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的詩論思想

包世臣（1775-1855）出生于安徽省涇縣。涇縣原為安武，老朋友稱其為“包安武”。他不僅是嘉道年間著名的思想家、慷慨熱情的愛國志士和經世致用的淵博學者,同時又是一位多才而勤奮的詩人、文學家和書法家。他一生創作了大量的散文、詩詞和書法作品,并探討過文學和書法的理論問題。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他的思想缺少認真、系統研究,據統計,至目前為止,研究他的文章僅10篇左右(1),而且在這些文章中,沒有一篇研究他的文藝思想及文學成就。本人不揣冒昧,擬就包世臣的文論、詩論及文學成就作一初步探討,不當之處,歡迎批評指正。一、墊充一法為上,這為“清”而言,以正當程序。請看,有以下幾個包世臣的文論著作主要收集在他的《藝舟雙楫》中。《藝舟雙楫》分“論文”和“論書”兩大部分,而在“論文”中他首先探討的是文法問題。他認為行文之法,有奇偶、疾徐、墊拽、繁復、順逆和集散六種,如果對此不甚明了,就很難于古人之文,測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詣之所極。所謂墊拽、繁復,指的是“回互之事”;順逆、集散,指的是“激射之事”;而奇偶、疾徐,則行于墊拽、繁復、順逆、集散之中。所以,只有回互、激射之法備,文之義才能隱而顯見。故此他指出,討論文章的體勢,應以奇偶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致為微妙。比如,他舉例道,《尚書》的用句,是雙意必偶,而單意則可奇可偶。如果說討論體勢應以奇偶為先,那么,討論氣格則莫如疾徐。因為文之盛在沉郁,文之妙在頓宕,而沉郁頓宕之機,操于疾徐。古文就多由疾徐組成,有徐而疾不為激,有疾而徐不為紆。“夫是以峻緩交得,而調和奏膚也。”包世臣進一步指出,討論體勢雖應以奇偶為先,而討論氣格雖莫如疾徐,但奇偶疾徐必行于墊拽、繁復、順逆、集散之中。首先就墊拽而言,因其立說之不足聳聽,故墊之使高;因其抒議之未能折服,故拽之使滿;“高則其落也峻,滿則其發也疾。”而墊之法,有上有下;拽之法,有正有反。其次就繁復來看,繁復雖與墊拽相需而成,但為用尤廣。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戰勝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這是繁。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不能窮之,這是復。再次就順逆而論,文勢之振在于用逆,文氣之厚在于用順。因此,順逆之于文,如陰陽之于五行,奇正之于攻守,其意義是十分重要的。至于集散,或以振綱領,或以爭關紐,或奇特形于比附,或指歸示于牽連,或錯出以表全神,或補述以完風裁,是故集則有勢有事,而散則有縱有橫。包世臣十分強調文法的重要意義。他指出:“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嚴。”只有“六法備具”,才稱得上是好的文章,這就像人莫不具備四體,但形質配合乖互,則貴賤妍丑分焉。所以,他要求人們對于文法要“精而至博,嚴而至通”(1)。他本人寫文章就特別講求文法。他還從文法的角度上對古文與時文進行了一番比較區別,他指出,唐以前無古文之名,北宋科舉業盛,名曰時文。而文之不以應科舉者,乃自目為古文。時文之法,局而隘;古文之法,峻而寬。寬則隨其意之所之,或大緬于法。所以言古文者必以法為主,只有以法為主,其言才會有序。所謂“有序”,也就是“使其言為吾所可言,所當言,又度受吾言者所可受,所當受,而后言之。”這也是古文與時文的根本區別所在。故此,他認為衡量一個人是否懂文、會文的標準,是看他能否“深求古人文法而以吾身入其中”。就為文能遵守文法而言,他認為近世桐城姚氏學派,其造詣實能別時文、古文之限界,所言信為“有序”(2)。除了強調為文必須嚴守文法,做到“其言有序”外,包世臣還特別強調必須“其言有物”。而且就“其言有序”和“其言有物”比較而言,他認為后者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因為文之盛在其言有物,文之成在其言有序,“無序而勉為有序之言,其既也可以至有序,無物而貌為有物之言,則其弊有不可勝說者。”(3)正是從為文必須“其言有物”這一思想出發,包世臣對宋明以來那些思想膚淺、內容貧乏,只為花卉風月、文人雅事,而很少涉及國計民生的文選提出了嚴厲批評。他要求人們為文要盡量“言事與記事”,并且就如何為“言事與記事”之文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認為言事之文必須先說清所事之條理原委,抉明正義,然后述現事之所以失,而條畫其補救之方;記事之文,必先表明緣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后述其本末,則是非明白,不惑將來。他還批評了那種認為只有大事才可為文,而小事則于文中不值一提的觀點,他指出“夫事無大小茍能明其始卒,究其義類,皆足以成至文”(1)。包世臣的“其言有物”的思想,實際上是他的文學經世主張的反映,包世臣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認為,“文字之教”的基本功能或主要功能是“成其俗”。因此,他主張文學家要介入社會,關心國計民生,“深思天下所化成者,求諸古,驗諸事,發諸文”,多寫一些“救時指事之章”,多發一些“防患設機之論”,使人們能夠“觀其文以知俗,推其俗以知治”,從中得到一些“勸懲之方”和“補救之術”(2)。與“其言有物”思想相聯系,包世臣主張為文要“崇實”而反對“致飾”。他在《<揚州府志藝文類>序》一文中指出,既然“文字之教”的基本功能是“成其俗”,因此人們為文就應“崇實”,而不能“致飾”。“崇實”則“其文質樸,征嗜好之不華;其文清遂,驗習尚之不浮”。與“崇真”相反,“致飾”則“藻繢求麗,則緣情有歉;摭采務博,則窮理不真”。他甚至斥責“致飾”是“藻采雕繪之末技”(3)。他還提出為文要有新意,“不可落人窠臼”,尤其不能模仿抄襲前人,和前人的文章“雷同”。他批評為時一些人往往“尋繹前人名作,摘其徵疵,抑揚生議,以尊己見”的寫法,是“蠹生于木,而反食其木”(4)。為文怎樣才能有“新意”呢?包世臣認為,為文要有“新意”就必須“善學”,而“善學”的關鍵是“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努力實踐,刻苦學習。他借用別人的比喻說:為文就和種莊稼一樣,富人的莊稼,因其田美而多產,所以能食足而有余。田美而多,則可以輪耕,而地力得完;食足而有余,則種之常不后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其稼少稗而多實,久藏而不腐。為文又和游泳一樣,“南人日與水居,七歲而涉,十歲而浮,十五而沒。”南方人所以15歲即會潛水,是由于他們日與水居,深得游泳之道。如果“使北方之勇者,問于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則未嘗不溺”。為文也是如此。如果“不學而務求道”,那只好模仿抄襲前人,其結果就像“北方之學沒者”一樣被水淹死(5)。包世臣認為,為文只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才能寫出“新意”,才能成為好的文章,這是很有見地的。二、“待其以其為教”,不可言“以義未言”包世臣詩論的核心,是儒家的詩教原則。他在《韋君繡詩序》中寫道:“夫詩之為教,上以稱成功,盛德致形容,為后世法守;次乃明跡懷舊,陳盛衰所由,以致諷喻;下亦歌詠疾苦,有以驗風尚醇醨,而輕重其政刑。”(6)故此,他特別強調詩的教化作用,認為一首好詩可以奪造物之權,變人心之度,使寒燠必能操其舒慘,哀樂不能主其欣慼。他之所以大力提倡寫詩,并為朋友的詩集作序介紹,自己還“性癖于詩”,于問農、兵、刑、名諸學的同時寫詩上千首,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在他看來,“先王治世之大經,君子淑身之大法,必以禮樂,而禮壞樂崩,來自近古,端緒僅存,唯藉詩教。”盡管他也認識到“夫言詩教于今日難矣”,但他認為紀述必得其序,指斥必依其倫,這是禮;危苦者等其曲折,哀思者懷其舊俗,這是樂。“凡所以化下風上,言無罪而聞足戒者,今之詩不猶之古乎?”(7)依據儒家的詩教原則,包世臣認為,“詩之用有美有刺”,溫柔敦厚,意其主于美。但古今傳詩之用于美者什一二,而應制教、希恩澤、充羔雁不足與于詩教者居其大半,其他風云之月露體物即事之章句,茍有善者,亦必出于比物連類,以致寄托。儒家的圣人曾用“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來說詩,然則詩教殆寓于刺,因為詩義六而用在于風與興,一氣相感謂之風,微言諭志謂之興,而所以妙風與興之用者,則曰離合,曰隱顯。顯則與人以可見,隱則與人以可思。可思故無罪,可見故足戒。離合又所以妙隱顯之用,是因為隱顯之用彰,故其詞溫柔,故無罪,其旨敦厚,故足戒。己無罪而人足戒,且何愚之有?所以,“以此為教”,為教亦深,“其深者必于溫柔敦厚而不愚”。他并且指出,一個人如果對儒家的詩教原則不甚了解,就不足以為詩,甚至不可與言詩,用他的話說:“非其教深也,而言之實難。”(1)包世臣的上述觀點,尤其體現在他對《詩經》之體用的闡述上。他認為《詩經》之體用,曰四始,曰六義。體為作詩之本,用為作詩之法。四始體也,六義用也。故《毛詩·關睢序》以始始之,以義終之,而學者罕能通其學。學者所以不能通其學,一是誤于《史記》述夫子正樂之次,因舉《關睢》之亂以為風始,而以《鹿鳴》、《文王》、《清廟》為雅頌始者配為四,后儒遂援為四始之正訓;一是誤于以風雅頌為體裁之名,使六義止存三,而三經三緯之陋說以起。實際上,他指出,按序言后妃之德風之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所以序言強調,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者,未明《關睢》之詩,先有后妃之德,先王所以能風動天下,其原因是以后妃之德實始之,故曰風之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而復說之曰止乎禮義。由先王之澤,明風仍自上行,是故一國之事系于一人之本者,風之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雅之始;人君以盛德致成功,而可以告神明者,頌之始;達事變,懷舊俗,吟詠性情以風其上者,變之始;總而稱之為“四始”。他認為“四始”是詩之靈魂,不明乎此,就不能理解“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良苦用心。如果對此不能理解,又“安能言詩之為至哉”?至于“六義”,他指出也并非體裁之名,因為風之義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雅之義是“言王政之所由廢興”,頌之義是“述功德以告神”,故“風雅頌之于詩,其用與賦比與興同”,編詩者往往就詩中得其義之多者而別其名,但立義在詩先,定名在詩后,與后世賦物而名為賦是同樣的道理。盡管編詩者雖取風、雅、頌之名以名詩,然而實際上“六義”實多互見,而唯《關睢》為備。他認為,如果不明“六義”之用,也是不可“與言詩”的(2)。除了強調作詩要遵循儒家的詩教原則,充分發揮其教化社會的作用外,作為嘉道年間的重要詩人,包世臣還特別重視詩的藝術性。首先,他認為寫詩要直抒胸臆,“言為心聲”(3),自己怎樣想,就應怎樣寫,“觸景物而情有所寄”,反對矯揉造作,故弄玄虛,言心不一。在他看來只有那些“直攄心意”或“微言相感以諭其志”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其次,他主張華實結合,樸質得宜,反對華而不實,濃詞麗藻,尤其反對“侈于聲色”。在《澹菊軒詩初稿序》中,他對“近世論詩,類以侔色揣聲為工,若其出于閨閣,則群詫以為奇”的現象提出了嚴厲批評,指出在先秦和漢魏時代,人們寫詩是為言志,并不過于追求聲色,只是到南朝,因“漢魏既遠”,專取詞藻,到了有唐,才“力窮聲調”,從此“侔色揣聲之業以日盛,至以詩為羔雁,而聲色之外殆于無詩矣”(4)。在他看來,寫詩應“沉郁而不激詭,清迥而不促數”(5)。第三,他雖然反對“侈于聲色”,反對“以排比靡麗為工”,但并不反對韻律,認為寫詩要講求平仄,要“求頓挫悠揚,以鬯目送手揮之旨”。是故,他盡管對南朝詩人“專取詞藻”提出了批評,然而對陸機、謝靈運的詩還是很推崇的。在答好朋友張琦的信中,它不同意張“專推阮、陶”,而認為還應“兼崇陸、謝”(6)。同時,他認為寫詩不能千篇一律,過于死板,而應“為境萬殊”,形式多樣,“或無端矗起,萬類驚心;或文外旁情,一縷彌布;或群流迸赴,而束以一峽;或一源下注,而散為眾派;或崖勒奔馬;或梁繞泛音。”(7)基于上述見解,包世臣將詩分成上、次、下三類,認為那些發倫類之淳漓,諷政治之得失,閭閻疾苦,由以上聞,云霄膏澤,于焉下究,言必有物的作品,是“其上也”;那些風云月露,文煥于天,山川草木,文交于地,憂愉欣戚,文成于人,于以發抒抑郁,陶寫襟懷,程其格式,平險分焉,是故氣盛者,至平流而多姿,勢健者,履險隘而不躓,氣以柔厚而盛,勢以壯密而健,風裁既明,興會悠暢,故其所作,直攄胸臆,遂感心神,日選常言,彌彰新色的作品,是“其次也”。那些以形聲求工,倍犯為巧,排比故實,以多為貴,搜羅隱僻,以異為高,聊充筐篚之需,比于角抵之尚,雖臻綺麗風的作品,“斯下矣”(1)。包世臣還指出,作詩就免不了學習和借鑒前人,而“善學著”,必別其流;“善鑒者”,必辨其源。就詩的源流而言,他認為詩本合于陳思,而別于阮、陸,至李、杜而復合,既合而其本末遂分而不止,“此則同之微異者也。”在所有的魏晉南北朝隋唐詩人中,包世臣最推崇李白和杜甫,認為詩作為一門文學藝術,“極于李、杜,所謂一字一句,若奮若搏,彼建安詞人不得居其右者矣。”(2)包世臣還探討了詩與詞賦的關系問題。他認為詩是“微言相感,以諭其志”;詞是“意內而言外”;賦則是“古詩之流”;“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如果說詩與詞有“分疆劃界”的話,那么,“豈非以其觸景物而情有所寄,托于美人珍寶以為諷喻,雖本興之一義,而流弊有馴致乎”?他指出,詩自漢代分五、七雜言,迄唐代末溫柔敦厚之教蕩然無存,于是“倚聲乃出,其體異楚,俗襲詞名者蓋意內言外之遺聲也”。然其時流傳之章,委約微婉得騷人之意為多,與其詩大殊,因其引聲也細,其取義也切,細則故么而善感,切則故近而善入,乃至五代兩宋,其能者“并臻茲妙”。從此之后,“靡者沿流揚波而不知其本,俳諧謔浪以為能事。”(3)就詞的創作而言,包世臣指出,詞雖意內而言外,然意內不可強致,言外非學不成,是詞學得失可形論說者言外而已,言成則有聲,聲成則有色,聲色成而味出,三者具則足以盡言外之才。詞又稱“倚聲”,倚聲得者也有三:曰清、曰脆、曰澀。不脆則聲不成,脆而不清則膩,既脆又清但不澀則浮。在他看來在兩宋詞作家中,“屯田夢窗以不清傷風,淮海玉田以不澀傷格,清真白石則殆於兼之矣。”(4)三、《證據》的寫作過程包世臣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二是詩。他的文章大致可分為六類:一是政治文章,如《庚辰雜著》、《小倦游閣雜說》、《說儲》、《說保甲事宜》、《說學政事宜》、《論課程事宜》、《讀律說》、《議刑對》等;二是替別人寫的傳記、碑文和墓志銘,如《郭君傳》、《錢魯斯傳》、《皇祟祀名宦浙江余姚知縣張君行狀》、《張館陶墓志銘》等;三是給別人文集、詩集寫的序,如《齊物論齊文集序》、《樂山堂文鈔序》、《錢東湖詩序》、《方巖夫軫詩序》等;四是讀書札記,如《論史記六國表敘》、《書史記魏其武安傳后》、《讀亭林遺書》、《書東坡晁姚論后》、《蕭何功第一論》、《蒯通論》等;五是信函、說帖、條略、折子,如《上陶宮保書》、《答謝無錫書》、《南河善后事宜說帖》、《代議改淮鹽條略》、《代楊桂堂給事中上防折子》等;六是游記,如《娛園記》、《十畝園林記》等。包世臣思想敏捷,才情橫溢,其政論文章寫得恣意汪洋,氣勢磅礴,而又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層層推論,絲絲扣緊,說理嚴密,頗與戰國時的孟子、荀子、韓非和西漢時的賈誼的文風相近。同時代的姚柬之便認為:“倦翁之文,義本孟荀,筆得韓賈,體勢則兼漢魏唐宋,而尤近蘭臺。少事謹嚴,老彌健肆,一洗數百年門戶依傍之陋。”(5)如他專論漕務的《庚辰雜著三》起筆就寫道:“漕為天下之急務者,以其為官吏制藪也,貪吏之誅求良民,奸民之挾制貪吏,始而交征,終必交惡,關系政體者甚巨。”接著他筆鋒一轉,批駁了那些或以為“漕弊已極,情理實無善策”,或以為“州縣一年用度,取得于漕,故不能不縱之浮收勒折”,或以為“幫丁需索兌費,盈千壘萬,裁革此項則勢必誤運”等種種觀點,指出“凡此皆貪黷州縣造作言語,愚弄上司,以遂其朘民肥橐之私,而為之者或受其愚而不加省察,或利其賄而為之飾詞,以致浮勒日甚”。然后,他提出了自己整頓漕務、嚴禁勒索的措施和主張,并旁征博引反復論證自己的措施和主張的可行性。最后他警告當道,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徹底整頓漕務,“浮收勒扣,日增一日,竭民力以積眾怒”,那么“東南大患終必在此矣”(6)。由于這篇文章氣勢磅礴,有論有據,因此一時風靡全國,人們爭相傳抄,造成洛陽紙貴。其他如《說儲》、《小倦游閣雜說》等,也都深得讀者的好評。中國現代史上著名歷史學家柳詒徵就對包世臣的《說儲》評價甚高,專門寫了一篇《說儲跋》。包世臣的讀書札記也具有類似的特點,如他的《書史記魏其武安傳后》獨具匠心,以“或問”開篇:“或問史公傳魏其武安,既云魏其不知時變,灌夫無術,不遜相翼以成禍亂,又云武安貪貴好權,則曲直顯明,禍源昭著,而復繼以禍所從來者何謂也”?接著他答:“此自序之所謂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者也,蓋憂世之微言,而重斥外戚矣”。通過這一問一答,既點明了文章的主題思想,可使自己的立論具有了高屋建瓴之勢,然后圍繞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而被殺層層展開,反復討論,將漢代統治內部爭權奪利的斗爭揭露得淋漓盡致。再如他的《蒯通論》開篇就非同凡響:“世人多言漢高帝殺戮功臣,余觀高帝之不殺蒯通而決其不然也”。漢高帝為什么沒有殺戮功臣?包世臣通過蒯通與韓信、英布等人在西漢王朝建立過程中的功績以及漢初政治、軍事地位比較分析得出結論,殺戮功臣是呂后所為,而非高帝所為,呂后殺戮功臣的目的是為日后篡權掃清障礙。整篇文章邏輯嚴密,說理充分,文字質樸,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如果說他的政論文章和讀書札記以說理見長的話,那么,包世臣為別人寫的傳記、碑文和墓志銘則以情見長,表現了作者是非分明和強烈的愛憎。如他的《郭君傳》就遠非一般傳記文章可比,此文不僅深情地記述了治河專家郭大昌一生的坎坷經歷,對傳主博學多才,然而懷才不遇,滿腹治河良策卻不為當道采納重用,以致窮困潦倒一生表示出了深切的同情,同時又無情地揭露了清朝大小官吏的無知、無能和腐敗,對封建專制統治之下的人才壓抑、吏治敗壞現象進行了鞭撻和譴責。此文的結尾這樣寫道:“河自生民以來為患中國,神禹之后數千年而有潘氏(指明朝治河名臣潘季馴——引者),潘氏后百年而得陳君(指清初助靳輔治河的治河專家陳潢——引者),陳君后百年而得郭君,賢才之生如是其難,陳君見用而不盡,郭君偶試而竟不見用,而河之為患無虛日。”(1)此文還高度贊揚了郭大昌為民請命、嫉惡如仇的高尚品格。文中寫了這樣一件事:乾隆后期的權臣和珅尚未發跡時,有一天派遣仆人劉全徒步往返五千里,至其外祖父嘉謨家“求資助”。嘉謨時任河庫道,郭大昌為其幕僚。嘉謨僅資以五十兩白銀。和珅因等錢急用,于是私自出都向嘉謨借錢,言語之中頂撞了嘉謨,嘉謨怒甚,欲治以逃人之法。郭見狀,勸嘉謨“毋薄其資”,借給和珅三百兩銀元,并且自掏了三百兩銀元的腰包給和珅,和珅感激不盡。不久和珅發跡,官至戶部尚書,軍機大臣,權傾朝野。有一次,和珅隨乾隆到江南巡視,專門遣劉全帶厚禮到郭處致謝,郭不僅拒之不受,而且要劉全帶話給和珅,說昔日自己之所以勸嘉謨資助他,是認為他具有濟世之才,能“為天下窮黎乞命”,沒有料到他發跡后乃“擁權納賄,為贓吏逋逃藪,毒流生民”,真后悔“爾時不慫恿(嘉謨)治以旗人外逃之罪”(2)。包世臣還特別善于描寫人物的形象,幾筆就能將人物的外表特征勾畫出來。如他筆下的郭大昌:“為人顴赤披頭,髯長七八寸,連鬢皆蒼白”(3)。一個落魄而品德高尚的士人形象活脫脫地顯現了出來。其他如《皇敕授文林郎山東館陶縣知縣加五級張君墓表》等文也都高度贊揚了傳主勤政愛民、為民興利除弊的品德,同時對彌漫于官場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揭露和譴責。由于包世臣是嘉道年間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和書法家,因此不少人出了文集、詩集都請他作序,他也樂此不疲,據初步統計,他一生為別人文集、詩集寫的序或跋不下百什篇。和別人寫序不同,他主要是利用寫序的機會來闡述自己對寫文作詩的看法。我們前面所介紹的他的“文論”、“詩論”,其主要觀點就散見于他為別人文集、詩集所寫的序或跋中。所以,這些序實際上也是他寫的有關詩文創作理論的論文,具有頗高的學術價值。當然,為別人的文集、詩集寫序,包世臣也就免不了對這些文集、詩集的內容進行介紹和評價,但他不像其他寫序的人,只說好話、奉承的話,而是實事求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好的肯定贊揚,不好的提出批評,不為作者文過飾非,即使是他的好朋友,也是如此。包世臣的這種實事求是、秉筆直書的文風,不僅在當時,就是在今天也是難能可貴的。包世臣一生雖然游歷過不少名山大川,但與他替人寫的序或跋比較,他創作的游記的數量并不多,但這些為數不多的游記,或依圖立論,或借景抒情,或狀物寫景,文采斐然,都不失為優美的散文佳作,具有很高的美學品位。就此而論,他被公認為嘉道年間著名散文家,當之無愧。與文相比,包世臣的詩的成就或許更高一些,就形式而言,四言古詩、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五言長律、七言律詩、七言長律及絕句等諸體在包世臣的詩中賅備;就題材而言,他的詩涉及非常廣泛,大體上可分為政治詩、山水詩、田園詩、說理詩、愛情詩、詠史詩以及與朋友唱和的應酬詩等;就質量而言,雖然受時代風尚和其地位的影響,他寫的一小部分歌功頌德的官場應酬及表揚封建節孝的作品內容空洞,思想平泛,但大多數作品尤其是他的政治詩和山水詩則能做到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結合,不少堪稱優秀之作。總之,無論形式的多樣性,還是題材的廣泛性,以及內容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包世臣在嘉道年間的詩人中都是一流的,可謂名副其實的著名詩人。下面僅就包世臣政治詩和山水詩的內容作一具體介紹。政治詩政治詩在包世臣的詩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其價值最高。其價值首先就在于他以現實主義精神,相當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人民的痛苦生活。如《丙午春入江寧城見文武各署演土地會劇感賦》,描述了他在南京一帶的所見所聞:“去秋地盡赤,冬雪尚存岫。二麥浪翻處,白骨無老幼。孑遺十四五,手足面皮皴。活于賑給者,近復疫癘溝。算到青黃交,尚須百日后”(1)。已經一無所有、九死一生的農民又怎么能度過青黃不接的百日呢?等待他們的只能是離鄉背井,輾轉溝壑!《哀竟陵寄舫齋承宣》描寫水災之后湖北襄江沿岸的難民生活:“家產藉神君,捕魚活子母。魚隨南風起,饣亶粥尚可取。近日北風多,兒啼已無糗。蘆棚依薄洲,寢食蛇蟲偶。”(2)《乙巳雜詩》記錄災荒過后深秋農村的荒涼景象:“寒蟬鳴自稠,棲禽啼不喧。晨出望墟落,抵暮無炊煙。長夏既不雨,秋末已嚴寒。質買亦略盡,流亡日以繁。災情既不達,誰貰下忙錢?”(3)《己卯歲朝松江即事》講述農民地租、漕糧負擔沉重:“今年又收十分租,捐銀折漕骨髓枯。石米塊八價在市,官漕石折六塊四,豪衿交米二石三,民戶入倉橫笞詈。松漕畝已斗五升,折色倍蓰何能勝。”(4)包世臣的政治詩以其沉重的筆觸,給我們描繪了一幅人民瀕于死亡、輾轉溝壑的悲慘畫卷。這幅畫卷無疑是對千瘡百孔、腐爛丑惡的嘉道年間的黑暗現實的揭露和鞭斥。包世臣的政治詩不僅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還寄托了作者對在苦難中掙扎的下層群眾的關心和同情。比如他的《乙巳雜詩》如實地記錄了災荒過后深秋農村的荒涼景象后寫道:“哀哉鞭撻余,舍命自投淵。萬里成金湯,哀鴻抑可嘆。曰余雖孺子,念茲憂如煎。”包世臣是多么的希望“良臣致忠愛,唯在仁化宣。誰其念災黎,馳傳速一言”,趕快上奏朝廷,請求賑災,以緩解人民的苦難。在《哀竟陵寄舫齋承宣》一詩中他也希望朝廷趕快采取措施,賑濟難民,否則“但恐賑到時,難民骨已朽。又恐安集難,流亡終十九”。他尤其擔心“熟田偶被災,荒棄遂澤菽”。因為要是如此,那么今后廣大難民又靠什么生活。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包世臣對人民的深切同情與一般文人的即景興嘆、虛假同情、無力呻吟迥然不同,他努力把感情和思想付諸實踐,他的許多政治經濟活動和改革建議,雖然是從維護清王朝統治出發的,但其中也不乏救民于水火的目的與思想。就是他發明了一種機灌方法,首先想到的也是“推此利吾民,庶幾霸者澤”(5)。包世臣的政治詩的價值,還體現在對清朝大小官吏的腐敗無能和愚庸的揭露上。如它揭露官吏的腐敗:“赫斯親民侯,料入乘錦軺。日吁德無嘩,宦況茲蕭條。蠅頭長亦微,勿謂肆漁牟。居貴豈無心,升階有處高。爪牙胡假威,血枯腹其骹。入封塊作銀,量小飧無朝。”(1)封侯拜爵的封疆大吏都像蒼蠅一樣,肆意漁肉百姓,搜刮民脂民膏,就更不用說那些以漁肉百姓為能事的州、縣官吏了。在這種上下齊手的漁肉之下,廣大農民又怎能安居樂業,從事稼穡呢?“民苦漁侵事非一,害稼何須蟊與賊。鄰雞果見月一攘,身后具知堪廟食。”(2)妨害農業生產的不是所謂的蟊與賊,而是各級官吏的腐敗和他們對于農民的漁肉。再如他揭露官吏的無能和昏庸,面對赤地萬里的旱災,南京城內文武百官束手無策,不知道如何領導災民抗災自救,而只會“祀神致冥佑”,“演戲為神禱”,祈求神靈開恩下雨,但結果是雨未下,而災情更加嚴重起來,到處都能聽到餓死的冤魂在荒野哭泣,然而此時的文武百官不僅沒有任何“失職當自疚”之感,也沒有采取任何補救措施以減輕災害造成的損失,相反,他們仍然在那里歌舞升平,醉生夢死,過著花天酒地的糜爛生活。官吏們無能和昏庸不能不使包世臣感到憤怒,他厲聲質問:“餓鬼哭遍地,焉能樂笙奏。”同時這也使他對唐朝大詩人杜甫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有了進一步切身體會:“信矣杜陵言,朱門酒肉臭。”(3)包世臣的政治詩還深刻地反映了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如嘉道初年先后爆發的川楚白蓮教大起義,湖南、貴州苗民大起義以及江南各地風起云涌的農民抗漕抗糧斗爭等,在包世臣的政治詩中都有反映。盡管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他把川楚白蓮教起義軍和湖南、貴州苗民起義軍稱之為“盜”或“匪”,但他并不贊成清統治者對起義軍的一味屠殺政策,而主張“剿”“撫”并用,以撫為主,采取輕徭薄賦措施,緩和社會矛盾。對于江南各地風起云涌的農民抗漕抗糧斗爭,他則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同情,希望清政府能整頓漕務,取消勒索,以減輕農民的漕糧負擔。概而言之,包世臣的政治詩是那個時代的歌聲,通過它們,我們可以對嘉道年間的社會現實有一感性的了解。山水詩山水詩在包世臣的詩中數量最多。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是為各地封疆大吏做幕僚,流動性很大,這就為他游覽各地名山大川提供了絕好的機會;第二,他一生特別酷愛山水,凡祖國名勝古跡,只要有條件,他都要去游覽憑吊,如黃山、廬山、鐘山、兵書峽、龍門峽、樂山、嶧山、天門等他都游覽過,名山大川游覽得多,山水詩也就自然寫得多。包世臣的山水詩繼承了我國山水詩的優秀傳統,南朝著名詩人謝靈運,尤其是唐朝大詩人李白的山水詩對他的影響最大,其作品具有李詩所具有形象飛動,描摹細致,文筆雄深遒勁,氣勢宏偉奔放的特點。如他的《游鐘山》第一首寫云、寫霧,氣勢磅礴,形象逼真;寫巖、寫樹,生機勃發,靜中見動;寫泉、寫壑,瑰奇壯觀,驚心動魄。全詩對鐘山自然景色的描寫,雄偉多采,奇美突兀,堪稱佳作。除了氣勢磅礴、雄偉多采之外,包世臣的山水詩還往往能把大自然的優美景色,寫得和諧純潔,充滿生機,氣象萬千,引人入勝。如他的《山游》二首:在包世臣筆下,大自然是那樣的富有生機和活力,又是那樣的和諧秀麗,崇高純潔,一切都充滿詩情畫意,這與他在政治詩中所揭露批判的黑暗、腐敗、死氣沉沉的社會現實形成鮮明的對比。包世臣的山水詩的另一顯著特點是形象飽滿,色彩鮮明。不論描寫山水的萬千形狀,還是喧嘩的聲音,變幻的色彩,都能惟妙惟肖,貌似神合。如他寫兵書峽的險:“下峽飛擢迅,崗巒不延妙。耳目變漰湱,崩奔更奇峭。平壁三十里,長年忽我詔,是名兵書峽,神師藏劑約。”(1)寫箸嶺的高:“箸嶺歙北門,黃岳浮領頭。望望欲到天,遠令行者愁。繞谷及其麓,豁若行道周。始信鎪饞功,能湯天地幽。”(2)寫嶧山的云:“雨遍不崇朝,云唯泰山有。岌垣既相屬,郁蒸氣遂厚。阝齊如一突炊,蓊若萬馬走。此出果不歸,殷望成川藪。”(3)寫匡廬的倒影:“尋山仰齊云,揚帆俯澄練。云虛練影美,帆轉山形變。煙紫火女雨朝,鏡白月船宴。”(4)從這些詩句中可以看出,包世臣很善于把握自然界瞬息萬變的景色,并能形象地把它們描繪出來。當然在形象塑造中,他又給它們涂上了一層浪漫的色彩,從而更增添了他山水