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發展狀況分析

一收入和財富快速增長的中等收入群體近十幾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人們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步入中等收入群體的人數也在快速增長，雖然專家學者們對于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人數未能達成一致意見，但近期公布的一些相關數據顯示，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人數規模相當龐大。2015年10月13日瑞士信貸（CreditSuisse）研究院發布的2015年度《全球財富報告》［1］聲稱，中國的中產人數居全球之冠，高達1.09億人，比居于第二位的美國多1700萬，比居于第三位的日本多4700萬。雖然報告指出，中國中產人數占人口比例（約11%）遠低于美國和日本，但中國是中產人數增長最快的國家。從2000年至今，中國中產的個人財富增長了6倍，人數增長了3850萬。［2］幾乎與此同時，風頭極盛的中國企業家馬云在阿里巴巴論壇上聲稱，目前中國已有3億中產。2015年11月27日，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2015年調查數據，采用瑞士信貸定義的中產標準，估計中國中等收入家庭成年人口數量為2.17億，占成年人口比例為21.4%，中國中產的規模和財富總額均居世界首位。［3］二缺乏中產身份認同的群體對于瑞士信貸、馬云和西南財大經濟學家對中國中產人數的估計，許多人表示懷疑，人們不太相信中國會有那么多的中產，許多被瑞士信貸定義為中產的中國人并不認可自己的中產身份，他們聲稱自己“被中產”了。［4］瑞士信貸是根據美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個人財富標準（5萬～50萬美元）并以購買力平價加以轉換（2.8萬～28萬美元）來確定中國中產標準的。西南財大經濟學家采用了同樣的標準。馬云如何定義中國中產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測，他大概是基于淘寶和天貓的個人消費數據的推算。但是，許多達到美國中產個人財富標準或按馬云標準在天貓、淘寶的個人消費已達中產標準的人并不承認自己屬中等收入群體。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狀況調查”2015年度全國抽樣調查數據也顯示了同樣的結果（見圖1）。此項調查數據顯示：2014年個人年收入在4.2萬元以上的人只有31.3%認為自己屬中等收入群體；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承認自己屬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也只有39.9%；年收入在20萬元以上承認自己屬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上升到43.8%；年收入在21萬元以上、25萬元以上的人承認自己屬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最高，但也只有約54%；而年收入高達30萬元以上的人的相應比例又略下降到50.6%。4.2萬元是2014年城鎮個人年收入的平均值，而年收入高于平均值的人認同中等收入群體身份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從全國范圍來說（排除特大城市），個人年收入10萬元以上，應該可以維持中等生活水平，但達到這一收入水平的人只有約四成認同中等收入群體身份。個人年收入20萬元以上，即使在大城市也可維持相當水準的生活，而個人年收入超過30萬元應該可以過上較高水平的生活，但達到這種收入水平的人只有約半數認同中等收入群體身份。圖12014年不同收入群體的中產身份認同比例除了收入指標以外，白領職業和高等教育也是確定中等收入群體身份的客觀標準，但符合這些標準的人對中等收入群體身份的認同同樣很低。上述調查數據顯示，白領職業人群承認自己是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為28.1%，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認可自己是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為22.7%。而同時符合上述三個標準（從事白領職業、擁有大專以上文化和高于平均收入）的人認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也只有33.5%。中國中等收入群體（以客觀指標定義）對身份的認同率遠低于其他國家。某些人可能會說，“中等收入群體”這個詞是舶來品，一些中國人對這個詞缺乏認知，影響了對身份的認同。然而，采用社會經濟地位五等分層（上層、中上層、中間層、中下層和下層）方法測量得出同樣的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06、2008、2011、2013和2015多年度的全國抽樣調查數據顯示，不論是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比較，還是與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人認同自己是中間層和中上層的比例都明顯低于其他國家，而認同自己是中下層和下層的比例則高于其他國家。[1]有相當一部分人，他們的個人財富、收入和消費水平都達到了中等程度甚至較高水平，但他們傾向于認為自己是中下層或下層。這導致一種奇怪的現象，近十年來脫貧致富的人越來越多，中等收入群體在擴大，按客觀指標定義的中等收入群體人數明顯增長，但承認自己中間層或中等收入群體的人的比例卻沒有明顯增長。一般來說，中間層認同比例較高的社會較為穩定，人們的社會滿意度較高；相反，認同中下層或下層的比例越高，人們的不公平感越強，社會風險越大。缺乏中產心態的中等收入群體，促進社會穩定的作用會受影響。三受不安全感和不滿足感困擾的中產為什么收入和財富達到了美國中產標準的中國人不承認自己是中產？為什么在馬云看來其消費記錄已達到中產水平的人不認可自己的中產身份？為什么外在客觀條件符合中產標準的人沒有中產身份認同？有多種原因導致了這一現象，但缺乏安全感和滿足感是導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身份認同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許多被專家學者認定為中產的人聲稱，雖然他們的收入或個人財富達到了美國中產標準，但他們的生活質量和生存狀態未能達到真正的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對于這種狀況，他們十分不滿。他們認為，依據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從事的職業，他們應該享受中等收入群體的生活水平。然而，由于中國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水平比較低，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普遍缺乏安全感和滿足感。這也是為什么許多在客觀條件方面符合中產標準的人否認自己是中產的原因。一些中等收入群體成員認為，雖然目前他們有較高的收入或享有較好的物質生活條件，但他們擔心意外事件或偶然因素會導致他們失去現有的身份地位。他們時常抱怨，自己缺乏歐美中等收入群體享有的社會保障和福利，不能像歐美中等收入群體那樣安逸舒適地生活。強烈的欲望和不滿足于現狀是導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缺乏安全感的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則源于現實的社會生活的安全狀況。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安全問題和環境惡化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中等收入群體的生活質量及生活感受。目前，食品安全、個人隱私安全和環境污染是困擾中等收入群體的幾大問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3年全國抽樣調查數據，72.8%的中等收入群體[2]認為“食品安全”沒有保障，54.6%認為缺乏“個人信息、隱私安全”，48.3%認為缺乏“生態環境安全”，39.8%認為缺乏“交通安全”，28.5%認為缺乏“醫療安全”，22.5%認為缺乏“勞動安全”。中等收入群體對于“人身安全”和“個人和家庭財產安全”的擔憂相對較少，認為缺乏這兩方面安全的比例分別為11.7%和13.8%。中等收入群體成員往往對生活有較高的要求，他們認為，現實生活中的一些不安全因素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品質，使他們不能獲得中產階層應該享有的生活質量。四中等收入群體的隱憂和壓力：購房、子女教育、醫療和養老中等收入群體的不安全感和不滿足感，使其部分成員感受到精神壓力和焦慮情緒。他們的壓力和焦慮最主要來源于四個方面：購房、子女教育、醫療和養老。這些壓力在表面看來是一種經濟壓力，但是其實質并非單純的經濟壓力。中等收入群體要解決購房、子女教育、醫療和養老的基本需求是沒有問題的，但他們不滿足于基本需求。為了與中等收入群體身份相匹配，達到他們所期望的中等收入群體生活狀態，他們需要居住在寬敞舒適的房子里，他們的子女要上最好的學校、接受最好的教育，他們不僅要有錢看病而且還要保持身體健康長壽，他們還希望退休以后能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而不要降低生活質量。由于我國的社會保障較為薄弱，大多數中等收入群體認為要解決這些方面的壓力就必須多賺錢，只要有足夠多的金錢，這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而強烈的掙錢欲望以及暫時未能滿足的物質欲望又導致了心理焦慮。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5年全國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大約四成（39.4%）的中等收入群體聲稱“生活負擔很重，壓力很大”，另有約六成（62.9%）的中等收入群體認為“社會保障水平太低，起不到保障作用”。2015年全國抽樣調查數據顯示，94.4%的中等收入群體擁有私人房產，而且34.4%的中等收入群體擁有2套或2套以上房產，但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對于自己的居住條件不夠滿意而希望購買更大的、條件更好的居所，少數沒有私人房產的中等收入群體——大多是青年——則處于極度焦慮狀態。中等收入群體無私人房產的比例雖然很低，但持續上升。無私人房產的中等收入群體主要集中于大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絕大多數是中青年。從全國范圍來說，30歲以下青年中等收入群體無私人房產的比例為8.2%，但在特大城市，這一比例上升到16.6%；30歲以上各年齡段的中等收入群體，無私人房產比例很低，約為4%～5%。圖2比較了不同地區中等收入群體私有房產擁有率，北上廣一線城市及直轄市和省會城市中等收入群體無房產比例（13.9%和12.2%）遠高于普通城市及縣城和鎮（4.8%和4.3%）。擁有房產的中等收入群體也有煩惱，接近四分之一的中等收入群體（24.2%）聲稱“自己的住房條件太差，買不起更好的房子”，接近三分之一的中等收入群體（31.6%）感受到強烈的“房貸月供/購房費用”壓力。圖2不同地區中等收入群體的私有房產擁有率在子女教育和醫療費用支出方面，中等收入群體的負擔明顯低于中下階層。大多數中等收入群體（80%）的子女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低于20%，同時，大多數中等收入群體（80%）的醫療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低于10%。這也就是說，從客觀角度來看，子女教育和醫療費用對中等收入群體家庭不構成問題，但是在主觀上，卻有許多中等收入群體感覺到有壓力。超過四分之三的中等收入群體感受到子女教育支出的負擔——45.5%認為“比較有負擔”和31.8%認為“非常有負擔”。大約三分之一的中等收入群體感受到醫療支出的負擔——25.9%認為“比較有負擔”和7.6%認為“非常有負擔”。相對而言，中等收入群體對于養老問題的擔憂比較少，93.2%的中等收入群體有養老保險或退休金保障，92.6%有醫療保險或公費醫療，因此大多數中等收入群體的基本養老不成問題，但是為了日后著想，58.8%的中等收入群體目前選擇“盡量多儲蓄”以保障他們在退休后能過上較高質量的生活。五成長中的煩惱中等收入群體對于未來充滿信心是基于他們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良好預期，他們相信經濟增長將使他們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隊伍也將進一步擴大。不過，最近3年經濟增速下滑、中國經濟未來前景不明、社會政治風險增加、國際環境趨于緊張等因素，使中等收入群體持續多年的樂觀預期受到很大沖擊，對未來不確定的心態明顯增強。在日常生活層面，中等收入群體最直觀的感受是生活成本上升而收入增長放緩對他們生活的影響，2015年調查數據顯示，大約四成（42.6%）的中等收入群體聲稱“物價上漲”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水平。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06、2008、2011、2013年度全國抽樣調查詢問“過去5年個人收入或生活水平有沒有提高”和“預期未來5年個人收入或生活水平會不會提高”，大約四分之三的中等收入群體（72%～78%）都表示過去5年他們的收入或生活水平提高了，并且約六成至七成預期未來5年還會提高（63%～73%）。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導致中等收入群體預期未來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比例明顯下降，但隨后幾年又逐步上升。然而，2015年的調查則顯示，過去5年個人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比例大幅下降（49.6%）。圖3不同年份中等收入群體收入/生活水平提高及預期提高比例六“經濟新常態”需要培育中產心態缺乏安全感而心態焦慮的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在未來經濟前景不明、社會風險提升的當下，焦躁不安情緒增強，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與當今世界多數國家的中等收入群體相比，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實際抗風險能力是比較強的，而且居安思危意識較強。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家庭的儲蓄率和私有房產擁有率遠高于其他國家，絕大多數中等收入家庭是夫妻雙方都工作，許多中等收入家庭夫妻一方的收入足以維持家庭日常開支，另一方收入用于儲蓄、房產投資、子女教育投資或其他投資。目前經濟增速下滑雖然導致中等收入群體收入增長放緩，但與許多其他國家的中等收入群體相比，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受到的沖擊并不算很大。但是，為什么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中產身份認同較低，不安全感較強，遭遇經濟波動易產生恐慌心理？一方面是由于中國目前的社會保障水平低，公共服務質量差，使他們沒有中產的生活狀態和安全感。但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過去幾十年我國高速經濟增長和急劇社會變遷導致了一種社會心態：極強的物質欲望追求，以及由此導致的不滿足感和缺乏安全感。那些從收入、財富和消費角度來說都已達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人，是過去三十年高速經濟增長的受益者，他們的收入幾乎年年增長，物質生活水平步步提高，這使他們對未來寄予更高期望：想要掙更多的錢、買更大的房子、換更好的車，而這種高期望又會帶來不滿足感和焦慮心態，使他們總覺得還未達到理想的中產生活狀態，還需要拼命努力追求。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全國抽樣調查數據顯示，雖然中國人認同自己是中等收入群體、中間階層或中上階層的比例明顯低于其他國家，但是中國人對未來個人生活水平提高的預期明顯高于其他國家。這種社會心態，從正面來說，能激發人們更勤奮地工作、更努力地追求，這是過去幾十年我國高速經濟增長的一個動力。然而，當我國經濟發展到目前水平、經濟增長的步伐逐步放慢、社會經濟的發展進入新常態階段、更注重發展的質量而不是數量時，過高的物欲期待和不滿足心態就會產生負面效應。在經濟新常態階段，個人收入的增長速度可能難以維持過去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時的水平。這就如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和經濟規模較小時期，可以實現極高速度的增長，但等達到一定水平和規模時，高速增長率就不太可能持續。我國的經濟結構和增長模式需要適應新常態，社會心態也需要適應新常態。全面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