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直播帶貨”的相關法律問題目錄TOC\o"1-2"\h\u13547淺析“直播帶貨”的相關法律問題 115289引言 229441一、“直播帶貨”的性質 314848二、“直播帶貨”中存在的法律問題 428336（一）直播用語涉嫌虛假宣傳、價格欺詐等問題 47761.虛假宣傳 491452.價格欺詐 4180403.損害競爭對手商業信譽、商品聲譽 523321（二）成交數據造假 532585（三）產品質量問題突出 510271（四）售后、維權困難 612069（五）偷稅漏稅嚴重 624930三、“直播帶貨”法律問題的成因 71453（一）直播平臺和主播的準入門檻低 729943（二）《廣告法》未明確主播用語是否規范的判斷標準 711014（三）“事后處罰”監管模式難遏制違法亂象 729632（四）懲罰性賠償制度不完善 813519（五）打賞收入稅收征管不到位 819483四、促進“直播帶貨”健康發展的法律對策 812862（一）提高直播平臺和主播的準入門檻 82414（二）披露開展直播帶貨人員的信息 932261（三）明確直播平臺、商家和網絡主播的法律責任 911520（四）出臺《廣告法》的司法解釋，規范直播用語 1018491（五）設立網絡直播監督管理委員會管控帶貨行為 1021170（六）提高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落實懲罰性賠償 1024775（七）將打賞收入納入稅收征管范圍 1110317五、結語 1119930參考文獻： 11【摘要】近年來，網絡直播帶貨作為一種直播+電商的新型商品銷售模式，已成為各大售貨平臺的重點營銷手段且呈現出規模化的發展趨向，助推了經濟增長。但是，由于我國在該領域的立法相對滯后、監管機制不健全，網絡流量造假、虛假宣傳、產品質量缺乏保障等亂象頻繁出現，引發了諸多危害消費者的購物安全問題，對我國網絡直播帶貨行業的健康發展產生了不良影響。通過闡述“直播帶貨”所引發的亂象，并從《電子商務法》、《廣告法》、《消費者保護法》等分析我國現行法律對“直播帶貨”的規制現狀，指出該領域存在的法律問題和造成該問題的原因，最后為“直播帶貨”的法律適用及完善提出建議。【關鍵詞】直播帶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責任引言我國的“直播帶貨”是最近幾年在互聯網領域風靡的一個新經濟產業，2016年“直播帶貨”開始興起，2019年迅速發展壯大，2020年因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爆發，為了將疫情防控期間所囤積的商品、貨物盡快銷售出去以帶動資金流動、企業工廠復工復產，許多商家主動或者被動地加入“直播帶貨”的隊伍，開展帶貨活動。王勇.網紅帶貨法律規制探析[J].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20(2):72-75.女主播薇婭和男主播李佳琦最先掀起帶貨熱潮，成為帶貨界的知名網紅，其在“直播帶貨”中創造了傲人的銷售業績。在繼眾多網紅主播之后，各類明星也加入其中。2020年以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為代表的其他媒體也紛紛開展“直播帶貨”活動，備受大眾喜愛的朱廣權、撒貝寧、康輝三位央視主持人聯手“直播帶貨”，蔣琳.傳播學理論下的直播賣貨現狀與思考——以央視主播直播賣貨為例[J].西部廣播電視,2020(13):王勇.網紅帶貨法律規制探析[J].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20(2):72-75.蔣琳.傳播學理論下的直播賣貨現狀與思考——以央視主播直播賣貨為例[J].西部廣播電視,2020(13):42-44.王之熙,仲余年.對“直播帶貨”電子商務經營行為監管的思考[J].中國市場監管研究,2020(5).“直播帶貨”之所以如此火爆，其原因是它滿足了居民足不出戶就能較全面地了解商品并購買商品的需求。有些時候，即使觀看直播的用戶的最初目的不是購買商品，但也可能因直播的氛圍或是自己所喜愛的某位主播而參與到直播之中，觀看直播的用戶數量越龐大，創造網絡流量越多，同時這給觀看直播的用戶帶來了與眾不同的消費體驗，促進了消費，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價值。

然而，“直播帶貨”是把雙刃劍，它在對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也就更加值得我們關注。例如，某網絡主播在推銷商品時脫口而出其中有成分曾獲得“諾貝爾化妝品科學獎”；某直播帶貨銷售團隊所銷售的燕窩產品經檢測發現該產品的燕窩含量遠低于品牌方承諾的“每份含有2g干燕窩”，可見主播在直播中對該燕窩產品情況向消費者做了虛假宣傳，存在明顯的欺詐行為。直播帶貨中頻頻出現的“翻車”現象，不僅引發了消費者的信任危機，也暴露出這一領域的法律規制的相對缺失。一、“直播帶貨”的性質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出現了一種可以利用手機、平板等電子設備與非特定多數人進行語音加視頻交流的新方式，我們稱之為“網絡直播”，而其又衍生出了一個“新分支”：“直播帶貨”。“直播帶貨”顧名思義，是指在進行網絡直播時銷售商品，是一種“直播+電商的銷售商品的模式”。王勇.網紅帶貨法律規制探析[J].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20(2):72-75.“直播帶貨”王勇.網紅帶貨法律規制探析[J].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20(2):72-75.從直播帶貨的主體來看：我國《電子商務法》第九條對電子商務經營者、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平臺內經營者的概念特征進行了描述和解釋。杜涓.《電子商務法》為網絡購物保駕護航[J].法制博覽,2019(13):121-122.可見，經營商品的企業、為交易雙方或者多方提供網絡直播場所、發布信息等服務的直播平臺、帶貨的主播，這三個主體均符合我國《電子商務法》中對電子商務經營者的特征描述。?張韜.帶貨“網紅”的多重法律地位辨析[J].中國市場監管研究,2020(5):12-15.杜涓.《電子商務法》為網絡購物保駕護航[J].法制博覽,2019(13):121-122.張韜.帶貨“網紅”的多重法律地位辨析[J].中國市場監管研究,2020(5):12-15.從直播帶貨行為來看：我國《廣告法》第二條規定，廣告是指商品經營者或者服務提供者利用媒介直接或者間接地介紹所推銷的商品或者服務的商業活動。孫道.萃虛假廣告犯罪的網絡化演變與立法修正思路[J].法治研究,2018(2):111-123.該條款中，所提到的“直接或間接推銷商品”是指既可以由商品經營者直接面向社會公眾進行宣傳商品，也可以邀請第三方對商品或服務進行宣傳。而在“直播帶貨”中，直播的主角即帶貨主播一般是在某一方面特別出眾或具備一定社會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網紅、明星等，主播們在直播平臺開展直播帶貨活動，采用通俗個性的語言、親自試用及其他多元化形式向觀看直播的用戶推薦產品、說明自己的試用感受等。社會大眾可以隨時隨地使用各種電子設備進行觀看，并發彈幕、發虛擬表情、留言等方式與主播進行互動，主播即時用語言解答觀看直播的用戶提出的疑問，有的主播還直接提供鏈接供觀看直播的用戶直接點擊購買。可以看出，直播帶貨的活動內容與《廣告法》中定義的廣告內容相同，雖然每個主播進行直播帶貨時所呈現的內容五花八門，但是其最終目的是推銷商品，提高銷售量。孫道.萃虛假廣告犯罪的網絡化演變與立法修正思路[J].法治研究,2018(2):111-123.因此，筆者認為“直播帶貨”就是指各個電商、直播平臺和主播利用互聯網直播的方式進行宣傳、推銷商品的活動。“直播帶貨”中存在的法律問題（一）直播用語涉嫌虛假宣傳、價格欺詐等問題1.虛假宣傳很多主播在直播時，隨著直播間氣氛的升溫，主播們往往拋棄提詞器和真實資料而進行即興發揮，一昧追求自己的銷售量，吹捧自己親身體驗的效果，夸大產品的實效，以至消費者誤以為該商品的功效、成分、質量等有過人之處，沖動搶購。如某主播在某品牌洗發水的直播中稱該商品具有防脫發功效，但是卻未提供有力依據證實產品具備以上功效，甚至頻頻使用了“第一、效果立顯”等用語，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后發現并無此功效。如前述，“直播帶貨”是一種新興的營銷手段，其實質依然屬于商業廣告，因此直播帶貨行為應受到《廣告法》的規制。而該案例中，主播對功效的描述誤導了消費者，使用極端詞語違反《廣告法》中的“禁止在產品推廣過程中使用‘國家’‘最高’‘最好’等絕對化詞語”的規定，還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經營者不得對其產品的性能、質量、銷售狀況、用戶評價等作出虛假或誤導性的宣傳”的規定。然而這種為增加商品銷量，帶貨主播虛構商品效能、虛添商品性能、虛稱商品得到權威認證等的行為，已成為直播帶貨的常態。2.價格欺詐開展直播帶貨時，主播們常常將“全網最低價”掛在嘴邊，此說法確實刺激了觀看直播的用戶，讓其忍不住下單搶購。然而，表面上看，主播、商家將自己直播平臺的商品價格降低到同類商品的價格之下或者做出看似超值的價格承諾，開展所謂的優惠、抽獎活動，實際上，主播、商家只是采取抬高原價再假意打折扣的方式或增加一些附加條件等讓觀看直播的用戶誤以為物美價廉、誘導用戶與之進行交易。這種行為在《價格法》中被稱為價格欺詐。《價格法》第十四條指明：“一是禁止經營者為排擠競爭對手或壟斷市場，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傾銷商品；二是禁止經營者利用虛假或者誤導性的價格手段，引誘消費者或者其他經營者與其進行交易”。馬超.價格欺詐的法律規制研究[D].長沙:湖南大學,2012.3.損害競爭對手商業信譽、商品聲譽曲振濤,王福友.經濟法[M].北京：曲振濤,王福友.經濟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33.主播在“直播帶貨”時，最常用的方法是將自己要推薦的產品與非合作對象的其他商家的產品進行對比。為了博人眼球、制造賣點、推銷自己的商品，直播中的有些主播進行同類商品對比時，在沒有實際考察和沒有可靠證據的情況下，對同行的商品使用丑化、侮辱性的詞匯以至于其他商家產品的社會評價度、認可度降低。還有的直播平臺私下雇人對其他商家或主播進行差評、惡評騷擾等。這種貶低同類商品、侵犯其他商家的信譽的行為擾亂了市場秩序，其違法成本低但造成的不良影響范圍廣，并且難以消除其造成的惡劣影響。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章對哪些構成了不正當競爭的情況進行了列舉說明，其中，第十一條明確規定：“經營者不得虛構、散布虛假信息，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陳躍.經濟法概論[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2.（二）成交數據造假直播前后所達成的交易量是極具參考價值的——每場直播的交易量不僅能作為衡量主播、商家、直播平臺在各自所屬領域的市場影響力的重要指標，并且能直觀地給消費者提供一個“信號”：該商品是否值得購買。換句話說，消費者往往會信任交易量位于榜首的產品，進而選擇下單購買。在此原因驅動之下，許多直播平臺及其入駐商家和主播，通過購買流量、雇傭“水軍”刷假單、篩掉差評等手段，偽造成交數據和流量吸引消費者，自己在不斷創造銷售奇跡，而其他商家卻無人問津。這種行為在本質上擾亂了市場競爭秩序，借此為自己獲取不正當利益而侵害了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權和《消費者保護法》中的消費者知情權，是對《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禁止進行擾亂市場競爭秩序，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的行為”之規定的無視。趙睿.反不正當競爭法對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研究[D].山東:山東科技大學,2018.（三）產品質量問題突出一方面，市場監督管理部門便于對實體店里用來交易的商品進行產品質量檢驗，另一方面消費者在購物時能真正接觸到商品，進而能夠有直觀的感受后理性地作出購買決定。而采用網絡直播銷售的貨品，消費者無法親自觀察和接觸到該商品，經營者借此將過期的、不合格的、假冒偽劣的的商品出售給消費者，產品質量問題十分突出，如有消費者稱在某直播間購買了一只香奈兒的黑金馬鞍單肩斜挎包，購買時主播說該包有九成新，皮面沒有任何問題，收到包時卻發現有明顯掉色、磨白現象；再如某直播帶貨團隊在直播時出售的“燕窩”里根本就沒有燕窩，檢測出來的成分僅是糖水，蛋白質含量為零。（四）售后、維權困難假設出現產品問題，線下消費者可直接找到銷售方進行維權。那么線上消費的售后問題如何處理呢？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賦予了采用網絡方式購買商品的消費者有“七天無理由退換貨”的權利。付鵬飛.付鵬飛.我國網絡交易中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制度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17.一是采用“直播帶貨”的方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實時互動，主播往往會進行試用并講解試用感受，使消費者對商品的了解更加全面，但是相較于實物交易，現階段的線上購物仍然是一個信息不對等的交易過程。由于主播的身份五花八門，既可以是明星、某領域知名專家、主持人、網紅，也可以是普通老百姓，直播平臺如若不主動披露主播和商品的基本信息，那么普通消費者對主播、直播平臺、商品的銷售方和生產方的身份信息將無從知曉，在出現產品質量問題時，考慮效率和便捷程度，消費者一般會先找直播平臺的客服，由于客服的知識專業性有限，很多時候無法給出解決問題的實際方案，然而作為普通的個體消費者沒有強能力和意識去尋找到真正的責任主體。二是在“直播帶貨”中消費者點擊鏈接進行購買商品后便與網絡主播產生了交易關系，但是主播、直播平臺在很多時候并不是該商品的生產者或者銷售者，盡管他們在直播時將其產品吹噓得讓人難以抑制住購買的沖動，但假設出現產品質量問題需要維修、退換貨、甚至承擔侵權責任時，主播和直播平臺以自己非銷售者、生產者或者以自己在直播時已說明概不退換等為由來推諉和逃避自己的責任。（五）偷稅漏稅嚴重我國《電子商務法》規定，網絡主播、直播平臺應當依法進行稅務登記、納稅申報和稅款繳納。實踐中，有些“直播帶貨”主播、直播平臺的納稅意識淡薄或者存在僥幸心理，尤其是一些收入較高的主播群體，故意逃稅漏稅，對其他依法納稅的經營者而言非常不公，造成了國家稅收資源的流失。王勇.網紅帶貨法律規制探析[J].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20(2):72-75.三、“直播帶貨”法律問題的成因（一）直播平臺和主播的準入門檻低直播平臺作為提供直播場所的一方，是直播活動開展的載體，是連接消費者和經營者的“橋梁”，但我國對于互聯網軟件開展直播活動資質的限制條件較為寬松。縱觀我國規制直播行為的法律規范，發現僅有由廣告協會公布的《網絡直播營銷行為規范》規定了直播平臺和主播的準入資質條件，張媛珍.新規落實,為后直播時代保駕護航[J].電器,2020(8):48-49.即在我國創立直播平臺只需要履行行政申請程序和技術性審查，對直播平臺的審核只局限于注冊信息、注冊資金是否到位的形式審查，導致直播行業魚龍混雜。同樣，根據《網絡直播營銷行為規范》第二十條規定，想入駐網絡直播平臺成為一名主播，只需要按照直播軟件的注冊要求，上傳真實有效的個人身份證的正反面照片、填寫聯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即可，也就是說目前在我國實現了“人人都可成為帶貨主播”，這導致作為直播帶貨的核心主體的網絡主播的素質參差不齊。目前張媛珍.新規落實,為后直播時代保駕護航[J].電器,2020(8):48-49.（二）《廣告法》未明確主播用語是否規范的判斷標準網絡主播在“直播帶貨”過程中對商品的一切宣傳、推銷行為應被認定為廣告行為，因此主播在帶貨時所使用的一些敏感詞匯應當受到《廣告法》的約束。《廣告法》第九條第三款、第十三條規定，直播過程中對商品的性能、功能、質量或者服務的內容、提供者、質量等有表述的，應當表述清晰準確，禁止使用“國家級”“最高級別”“最佳”等絕對用語，不得貶低其他生產者、經營者的商品或者服務。高逸凡.對《廣告法》有關禁止絕對化用語規定的思考[J].時代報告,2018(22):122-124.《廣告法》中對此類用語的界定明顯是一種概括的、不完全的列舉，絕對化用語除了該法明確列舉的三個詞語外，諸如“最優”“最低價”“第一選擇”這些一般人都認為達到極限含義的詞語也應被認定為絕對化詞語。我國在立法中雖不可能將所有情況列舉窮盡，然而我國的《廣告法》也未進一步明確規定何種用語達到絕對化程度，具體的判斷標準并沒有得到說明，各地對絕對化用語的處理方式和處罰高逸凡.對《廣告法》有關禁止絕對化用語規定的思考[J].時代報告,2018(22):122-124.（三）“事后處罰”監管模式難遏制違法亂象根據《廣告法》第五章、《電子商務法》第六章的規定可知，當開展直播帶貨的直播平臺、經營者、網絡主播違法時，朱巍.“網紅帶貨”監管的新問題[J].中國市場監管研究,2020(5):33-34.由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對違法帶貨的責任方實施行政處罰，可見我國法律僅要求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實行事后懲罰監管，這種方式對直播內容的審查存在滯后性。而上述提到的不正當競爭、價格欺詐、虛假宣傳、成交數據造假等行為常常出現在直播帶貨開展的過程之中，事后處罰監管模式無法遏制目前直播帶貨中頻頻出現的違法亂象朱巍.“網紅帶貨”監管的新問題[J].中國市場監管研究,2020(5):33-34.（四）懲罰性賠償制度不完善英美法系國家最先實行懲罰性賠償制度，該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嚴懲違法者使得違法者不敢再次違法。陸紅梅.我國懲罰性賠償制度構建的研究[D].合肥:安徽大學,2009.在該制度的指導下，歐美國家在對經營者的違法行為上，如在產品質量問題上所規定的賠償數額十分高昂。近年來，我國開始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在《反不正當競爭》、《廣告法》、《價格法》、《電子商務法》中都有所體現陸紅梅.我國懲罰性賠償制度構建的研究[D].合肥:安徽大學,2009.（五）打賞收入稅收征管不到位如前述，根據我國《電子商務法》規定，網絡主播作為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依法履行納稅的義務。李嫣然.電子商務稅收征管的難點與對策[J].商場現代化,2020(2):36-38.網絡主播在直播中銷售商品的同時，會通過互聯網等渠道收取來自粉絲的“打賞”，此種隱形收入增加了當紅網絡主播的經濟效益。而一方面，一些主播納稅意識淡薄或心存僥幸心理；另一方面，目前《稅法》中缺少對此種收入性質的確認，李嫣然.電子商務稅收征管的難點與對策[J].商場現代化,2020(2):36-38.四、促進“直播帶貨”健康發展的法律對策（一）提高直播平臺和主播的準入門檻目前僅有《網絡直播營銷行為規范》明確表述了設立直播帶貨平臺所需要的準入條件，但因該部規范是由中國廣告協會所出臺的，其只是行業規范，為了在源頭就把好關，筆者認為，提高直播平臺和主播的準入門檻迫在眉睫，建議立法機關出臺位階較高、執法依據較強的法律文件，完善主播和直播平臺的實名認證、信用評價等工作，審查主播和直播平臺是否被列入失信名單、定期對主播進行資質考核。（二）披露開展直播帶貨人員的信息《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第十六條和第十七條中明確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在其經營平臺的顯著位置主動地、持續地公示營業執照相關信息、主管部門審批通過的行政許可信息或者該類信息的鏈接。因此，主播在平臺進行商品推銷時有義務披露自身及商家的基本信息。另外，直播平臺作為帶貨主播與觀眾之間溝通交流的媒介，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于線下的實體店，它在選擇賣家、檢查商品質量方面應發揮重要作用。所以作為直播平臺，其應依法公布有關于賣家的詳細信息，包括聯系方式、名字等信息，有效約束產品質量的審核，降低消費者進行維權的難度，以便消費者在發現產品質量問題之后知道究竟如何聯系到責任方，切實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三）明確直播平臺、商家和網絡主播的法律責任明確了責任主體、消費者知道向誰主張權利，這是維權的前提。直播平臺、商家、網絡主播，這三者是開展直播帶貨活動的組織者、主導者。在實踐中，這三者在進行直播帶貨活動時表現為三種關系，各自應以其在三種關系中的扮演的法律角色承擔責任：第一種為三者獨立，即直播平臺為媒介，網絡主播宣傳商家提供的產品并不指定購買鏈接和渠道，此時，網絡主播相當于廣告代言人的角色，直播平臺擔任廣告發布者的角色，都應該受到《廣告法》的調整，按照《廣告法》第五章的規定承擔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第二類是網絡主播就是賣家，消費者直接在店鋪中進行下單，此時根據合同的相對性原理，消費者可直接要求直播平臺或者網絡主播承擔售后責任。第三類是網絡主播屬于直播平臺的工作人員，受產品供應方的委托，消費者可以通過第三方商店的商品鏈接購買商品。在這種情況下，網絡直播人員已經不是《廣告法》中廣告代言人，因此不再以廣告代言人的法律身份承擔過錯責任，張韜.帶貨“網紅”的多重法律地位辨析[J].中國市場監管研究,2020(5):12-15.而是應根據《電子商務法》的規定，由網絡主播與商品的經營者共同承擔連帶責任張韜.帶貨“網紅”的多重法律地位辨析[J].中國市場監管研究,2020(5):12-15.綜上，三者在開展直播帶貨時不論呈現的是何種法律關系，三者都無正當理推諉消費者所提出的維權訴求，都無法逃避法律責任。（四）出臺《廣告法》的司法解釋，規范直播用語前述我國的《廣告法》未進一步明確規定何種用語達到不規范程度，具體的判斷標準并沒有得到說明。因此筆者建議，應頒布《廣告法》的司法解釋，進一步對何種直播用語為“準確、清楚、明白”以及何種直播用語虛構夸大了實際情況、貶低了同行其他商品的情形進行限定。除此之外，對于直播帶貨過程中沒有直接表述一些極限、貶低同行其他商品的用語，但是采用一些暗示性的動作如用紅線劃去極限用語、故意毀壞其他商家的產品以顯示該產品性能差等，這些“打擦邊球”的行為，《廣告法》的司法解釋也應將其納入其中。（五）設立網絡直播監督管理委員會管控帶貨行為如前述，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對直播帶貨的監管在于事后處罰，而目前沒有專門的監管部門對正在開展的直播活動進行監督，缺少事中審查，導致在直播過程中主播肆意進行虛假宣傳、成交數據造假、直播平臺開展不正當競爭等違法行為。要克服這點，筆者認為可以從各部門調集專業人員組成網絡直播監督管理委員會，作為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的下屬部門，賦予其行使實時管控“直播帶貨”的職權。網絡直播監督管理委員會應當及時關注直播中的發展動態，加強對彈幕、點評等直播互動環節的實時監控，利用過濾及監控技術，建立語音圖像識別系統，以下指令的方式借助大數據技術實施自動監測。如果主播在直播帶貨過程中的使用敏感的用語、進行價格欺詐、成交數據造假、直播平臺開展不正當競爭等違法行為時，網絡直播監督管理委員可采取斷開網絡鏈接、暫停直播、強制關閉直播網頁等方式先叫停該場直播，隨后再對違法違規主體依法處以罰款、責令停播整治等處罰。（六）提高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落實懲罰性賠償懲罰性賠償制度在英美法系國家已較為完善。懲罰性賠償所涉獵的范圍的大小、賠償數額的多少，往往直接決定了該制度發揮的效果，我國的部分法律中規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但考慮到目前的經濟發展現狀，部分學者對該制度引入我國法律規范持否定態度，因此該制度并未完全落實，而規制直播帶貨違法行為又迫在眉睫，因此，建議適當提高賠償金額的數額，將賠償金額與違法主體的收益額相掛鉤，并且對違法主體不僅采取金錢罰，也要根據其所造成的損害后果，要求其作出補救措施。除此之外，筆者建議可以借鑒國外的立法經驗，除了讓違法者依法承擔民事、行政責任外，造成嚴重損害的，必要時依法要求其承擔刑事法律責任，杜絕一些直播平臺和主播在嚴重違法被處罰停業、罰款后“東山再起”繼續實行違規帶貨。（七）將打賞收入納入稅收征管范圍首先，學界對打賞收入的性質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打賞”為粉絲的贈與，受贈人并不需要對其收入納稅。二是作為勞務報酬所得，網絡主播主要是通過在網絡平臺上表演或介紹、試用產品，符合個人提供演出、錄音、錄像等勞務所取得的所得。不同的認定方式將導致不同的收入稅務處理結果，筆者認為應根據稅收法定原則，在《稅法》中應當明確打賞收入的性質、確定繳納稅款額。其次，一個直播平臺有成千上萬的主播，再由于網絡交易的隱蔽性和無址化，很難將這些主播的管理分給各個地方的稅務局管理，如今，結合現代化技術的發展，稅務機關可以與網絡直播平臺合作進行管理，根據大數據所獲取的信息對主播各項收入進行監控，依據支付平臺的服務器獲取主播收入的信息流和資金流的變化，取得網絡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