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好臨床合理用藥的最后一關——藥師需要認清法律賦予的權利與責任有權拒絕為不合理處方調配衛生部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處方管理辦法》第五章第三十六條中規定：“藥師發現嚴重不合理用藥或者用藥錯誤，應當拒絕調劑，及時告知處方醫師，并應當記錄，按照有關規定報告。”由此可以看出，《處方管理辦法》規定藥師可以拒絕調劑嚴重不合理用藥或者用藥錯誤的處方，藥師的調配權在法律上得到了認可。然而，北京大學第三醫院藥劑科張曉樂主任告訴記者，在臨床實際操作中，還有相當多的藥師對行使這一權利缺乏應有的重視，對由此帶來的對處方進行審核并保障臨床合理用藥的責任更沒有壓力感。很多藥師的思想還停留在只要做到“照方發藥”就算盡到職責了，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和責任，這是完全錯誤的。張曉樂說：“《處方管理辦法》中已有明確規定：醫生具有處方權，沒有調配權；藥師則有調配權，沒有處方權。實際上，醫院在為患者進行藥物治療的過程和行為中，藥師與醫生需要共同保證藥物治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所以醫生與藥師的關系即是相互合作的，又是互相監督、制約的。”《處方管理辦法》中規定，藥師在審核醫生處方的時候，一旦發現處方中存在不合理用藥的地方，或處方中的藥物有配伍禁忌，那么藥師就應該主動與醫生進行溝通、商榷，請醫生重新簽字，確認處方無誤后，藥師才可以把藥品發給患者。“但是另一方面，”張曉樂強調說，“如果處方中出現了明顯的用藥錯誤，或者藥品說明書中標明了患者屬于該藥的禁忌范圍（如對兒童、妊娠或老年人等禁忌），是不能調配該藥的，這個時候藥師就應該堅持自己的原則。如果因此與醫生出現了矛盾，藥師應該明白《處方管理辦法》是國家頒布的法規，該法規賦予了藥師有‘拒絕調配’的權利，我們就必須把握住。”張曉樂還指出，藥師在行使“拒絕調配”這一權力時，應該有理有據，應該審時度勢。他說：“例如，出于搶救生命的需要，藥品說明書中雖然規定了兒童應該禁用，但由于藥品的用途已不再是一般性疾病的治療，此時藥師還是應該‘放行’的。因為，此時‘兒童禁用’或‘孕婦禁用’相比搶救生命來說，就顯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對此，張曉樂解釋說：“這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藥師對安全用藥最后這道關應該怎么把，其實是有很大難度的。因為，藥師不僅有拒絕調配的權利，還必須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在臨床一般情況下，藥師遇到藥品說明書要求“慎用”的情況時，可以請醫生二次簽字確認，并對患者進行提醒后，就可以將藥物調配出去；對于醫生用藥嚴重違背說明書的處方，如屬于禁忌證范圍，藥師就可以拒絕調配；而在特殊情況下，如為了搶救生命，即使在禁忌的情況下，藥師也應考慮給予調配。當然，此時處方上應該有所說明或備注。對錯誤用藥擔主要責任張曉樂說：“藥師的職責不僅僅是醫生處方開了什么藥就發什么藥，藥師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責任就是要審核處方的合理性，把好臨床合理用藥的最后一關。如果藥師不能做到這點，我們也就不必非要具有藥學專業技術的人來從事處方調劑工作了，因為隨便找來一個高中生就可以學會照方抓藥，而記住各類藥品的擺放位置也不需要多長時間。藥師的專業價值體現就應該在審方中，體現在安全用藥、合理用藥中。”張曉樂指出，《處方管理辦法》即賦予了藥師一定的權利，又要求藥師承擔起一定的責任，藥師只有敢于挑起這一重擔，才能發揮出自身的作用，才能夠體現藥師真正的地位和價值。如果藥品經藥師的手發放出去后，一旦由于用藥錯誤而導致患者受到了損害，盡管處方并非由藥師開出，然而在通常情況下，藥師卻必須承擔主要的責任。這在法律上是有判例的：某家醫院請來另外一家大醫院的專家進行會診，專家會診后開了一種靜脈輸液的藥。該藥的用法應該是每周1次，每次靜脈點滴1毫克，而專家卻筆誤寫成了10毫克/每次。在調劑的時候，該院藥師發現了這個藥的劑量有問題，明顯超出了說明書規定的范圍。但由于處方是非本院醫生所開藥物，這名藥師雖然有疑問，卻無法找到這位專家詢問。藥師想到開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