策或經濟政策呢？恐怕更是如此。本局部對社會保障權利義務關系做了闡述，指出社會保障制度中權利義務是“相結合〞的（而非對等）。本局部以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作為了例證證明這一點，我存在一定的疑問，因為類似的例子在商業保險中似乎也說的通。這樣推理，是不是商業保險也只是權利義務結合而非對等呢？顯然不是。商業保險合同是有償合同，投保人與保險人是“對價〞的，但這種對價是一種風險與收益的“對價〞，是建立在精算基礎上的實質對價而非對等的代價。那應該如何理解社會保障中的權利義務關系呢？我覺得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理解：一是僅從社會保險來看權利義務關系，可能有的工程還是具有一定實質對價性的，而有的工程這種對價性則較弱，如僅以繳費作為受益條件的話，或者說受益與繳費關聯性很低（意味著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可能采用的是不同的精算方法），那這類社會保障工程權利義務關系就更具有“結合〞特征。二是社會救助或社會福利等方面，社會效勞的重要性更為凸顯，權利義務一般以“結合〞為主。3、局部國家的制度安排本節主要對英國、德國、美國等三個在社會保障開展史上具有影響意義的國家的制度安排進行了介紹。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公布《濟貧法》和宣布簡稱福利國家的工業化國家，采取集中管理模式，社會保障制度由社會保險系統、國民保健系統和個人生活照料系統三大子系統構成。國民保健系統成為一個單獨的子系統，足見英國對國民保健的高度重視，這也是衛生醫療效勞的特殊性所決定的。不過，本局部在社會保險系統中提到了醫療津貼項，不知道這一津貼與國民保健系統的關系如何？我想，這一津貼應該屬于給付型，直接支付給患者不與醫療費用掛鉤，這樣可以簡化社會保險醫療局部的運作；國民保健系統所提供的免費和低價效勞的補償性費用則由系統內部資金（主要來源于公共財政和納稅人繳費）提供，不與患者發生直接關系。德國是社會保險制度的發源地，其社會保障體系以強制性的社會保險為主體，他那個是輔以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社會保險能夠在德國產生并日臻完善，與德國標準的立法機制和歷史悠久的自治管理傳統是分不開的，前者提供了完善的制度基礎，后者則提供了成熟的組織基礎。此外，德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醫療保險地位的重要性，這從疾病保險法作為第一步社會保險立法就可以看出來。二是德國的社會保險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分割，如養老保險中也有單獨的農民養老保險和礦工保險，所以我們在進行制度設計時不一定要強求制度的同一性，其實制度的靈活性（可銜接和可轉換性）有時更為重要。三是德國退休者的醫療保險保費來自于養老金，這局部答復了我在第四章中提出的退休后醫療保險費來源問題。四是德國的社會保障管理體制不同于英國的，分由不同的部門管理。美國是第一個公布社會保障綜合立法的國家，由于美國文化傳統的特殊性，其社會保障制度是有別于歐洲的。但美國社會保障制度中重視地方政府責任和民間力量、責任分工明確的經驗卻值得我們借鑒。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地方政府一直是介于中央政府與國民之間的強大力量，具有很強的談判能力，如何發揮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的推動而非阻礙作用，值得思考。此外，美國的《社會保障法》是將公共衛生工作做為了一項單獨的內容，可見公共衛生是納入了其社會保障體系的。中國的公共衛生在此次醫改中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內如何定位公共衛生乃至整個國民保健體系呢？這不僅牽涉到多個部門的利害關系，更有關全體國民切身利益，有必要進一步理清其中的關系。此外，新加坡是社會保障制度中一個較為特殊的模式，它采用的是缺少互助性的公積金體制。這一制度目前運行的還不錯，無疑是契合新加坡城市國家、華人社會、經濟興旺的國情的。雇主責任制是新加坡社會保障制度中的一個重要組成局部，強制性的雇主責任保險替代了其他國家社會保險中的工傷保險，最大限度地減輕了政府責任。疑問是，這種強制性的責任保險是社會保險的單純替代，還是本身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社會保險色彩？因為這涉及到該險種性質的判斷和監管責任的劃分。如果是前者，則該險種仍是一種商業保險；如果是后者，則應屬于社會保險，新加坡采用的是勞工部監督下由私人保險公司負責經辦。這樣看來，政府還是具有一定的監督責任的，畢竟這是一個半強制性的險種。目前我國正在大力開展強制責任險，我覺得應注意三點：一是明確政府應負的監督責任；二是標準商業保險公司的市場行為；三是不可混淆責任險與意外傷害險的性質，盲目替代。

4、中國的制度安排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安排涉及到內地、香港、澳門、臺灣四個不同的體系框架。中國內地的社會保障制度正經歷著從方案經濟時期的單位保障制到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社會化社會保障體制的變革，“正在改革中定型，在改革中開展〞。本書寫于2000年，可以看到，這八年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每天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不是任何一本著作能夠及時記錄下來的。但應該指出的是，本書對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方向改革的判斷卻是絕對具有說服力的，即新制度的體系框架已經確定，只是道路選擇與諸種技術策略問題存在著爭議。在堅持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根本理念和原則的基礎上，我們這一代研究者要做的正是為現實制度開展路徑和技術策略的選擇提供有價值的理論依據，并將其落實為政策。香港、澳門兩地的社會保障制度較為特殊。香港的強積金制度、綜合社會援助、公共房屋、雇主責任制等都是很有特色，并在其“自由〞經濟體制下發揮了重大的作用。臺灣與內地具有相同的制度源流和文化基礎，目前的制度框架也具有相似性。與內地相比較，臺灣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開展得更為成熟，值得我們在進行理論研究和制度設計時多做參考。兩地最值得學習的地方莫過于臺灣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立法體系，通過平行立法的方式臺灣公布了多不社會保障方面的法律及實施細則。另一值得借鑒之處是“管辦別離〞（多頭管理、多頭實施），這是由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和工程的多元化決定的，國內目前也朝這方面在開展，但應該注意制度的統一化和防止重復建設，以提高效率。5、來自國際的影響一國社會保障制度所受到的來自國際的影響主要源于以下途徑：殖民擴張、制度示范、共同協議及非政府間組織的合作與推動。其中，“殖民擴張的方式已經成為歷史，制度示范方式亦從以往的盲目仿效轉向審慎借鑒和合理吸收，共同協議的影響則在相對穩定中開展。〞對社會保障制度有影響的國際組織主要有三類，即政府間組織、非官方社會團體和國際經濟組織。代表性組織如下：

國際勞工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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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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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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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保障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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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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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一種趨勢，但社會保障的民族性（“這種民族性立足于民主文化傳統、現實政治制度及社會條件〞）卻決定了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開展必須立足于本國的國情，當代社會保障制度正是在這樣一個既有共性又有差異的多樣化格局中穩定、理性開展。第六章

基金與融資1、引言本章的思路很清晰，先是從抽象的制度機制角度（收入再分配機制）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了剖析；后以局部則是從制度運行的角度對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分配和運營進行了介紹。2、收入分配與社會保障基金本節是按照特殊到一般的方法進行闡述的，即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與在再分配——社會保障基金。學者們通常從三個角度研究收入分配問題，即個人或家庭的收入分配問題、生產角度的收入要素分配問題、社會角度的國民收入與財富問題。一般來說，社會學家更關注個人或家庭的收入分配問題，經濟學家更關注生產的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分配理論按屬性出發又可分為兩個范疇，一是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收入分配關系，二是經濟學所研究的收入分配的計量和具體分配方式（相對收入不均等法——基尼系數、洛倫茲曲線；絕對收入和貧困——分層法、貧困線法），前者對社會保障而言是基礎性理論，后者則屬于技術性理論。收入分配的影響因素包括生產力開展水平和生產方式、經濟體制、社會政策及其目的、國家強制性力量。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通常強調要素分配或功能性分配與效率；再分配則是對初次分配的有效調整，強調公平，根本目的在于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協調開展。應特別注意初次分配中的勞資關系及其利益分配問題，國外通常有工會參與的協商談判機制，國內卻缺少這種實質機制，工人利益在初次分配中如何維護？目前我國貧富兩級分化日益嚴重，缺乏有有效的初次分配機制，各種矛盾不斷積累惡化，暴力沖突不斷，這種情況下，必須盡快建立和完善強有力的再分配機制，近期看這是維護社會穩定的迫切需要，長遠看也是保證國民共享國家財富增長的必然要求。當然，初次分配中的結構性問題也需要逐漸調整和解決，不能完全指望僅再分配機制發揮神奇的作用。社會保障基金這一局部主要對其分類進行了簡單介紹。“總體的社會保障基金反映著社會保障制度的總量水平，并與總體的收入分配和社會經濟發生聯系；分類的社會保障基金……是評價社會保障體系與功能結構的客觀指標。〞可見基金規模是社會保障理論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參考數據。本局部按財政性社會保障基金、社會保險基金、社會福利基金和其他基金對社會保障基金進行了分類介紹。有兩點啟示：一是美國的社會保障基金運行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均充當著撥款責任主體，但卻是聯邦撥款與州政府等的撥款分工運行、各負其則〞；而中國卻表現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撥款混合使用〞，這是否是導致“權責不明〞的主要原因？只有明晰事權與財權，才能真正劃清權責（是否進一步與政治體制有關？美國聯邦制，中國集權制？但中國的地方政府談判能力是很強的）。二是關于社會保險基金管理模式的疑問，為什么中國的社會保險基金問題頻出（保險基金不保險）？我認為應該在明確基金產權性質（國家、企業、員工）的情況下設立合法有效的管理和監督機制，才能從制度上解決社保基金的平安性問題。3、資金的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應做到：“一是資金的籌集方式應當與制度模式相適應；二是資金的籌措渠道必須暢通；三是資金的來源必須穩定；四是已經籌措的資金能夠滿足社會保障的需求。〞資金的籌資方式一般分為征稅、征費及自由籌資等三種方式。社會保險稅費之爭一度是理論界爭論的熱點。很有意思的是，財政和稅收領域的學者都主張征稅（如陳共《財政學》），而社會保障學者則主張征費（猜測財政部、社會保障部之間的利益博弈可能更劇烈）。本節詳細分析了社會保險費與社會保險稅的根本區別，并在注釋局部評估了我國費改稅的預期效果，指出“社會保險費改稅應當緩刑〞。可惜的是，目前國內各地還處在兩套制度并行的混亂局面中，財權的掣肘常常使本來就艱難的制度運行更加舉步維艱。養老保險的財務模式局部討論了現收現付制、完全積累制和局部積累制三種模式。現收現付制是最能表達保險風險分散、互助共濟原理的。但以個人賬戶為基礎的完全積累制時還是否就不具有這一功能呢？我認為應該將養老保險中的風險分散機制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橫向的代內風險分散機制，一個是縱向代際風險分散機制。現收現付制包含了以上兩種風險分散機制，而完全積累制建立在對死亡率、通貨膨脹率、利率等數據進行精算的基礎上，是一種代內的風險分散機制，并不是一種純粹的儲蓄加投資。（智利的養老金個人賬戶制應該被看作特殊的商業壽險還是特殊的基金？我覺得應該只能算基金，因為商業壽險具有以精算為基礎的風險分散機制，基金則是缺少互濟性的純粹個人賬戶。）

4、基金管理與保障待遇基金管理需要遵循以下原則：“依法管理、標準運行、收支兩條線、預算管理、杜絕漏洞〞。我覺得以上五條原則是很值得品讀的。為什么國內的社保基金經常出問題（例如，地方政府挪用社保基金）？關鍵在于這五條原則并為形成有力的制度約束。社會保障待遇可以分為現金援助、實物供給和勞務效勞三種。現金援助隨著社會保險制度的普及化而成為社會保障待遇支付中最重要的局部，實物援助這一古老的待遇支付方式地位有所下降，勞務效勞隨著社會福利的不斷開展而日益壯大，保障待遇的多樣化“既反映了社會成員在社會保障需求方面的開展變化，同時也反映了社會經濟乃至家庭結構的開展變遷〞。這是一種很有趣的現象，也暗示著社會保障理論研究中勞務效勞這一方面地位也會越來越重要，不僅是社會福利方面的效勞提供，其實對社會保險的研究中，養老效勞、醫療效勞、就業指導效勞、工傷康復效勞等也是很重要的。

5、基金的儲存與營運基金制社會保障制度越來越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基金的儲存與營運必然成為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此處的基金制應該類似于前面提到的積累制，本節注釋中提到“補充保險制度與人壽保險制度均是基金制〞，我的疑問是，此處提到的“基金〞是否能等同于資本市場上的基金公司所運營的基金？我認為是不能等同的，這里的“基金〞應該只有積累的涵義。盡管保險公司的壽險產品不斷升級，從傳統死亡保險、生存保險、兩全險開展到與資本市場聯系密切的分紅險、投連險、萬能險，但都是以生命表為精算基礎的，其原始功能還是保險而非投資；基金公司的基金則是純粹以個人賬戶為基礎的投資產品，沒有既定的到期收益率，個人承受全部投資風險和收益。既然不能等同，那怎么看社會養老保險的性質呢？社會養老保險自然不是純粹的基金，正如前面提到的，不管是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還是積累制養老保險，都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風險并具有互濟性的，二者的演變可能類似于傳統壽險到新型壽險的過渡。這樣來看，企業年金等補充養老保險的經營決不能簡單等同于基金，交給基金公司當作投資產品經營（雖然可以委托基金公司進行資本運作），因為從性質上來看企業年金畢竟是一種保險機制，建議還是應以保險機構作為經營主體。本節提到社會保障基金的收益時，有一個觀點很重要，即不能僅就投資收益判斷社會保障基金的收益（這是僅局限于社會保障基金自身經濟效率的一種評價），還應考慮社會保障基金的間接經濟收益和社會奉獻率。

第七章

法制與管理1、引言法制系統是社會保障運行的基礎系統和核心系統。法制對于社會保障的重要意義“不僅因為社會保障制度本身即是一項法制化事業，而且因為社會保障制度實質上屬于社會再分配，調整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分配格局是這類制度的核心任務〞。而立法機關正提供了這樣一個各方參與的利益調節平臺，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來制訂規則才能真正表達國家在社會保障方面的一直，并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與強制性〞。（鄭老師：“法律的嚴肅性在于他的程序，一部法律的出題啊往往需要一到兩年的時間，這才能保障它的謹慎、嚴肅、權威，應關注立法程序……關注立法過程中的分歧和爭議。〞）管理系統的重要性在于社會保障屬于公共領域，政府是真正的責任主體，并要約束實施系統。社會保障的強制性正是在法制標準的基礎上，通過政府行政權力的具體介入來表達的。本節提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間的博弈。立法機關的組成人員多是根據自己所代表的群體利益做出判斷，而政府確實社會保障的直接責任主體，兩者的目標必然有所區別，直接影響著各國社會保障的改革進程。

2、社會保障法制的一般理論從性質上來看，社會保障法制系統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一個標準性系統、一個分工協調性系統和一個多層次系統。社會保障立法理念嬗變的歷程可以概括為“從懲治術到懷柔術，再演變到社會穩定與社會公平維系機制，進而成為國家長期穩定協調開展的戰略措施〞。社會保障法的本質是社會成員生存權利保護法、國民平安法、社會穩定法和社會調節法。社會保障法的根本原則是普遍性與區別性相結合原則、權利與義務相結合原則、與經濟社會開展水平相適應原則、公平優先原則、集約立法原則、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原則（統一標準宗旨、性質、根本模式，明確責任主體、管理體制、實施對象；個別工程設置、標準確定、組織實施及劃歸地方政府負責的事務可視具體情況確定）。立法的根本內容包括了法律的調整對象、主體、客體和專門內容。

3、立法實踐根據社會保障立法理念和具體實踐，社會保障立法的開展進程可以分為濟貧法階段、現代社會保障立法產生階段、現代社會保障立法成熟階段、現代社會保障立法完善開展階段四個階段（一國的立法實踐，特別是相關法律法規等文獻是研究該國社會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