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形勢評論經濟根本面方面，2024年美國經濟呈較為明顯的“U〞形走勢，目前為世界主要興旺國家中惟一亮點。美國經濟“U〞形走勢在GDP及就業數據上表現明顯。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24年前3季度美國實際GDP經季調環比年化增長率到達2.0%、1.3%與2.7%，整體表現遠好于2024年前3季度的0.1%、2.5%與1.3%；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雖然1～6月月度新增非農就業人數由27.5萬大幅降至4.5萬，但進入7月份后就業形勢再度回暖，7～11月月度新增非農就業人數上升至平均15.78萬的較高水平。同時，失業率也由8.3%降至7.7%，創2024年12月以來最低。此外，美國就業結構也有較大改善，長期失業人口〔失業27周及以上〕占總失業人口比重一路下行，由2024年1月份的43.25%降至11月份的39.79%。此外，美國房地產市場復蘇態勢頗為搶眼。受超低利率環境、房價觸底及投資需求增加等因素刺激，美國房地產市場2024年上半年走出低谷,正在恢復其支持經濟復蘇的傳統角色，與一年前形成鮮明比照。房地產市場的復蘇將為整體經濟活動提供重要提振，特別是在出口等其他增長驅動力放緩之時,更強勁的市場復蘇意味著創造更多就業，并帶動更多居民消費支出，從而對GDP作出積極奉獻。全美住宅建筑商協會數據顯示，2024年1～12月美國NAHB房地產指數根本保持上升趨勢，由25大幅增至47。雖然數據說明認為市場形勢不佳的營建商仍占多數，但2024年12月該指數升至2024年4月以來新高，已非常接近50的榮枯分水嶺。最重要的二手房銷量方面，美國房地產經紀商協會數據顯示，2024年1～7月美國經季調并年化二手房月度平均銷量為454萬幢，最低銷量僅為437萬幢。但進入8月份后月度平均銷量猛增至476.7萬幢，較1～7月增長5%。新屋銷售方面，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24年美國新屋銷量雖偶有起伏，但整體呈持續上升態勢。1～4月，美國月均新屋銷量為35.375萬幢，5～10月那么增至36.633萬幢。同時，2024年美國新屋銷量均實現同比增長，且增速不斷加快。進入5月份后新屋銷量同比增速由前4個月的3.5%～11.4%區間猛增至15.1%～27.7%區間。房價方面，美國聯邦住房金融局數據顯示，2024年1～9月美國FHFA房價指數同比增速一直呈上升趨勢，且除1月份外所有同比增速均為正值，其中2024年3～9月最低同比增速也到達了2.7%，說明2024年美國房價較上年有了較大程度改善。房屋對大多數消費者來說是其最大資產，房價止跌上升將有效提振消費者信心，促使其增加消費。不過，供求關系不平衡、信貸緊張等結構性因素依然是美國房地產市場未來復蘇的重大阻力，目前仍有許多購房者特別是首次購房者沒有獲得貸款的資質，或無法承受較高的首付款。政策方面，2024年美國財政狀況繼續惡化、財政懸崖烏云壓頂造成財政刺激政策缺席窘境，導致美國嚴重依賴貨幣政策，美聯儲連續推出兩輪量化寬松政策刺激經濟復蘇。雖然在經歷了2024年一場元氣大傷的預算大戰之后，美國完美的AAA信用等級遭到歷史上首次調降，但其依然在債務危機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目前美國公共債務總額已達16.37萬億美元，與奧巴馬入主白宮時約10.6萬億美元的水平相比增幅逾50%，距16.4萬億美元的債務上限僅一步之遙，致使2024年年初美國需要再次調高公共債務上限。同時，2024財年〔截至2024年9月30日〕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為1.089萬億美元，為連續第四個財年跨過萬億美元大關。種種跡象顯示美國“寅吃卯糧〞的財政習慣短期內不會改變。而美國目前面臨的最迫在眉睫的財政問題就是財政懸崖。雖然2024年下半年美國經濟復蘇勢頭漸強，各項經濟數據表現亮眼，但步步緊逼的財政懸崖仍是年底美國乃至全球面臨的最大經濟風險。市場擔憂，一旦國會無法在期限內達成妥協方案，美國將面臨短期違約風險，財政緊縮將抵消寬松貨幣政策在經濟復蘇中的作用，失業率將再度飆升，經濟將面臨嚴重衰退，并對全球經濟構成沖擊。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研究報告顯示，假設財政懸崖成為現實，2024年美國經濟將衰退0.5%，失業率將升至9.1%。目前，兩黨在財政懸崖問題上的根本性分歧在于選擇減赤還是增稅。然而，雖然彌合此分歧困難重重，但雙方最終仍極有可能達成妥協。2024年夏季兩黨財政僵局的背景是美國經濟極度疲軟，雙方在經濟開展理念上對峙嚴重。而且，當時正值美國總統大選前夜，共和黨不遺余力給奧巴馬連任制造障礙，而提高債務上限問題就適時成為共和黨手中最有力的武器。但目前美國經濟回暖跡象明顯，幾乎是興旺國家中惟一亮點；奧巴馬剛獲連任，態度將更加強硬；共和黨失去比想象中更多的參議院席位，且民調顯示假設雙方無法就防止財政懸崖達成協議，更多的美國人將指責共和黨而非奧巴馬。這將迫使共和黨與民主黨實現合作。事實上，奧巴馬及共和黨領袖均已釋放了妥協信號，兩黨協商態度十分積極。嚴峻的財政狀況導致美國將刺激經濟復蘇的重擔全部壓在美聯儲肩上。2024年9月14日，美聯儲聯邦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FOMC〕推出QE3，以每月400億美元的進度購置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2024年12月13日，FOMC又推出QE4，每月采購450億美元國債以替代“扭曲操作〞。同時，FOMC表示0～0.25%的超低利率在失業率高于6.5%，且未來一兩年內通脹率預期不超過2.5%情況下將保持不變。與QE1、QE2相比，QE3、QE4各具特色：就QE3來說，其特色一是無限量，二是目標直指就業市場，三是購置資產對象集中于MBS而非長期國債。就QE4來說，其公開將具體的失業率和通脹率目標作為短期利率上調門檻，對美聯儲而言是一個重要轉變，說明美聯儲政策更為激進，政策前提更為具體。美聯儲之所以推出QE3，是寄望于其能夠壓低抵押貸款利率，刺激購房和再融資活動，進一步穩固房地產市場的向好趨勢。同時資產價格升高帶來的財富效應能夠促使消費者增加消費，并將寬松效應傳導至更廣泛的領域，帶來更寬松的金融環境，帶動經濟增長。而QE4的使命那么是使美國經濟防止在2024年1月1日面臨“貨幣懸崖〞〔貨幣投放量從高點驟降〕，導致美國國債需求銳減從而推高美國長期利率，削減消費者支出和投資。目前，從房地產市場的角度來說，QE3加之“扭曲操作〞的效果還是令人鼓舞的。房地美數據顯示，在QE3及“扭曲操作〞雙重壓力下，美國的房地產抵押貸款利率已經跌至65年來最低水平。從2024年3月底開始，截至2024年12月13日當周，美國固定抵押貸款利率一路下行。與3月22日相比，當周美國30年期、15年期定息抵押貸款平均利率分別下降0.76與0.64個百分點，均處于歷史最低值附近，將進一步刺激房地產買賣。然而，除房地產市場外，量化寬松政策在其他方面的實際效果恐怕并不理想，原因有七：一是目前美國經濟并不缺乏流動性，而是缺乏確定性。首先，財政懸崖增加了經濟前景本已很高的不確定性，令企業推遲投資開支并對招聘用人更加謹慎，使消費者捂緊錢袋；其次，“無限量QE〞將促使投資者不斷揣測美聯儲政策退出的時間和對經濟產生的效果，反而加重了不確定性。二是量化寬松政策的邊際效益已呈遞減趨勢，所能產生的效果將十分微小，而且美聯儲還面臨經濟好轉后在收緊政策時回收流動性的難題。因此，其本錢或將大于收益。三是就業狀況的改變往往滯后于經濟狀況的改變，導致以失業率作為政策紅線失去其指標意義。假設錯誤估計經濟狀況，那么在失業率降至6.5%前就可能在美國引發通貨膨脹。四是量化寬松政策能否如美聯儲所愿刺激消費尚不得而知。雖然伯南克寄希望于量化寬松政策帶來的資產價格升高所造成的財富效應有助于促使消費者增加消費，可一旦QE導致美國通脹率抬頭，許多家庭因擔憂工資慢于物價上漲速度將只會增加儲蓄，增加消費的愿望恐將破滅。五是量化寬松政策拉低了長期利率水平，雖然可刺激抵押貸款需求讓銀行獲益，但勢必影響存貸款利差，削弱銀行盈利能力，對主要依賴存貸款業務的小銀行來說更是如此。六是量化寬松政策將使新興經濟體面臨輸入型通脹和資產泡沫膨脹壓力并削弱其出口競爭力，它們將對美聯儲和美國政府施加巨大政治壓力。七是為保持極低利率水平，美聯儲出資讓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選擇無風險套利，銀行用美聯儲的低息貸款買入國債和政府擔保按揭等平安產品，不愿再去承擔向小企業貸款的風險，而小企業才是真正創造就業的引擎。因此，貨幣政策最終能否單槍匹馬地實現美國失業率降低和GDP增長的目標目前尚無法給出定論，而是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而對全球經濟來說，量化寬松政策的長期影響主要表達在通脹壓力方面。2024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各央行注入的海量貨幣始終未完全進入實體流通環節，尚未對通脹帶來實質影響。但必須要看到，貨幣被創造出來后終將作用于物價，只是需要時間和一定的誘因。盡管不斷膨脹的虛擬經濟可以包容和消化一定量的貨幣，但只是改變了貨幣作用于物價的形式〔如通過大宗商品價格、證券市場財富效應傳導等〕，絕不意味著貨幣對物價的推動效應的消失。考慮到目前全球金融危機企穩的狀況，QE3、QE4很有可能成為全球性通脹的誘因。由于中國經濟和社會開展對于通脹要素更加敏感，我們對此就更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歐洲金融形勢評論經濟根本面方面，受歐債危機拖累，歐洲經濟陷入衰退，各項關鍵經濟指標始終處于下行軌道。同時，風險正在向歐元區核心國家擴散，領頭羊德國難以獨善其身。2024年二季度開始，歐元區經濟已連續兩個季度環比收縮，正式進入4年來第二次經濟衰退。失業率更是節節攀升，不斷打破歷史記錄。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1～10月，歐元區失業率由10.8%升至11.7%，歐盟失業率由10.1%升至10.7%，失業人口分別高達1870.3萬與2591.3萬，較2024年1月份分別上漲9.62%與6.32%。此外，歐元區和歐盟年輕人〔25歲及以下〕失業率分別高達23.9%與23.4%，必將給歐洲社會穩定帶來巨大壓力。另外，25歲以下年輕人長期處于失業狀態將極大地損害歐洲人力資本的質量，對其長遠開展極為不利。實體經濟方面，MarkitEconomics數據顯示，今年歐元區綜合PMI、制造業PMI、效勞業PMI均處下行通道，除2024年1月份外，所有月份PMI均在50以下，說明歐元區實體經濟始終處于萎縮狀態。德國經濟雖無衰退風險，但受歐元區這一德國最大出口市場影響，諸多重要經濟數據均不樂觀，進入下半年更是如此。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德國GDP增速不斷下滑，已很明顯被歐債危機拖累。2024年德國季度GDP環比、同比增速均處于下滑狀態，環比增速由一季度的0.5%降至三季度的0.2%，同比增速由一季度的1.2%降至三季度的0.9%，顯現出明顯的感染跡象；歐洲經濟研究中心數據顯示，進入2024年下半年，德國ZEW經濟景氣指數及經濟現狀指數均出現暴跌。進入2024年6月份，德國ZEW經濟景氣指數由正轉負，說明更多的人對德國未來經濟狀況持悲觀態度。進入7月份，德國ZEW經濟現狀指數那么由1～6月的月均37.4暴跌至7～11月的13.26。實體經濟方面，MarkitEconomics數據顯示，2024年德國綜合PMI、制造業PMI及效勞業PMI整體上均呈不斷下滑趨勢，尤其是進入下半年，幾乎所有指數均在50榮枯分水嶺之下，說明德國實體經濟已陷入萎縮。雖然經濟形勢并不樂觀，但德國經濟運行仍存三大亮點：一是財政收入持續增長，二是就業形勢良好，三是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財政狀況方面，2024年歐洲債務狀況繼續惡化，希臘、西班牙、意大利、塞浦路斯等國深陷債務危機泥潭，歐元區第四大經濟體西班牙更是成為歐債危機焦點國家。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二季度，歐元區政府債務占GDP之比由88.2%升至90%，歐盟政府債務占GDP之比由83.5%升至84.9%。最嚴重者如希臘、意大利、葡萄牙、愛爾蘭等國，政府債務占GDP之比分別高達150.3%、126.1%、117.5%和111.5%。與2024年二季度相比，歐盟23個成員國的政府債務占GDP之比出現上升，塞浦路斯、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的升幅分別高達16.5、10.8、10和9.3個百分點。在所有問題國家中，西班牙已取代希臘成為歐債危機新的風暴中心。西班牙債務危機傳導機制清晰，即2024年房地產泡沫破滅導致銀行業危機，對銀行業的救助放大了西班牙政府的主權債務。目前，西班牙面臨三大難題：一是經濟面臨低增長、高失業困境。2024年西班牙經濟正式陷入衰退，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前3季度西班牙GDP環比與同比均為負增長，同比最大萎縮幅度達1.6%。就業方面，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西班牙失業率由1月份的23.5%升至10月份的26.2%。同時，西班牙年輕人失業率最低也在50.3%，即西班牙有超過一半的年輕人處于失業狀態。二是銀行業危機深重。西班牙銀行業貸款中與房地產市場相關的貸款一直占有極高比重。2024年底至2024年初房地產泡沫破裂，大量房地產開發商破產及大量人口失業導致購房貸款壞賬率大幅上升，使得銀行業被迫持有大量房產和土地。而地產價格下跌導致銀行業手中大量囤積的房地產相關資產實際價值大幅縮水，嚴重影響了西班牙銀行業資產的流動性，資本缺乏導致西班牙銀行業貸款意愿下降。要想讓貨幣政策有效，西班牙必須先修復銀行體系的傳導機制。面對岌岌可危的形勢，西班牙政府被迫于2024年6月9日宣布正式向EFSF/ESM申請1000億歐元援助。三是地方政府財政問題凸顯。西班牙央行數據顯示，截至二季度西班牙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升至75.9%，為22年來最高。二季度政府債務總額為8040億歐元，其中中央政府債務為6170億歐元，占GDP的58.3%〔2024年為27.7%〕，地方政府債務為1510億歐元，相當于GDP的14.2%〔2024年為5.8%〕，該比例同樣是22年來最高，地方債增長速度遠高于中央政府。其中負債最重地區為經濟產出占西班牙全國五分之一的加泰羅尼亞，負債總額約為440億歐元。截至2024年10月底，西班牙17個自治區中已有超過一半發出求援申請。西班牙中央政府雖然成立了規模為180億歐元的地方政府救助基金，但被動用資金已近175億歐元，很可能需要注入更多資金。考慮到西班牙的經濟形勢與債務負擔，其何時申請援助成為市場關注焦點。假設其遲遲不提出求援請求，OMT方案將無用武之地。西班牙之所以在此問題上施展“拖〞字訣，主要受三大因素制約：一是不愿忍受苛刻的援助條件；二是意大利目前為歐債危機的“次中心〞，一旦西班牙尋求救助，意大利將由次中心變為中心，其在巨大壓力下也只能在相關條件下改革本國經濟。此外，西班牙政府拖延申請救助，還可與意大利協調立場，聯合討價還價；三是西班牙希望德國經濟惡化，使自身在談判中處于更加有利和靈巧的位置。此外，德國總理默克爾也擔憂德國議會對屢次救助感到厭倦。但從該國長期國債收益率仍保持在相對低位、融資仍然充足的情況來看，近期西班牙可能都不會求援。只有在面臨更大的市場壓力的情況下，其才會考慮讓渡局部主權以換取歐盟援助。而壓力的來源可能是債券發行需求冷淡或經濟下滑加劇等。西班牙雖有種種理由逃避申請救助，但市場的不耐煩和西班牙經濟、財政狀況的窘境說明這或許只是夢想。西班牙政府拖得越久，對市場信心及西班牙經濟與銀行業的傷害也越大。而即便西班牙最終申請全面救助，其談判過程也將十分漫長艱難，因此歐元區中期內仍將處于歐債危機陰影籠罩之下。面對萎靡的經濟形勢及嚴峻的債務狀況，歐洲方面不得不采取貨幣刺激政策與財政救助措施雙管齊下的方法試圖扭轉局勢，但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和救助機制只是緩解歐債危機的外部因素，徹底的結構性改革才是解決歐債危機的關鍵所在。歐元區各大經濟體狀況迥異，但又處于同一貨幣聯盟，假設沒有某種形式干預，貨幣聯盟將無以為繼，而這種干預需要歐央行實施。2024年，歐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甚至“超范圍〞行權。一是長期再融資方案〔LTRO〕。歐債危機導致大量投資撤出歐洲，債務國政府及銀行融資本錢飆升，導致歐洲銀行業陷入融資難—惜貸—流動性差—融資難的惡性循環，企業及家庭難以貸款，大量歐洲銀行依靠央行借貸維持流動性。因此，歐央行分別于2024年12月21日及2024年2月29日提出兩輪三年期LTRO，共涉及一萬三千余家歐洲銀行、1萬億歐元貸款。歐央行希望銀行獲得低息長期貸款后可購置高息債務國國債，從而通過套利利息差獲利。此舉可補充歐洲銀行業流動性，并可提高市場對主權債務國國債認購率，從而降低歐央行直接購置債務國國債現金壓力。此外，歐央行通過LTRO放貸金額越高，投資者風險偏好就越強，高風險資產價格就會上漲。因此，連續兩輪超過1萬億歐元的LTRO有助于緩和銀行業融資憂慮，提升投資者風險偏好，振興歐元區外圍國家債務市場，穩定歐元區金融市場。但LTRO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能將其推后。首先，銀行并沒有義務利用LTRO提供的資金購置主權債券；其次，即使銀行購置問題國家國債，也無法解決歐洲主權債務自身的可持續性問題。相反，歐央行需滿足如此多銀行的大規模融資需求，證明歐洲銀行業依然面臨困境；第三，銀行信貸緊縮并未緩解。歐洲數百家銀行目前僅有賴歐央行干預而得以存活，其已因持有大量有毒債務而資不抵債，對實體經濟支持不大。二是降息。2024年中旬，經濟狀況低迷加之通脹壓力保持溫和、通脹預期受到抑制促使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宣布其上任后的第三次降息。雖然新利率甫一實施，歐洲銀行業在歐央行隔夜存款機制中存入的資金數額即由8085.16億歐元降至3249.31億歐元，為2024年12月21日以來最低，但銀行只是將5000億歐元現金從歐央行的存款工具中取出并轉入其在歐央行中的經常賬戶，并無跡象說明其利用此資金提供更多貸款或購置因主權債務危機而遭受重創的歐元區國家債券。此后，雖然歐央行高管屢次暗示將進一步降息，且不排除將隔夜存款利率降至負值，而與美、日相比歐央行確實仍有下調利率空間，但降息并不能解決市場對主權國家和銀行業融資能力缺乏信心的問題。三是直接貨幣交易方案〔OMT〕。2024年9月6日，由于歐元區經濟增長疲軟，金融市場持續緊張，且金融市場壓力將加劇經濟增長和通脹兩方面的不平衡狀況，歐央行決定啟動OMT。OMT方案的實質是中央銀行承諾在必要時將以無限火力對主權債務市場進行干預，以起到穩定金融體系、改善貨幣政策傳導的作用，這意味著在危機進一步惡化時歐央行將不會因不能進行貨幣融資的桎梏而不作為。相較于此前一系列行動，OMT方案更強有力，說明歐央行在扮演成員國主權債市場最后貸款人的角色方面邁出了積極和重要的一步。其未來很可能會取得顯著效果，甚至為最終解決歐債危機打下根底。但是，OMT方案終究只是短期措施，而非終極解決方案，原因如下：第一，歐元問題始終是歐元區治理結構問題，如不能有效構筑統一的財政聯盟進而政治聯盟，各國家不能讓渡相當局部政治主權的話，歐元不穩定性將會持續；第二，OMT客觀上保護了財政紀律松弛的國家，而財政自律又是歐元賴以存在的制度根底，因此，長期看OMT將導致歐元區各方理念上的嚴重沖突。而在財政救助措施方面，一是希臘獲得多輪財政救助。作為歐債危機的發源地與核心國家之一，希臘被批準獲得1300億歐元援助資金及多輪債務減免。但一輪又一輪的財政救助僅能對希臘債務危機起到緩解作用，無法從根本上幫助其解決問題。首先，協議更多是從技術層面上延緩債務危機，維持現狀，防止無序違約。但如何使希臘重新實現經濟增長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其次，協議均要求希臘采取極為苛刻的手段實施緊縮措施，將是其恢復經濟增長的沉重枷鎖，而且希臘民眾也已無法諸多緊縮措施；第三，希臘政府在穩固財政和改革經濟方面屢次食言，導致外部援助條件愈發苛刻，今后能否在每次償債頂峰來臨前及時獲得援助值得疑心。二是ESM正式啟動。根據歐盟決議，ESM繞過政府直接救助銀行既不會增加政府負債，又不會附加改革條件，防止了政府主權信用惡化。同時ESM還將放棄“優先求償權〞，可極大安撫市場信心，有力緩解歐元區銀行業危機，為在歐元區開創最終貸款人制度奠定堅實根底。而且，ESM可直接在一級和二級市場購置重債國國債以壓低其融資本錢也有助于穩定受援國市場信心，防止資金外流引發銀行危機。三是金融交易稅獲準設立。2024年法國、德國、比利時等歐盟11個成員國獲準設立金融交易稅。這11個國家GDP約占歐元區GDP的90%。金融交易稅具有雙刃劍效應。從正面來看，首先，金融交易稅有助于抑制金融市場的投機行為；其次，由于金融交易稅是對金融業這一高度盈利且日益投機的行業征稅，因此具有“劫富濟貧〞的性質，可為公共利益籌集大量資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歐元區財政困境；第三，征收金融交易稅符合新興經濟體的利益。金融危機之后，國際熱錢紛紛涌入新興市場，不僅推高了通脹水平，加劇了資產泡沫，還引發了本幣升值，加大了宏觀調控難度。因此，新興經濟體普遍支持對跨境資本流動進行必要管制。從負面來看，金融交易稅可能會促使金融機構將交易活動轉移到沒有金融交易稅的歐洲國家，從而破壞歐盟單一市場，惡化歐元區的金融分化現象。在最重要的結構性改革方面最大的成就即為成立銀行業聯盟。在歐債危機的系統性解決框架中，銀行業聯盟具有起承轉合的重要性，因為歐債危機存在一個“實體經濟—銀行業—主權債務〞的惡性循環，構建銀行業聯盟的要義之一就是切斷銀行業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之間的惡性循環，將有效地強化歐盟的銀行體系，恢復市場對銀行業的信心，促進就業增長。而且，隨著2024年銀行業單一監管機制法律框架的建立，金融一體化已經是一個執行層面的問題。今后歐洲一體化的主導議題將正式過渡到“財政一體化〞。日本金融形勢評論經濟根本面方面，受全球需求疲軟和強勢日元拖累，2024年日本經濟高開低走，春季開始經濟形勢顯現出惡化跡象。下半年中日釣魚島爭端更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日本政府與日本央行推出多輪財政刺激措施及寬松貨幣政策，但收效甚微。宏觀層面看，持續的通貨緊縮、由出口萎靡導致的經常賬戶赤字、不可持續的債務和財政問題及日益老齡化的人口結構都說明日本經濟前景陷入了極其復雜的局面。具體來看，在歐債危機陰云不散，新興市場經濟增長放慢、尤其是中國經濟放緩的大背景下，加之與中國外交糾紛對出口造成傷害，日本經濟飽受沖擊，由日本大地震重建需求支撐的內需也逐漸開始受到外需惡化影響，出口和工業產出已經下滑，制造業固定投資已表現出疲軟跡象，購車補貼政策的到期那么進一步削弱了國內需求。日本內閣府數據顯示，2024年一季度日本經濟較為強勁，實際GDP環比增長1.3%，折算年率增長5.5%。但二季度增速即由正轉負，環比萎縮0.03%，折算年率萎縮0.1%，三季度更是環比下滑0.9%，折算年率大幅下降3.5%，為過去15年中日本第五次陷入衰退。實體經濟方面，MarkitEconomics數據顯示，2024年日本制造業PMI經過前半年的擴張階段后，進入6月份開始步入萎縮泥潭，且形勢不斷惡化，11月季調后制造業PMI降至46.5，萎縮速度創19個月來最快。日本財務省數據顯示，2024年1～11月日本僅有兩個月實現貿易順差，最高順差額僅為617億日元。而其余9個月均為貿易逆差，最大逆差額為14750億日元，創最大單月逆差紀錄。而四季度帶動日本出口下滑的主因是中日釣魚島爭端導致該國對華出口水平下滑。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但2024年10月份、11月份日本對華出口分別同比大幅下滑11.6%、14.5%。釣魚島事件后中日之間多年的“政冷經熱〞轉為“政冷經冷〞，中國國內反日情緒高漲，加之中國廉價勞動力資源不斷減少，日本企業擁有國內銀行更廉價的資金支持，致使日本國內主張“去中國化〞、進軍東南亞的呼聲漸漲，日企撤離中國市場和減少在華投資力度的動向更加明顯。日本財務省數據顯示，2024年度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直接投資金額環比增加2.4倍，達1.5萬億日元，而對華直接投資僅1萬億日元，為連續2年出現“對東南亞投資超過對華〞現象；2024年4-6月，日本對東南亞投資同比增加4成，達3800億日元；7～8月直接投資金額也達1800億日元，超過對華投資的1500億日元；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24年10月份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實際到位金額4.6億美元，同比大幅減少32.4%。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已由最初的加工制造業擴大到汽車制造業和商業、餐飲業，投資國家集中在印尼、越南、泰國和菲律賓。但由于東南亞各國普遍存在政局動亂、勞資糾紛和貪污腐敗等問題，主張制造業回歸日本國內的聲音也日漸強烈，所以局部日企還將高附加值產品轉回國內生產。此外，日本還試圖擺脫對中國稀土的依賴。日本經濟產業省數據顯示，2024年日本進口稀土中約90%來自中國，目前該比重已降至70%。日本政府和企業目前正加緊與印度、馬來西亞、哈薩克斯坦及北美各國合作，確保稀土資源供給。但是，“去中國化〞將是個漫長過程，且將消耗巨大本錢。中國不僅是世界工廠，也已成為非常重要的市場。對日企經營者來說，中國依然是其最成熟的生產基地及最重要的市場之一，真正擺脫對中國經濟的依賴，撤出中國市場在現階段并不現實。除下半年經濟形勢萎靡外，日本還面臨兩大問題：一是日元升值陰云不散，二是通縮態勢頑固。2024年2月份日本央行采用1%的通脹目標說明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堅決地致力于恢復一定水平的通脹、對抗通縮。但2024年1～5月日本全國CPI年率及核心CPI年率尚可根本保持正增長，進入6月份后那么根本轉為負增長，說明日本仍未擺脫通縮頑疾。經濟形勢萎靡加之日元升值、通縮頑固迫使日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