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東學術述論

浙東學術基本上可以概括為五個領域：哲學、經絡、歷史、自然科學和佛教，這為各個領域都做出了重大貢獻。中國古代的哲學,是從經學中演繹出來的,而古人又往往經史兼通,因此在概述時可能一人兼述之。此外,上文(見本刊2003年第3期)已有說明的,除非必要,這里不再重復。一、哲學在哲學上除上文所述三大學派外,還有好些重要學者。1.宋明州道和周司法有學慶歷為北宋仁宗年號。全祖望說:“慶歷之際,學統四起,……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宋元學案·士劉諸儒學案》)這里指唐五代時儒學衰落后的復興,所說“學統”指儒學學統。北宋慶歷時,在明州有慈溪人楊適和杜醇,鄞縣人王致、王說和奉化人樓郁(后遷月湖),人稱“慶歷五先生”。他們的特點是研究經學而不墨守漢儒對六經的訓釋;反對佛道,提倡經書有用之學;隱居故里,不求做官,道德高尚;大多在郡學和縣學中任教,弟子眾多,他們與開宋理學之先的周敦頤幾乎處于同時,可以說是宋浙東明州儒學的先驅者,可惜他們的著作早佚,我們無法知道他們的思想內容。但從全祖望所說樓郁“學以究理為先”(同上)來探測,可知他們起了“篳路藍縷,用啟山林”(同上)的宋學先行者作用。2.黃震和王應麟的哲學思想黃宗羲說,“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楊簡)、袁(袁燮)。”(《宋元學案·靜清學案》)心學獨盛。可是到了宋末,開始出現由陸學轉向朱學的學者,史蒙卿和黃震都是最早的明州朱熹學派的人物。史蒙卿(1247-1306)字景正,號果齋。宋亡,自號靜清居士,所著有《果齋訓語》。全祖望在《靜清書院記》中說:“朱學之行于吾鄉也,自靜清始。”然而,史蒙卿雖然“每教學者,以朱子日用自警詩揭于座右。”(《宋元學案·靜清學案》但他并沒有完全離開陸九淵心學的原則,說:“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他與朱熹一樣主張“究理”,但對“理”的解釋與朱熹的“即物究理”不同,是窮“渾然于吾心”的天理。可以說他是會通朱陸最早的學者之一。黃震(1213-?)字東發,學者稱于越先生,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所著有《黃氏日抄》、《古今紀要》、《戊辰史傳》及已佚的《仰天遺草》等。全祖望說,史蒙卿由陸宗朱時,“當時只輪孤翼,莫之應和,而黃提刑東發出焉,遂稍之盛。”(《靜清書院記》)可以說,朱學在四明之盛,始于黃震。黃宗羲說:“四明之傳朱氏者,東發為最。”(《宋元學案·東發學案》)“盛”與“最”二字。說明黃震作為朱熹理學的繼承者和代表者,其貢獻大于史蒙卿。黃震繼承朱熹的“天理”無所不在的思想,認為“理本無所不包”(《日抄·讀葉水心文集》)。但他對朱熹的學說作了修正,朱熹認為“理在事先”,“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朱子語類》卷一),理可獨立于天地之外而存在。黃震卻認為:“粲然于天地間者,皆理也。”批評理“超出天地之外”的觀點為:“可怪也”(《日抄·讀抱樸子》)。他稱贊朱熹的格物說和主敬說,但修正朱熹的圣人可以“生而知之”的觀點,主張“圣人亦與人同耳”,(《日抄·讀論語》)是學而知之。他在道德修養反復強調“躬行”(同上書《余姚縣講義》)。所以黃震雖然學宗朱熹,但是有修正朱學的思想風格。王應麟(1223-1296)字伯厚,號深寧,學者稱厚齋先生,鄞縣人。著作宏富,有《玉海》,《困學紀聞》、《玉堂類稿》、《詩考》、《漢藝文志考證》、《深寧集》等。王應麟的哲學思想來自多方面,受楊簡心學、朱熹理學、葉適事功之學、蘇軾史學、張載關學和呂祖謙金華之學的多種影響。正如全祖望所說:“深寧論學,蓋亦兼取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呂祖謙)。”(《宋元學案·深寧學案》)從文獻之學即史學來說,師法東萊,但從哲學來說,則多師法楊簡,他提出:“萬古一道,萬化一心。仁,人心也,人者天地之心也。”(《深寧文集·慈湖書院記》)又說,以仁為心,則“天在我矣”(《困學記聞·孟子》)。楊簡的影響是顯著的。3.黃潤玉的哲學思想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號遜志,學者稱“正學先生”,明初寧海人。因拒為明成祖寫即位詔書,被磔死,明后期獲寬宥,追謚“文正”,有《遜志齋集》。方孝孺學宗朱熹,說:“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為學者。”(《遜志齋集·贈盧信道序》)強調道德修養的“正心”方法,而正心在于“持敬”,“寡欲”等的內省工夫。但他認為學者不僅僅內省就可以了,應知經世治事的重要。自南宋末年至元代,程朱理學被定為官學,朱學開始僵化,只空讀而不務實,方孝孺對經世治事的思考,反映了他對朱學前途的憂慮。他還激烈批判佛道思想,駁斥人死為鬼的輪回說,在中國古代無神論史上占有一定地位。黃宗羲評他在明代學術史上的地位為:“有明之學祖”(《明儒學案·師說·方正學孝孺》)黃潤玉(1389-1477)字孟清,號南山,鄞縣人,所著有《海涵萬象錄》、《經書解注》等。黃潤玉的哲學出于朱學而不完全同于朱學。朱熹的基本觀點是:“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讀大紀》《文集》卷七十)天地是理派生的。但黃潤玉的觀點又不同:“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發,任其氣化自然也。”天地是物質的微粒“氣”組成的。最后,黃潤玉又提出:“萬物皆備于我,物理具于吾心也”這與朱熹大不相同,屬于心學的觀點。黃潤玉似乎是明代哲學從朱熹理學走向陽明心學的橋梁。(以上所引黃潤玉話,皆見《明儒學案·督學黃南山先生潤玉》)所以全祖望在《橫溪南山書院記》中說,黃潤玉“實開新建(王陽明)之先”。(《鮚埼亭集外編》)明代,在寧波還有一位與王陽明同時代的張邦奇,晚年受王陽陽明影響,從事于“為己之功,以涵養為事”的道德修養之學,但他墨守“六經”和程朱理學,并指責王陽明的經學“糟粕六經,屏程、朱諸子之說,置而不用”。(《明儒學案·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在思想上沒有什么創見,這里不贅。清初,慈溪人潘平格(字用微,生卒年不詳),是一位有重大思想影響的哲學家。他在明末從事于程朱之學以及王陽明和王門重要弟子羅汝芳之學。明亡后,思想上發生激烈變化,認為理學家都夾雜佛道思想,提出:“朱子道、陸子禪”,宋以來的大儒都是一群僧道的驚世駭俗言論,從而提出滅氣、滅心、滅體以“求仁”為宗旨的哲學思想。他曾到江蘇昆山和寧波講學,先后受歸玄塨、黃宗羲的激烈批駁。但甬上證人書院確有少數人離開黃宗羲而追隨他。黃宗羲的重要弟子鄭梁和萬斯同,對他的思想也大為傾倒。他的思想與關中的顏元有不謀而合之處,因而受到顏元弟子李的高度評價,其所著今僅存《求仁錄輯要》一種。(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三章、《黃梨洲》)。二、周予同學,李立夫,清主、陳立溪,清孔人寧波的經學始于三國,在清代的經學中也出現了一些有影響的人物。1.虞翻(164-233)字仲翔,三國余姚人。著有《易注》及《論語》、《國語》等訓注十余種。他精于《易》學,為當時《易》學大家。他不同于王弼的《易》義理學派,屬于東漢孟喜、焦延壽、京房一系的《易》災異學派,以每一卦演為六十四卦,并將魏伯陽的《參同契》引入《易》學。他的《易注》雖佚,但唐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引用了他的《易注》,后來清代的張惠言據此予以修補,作《周易虞氏義》、《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禮》三書。所以日人李田成之作《中國經學史》(上海書店出版),說:“從《左傳》筮以來的漢《易》,寧說是由鄭玄、虞翻而被保存更被發展的。”2.楊守陳(1425-1489)字維新,號晉庵,謚文懿,學者稱鏡川先生。明經史學者。曾預修《元通鑒綱目》,及《憲宗實錄》,任副總裁。所著有《諸經私鈔》及《楊文懿公集》。楊守陳的學術貢獻主要在經學。自宋代開始出現疑經思潮后,至明代而愈盛,楊守陳不僅疑經,也疑宋人對經的傳注,自稱:“不敢信世俗之訛本,必求圣賢之真者”。(《楊文懿公集·私鈔解》)全祖望對他的經學評價頗高,說:“其胸中精思深造,以求自得,不隨聲依嚮以為茍同。至其所著《諸經私鈔》,吐棄先儒箋疏,則于草廬(元學者吳澄,其學術兼收并蓄,不墨守一家)更過之。蓋公但質諸心之所安,因非好奇以眩俗也。”(《鮚埼亭集外編·城北鏡川書院記》)周予同先生將疑經學派分為朱熹的歸納派和陸九淵的演繹派(見《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第220頁)楊守陳的經學,似是從明初的歸納派向明中葉王陽明的演繹派過渡時期的經學,在經學史上是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3.黃宗炎(1616-1686)字晦木,一字立溪,學者稱“鷓鴣先生”,黃宗羲之弟。他精于《易》學,所著有《周易象辭》二十一卷,附《周易尋門余論》二卷,又《易學辨感》一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他治《易》,“發前人所未發”,“頗有根據”,“能得文解之意”,評價頗高。為什么這樣說?因為黃宗炎在《易》學中最重要貢獻,在于指出北宋理學開創者周敦頤的重要著作《太極圖說》,并非如朱熹所說為他所獨創。在黃宗炎前,也有個別人指出此《圖》來源于道家,黃宗炎則以詳盡的分析,指出周敦頤如何把道士修煉用的《太極先天圖》改變為他自己論述天地人物生成的《太極圖》。其后,毛奇齡作《太極圖說遺議》、胡渭作《易圖明辨》,也對此作了探討,說明黃宗炎的觀點的正確和卓識。黃宗炎不僅解決了《易》學中這一歷史公案,而且可以說因而揭開了明末清前期對理學批判的序幕。4.萬經(1659-1741)字授一,號九沙,萬斯大子。他少年時旁聽過甬上證人書院,因此他的經史之學多得之于其父及叔伯輩。全祖望在《提督貴州學政翰林院編修九沙萬公神道碑銘》中說,萬經的經學受《三禮》說于萬斯大及萬斯同,受《春秋》說于萬斯大,受《易》說于伯父萬斯禎,受《尚書》說于其從兄萬言,又受辟佛說于伯父萬斯選,其史學則受于萬斯同及萬言。他晚年又增補了萬斯大的《禮記集解》和關于《春秋》的著作,整理了萬言的《尚書說》,續纂他的《明史舉要》,重修萬斯同的《列代紀年》,還重輯自己的《分隸偶存》。萬經可以說是浙東學派經史之學的嫡傳,可惜他的著作很多已佚,其經學尚未有人研究。5.黃式三、黃以周父子,都是定海人。清時,定海屬寧波府。黃氏父子是晚清浙東著名經史學家,章炳麟將他們歸屬于清浙東學派。黃式三(1781-1862)字薇香,號儆居。所著《儆居遺書》內有《易釋》、《尚書啟象》、《春秋釋》、《論語后案》、《周季編略》等,而以《周季編略》為最重要。此外,尚有《詩叢說》等有關《詩經》研究文三種。黃以周(1828-1899)初名以同,字經纂,后改字玄同,號儆季,晚更號哉生。所著有《周易·十翼后錄》、《經義通詁》、《禮書通故》、《儆季雜著》、《讀書小記》、《史說略》等多種,而以《禮書通故》最為著名。他與俞樾、孫治讓并稱晚清浙東三大師。黃氏父子服贗黃宗羲及萬斯大,黃以周在與俞樾書中說:“吾郡萬充宗”(萬斯大)、“我黎州先生”,又說:“以周服贗鄉先賢書有年矣。”他們研究《禮》學,在于探求“治平之要道”(《儆季文鈔·答周官問》),章炳麟可能據以認黃氏父子為浙東學派成員。但是,黃宗羲、萬斯大、萬斯同研究《禮》,實是“以復古為解放”(引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語),他們從明亡的教訓和清初實行的殘暴政策,試圖從古代禮制中探討一套合理的政治制度,如萬斯大說他學習六經發現古代“帝王制度約略可考。”(《學禮質疑自序》)但在黃氏父子時期,西方的制度思想(如立憲制等)已傳入,如還想復上古禮制,實際上是對西方文化的抵制,如黃以周批評西學“鑿智斫性”,認為謹守六經教導,則“人才自出,國家可興。”他們反對漢宋門戶之見,這是與時俱進,可是卻保持朱陸門戶之見(見王逸明等編《定海黃式三黃以周年譜稿》第37頁至38頁),那就有不足之處了。陳訓慈先生在《清代浙東之史學》九《定海黃氏父子對古史之貢獻》中雖然說他們“治學篤行、隱然若承浙東史學之墜緒焉。”但在后面又說:“故定海黃氏父子,已近于考證學風之流裔,而與浙東傳統文化略異。”他晚年說到,楊菊廷先生生前曾向他指出黃氏父子不能歸于浙東學派,他接受了楊先生的意見。所以黃氏父子應否屬浙東學派,是可以討論的。6.徐時棟(1814-1873)字定宇,一字園叔,人稱柳泉先生。寧波自全祖望、邵晉涵后,浙東學術衰而不振,黃氏父子和徐時棟出,才稍振墜緒。徐氏的學術主要在經學,所著有《尚書逸湯誓記》、《三太誓考》、《詩音通》、《山中學詩記》、《春秋規萬》、《召誥解》、《毛氏舜典補亡駁義》、《四書毛說駁正》、《煙嶼樓經說》等,都有獨到創見。此外,尚有《新校廣平學案》、《徐偃王志》等史著。他的弟子董沛說他:“覃思精詣,治經有心得,不傍漢,不徇宋。常主先秦之書以平眾難,故不蹈近人墨守之弊。”但又說他:“援據古訓,本漢經師之家法。”(董沛《徐先生墓表》見《續碑傳集》)但他的經學以考證為主,從內容和學風上看,不屬于清浙東學派,當屬于乾嘉考證學派的流派。三、寧波人的《志》1.虞預(285-340)字叔寧,本名茂,東晉余姚人。所著有《晉書》一卷,為唐初流行的十八家《晉書》之一,此書為紀傳體,但極簡略。尚有《會稽典錄》二卷。2.虞世南(558-638)字伯施,余姚人,因深得唐太宗器重,常應召入宮討論歷代帝王的成敗得失,他據以整理成書,寫成問答體的《帝王略論》一書,惜今僅存五十八篇。所著尚有《書旨述》、《觀學篇》、《筆髓論》等。有《虞秘監集》四卷行世,并有《北堂書鈔》160卷,為國內現存的第一部類書。《帝王略論》分事略與評論兩部分,充分運用了歷史比較法,在比較中評論。既強調帝王的才略和道德,又注重其施行的政治措施和文功武德,對帝王提出了“量”、“才”、“德”的標準,在史學上頗有創見。3.王應麟。王應麟的學術貢獻主要在史學上,以輯佚、考評、匯編及引征廣博為其特點。如所著《通鑒地理通釋》,考證精確,援據浩瀚。又如《漢制考》,以六經為主,匯集漢唐注疏,引征史文,詳為箋釋,以補兩漢史志制度之疏略,為研究漢代重要制度的參考書。他匯編的最重要類書為《玉海》,共二百卷,輯古今詩詞,文萃、歷史故事、諸子百家著作、歷史文獻,成語典故而成,內容涉及天文、歷法、地理、帝系、禮儀、官制、兵制、學校、選舉、食貨、朝貢等等二十一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此書:“引征經史子集,百家傳記,無不賅具,而宋一代掌故,率本諸實錄、國史、日歷,尤為后來史志所未詳。”此書為研究宋史第一手資料。王應麟不愧為一位文獻學大師。4.袁桷(1266-1327)字伯長,號清容居士,鄞縣人。王應麟弟子。寧波古代早有輿地志之作,最早為《四明圖志》,修于唐或北宋初、北宋尚有《祥符明州圖經》和《大觀明州圖經》,可惜上述諸書已佚。目前所存《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開慶四明續志》都修于南宋,但作者都非明州人。以寧波人修寧波地方志,則以袁桷所修《延祐四明志》為第一本,“延祐”為元仁宗年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贊此書:“條例簡明,最有體要”,又說:“<志>中考核精審,不支不濫,頗有良史之風。”此后,寧波人修寧波志的代有其人,主要有明張時徹的《嘉靖寧波府志》,清萬斯選、萬斯同、趙時赟合纂的《康熙寧波府志》(據說文革前尚有,現已佚),左臣黃、姚宗京合纂的另一本《康熙寧波府志》、蔣學鏞纂《乾隆鄞志稿》,萬經纂《雍正寧波府志》,徐時棟、董沛纂《光緒鄞縣志》等等。5.陳檉(?-1369)奉化人,元史學家,所著有《通鑒續編》。他認為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都終于五代,不及宋代,因作《續編》,除上及盤古外,下終于宋末昰、二王。自朱熹以后續《通鑒》的,他是第一人,不過他對宋史人物的褒貶,比較任意,對傳說也未予考證,是其美中不足。6.李文胤(1622-1680),后名鄴嗣,字杲堂,以字行。他與黃宗羲屬師友關系,為浙東學派人物之一,在甬上證人書院以文學著名。李杲堂晚年輯錄《甬上耆舊詩》三十卷,《四庫全書》著錄。寧波輯錄占代甬上詩文的,代有其人,如宋《鄞江集》,元王應麟的《四明文獻集》(二部已佚)。至明代更多,如鄭真《四明文獻集》,李本《四明文獻錄》、張時徹《四明風雅》……等等,但數量不大,源流也不完備,李文胤所輯,上自春秋,下至明萬歷,所錄詩作者四百三十人,詩三千余首。該書原四十卷,可能顧慮忌諱,后人僅出三十卷,為前所輯文獻中規模最大的,黃宗羲說他:“愍郡中文獻零落,仿遺山(元代元好問)《中州集》例,以詩為經,以傳為緯,集甬上耆舊詩,搜錄殘帙,心力俱枯。”(《南雷文定·李杲堂先生墓志銘》)后全祖望選輯《續甬上耆舊詩》,就是繼他未竟之業而擴充之。7.邵晉涵。他也是史學家,曾入四庫館任纂修官,負責史部,史部提要大多由他寫成,晚年任翰林院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官及國史館提調,為《萬壽盛典》、《八旗通志》及國史纂修官。他又為畢沅復審《續資治通鑒》。邵氏在史學上的主要貢獻在補修薛居正《舊五代史》。自歐陽修《新五代史》刊行,薛居正《舊五代史》漸湮沒。邵晉涵據《永樂大典》匯輯舊文,參考有關資料百余種,補以正文,附以注文,使《舊五代史》湮而復出,并有補充。8.董沛(1828-1895)字孟如,號覺軒,清末經史學家,寧波人。其經學著作有《韓詩箋》、《周官職方解》。但主要貢獻在史學,所著有《明州系年錄》、《兩浙令長考》、《甲丁鄉試同年錄》、《唐書方鎮表考證》、《竹書紀年拾遺》、《兩江靖寇錄》所編有《光緒鄞縣志》(接徐時棟)、《慈溪縣志》、《甬上明詩略》、《甬上詩話》、《四明清詩略》及《甬上宋元詩略》。其中《甬上宋元詩略》所錄詩作者,共凡二百八十余人,比李文胤《甬上耆舊詩》中的宋元詩人數多出八倍。董沛為徐時棟弟子,其學術當為清乾嘉學派的支流而有所變化。四、虞喜、黃宗等官的歷算之學寧波歷史上關于自科學的研究,主要有天文、歷法、數學、醫學等。醫學如宋代有宋氏婦科,明代有陸士逵傷科等等,但醫學著作流傳下來極少。本文主要談歷算之學。天文、歷法、數學三者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1.虞喜(281-356),東晉余姚人,其貢獻在于發現了歲差。由于太陽、月亮和行星的引力,地球自轉主軸方向不斷發生微小變化,使冬至點在恒星間位置逐漸西移,年每移動值稱“歲差”。西漢的劉歆、劉洪已注意到這一變化,但未意識到這一變化對歷法的影響。虞喜根據歷史記錄,予以計算,得出每50年西移一度(365年)的歲差值,相當于現今77.5年差一度。這不僅是我國天文歷法史上的一大發現,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次。2.樓(生卒年不詳)元慶元人。精通歷法。當時,我國古代傳統的天文儀器如漏壺、壺表、渾儀、渾象等已發展到高峰,并進行了五次大規模的恒星位置的觀察,其精確度比前有很大提高。樓經過自己家中設備的觀察,指出司天監測量日月運行與實際有差距,測量方法應該改正,舊方法不可再用。聽了他的議論,很多人不相信。后來郭守敬也發現了測量方法的錯誤,發明了《授時歷》,證明他有先見之明。據說樓每天深晚觀察天象,進行演算,有人還誤以為他在黑夜里計算自家的財寶。可惜他的著作已失傳。3.黃炳(1815-1893)字慰廷,號蔚亭,晚號翁,清末余姚縣人,黃宗羲六世孫。他繼承先祖黃宗羲、黃百家的歷算之學,為浙東學派在自然科學上的傳人。所著有《兩太捷算》、《麐史歷準》、《紫垣圜象赤道方平儀象》、《交食捷算》、《五緯捷算》、《歷學南》、《測繪章程》、《測地志要》等多種。他的歷算之學,吸取了德國傳教士戴進賢主編的《歷象考成》、黃宗羲的《西歷假如》的觀點,揚棄了丹麥第谷的本輪、均輪說,采取哥白尼的《日心說》(見《麐史歷準序》)。其《測地志要》一書,朝廷曾頒于各省,以供測量之用。他的歷算之學后人評價為:“獨能開風氣之先,遠紹五世以上之家學。”(《竹橋黃氏宗譜·列傳·翁先生》)晚年在寧波月湖辨志書院講學,任天算齋齋長,凡十余年,浙東學者受教者眾多,浙東天算之學,為全省第一。五、佛教1.明禮:“智”“善”寧波地區的佛教,以天臺宗和禪宗影響最大。天臺宗創于陳隋之間,地點在天臺。唐武宗“會昌法難”后,天臺宗一蹶不振。五代時,才在浙東中興。高麗人寶云義通法師至天臺學習天臺宗,將天臺宗傳入明州。他的弟子四明知禮創建了延慶寺,發展天臺教義,延慶寺成了中興天臺宗的根本道場。四明知禮(960-1028)字約言,俗姓金,鄞縣人。當時,在天臺宗內部對教義有不同觀點,引起了爭辯,分裂為山家、山外兩派。知禮是山家派的領導人,在辯論中他發展了天臺教義,取得了勝利,被尊為“四明尊者”。他的主要觀點如下:(一)由天臺宗開創者智的“一念三千”,發展為“性具三千”;(二)反對人的“一念心”為純凈無染的真心,主張妄心觀;(三)由智的“性具善惡”發展為“理惡性毒”;(四)提出“別理隨緣”的判教思想(參閱曾其海《天臺宗佛學導論》第六章)。知禮因而被后人尊為天臺十一祖。2.天童寺天童寺居民,事為主,觀念清晰,流程深刻,內涵廣泛,范圍廣泛禪宗原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為特色的。但到了北宋初,逐漸出現以文字弘教的“文字禪”。明州雪竇寺禪宗云門宗的著名禪師雪竇重顯法師(981-1053),以佛教公案,作《頌古百則》,辭藻華麗,文采飛揚,風靡一時。但究竟失去了禪宗“不立文字”的本色。南宋初,天童寺方丈禪宗曹洞宗的正覺宏智法師(1091-1157)為糾正這一風氣,提倡“默照禪”,其特點是用靜坐守寂來悟道。他作《默照銘》,開頭即說:“默默忘言,照照現前”,默然無言,才能觀照到佛的般若智慧。他又作《坐禪銘》,主張:“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與世事絕緣。南宋末年,天童寺的長翁如凈法師(1162-1228)發展了宏智的“默照禪”,主張只要打坐,連焚香、禮拜、念佛、修懺、看經都反對。他是日僧道元和尚的師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